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工业文明以来，全球性生态危机凸显了人类中心主义发展模式的局限。“中华民族向来尊重自然、热爱自然，绵延5000多年的中华文明孕育着丰富的生态文化[1]。”当前，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进入“压力叠加、负重前行”的关键期，亟需从传统文化中汲取智慧。古代生态哲学强调“万物一体”的系统思维与“取予有节”的实践理性，与可持续发展理念高度契合。例如，哈尼族“森林–村寨–梯田–水系”的四素同构系统、湖州桑基鱼塘“塘基种桑–桑叶养蚕–蚕沙养鱼–鱼粪肥塘”的循环模式、福建土楼“环形建筑–天井通风–夯土保温”的生态设计，均展现了传统智慧的当代生命力。
2. 古代生态哲学的核心体系与现代价值
2.1. 哲学基础：多元一体的生态世界观
2.1.1. 儒家“生生之德”的生态伦理
儒家将宇宙视为“生生不息”的有机整体。《易传》提出“天地之大德曰生”，认为万物皆有“各正性命”的权利。孟子“斧斤以时入山林”的主张(《孟子·梁惠王上》)，荀子“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的禁令(《荀子·王制》)，确立了“以时禁发”的资源利用原则[2]。北宋张载“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命题(《正蒙·乾称篇》)，将仁爱扩展至万物，为现代生态伦理提供了“道德扩展主义”的思想资源。
2.1.2. 道家“道法自然”的实践智慧
老子“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德经》第25章)的论断，否定了人类对自然的主宰地位。庄子“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齐物论》)的齐物思想，消解了主客二分的认知框架。这种“顺应自然”的智慧在当代得到印证：比利时前驻华大使帕特里克·奈斯在昆明东川实践“不翻耕、不施肥、不打药”的永续农业，七年使荒地恢复生机，其理念与道家“无为而治”高度契合[3]。
2.1.3. 法家“顺天之时”的制度理性
法家强调“不逆天理，不伤情性”(《韩非子·大体》)，主张通过法律手段规范自然资源利用。《商君书·垦令》提出“壹山泽”政策，由国家统一管理山林湖泽，避免无序开发。睡虎地秦简《田律》规定“春二月，毋敢伐材木山林及雍堤水”，体现了“顺时取物”的生态保护思想。韩非子记载的“弃灰于道者断其手”的严苛律法，虽过于残酷，但反映了古代对环境污染的零容忍态度。
2.1.4. 阴阳家“五行相生”的系统思维
阴阳家以“阴阳五行”理论解释宇宙万物的运行规律。《吕氏春秋·十二纪》详细记载了“孟春之月，禁止伐木，无覆巢，无杀孩虫胎夭飞鸟”的“四时之禁”，将生态保护与季节变化紧密结合。这种“五行相生相克”的系统观，与现代生态学的“生物链”概念异曲同工，为生态系统管理提供了整体思维框架。
2.2. 制度创新：传统生态治理的运行机制
2.2.1. 虞衡制度的资源管控体系
周代设立的“山虞”“泽虞”“川衡”“林衡”等官职(《周礼·地官》)，形成世界最早的专职环保机构。汉代《四时月令诏条》规定“孟春禁止伐木”“仲春修利堤防”(悬泉汉简，5年)，唐代《水部式》细化水利管理，体现了“分区管控–时序调节–奖惩并举”的治理逻辑。这种制度设计与现代“河长制”“林长制”具有功能同构性，为生态治理体系现代化提供历史镜鉴。
2.2.2. 法家生态治理思想的现代诠释
(1) 《管子》的生态系统观
《管子·地员》篇将土壤分为18类90种，提出“相其土地而为之种”的因地制宜思想，与现代土壤地理学的土壤分类系统高度契合。“草土之道，各有谷造”的论述，强调根据植被类型确定土地利用方式，这种生态分区理念比西方同类思想早2000余年[4]。《管子·轻重甲》记载的“山林梁泽以时禁发”制度，建立了世界最早的“自然保护区”雏形，规定“苟山之见荣者，谨封而为禁。有动封山者，罪死而不赦”。
