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对自然的理解实现了根本性转变。这一转变源于其哲学框架的变革：他超越了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哲学人类学预设，不再从抽象的“人的类本质”出发，而是将“现实的个人”——即处于特定历史条件下、从事物质生产活动并结成具体社会关系的具体个体——置于理论中心。因此，自然不再仅仅是确证抽象类本质的“人化”对象，而是被理解为深深嵌入社会历史进程、作为人类实践活动前提与结果的“历史的自然”。
Abstract: From the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 Manuscripts of 1844 to The German Ideology, Marx’s understanding of nature underwent a fundamental transformation. This transformation stemmed from the change in his philosophical framework: he transcended the humanistic philosophical anthropology presuppositions of Feuerbach, no longer starting from the abstract “human universal essence”, but placing the “real individual”—specific individual who is situated in a particular historical context, engaged in material production activities, and forms specific social relations—at the center of the theory. Therefore, nature is no longer merely the “humanized” object that confirms the abstract universal essence, but is understood as the “historical nature” deeply embedded in the social and historical process and as the prerequisite and result of human practical activities.
1. 引言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与《德意志意识形态》是标志马克思思想形成与成熟的关键性著作。在《手稿》中，马克思深受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影响，提出了“人化自然”的概念，将自然视为确证人的“类本质”(自由自觉的劳动)的对象，并以此批判资本主义私有制导致的劳动异化及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然而，其论证仍带有浓厚的哲学预设和伦理批判色彩。随着思想的发展，特别是在《形态》中，马克思实现了哲学范式的根本性转换，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他彻底批判了费尔巴哈的抽象人性论，确立了“现实的个人”及其物质生产实践作为理论的出发点。这一转换深刻地重塑了其对自然的理解：自然不再是外在于历史的、等待被“人化”的抽象实体，而是被置于人类物质生产实践的历史进程之中加以考察，成为被社会关系所中介，并随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而不断变化的“历史的自然”。国内外学界对马克思自然概念的研究已经很丰富，对关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与《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自然的演变展开多视角、多维度的探析。阿尔弗雷德·施密特在《马克思的自然概念》中对马克思自然观进行了系统梳理，为理解马克思概念奠定了重要基础。生态马克思主义学者如阿伦·奈斯、霍尔姆斯·罗尔斯顿，从生态学的角度理解自然，批判人类中心主义。福斯特通过“代谢断裂”理论强调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与自然关系的结构性危机。这些研究丰富了马克思生态思想的当代意义。国内研究中，俞吾金、孙伯鍨等学者较早关注到马克思自然概念的历史性转变，指出应从“实践”范畴理解自然的社会历史性。近年来，更多研究开始聚焦《手稿》与《形态》的文本对比，试图揭示马克思自然观从人本主义向历史唯物主义的演进逻辑。本文在既有研究基础上，聚焦于“人化自然”到“历史的自然”转变的内在逻辑，尤其注重从“类本质”到“现实的个人”的哲学基础转换、从主客对立到辩证统一的认识论跃进，以及从哲学复归到社会重构的实践路径转向这三个关键环节。
2. 逻辑起点：从“抽象类本质”到“现实的个人”的奠基性转换
“人化自然”是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来的哲学范畴，带有明显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哲学语境，费尔巴哈把人的本质定义为“类存在”，认为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根本区别是人通过对象性活动确证自身，马克思吸收这一观点，他认为人的类本质是人“自由自觉”的劳动，马克思将自然注入人的本质，使得自然成为“人的作品”或“人的现实”，自然从自在之物变成了为我之物。马克思提出在共产主义社会之前，人化自然界都是对人本质的异化，他提出“异化劳动使人自己的身体同人相异化，同样也使在人之外的自然界同人相异化，使他的精神本质、他的人的本质同人相异化”[1]。马克思在《手稿》中继承黑格尔辩证法的方式提出共产主义是对人本质的复归，他首先提出正题：人的本质的理论预设，他继而提出反题：共产主义之前的人化自然界，合题：共产主义，实现人本质的复归。