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托马斯·库恩(1922~1996)是美国杰出的科学史家与科学哲学家，曾担任美国科学史学会与科学哲学协会主席。其1962年出版的著作《科学革命的结构》，以其颠覆性的思想在学界引起巨大震动，也为库恩赢得了崇高的国际声誉。《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提出了“范式”、“常规科学”、“反常”、“科学革命”等一系列核心概念，其影响力远远超出了科学哲学领域，对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乃至人文学科的研究都产生了深远影响。深入理解库恩的核心观点，对于我们反思学术研究的本质，改进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范式，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双重意义。
2. 常规科学与科学中的反常现象
库恩首先对科学活动的不同阶段进行了划分，区分了“常规科学”与“科学革命”，而“反常”则是二者转换的关键。所谓常规科学，即“坚实地建立在一种或多种过去科学成就基础上”的研究活动，这些成就“为某个科学共同体在一段时期内公认为是进一步实践的基础”。([1], p. 8)在常规科学时期，学术共同体遵循着一个共同的“范式”，其研究旨在“精炼、引申并阐明早已存在的范式。”([1], p. 103)
常规科学研究有着清晰的规则与标准，研究者们通常关注在既定范式所限定的狭窄问题域内，使用范式所认可的仪器与方法。因此，其研究成果在本质上是对原有理论的进一步阐释与补充。正如库恩所言：“常规科学的目的既不是去发现新类型的现象，……也不是发明新理论，而且往往也难以容忍别人发明新理论。相反，常规科学研究乃在于澄清范式所已经提供的那些现象与理论。”([1], p. 20)这段话清晰地表明，常规科学的本质是“解谜活动”，其成功不在于发现新事物，而在于运用现有范式成功地解决预设的谜题。
然而，当一个本应由常规方法解决的问题，虽经共同体中最优秀的成员反复尝试却依然无解时，“反常”现象便出现了。“反常”的出现，是旧范式存在局限性的重要信号。如果通过持续的努力仍无法用现有理论解释这些反常，学术共同体便会逐渐进入一个“反常时期”，其标志是研究的常规性被打破。随着非常规研究的增多，科学家们会开始尝试新的方法，评判成果的标准也会随之松动，新科学实践的基础便在这一过程中逐步建立。这个从“反常”到“危机”，再到新范式确立的时期，库恩称之为“科学革命”。
一次成功的“科学革命”会产生三大效果：首先，学术共同体将抛弃旧的理论，转而接纳一个与之不相容的新理论。其次，问题的转换，即在新范式下，什么样的问题是“科学的”、值得研究的，其标准发生了根本性改变。最后，也是最深刻的，即世界观的转变——革命完成后，共同体看待世界的方式已然不同。而在革命之后，新范式下的常规科学研究，其任务便是库恩所说的“扫尾工作”。他认为，“大多数科学家倾其全部科学生涯所从事的正是这些扫尾工作。这些工作构成了我在这里所称的常规科学。”([1], p. 20)
3. 范式：学术共同体的基石
“范式”是库恩理论体系的中心概念，它指的是“一个科学共同体所共有的东西”，包括理论、法则、方法乃至形而上学的信念。反之，“一个科学共同体由共有一个范式的人组成。”([2], pp. 287-311)范式为常规科学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方法论指导，而范式的更替则标志着科学革命的发生。
一个理论之所以能获得“范式”的地位，是因为“它们比它们的竞争对手更善于解决那些科学家群体认为的最重要的问题。”([1], p. 19)库恩在此特意补充道，“说它更成功既不是说它能完全成功地解决某一个单一的问题，也不是说它能明显成功地解决任何数目的问题。”([1], p. 19)这意味着，范式的成功是相对的，它只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为学术共同体提供了一个最有前景的研究框架，而非一个完美无缺的理论体系。