(2) 秦律生态保护体系新证
2022年里耶秦简新发现的“禁苑律”竹简，补充了《田律》未记载的细节：“春二月，毋敢伐材木山林及雍堤水；不夏月，毋敢夜草为灰；取生荔；麛卵；毋毒鱼鳖；置穽网，到七月而纵之[5]。”这些规定涵盖林木保护、渔业管理、野生动物保护等全方面，其精细化程度远超此前认知。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毒鱼鳖”禁令，表明秦代已认识到毒药捕鱼对生态系统的破坏，这比罗马帝国类似法律早400余年。
(3) 法家思想对现代环境立法的启示
法家“壹山泽”制度对当代自然资源统一管理具有直接借鉴意义。对比分析显示，我国现行“林长制”与秦代“山虞”制度在功能定位上具有同构性，均强调“分级负责、全域覆盖”。《商君书》“利出一孔”的资源管控思想，在长江流域“十年禁渔”政策中得到创造性转化，通过单一管理主体实现生态保护与渔民转产的统筹推进。法家“刑赏并用”原则启示现代环境立法：2024年《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管理规定》引入的“惩罚性赔偿”制度，与秦律“罚戍”(罚做戍边)措施具有功能相似性。
2.2.3. 乡规民约的基层治理实践
哈尼族“守林人”制度、侗族“款约”禁忌(如禁止砍伐风水林)、苗族“榔规”对野生动物的保护，展现了非正式制度的约束力[6]。浙江青田稻鱼共生系统中，“田鱼洄游通道必须保持畅通”的村规民约，与当代生态补偿机制异曲同工。这类“软法”治理形式，有效降低了制度执行成本，为现代社区参与式治理提供经验。
2.3. 技术范式：传统生态智慧的实践表达
2.3.1. 循环农业的物质能量流动
桑基鱼塘系统通过“桑–蚕–鱼–塘泥–桑”的闭环，实现氮磷钾等元素的高效循环。据浙江大学研究，该系统氮素利用率达87%，远超现代农业30%的平均水平[7]。2025年最新研究显示，桑基鱼塘年固碳量达12.7吨/公顷，其中：桑树光合作用固碳占62%，鱼塘沉积物碳埋藏占28%，微生物转化占10%。该系统碳汇能力是常规稻田的2.3倍，相当于每公顷每年减少3.2辆小汽车的碳排放。基于此，湖州已开发“桑基碳汇交易产品”，2025年首笔交易价格达420元/吨CO2e，为全球农业碳汇提供新范式[8]。
哈尼梯田“冲肥”技术(利用高山流水输送有机肥)、云贵“稻鱼鸭”系统(水稻提供遮阴、鱼吃杂草、鸭粪肥田)，均体现“共生互利”的生态智慧，为现代有机农业提供技术原型。
2.3.2. 适应性景观的工程智慧
(1) 山地生态系统设计
哈尼族利用哀牢山立体气候，构建“山顶森林–山腰村寨–山脚梯田”的垂直布局，森林覆盖率每提升1%，梯田灌溉保证率提高2.3%。元阳县2025年生态监测报告显示，实施传统管理的梯田区域：维管植物种类达328种(较周边农田多142种)，昆虫多样性指数(H')为3.8 (周边农田H' = 2.1)，两栖爬行动物数量是常规农田的2.7倍。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梯田系统中发现的特有物种“哈尼稻蝗”，仅存在于维持传统耕作的梯田中，已被列为濒危物种。
(2) 建筑生态智慧的地域多样性
福建土楼 华侨大学建筑学院2025年实测显示，传统土楼在夏季极端高温天气下(室外38℃)，室内温度维持在28℃ ± 1℃，较砖混建筑节能率达42%。热成像分析表明，1.6米厚夯土墙的热惰性指标(D值)达48 h，远超现代节能标准(D ≥ 30 h)。在冬季，土楼热损失系数(U值)为0.8 W/(m2∙K)，优于GB 50176-2016《民用建筑热工设计规范》的1.0 W/(m2∙K)要求。