不难发现手稿是以抽象的、不现实的类本质作为逻辑起点，虽然马克思也分析社会现实，提出了异化劳动的概念，但是没有深入分析不同时代的劳动形式差异，他分析人与自然的关系，但是没有深入剖析自然背后的社会关系，这些缺陷随着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深入，在形态中进行了转变。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费尔巴哈的人本学进行了系统的批判，他指出“他没有看到，他周围的感性世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2], p. 16)，马克思看到费尔巴哈的樱桃树就是纯粹自然的植物，而马克思理解的樱桃树是有着各种关系的植物，可以看到樱桃树的历史，他已经看到费尔巴哈的人本质学是“一般人”，是现实中不可能存在的人，而他要研究是处在各种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中的现实的个人，而这些物质生活条件，马克思也把它理解为历史的自然。马克思分析了在不同时代的物质生活条件下现实的个人，这些“现实的个人”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处于特定的、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构成的物质生活条件之中。他们为了生存，必须进行物质生产活动，而在生产活动中必然结成一定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物质生活条件和社会关系，而非某种先验的“类本质”，从根本上塑造了人的现实存在、活动方式和意识。马克思对自然的理解抛弃了之前《手稿》中的内容，不再是人通过劳动将人的本质赋予自然之中，这种自然既是现实的，但是又具有了超然的人的本质，而到《形态》中，历史的自然既是人们活动的前提，又是人们活动的结果，“现存的感性世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2], p. 20)。活动的前提很好理解，自然为人们提供生活生产的基础，而活动的结果也就是说自然又是在人类历史过程中，在人类实践活动的作用下，不断发展变化的结果。
3. 逻辑深化：从人与自然的对立走向辩证统一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深刻揭示了早期“人化自然”概念(尤其是在《1844年手稿》的语境下)所隐含的对立性，并通过对“现实的个人”及其物质生产活动的分析，最终走向了“历史的自然”概念，实现了人与自然在实践和历史基础上的辩证统一。在《手稿》中，马克思认为“人化自然”的理想状态是人的本质即自由自觉的劳动在自然对象上的确证，自然成为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体现，“随着对象性的现实在社会中对人来说到处成为人的本质力量的现实……一切对象对他来说也就成为他自身的对象化，成为确证和实现他的个性的对象”([3], pp. 190-191)。马克思指出在理想情况下，人与自然和谐统一。但是，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影响下，劳动发生了异化，这直接导致“人化自然”过程的扭曲，人与自然从统一走向了对立，“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的直接结果就是人同人相异化……同样，人同自然界相异化，也就意味着：自然界(作为劳动的对象和生存基础)不再属于人的本质，而是成为与人敌对的、支配人的异己力量”([3], p. 163)。通过异化劳动的四个规定，马克思指出人与自然的对立，人的劳动产品从属于工人变成属于资本家，人化自然界包括产品界与工人发生对立，因此，此时的“人化自然”是分裂的、异化的、对抗性的。
马克思在《形态》中，确立了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解释，通过“历史的自然”这一哲学概念使得人与自然的关系走向统一。“历史的自然”意味着自然本身是历史过程的参与者的结果，人类世世代代的物质生产活动持续地改变着自然，落下人类的印记，“先于人类历史存在的那个自然界……今天在任何地方都不再存在”([3], p. 529)。马克思研究的自然不是人类的背景板，不是人类之前就存在的那个自然，而是在人类实践活动的对象和产物，与人类历史交织在一起的自然。更为关键的是，在《形态》中，物质生产实践成为沟通人与自然的唯一现实桥梁。人通过生产活动改造自然，满足自身需要，同时也改造自身。自然为实践提供前提(对象、材料)，实践则赋予自然以社会历史的形式和意义。这个持续的、历史的互动过程，就是人与自然相互塑造、相互渗透、辩证统一的过程。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举例“上衣、麻布等等使用价值，简言之，种种商品体，是自然物质和劳动这两个要素的结合。如果把上衣、麻布等等包含的各种不同的有用劳动的总和除外，总还剩有一种不借人力而天然存在的物质基质”[4]。这些自然物受到人活动的影响后，其自然属性不变，但其社会属性已经由生产关系决定，马克思认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作为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这也决定了人与自然对立统一形态的历史性演变：前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低下，人对自然深度依赖(甚至崇拜)，形成一种低水平、受限制的统一。自然主要作为直接的生存资料库。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巨大发展，人类改造自然能力空前增强。但私有制下的生产关系将自然彻底工具化、商品化，导致对抗性。也就是说《手稿》中“人化自然”着重于劳动实践对自然的改造作用，但在资本主义现实中，它揭示了这种实践导致的异化和人与自然的对抗性。其批判的哲学和伦理色彩更浓，对社会关系的历史具体性分析尚在形成中。《形态》的“历史的自然”概念：它穿透了自然表象，看到了其背后起决定作用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生产关系)，它将人与自然的关系置于历史发展的核心动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之中来理解。它揭示了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一个在矛盾(对立)中不断前进趋向更高层次的统一的历史过程，其发展形态取决于特定社会的生产方式和所有制形式。