“范式”的确立，为学术共同体提供了一套选择和评判问题的标准。在范式被视为理所当然时，被选出的问题都被默认为是“有解的”。只有在范式基础上提出的问题，才被承认为“科学问题”。而其他问题，哪怕在前一个范式中是核心议题，“都将作为形而上学的问题，作为其他学科关心的问题，或有时作为因太成问题而不值得花费时间去研究的问题而被拒斥。”([1], pp. 30-31)库恩的这一论断揭示了范式是如何塑造学科边界、确保研究的专业性和一致性的。正是在统一的范式下，有效的学术对话和知识的增量积累才成为可能。
范式的出现，使得学术研究日益规范化、专业化，并逐渐脱离日常话语体系。这种专业化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精确性。库恩发现，学术的进步通常要求建构更精巧的装置，发展更精炼的术语，从而“不断减少与模糊的常识原型(Prototypes)之间的相似性。”([1], p. 55)这种专注使得科学家对特定现象的考察达到了其他任何方式都无法企及的深度和“观察–理论相一致”的精确度。
4. 反常与科学革命的动力学
库恩发现，反常并非孤立存在，它“只在范式提供的背景下显现出来”。一个理论范式越是精确、覆盖面越广，它作为“反常”指示器的作用就越灵敏。常规科学对范式的坚守，恰恰为最终的革命创造了条件。这种对既有规则的坚持，“将保证范式不会太轻易地被抛弃，科学家将不会轻易地被反常烦扰，因而导致范式改变的反常必须对现存知识体系的核心提出挑战。”([1], p. 55)这说明，只有那些深刻动摇了范式根基的反常，才能真正引发危机。
库恩细致地描述了从“反常”到“发现”的过程：“起初，人们只能感受到预期的和通常的情形……然而，进一步熟悉以后，就会意识到有某种事情出了差错……这种对反常的意识开辟了一个新的时期，在此时期内，概念范畴被调整，直到使最初的反常现象变为预期现象时为止。至此，科学发现就完成了。”([1], pp. 54-55)这个过程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一个充满了认知调整的艰难过程。然而，推翻一个业已成熟的范式极为困难。因为“只要范式提供的工具能继续表现出有能力解决它所规定的问题，通过有信心地使用这些工具，科学就能得到最快和最深入的发展。”([1], p. 65)更换工具是一种巨大的浪费，只有在万不得已时才会发生。科学危机的意义就在于，它明确指出了“更换工具的时机已经到来了。”([1], p. 65)
库恩强调，范式的转换并非简单的逻辑证伪过程。他指出：“一个科学理论，一旦达到范式的地位，要宣布它无效，就必须有另一个合适的候选者取代它的地位才行。”([1], p. 66)拒斥一个范式的前提是接纳另一个，否则便等于拒斥了科学本身。新旧范式之间的争论，其核心问题并非哪个能解决更多已知的问题，而在于“究竟哪一个范式将在未来指导研究”。选择新范式，更多是“取决于未来的前景，而不是过去的成就。”([1], p. 132)这是一种对未来的信念投资。
新范式的胜利，往往不是通过说服所有旧范式的坚持者，而是通过赢得下一代学者的支持。正如库恩那段著名的论述所言：
“起初，新的范式候选者可能只有少数支持者……如果他们真有能力，他们将会改进它，探索它所提供的可能性……照此发展下去，如果这个范式注定会获胜，支持它的论据的数量和其说服力将会增强。于是就会有更多的科学家发生转变……直到最后只剩下一些年长的死硬派未被转变。而即使是他们，我们也不能说他们错了……他最多只能说：在整个专业共同体都已改宗后，那些继续抗拒下去的人事实上已不再是科学家了。”([1], p. 133)这段话生动地描绘了范式革命的社会学过程：新范式的权威是通过其展现出的生命力和对年轻学者的吸引力逐步建立的，而非一朝一夕的辩论所能决定。随着新范式的确立，科学研究的问题、标准乃至整个世界观都会发生改变。库恩将此称为范式之间的“不可通约性”。一次科学革命的完成，标志着一个新的常规科学传统的开始。
5. 从库恩的科学观看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现状与发展路径
