1. 引言
传统企业理论认为，企业的责任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然而，随着全球气候变化、社会不平等等系统性风险的加剧，单一财务维度的评价体系已难以全面衡量企业的长期价值与风险。在此背景下，整合了环境(Environmental)、社会(Social)和公司治理(Governance)三大维度的ESG应运而生，并迅速成为学者关注的焦点。
ESG顺应时代发展，契合社会对企业责任的新要求。它不仅是一种投资筛选的标准，被投资者纳入决策考量，更是一种全新的企业价值观和运营管理框架。它要求企业在决策过程中，超越短期的财务绩效，全面考量对利益相关者和内部治理结构的影响，实现经济、社会与环境效益的统一。
本文通过梳理国内外相关文献，旨在呈现ESG研究的全貌，厘清其发展脉络，揭示ESG在推动企业可持续发展和社会进步中的重要作用，并为理解和实践ESG提供参考，帮助企业更好地认识ESG的价值和意义，引导企业积极践行ESG理念，提升自身的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2. ESG的相关概念
ESG的概念根植于企业社会责任(CSR)，其直接先驱是联合国在2004年发布的《Who Cares Wins》报告，该报告首次明确提出ESG术语，倡导将环境、社会和治理因素纳入资产管理和证券交易决策。2006年，联合国负责任投资原则的推出，为全球投资者践行ESG投资提供了框架，极大地推动了ESG的主流化进程。
从内涵上来讲，ESG涵盖相互关联又各有侧重的三个维度：环境维度聚焦企业与自然环境的互动，在气候变化等挑战下，企业需在减排、能源利用、水资源管理及资源循环利用等方面发力；社会维度着重企业与各利益相关者的关系，企业要保障员工权益、确保产品服务质量、与供应商建立可持续合作并积极参与社区建设；治理维度涉及企业内部治理结构的完善与规范运作，包括建立有效董事会制度、保障股东权益、健全内控体系以及加强对管理层的监督激励。这三个维度相互影响促进，共同构成企业可持续发展的综合评价体系，助力企业应对挑战、降低风险、赢得信任并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共赢。
3. ESG的理论基础
3.1. 利益相关者理论
利益相关者理论由美国管理学家弗里曼(Freeman)于1984年在《战略管理：利益相关者方法》中首次系统提出。该理论挑战了传统的“股东至上”理念，认为企业不应仅仅对股东负责，而需要平衡所有利益相关者的权益。弗里曼将利益相关者定义为“任何能够影响组织目标实现或受其影响的群体或个人”，包括员工、客户、供应商、社区、政府、环境等多元主体。
这一理论的核心观点在于，企业的生存和发展依赖于各利益相关者的支持，因此必须考虑他们的利益诉求，通过价值共创实现可持续发展。利益相关者理论为ESG理念提供了基础，解释了企业为什么要超越利润最大化目标，关注环境、社会和治理绩效。
3.2. 可持续发展理论
可持续发展理论是一种旨在平衡经济、社会和环境三大支柱的发展范式，其核心理念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能力。这一理论最早由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1987年发表的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中正式提出，并迅速成为全球发展议程的指导原则，确立了可持续发展的三大支柱——环境健康、经济增长和社会公平。
可持续发展理论包含三个不可分割的维度，环境可持续性强调对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和生态系统的保护，要求人类活动必须在地球承载能力范围内进行；社会可持续性关注社会公平、包容性发展和人民生活质量的提升，确保所有人都能享有平等的机会和资源；经济可持续性则追求长期稳定的经济增长，但这种增长必须是资源高效、环境友好和社会包容的。
4. ESG的影响因素
4.1. 内部影响因素
在内部因素方面，学者基于高管特征、产权结构、企业规模和企业行动对ESG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探讨。
从高管特征看，当企业董事会独立性较高时，能更好地了解利益相关者的关键性，积极进行ESG信息披露，进而表现出更高的ESG绩效(张长江等，2023) [1]。从产权结构看，Weber (2014)指出，与非国有企业相比，国有企业ESG信息披露的比例更高。原因在于：国有企业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载体，会更多地关注环境治理、社会责任等非经济目标[2]。从企业规模看，规模较大的企业一般资源较为丰富，有能力从事ESG活动，从而提升ESG绩效(林永生等，2024) [3]。从企业行动和资源方面看，企业开展一系列责任活动，拥有某些资源的程度或主动转变其资源用途，会对ESG的提高产生影响。供应链数字化能够显著提升企业ESG绩效，这种作用主要是通过加强公司治理、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和缓解融资约束来实现(Yan Zhu, Zhuyun Zhang, 2024) [4]。
4.2. 外部影响因素
在外部因素方面，可以分为宏观经济、政府行为和市场力量三大类。
从宏观环境看，经济、政治和法律制度等国家层面的宏观环境特征显著影响企业ESG。Cai Y等(2016)提出在经济发达的地区中，其人均收入水平也较高，此时外部利益相关者对于企业ESG信息需求更强，进而促进企业提升ESG绩效[5]。也有学者围绕政府政策，考察了绿色金融、税收激励等与企业ESG的关系。相关研究表明，绿色信贷政策和税收激励政策能够促进企业绿色转型，进而使ESG绩效得到显著提升(程庆庆和刘志铭，2024) [6]。从市场力量看，机构投资者参与能够使公司治理保持有效性，引导企业积极履行ESG责任，实现更高的ESG绩效(Huang等，2022) [7]。