陕北窑洞 采用“下沉式院落”设计，通过5~8米深的地下空间实现温度稳定。夏季室内温度较室外低8℃~10℃，冬季高6℃~8℃，湿度维持在50%~60%的舒适区间[9]。延安宝塔区实测数据显示，窑洞建筑能耗仅为当地砖混建筑的31%，碳排放强度12 kgCO2/(m2∙a)，远低于国家标准的45 kgCO2/(m2∙a)。其“天井–地坑–排水沟”系统年集水量达280 m3/户，雨水利用率达72%，解决了干旱地区水资源短缺问题。
2.4. 古代生态思想实践的局限性分析
2.4.1. 历史环境治理案例的局限性
中国历史上虽存在诸多具有生态意识的治理实践，但受时代条件与认知水平限制，存在明显局限性。以明清时期黄土高原的垦荒政策为例，明代为巩固边防推行“军屯”“民屯”，鼓励向黄土高原北部移民垦荒，初期虽促进了农业发展，但大规模开垦破坏了原有植被。至清代，垦荒范围进一步扩大，过度垦殖导致黄土高原水土流失加剧，土壤肥力下降，生态环境逐渐恶化。当时虽有部分官员意识到问题，如清代官员胡季堂提出“禁垦山坡以防水患”，但受“以农为本”的经济思想与人口增长压力影响，相关禁令难以长期执行，生态破坏趋势未能有效遏制。
再如唐宋时期江南地区的围湖造田实践，为应对人口增长带来的粮食需求，江南民众大规模围湖筑圩(圩田)。圩田在一定时期内提高了粮食产量，但过度围湖导致湖泊面积大幅缩减，调蓄洪水能力下降。唐代后期至宋代，江南地区洪涝灾害频发，如北宋天圣年间(1023~1032年)，苏州、湖州等地因圩田过度扩张，连续多年遭受洪涝，粮食减产严重。当时虽有“退圩还湖”的呼吁，但因涉及大量农户的土地利益，执行难度极大，未能从根本上解决围湖造田带来的生态问题。
2.4.2. 古代生态思想的内在局限性
古代生态思想多基于经验总结与哲学思辨，缺乏科学系统性与普适性。儒家“天人合一”思想强调人与自然和谐，但侧重于伦理层面的道德倡导，未形成可量化、可推广的具体技术与制度体系，在面对大规模、跨区域的生态问题时，难以提供有效解决方案。道家“道法自然”主张顺应自然，但过度强调“无为”，在人口增长、资源需求扩大的社会背景下，易陷入“消极保守”的困境，无法满足人类对资源合理利用与发展的需求。
法家“顺天之时”的制度虽具有一定刚性，但受专制体制影响，制度执行易受政治权力干预。如秦代《田律》虽有严格的生态保护规定，但在秦统一六国后，为满足大规模工程建设(如阿房宫、长城修建)对木材的需求，朝廷常突破“春二月毋敢伐材木山林”的禁令，导致关中地区森林资源过度消耗。此外，古代生态思想多局限于农业生产领域，对手工业、商业发展带来的生态问题关注不足，如明清时期景德镇瓷器生产，因大量砍伐木材作为燃料，导致周边山林植被破坏，水土流失加剧，当时的生态思想对此类问题缺乏有效的应对策略。
3. 古今对话：传统智慧的现代转化
3.1. 云南哈尼梯田的“四素同构”系统修复
云南哈尼梯田的“四素同构”系统修复工作，通过恢复“木刻分水”(利用刻痕调节水量分配)与“赶沟人”(专职沟渠维护人员)等传统管理制度，同时结合2024年投入180万元建成的无人机巡护数字化平台，实现了显著成效：遗产区森林覆盖率由53.5%提升至63.8%，水稻亩均增产15% [10]。该修复模式的创新之处在于三方面：技术融合上，采用GPS定位传统分水木刻以实时监测水流分配公平性；利益联结方面，通过生态补偿资金(200元/亩·年)与红米品牌溢价(每公斤售价为普通米的3倍)相结合，保障了农民的参与动力；文化赋能层面，则将《哈尼族四季生产调》非遗传承与研学旅游相融合，年接待游客已超120万人次。
3.2. 浙江桑基鱼塘的司法保护与产业创新