在将库恩的理论应用于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之前，我们必须首先建立一个理论应用的“桥梁”。必须承认，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门具有鲜明意识形态属性的社会科学，其研究对象(人及其思想观念)和研究方法，与库恩理论所基于的自然科学(如物理学、化学)存在着本质差异。社会科学的“范式”更迭，其标准和过程也远比自然科学复杂，常常受到社会、政治等非学术因素的深刻影响。
然而，尽管存在这些差异，库恩关于学术发展的核心洞见——如“学术共同体”的存在、“范式”对研究问题的选择与规范作用、知识积累的非线性过程，以及学科成熟的标志——对于我们反思任何一门学科的发展都具有普遍的启发意义。事实上，思想政治教育学界内部早已不乏对研究方法和学科发展的反思之声，许多学者已敏锐地指出当前研究存在诸如“方法论自觉的不足”或“研究视角的局限”等问题。本文的论点并非意在全盘否定既有研究，而是在承认这些既有反思的基础上，尝试借用库恩的理论框架作为一面“透镜”，将这些零散的“反常”现象置于一个更宏观的“范式”视野下进行系统考察，从而为理解学科困境与探寻未来发展提供一种补充性的解释视角。
为了使讨论更具针对性，我们有必要首先界定并剖析当前学界存在的一种影响较广的研究范式。尽管任何概括都可能存在简单化的风险，但我们仍可以从几个维度勾勒其核心要素：
首先，在基本理论假设上，这类研究的核心假设在于，研究的首要任务是对经典理论和权威性的政策文本进行精神阐释、内涵挖掘与意义引申。研究被视为一个将权威理论普及化、具体化的过程。
其次，在研究方法上，这类以规范研究和文本分析为主要方法，强调对文献的深度解读与逻辑演绎。相对而言，对教育对象、教育过程的经验研究(如田野调查、问卷、实验等)则处于次要或辅助地位。
再次，在引用的经典案例和文献上，这类研究主要围绕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以及党和国家的重要指导性文献展开，这些文献构成了研究的合法性来源和核心论据支撑。
最后，在评价标准上，这类研究认为研究的优劣，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对权威文本解读的准确度、阐释的深刻度，以及与主流话语体系的契合度。
在这种范式指导下，部分研究呈现出一些共性特征。例如，一篇探讨某个新思想的论文，其结构可能如下：第一部分论述该思想提出的重大意义；第二部分阐释其丰富的理论内涵；第三部分提出贯彻落实的实践路径。这种研究思路清晰、逻辑严谨，在特定时期对于理论的迅速传播和普及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当这种模式成为一种普遍范本时，也可能带来一些库恩意义上的“反常”问题，即难以有效回应学科发展面临的新挑战。
具体而言，至少表现为以下三个问题：
一是研究结论的预设性与过程探讨的不足。许多论文的结构看似完整，实则是一种“结论前置”的写作模式。作者的核心任务不是通过研究去发现或论证一个结论，而是将一个既定的、不容置疑的结论作为起点和终点，中间的论述过程主要是为其寻找合理性的注脚。这种研究范式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作为科学探索的“过程”，使学术探讨有时简化为对既定结论的修辞论证。
二是对指导性文本的过分倚重与学理分析的深度不足。面对一个需要深入探讨的理论或现实问题，部分研究倾向于大量引用权威性的文件或经典论述来直接支撑论点，而对于概念的严格界定、逻辑的缜密推演和理论的体系建构则着力稍显不足。这种做法混淆了政治立场上的正确性与学术论证上的有效性，从库恩的视角看，这是一种典型的范式维护行为，其目的在于巩固范式的权威，而非解决范式内部的“谜题”，更遑论发现“反常”了。
三是存在一定的思维定式与理论创新的局限。在研究框架上，有时会形成一种“模式化的论证结构”。例如，一旦出现新的议题，许多研究便会套用“历史逻辑–理论逻辑–现实逻辑”或“重大意义–丰富内涵–实践路径”等固定框架。这种框架将一个本应充满复杂性的整体问题，拆解为几个相互割裂的模块，并通过一套固化的语言体系进行填充。它看似面面俱到，实则可能回避了真正的学术难题，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研究者提出新概念、构建新理论的可能。