5. ESG的经济后果
5.1. 企业绩效
ESG通过环境、社会与治理三维度的协同改善，显著提升企业的绩效，不仅包括财务绩效，还有经营绩效等方面。李谦(2025)发现，流通企业借助ESG披露降低信息不对称，通过绿色物流和供应链优化降低了运营成本，强化了经营绩效[8]。刘钢(2025)进一步指出，良好的ESG表现向资金供给方释放低风险信号，缓解金融错配，降低融资成本，从而以总资产净利润率和每股收益的提升反映在财务绩效上[9]。陶小龙等(2025)则以农业上市企业为例，强调ESG与绿色技术创新结合带来的品牌溢价、资源节约和品质提升，使企业在营业收入、成本控制及市场占有率上持续受益，并最终表现为绩效的增长[10]。
5.2. 企业创新
ESG对企业创新具有显著且多维的经济后果。方先明和胡丁(2023)基于A股上市公司专利数据发现，ESG评级越高，企业专利总量越多，且主要通过发明专利实现，表明ESG不仅提升创新产出数量，也提高创新质量[11]。杨涓涓与刘琳(2025)进一步指出，在“双碳”背景下，ESG的环境、社会和治理三维度均显著促进绿色技术创新，其中社会维度边际效应最大；融资困境在两者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良好的ESG表现通过绿色信贷、声誉资本和信息透明化缓解资金约束，从而间接激发创新[12]。综上，ESG已成为企业实现“增量提质”式创新的重要制度抓手。
5.3. 企业风险
ESG对企业风险具有显著的经济后果影响，已成为近年来学术界关注的热点议题。蒋艺翅等(2024)发现ESG信息披露显著降低了企业整体风险水平。其机制在于，ESG信息披露增强了利益相关者认同、减少了信息不对称，并有效管理了企业面临的ESG风险，从而发挥了“风险缓释器”的作用[13]。进一步地，王珍义等(2025)从供应链结构视角出发，探讨了ESG表现如何通过供应链集中度影响企业风险。研究发现，良好的ESG表现能够显著降低企业风险，而供应链集中度在其中起到了正向调节作用。具体而言，高供应链集中度强化了ESG表现与企业风险之间的负相关关系。这表明，稳定的供应链关系有助于放大ESG表现的风险缓释效应[14]。此外，吴一丁和姜滔(2025)从资本市场角度出发，研究了ESG表现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良好的ESG表现能够有效降低股价崩盘风险，其机制主要通过抑制投资者羊群效应和提升媒体关注度实现。然而，该研究也指出，ESG表现对股价崩盘风险的抑制作用并不具备长期持续性，其影响主要体现在短期市场反应中[15]。在债务违约风险方面，王晶晶与杨亚楠(2023)系统检验了ESG表现对企业债务违约风险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发现，ESG表现显著降低了企业的债务违约风险，机制检验表明，ESG表现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和代理问题两条路径降低违约风险[16]。
6. ESG研究中的关键争议问题
当前ESG研究领域存在若干关键争议，深刻反映了理论假设及实证结论上的显著差异。
在ESG与企业绩效的关系上，支持观点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和资源基础观，认为良好的ESG表现可通过提升声誉、促进创新等途径改善企业财务绩效，而反对观点则从古典经济学出发，强调ESG活动可能增加显性成本并挤占生产性投资，导致短期财务绩效下降，双方分歧根源于理论起点和绩效度量指标的根本不同。
在ESG评级的有效性方面，支持者认为主流评级能有效区分企业可持续能力并提供投资参考，反对者则指出不同机构间评级分歧严重、“漂绿”行为频发，导致评级可信度受损，其核心争议源于ESG测量缺乏统一标准及定性指标难以量化所引发的方法论异质性。
在ESG驱动动机方面，价值驱动观强调企业出于战略选择和长期竞争优势主动践行ESG，而制度压力观则认为ESG改善主要是回应外部制度压力的被动合规行为，这一争议反映出资源基础观与制度理论的理论视角差异以及对企业动机主动性与被动性的不同判断。
7. 结语
在系统梳理ESG现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系统阐述了ESG的概念演进、理论基础、影响因素及经济后果，并重点剖析了当前研究中的关键争议问题。为整合现有研究的共识与分歧，本文进一步提出一个整合性的“动机–行为–绩效–情境”分析框架，强调ESG实践始于多元动机，转化为具体行为，最终影响多维绩效，且受企业异质性等情境因素的调节，以此弥合理论冲突并指引未来研究方向。
基于此框架，未来研究应聚焦于三个可检验的核心问题：一是在何种具体情境下ESG投入更显著体现为价值创造而非成本负担；二是ESG评级分歧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方法论异质而非企业“漂绿”，及其能否预测合规与信任风险；三是企业提升ESG的动机及其在不同治理条件下的影响。通过揭示“动机–行为–绩效”的中介机制与情境边界，可推动ESG理论从零散走向系统、从争议走向共识。
ESG已演进为衡量企业可持续性与长期价值的核心范式，不仅重塑企业价值认知和管理逻辑，更成为连接资本市场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重要桥梁。尽管当前全球ESG发展仍面临标准不统一、“漂绿”频发和数据质量不足等挑战，但其底层逻辑日益清晰：良好的ESG实践可通过提升绩效、管理风险和激发创新，为企业创造长期价值。随着未来全球标准趋同、技术赋能和监管完善，ESG将进一步融入企业战略与投资决策的核心，推动经济向包容、韧性和可持续方向转型。对企业而言，将ESG深度内化为发展基因，已成为迈向高质量发展和提升全球竞争力的必然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