浙江桑基鱼塘的司法保护与产业创新工作，面对20世纪90年代面积缩减40%的萎缩问题，湖州市实施“三权分置”模式(所有权归集体、承包权归农户、经营权归合作社)，并结合2024年出台的《司法保护令》，明确禁止“破坏性开挖”“损毁桑树”等行为，使核心区桑基修复率已达到95%。其创新做法体现在三个方面：生态警务方面，通过无人机巡护与热感应监测相结合，使违法行为响应时间由48小时缩短至2小时；文化IP开发上，举办“鱼桑文化节”推动民宿收入实现年增长270%，并开发出桑叶茶、蚕沙枕头等20余种特色产品；此外，在碳汇交易领域，计划于2025年推出“桑基碳汇”项目，预计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1.2万吨[8]。
3.3. 福建土楼生态系统的活态传承
福建南靖河坑土楼群通过实施“建筑–生态–文化”三位一体的保护方法，达成了遗产的活态传承目标。在生态修复方面，运用传统夯土技艺对墙体进行修复，添加竹筋以增强抗震性能，同时完整保留原有的通风结构[11]；功能更新上，将闲置粮仓改建为生态博物馆，引入地源热泵系统以解决潮湿难题，能耗较现代建筑降低40%；社区参与层面，推行“土楼管家”管理制度，培训村民成为讲解员与维护员，使参与家庭年均增收约1.2万元[6]。
3.4. 传统生态系统与现代农业模式的绩效对比
传统生态系统在资源利用效率和生态效益方面展现出显著优势，但在经济产出方面存在局限。下表1为桑基鱼塘、哈尼梯田等传统系统与现代常规农业的关键绩效指标对比：
Table 1. Comparison of 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s between traditional ecosystems and modern conventional agriculture
表1. 传统生态系统与现代常规农业的关键绩效指标对比
指标类别 |
具体指标 |
传统生态系统 |
现代常规农业 |
资源利用效率 |
氮素利用率 |
桑基鱼塘：87% |
常规稻田：30% |
水资源循环率 |
哈尼梯田：92% |
灌溉农业：45% |
生态效益 |
年碳汇能力(吨/公顷) |
桑基鱼塘：12.7 |
常规稻田：5.5 |
生物多样性指数(H') |
哈尼梯田：3.8 |
周边农田：2.1 |
土壤侵蚀控制率 |
哈尼梯田：85% |
坡耕地：32% |
经济效益 |
单位面积产值(万元/公顷) |
桑基鱼塘：5.2 |
常规稻田：2.8 |
劳动力投入(人/公顷/年) |
哈尼梯田：180 |
常规农业：65 |
数据来源：元阳县水利局(2025)、浙江大学农业生态研究所(2024)、联合国粮农组织(2023)。
从表中可知，传统系统在资源循环和生态保护方面优势显著，但劳动力投入是现代模式的2.8倍，这也是其在市场化农业中竞争力不足的主要原因。因此，现代转化需重点解决“生态效益–经济效率”的平衡问题。
4. 生态环境治理的创新路径构建
4.1. 动态禁限制度的现代设计
借鉴“以时禁发”理念，可建立“生态敏感区季节性管控清单”。如长江流域参照《吕氏春秋》“竭泽而渔”禁忌，实施“春季禁渔 + 秋季限额捕捞”；黄土高原推广“雨季造林 + 休耕轮作”，模拟古代“休养生息”制度。甘肃迭部扎尕那农林牧复合系统(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采用“夏牧–冬休”轮作制，使草场载畜量提高20% [12]。
4.2. 环境立法的文化根基培育
将“天人合一”理念纳入环境法典总则，如《民法典》第9条“绿色原则”可进一步吸收“万物一体”思想；在《环境保护法》修订中增设“生态伦理教育”条款，借鉴《朱子家训》“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的节俭观，培育全民生态道德。唐代《唐律疏议》“非时烧田野笞五十”的刑罚条款，可转化为现代“生态环境损害惩罚性赔偿”制度的文化依据。秦律生态条款对当代环境法典的借鉴意义尤为显著，如《田律》“禁伐材木山林”的规定，可转化为“生态保护红线”制度的文化渊源。
4.3. 传统知识持有者的主体地位重塑