针对上述问题，笔者认为，要推动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范式创新，实现可持续的知识积累，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而这三个方面恰好与库恩理论中科学革命的进程相呼应：
第一，鼓励高质量的学术争鸣，主动暴露“反常”。正如库恩所言，“真理从错误中比从混乱中更容易出现。”([1], p. 15)高质量的学术批评是发现“反常”现象的必要前提。没有坦诚而尖锐的相互诘难，没有对既有理论解释力的反复拷问，学科内部的“反常”就无法被清晰地识别和暴露出来。一个缺少高质量学术批评的领域，也就失去了进入“危机”阶段的可能，范式革命便无从谈起。具体而言，学界可以尝试在核心期刊中开辟“方法论反思”或“理论争鸣”的专门栏目，鼓励学者就具体研究的方法、前提和结论展开对话；在重大学术会议中，可设置专题讨论环节，聚焦于学科发展的共性问题与瓶颈，为形成健康的批评文化提供制度化空间。
第二，鼓励高质量的综述性论文，为新范式“接生”。当前学科知识呈现出碎片化、同质化的趋势，缺乏能够整合零散观点、提炼核心问题、指明未来方向的高质量综述。在库恩看来，从“危机”到新范式的诞生，需要有学者能够跳出旧范式的框架，对积累的众多“反常”现象进行梳理和综合，并尝试提出新的解释体系。高质量的综述正是承担了这一功能，它帮助学术共同体看清当前研究范式的全貌与弊病，为新范式的出现做好理论上的准备。这些综述应致力于提出更具体的研究转向，例如，推动研究方法从“以文本阐释为主”转向“文本阐释与经验实证相结合”，鼓励学者运用质性或量化方法深入教育现实；推动研究议题从“以宏大叙事为主”转向“对中观、微观问题的深度描摹”，关注特定情境下的教育互动与个体经验。
第三，鼓励编制本学科的高质量教材，确立新“常规科学”的标志。库恩曾敏锐地观察到，一个学科是否成熟，其教育方式是一个重要的衡量标准。那些处于“前科学”阶段或范式不清的学科，学生往往需要直接阅读大量相互冲突的经典原著。相反，一个完成了范式革命、进入“常规科学”阶段的成熟学科，其知识传承主要通过教科书来完成。因为一本好的教科书，本身就是对一个成熟范式系统、简洁、精确的重述。它不仅是知识普及的工具，更是学科共同体达成共识、确立了主导范式的象征。[3]因此，能否编撰出逻辑自洽、体系严谨、能够有效指导后续研究的高质量教材，是衡量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能否完成范式转型、进入新的“常规科学”阶段的关键标志。
6. 余论
“现有规则的失效，正是寻找新规则的前奏。”([1], p. 57)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如何发展，归根到底是一个需要直面实践、不断探索的学术问题。以往部分研究重文本阐释而轻方法论自觉，倚重权威论述而缺少严谨的学理分析，较少运用现代社会科学的研究工具，这样的研究范式已难以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4]
笔者坚信，能为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做出突破性贡献的，一定是那些敢于并善于接受新范式的人。正如库恩最后的发现：“获得新范式、做出这些根本发明的人，几乎总是非常年轻的人，或者是新进入一个其范式将由他们所改变的领域的人……因为很明显，他们很少在以前的实践中受常规科学传统规则的束缚，他们特别有可能看出，那些规则已不再适用了，并且去设计出另一套规则替代它们。”([1], p. 77)这段话给予我们的启示是，学科的未来在于思想的开放和对新一代学者的包容与激励。只有这样，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才能真正迎来属于自己的“范式创新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