在云南景迈山古茶林保护中，布朗族“神山禁忌”与现代保护区制度结合，村民参与度从31%提升至78%，盗伐事件下降90%。建议推广“传统生态知识登记制度”，如侗族“萨岁神林”守护者可认定为“生态护林员”，享受政府津贴；设立“非遗 + 生态”传承人，将桑基鱼塘技艺、哈尼分水习俗纳入职业技能认证体系。
4.4. 数字技术赋能传统管理方式
开发“木刻分水”APP，通过智能水表实现用水量自动计量与公平分配；建立“生态智慧数据库”，收录苗族“气候物候历”(如“燕子低飞预示干旱”)、藏族“神山圣湖”保护禁忌等地方性知识，为气象预警、生态修复提供辅助决策。浙江德清“数字珍珠养殖系统”(2024)融合传统珠蚌养殖技艺与物联网水质监测，使珍珠优质率提升40%。
4.5. 生态工程的传统技术现代化
将哈尼梯田“水沟鱼道”设计转化为现代农田生态廊道，减少农药使用量；借鉴客家围龙屋“半月池”雨水收集系统，优化海绵城市“下凹式绿地”设计参数[13]。南京工业大学研究表明，传统“透水砖”(如徽州青石板)渗透系数达2.3 × 10−3 m/s，远超现代混凝土砖(5 × 10−6 m/s)，已在苏州古城改造中推广应用(2025年) [14]。
4.6. 循环经济的传统模式升级
推广“桑基鱼塘+”模式。在广东顺德发展“光伏桑基”(棚顶太阳能、棚下养蚕养鱼)，单位面积产值提高3倍；在江苏兴化垛田系统中引入“电商 + 认养农业”，使农户收入增长180%。这些实践证明，传统生态系统的“多功能性”特征，可通过现代产业思维实现价值倍增，如表2所示。
Table 2. Operational checklist and evaluation indicators of policy instruments
表2. 政策工具操作清单与评估指标
路径 |
具体行动 |
评估指标 |
动态禁限制度 |
建立“生态敏感区季节性管控清单” |
违规开发事件下降率 ≥ 80% |
传统知识登记 |
认定“生态护林员”资格 |
村民参与度提升至75%以上 |
数字技术赋能 |
开发“木刻分水”智能监测APP |
水量分配纠纷减少率 ≥ 90% |
碳汇交易创新 |
推出“桑基碳汇”项目 |
年减排量达1.2万吨CO2e |
5. 挑战与对策：传统智慧赋能的边界与突破
5.1. 现实约束：传统智慧转化的障碍因素
5.1.1. 文化认知的断裂与工具理性膨胀
年轻一代对“赶沟”“冲肥”等传统技艺的掌握率不足15% (元阳县非遗中心，2024)，而现代农业过度依赖化肥农药(我国化肥利用率仅36%)，与“用养结合”传统相悖。此外，短期经济利益驱动导致“生态殖民主义”，如哈尼梯田部分区域改种经济林，破坏“四素同构”平衡。
5.1.2. 制度环境的适应性不足
古代“虞衡制度”依托中央集权体制，与现代分权治理存在张力；传统“乡规民约”法律效力有限，如侗族“款约”对偷猎者的惩罚(罚酒100斤)难以在当代适用。需通过“软法硬化”(如将村规民约纳入司法调解依据)、“硬法软化”(环境法增设“传统知识条款”)实现制度兼容。
5.1.3. 传统知识的技术转化与标准化障碍
传统生态智慧多以经验性知识存在，缺乏现代科学体系的标准化表达与量化验证。例如哈尼族“木刻分水”技术通过在横木上刻槽调节灌溉流量，其精度依赖工匠经验(槽深1.2~3.5 cm对应0.3~1.2 L/s流量)，但该参数无法纳入现代水利工程的流量计算公式(需精确到0.01 L/s)。西南大学2024年调研显示，82%的传统农业技术因缺乏标准化操作手册和检测指标，无法进入现代农业技术推广目录。此外，侗族“月落而作”的物候农时体系，与现行公历节气指导的农业机械调度存在7~15天误差，导致传统实践难以与现代农业生产节奏匹配。
5.1.4. 经济激励机制失衡与代际传承断裂
传统生态实践的经济效益与现代市场化农业存在显著落差。以黔东南州为例，“稻鱼鸭”系统每亩年均收益3800元，较单一杂交水稻种植(5200元)低27%，且劳动投入增加40%。这种“生态–经济”悖论导致年轻劳动力持续外流，从江县2024年统计显示，35岁以下掌握“靛染技艺”的传承人仅存12人，较2010年减少68%。更严峻的是，现行农业补贴政策多向规模化、集约化经营倾斜，云南省2023年农业补贴中，针对传统生态农业的专项补贴仅占1.2%，远低于粮食直补(38%)和农机购置补贴(25%)的占比。
5.2. 突破路径：构建“古今协同”的生态治理体系
5.2.1. 教育创新：生态伦理的代际传承
在中小学开设“传统生态智慧”课程，如浙江湖州将桑基鱼塘知识纳入科学教材；高校设立“农业文化遗产”微专业，培养复合型保护人才。联合国粮农组织“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培训中，中国传统案例占比达38% (2025年数据)，需进一步扩大国际话语权。
5.2.2. 政策创新：建立传统知识保护补偿机制
设立“生态智慧保护基金”，对“稻鱼鸭”系统、“畲族蓝靛”技艺等给予年度补贴；在生态补偿制度中增设“传统实践维持费”，如哈尼梯田每亩补贴200元(2024年元阳县政策)。欧盟“农村发展计划”(2021~2027)已借鉴中国经验，对应用传统农业技术的农户给予额外补贴。
5.2.3. 国际合作：中国智慧的全球贡献
推广“道家生态哲学 + 西方永续农业”的融合模式，如比利时帕特里克·奈斯的东川农庄(2021)；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设“传统生态技术示范中心”，如在东南亚推广“稻鱼共生”系统，预计可使参与农户增收25% [15]。这种“南南合作”模式，可避免西方生态中心主义的文化霸权，提供多元现代性方案。
5.2.4. 数字技术赋能传统智慧的活化利用
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建立传统生态知识的数字化保护与应用体系。云南省“非遗生态智慧数据库”(2024)已收录120项传统技术，通过区块链确权保护17项核心技艺，开发者可通过智能合约获得使用分成(单次授权费200~500元)。在实践层面，广西“壮乡农智”APP整合300条壮族气象谚语，结合机器学习优化预测模型，使早稻病虫害预警准确率提升至89% (传统经验预测准确率65%)。更具创新性的是，浙江丽水开发的AR农事助手，通过扫描稻田即可显示“稻鱼共生”系统的生物种群动态，使年轻农户掌握关键技术的时间从3个月缩短至2周，2024年该技术已在12个村落推广，带动传统农业复种率提升23%。
6. 结论
古代生态哲学智慧通过“价值理念–制度工具–技术范式”的分层转化，为现代生态环境治理提供了文化根基与实践路径。儒家“天人合一”的整体观矫正了工业文明的人类中心主义，道家“顺应自然”的实践观为韧性治理提供方法，法家“刑赏并用”的法治观强化制度刚性，阴阳家“五行相生”的系统观丰富生态系统管理工具。哈尼梯田、桑基鱼塘、福建土楼、陕北窑洞等案例证明，传统生态系统蕴含的“适应性管理”“循环效率”“社区自律”等智慧，可有效破解现代环境治理中的“政府失灵”“市场失效”困境。在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深入挖掘古代生态哲学的当代价值，不仅能增强文化自信，更能为全球可持续发展提供“中国方案”——这种方案不是简单的技术输出，而是基于“和而不同”哲学的文明对话，是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生动诠释。
基金项目
四川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生态化教育研究中心课题：《中国古代生态哲学思想及其现实意义研究》阶段成果，项目编号：STYB25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