4. 逻辑归宿：从“本质复归”到“社会关系重构”
马克思在《手稿》中对“人化自然”所面对的人与自然对抗性的解决路径是类本质的哲学复归，“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3], p. 185)，马克思认为私有制造成的人与自然的困境，到达共产主义社会后能够解决，马克思设想的这一“复归”过程，其核心动力并非源自外在的物质力量或制度变革的直接要求，而是主要依赖于一种内在的、哲学层面的主体觉醒与感性重建，马克思认为，私有制不仅剥夺了工人的物质财富，更扭曲、异化了人的感觉。在资本的统治下，人的感觉(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变得狭隘、贫困化，工人的感官被生存的重压所窒息“忧心忡忡的穷人甚至对最美丽的景色都没有什么感觉”，资本家的感官则被利润的算计所蒙蔽“贩卖矿物的商人只看到矿物的商业价值，而看不到矿物的美和独特性”([3], p. 192)。因此，扬弃私有制首先必须是扬弃这种异化的感性。共产主义要实现人的解放，就必须恢复感觉的丰富性和人性化，使“眼睛成为人的眼睛”、“耳朵成为人的耳朵”([3], p. 190)。只有当感觉摆脱了纯粹功利性的束缚，人才能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以一种人的方式去感知对象、自然，才能真正实现“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马克思寄希望于通过对异化现实的深刻哲学揭示和批判，来唤醒人们(尤其是无产阶级)对自身非人处境的痛苦感知，通过这种哲学上的启蒙，激发人们对自身“类本质”丧失的深刻意识和对“复归”的强烈渴望，从而在精神上、意识上为共产主义的到来准备条件。
正是认识到《手稿》中这条基于“类本质复归”和“感觉解放”的革命路径的局限性(特别是其哲学思辨性和对现实物质力量、社会关系变革分析的不足)，马克思在随后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实现了根本性的范式转向，马克思从历史的自然出发，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了新的解释，将人与自然关系的形态(和谐或对抗)归结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结果。资本主义私有制下的人与自然的对抗，根源于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发展及其与自然互动方式的扭曲。继而明确解决矛盾的物质力量和实践路径，革命的主体是世界历史性的无产阶级，革命的路径是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即通过现实的阶级斗争和社会制度的根本变革来为“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创造社会条件。感觉的解放不再是革命的起点或主要动力，而是制度变革和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后的结果。自然的解放被视为社会解放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其实现有赖于生产关系的彻底重构。在《手稿》中，马克思为解决人与自然对抗性所提出的“类本质复归”与“感觉解放”路径，体现了他早期深受费尔巴哈人本学影响，为批判资本主义异化提供了强大的哲学武器。然而，这条路径因其对抽象本质的依赖、对主体意识觉醒的侧重以及对现实制度变革的薄弱，具有一定的理想化和哲学思辨色彩。正是对这些局限性的反思和超越，推动马克思在《形态》中走向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革命路径，将人与自然关系的真正和解，牢固地建立在社会关系的实践重构这一坚实基础上。
马克思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思想转变，实现了自然观从“人化自然”到“历史的自然”的深刻变革，这一变革的内在逻辑体现为三个关键环节：首先，理论出发点从费尔巴哈式的抽象“类本质”转向“现实的个人”及其物质生产活动，确立了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起点；其次，人与自然的关系被重新理解为通过实践活动实现的辩证统一，超越了主客对立的传统框架；最后，解决路径从哲学层面的“本质复归”转向现实层面的“社会关系重构”，使自然解放与社会解放成为统一的历史进程。这一转变不仅超越了旧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二元对立，为理解自然与社会的关系提供了全新的理论框架，而且为当代思考生态问题、可持续发展等现实议题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启示。即必须将自然问题置于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中，通过变革不合理的社会关系来实现人与自然的真正和解。这一理论发展对当代社会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在面对现代生态问题中，马克思的“历史的自然”概念使得我们在考虑现代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去理解自然。它提示我们，不能将生态问题简单归结为技术不足或个体道德缺失，而应看到生态问题是现代人何以安身立命的生存问题，生态问题持续恶化逐渐演变为生态危机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全人类的生存危机不断加剧的过程，是人与自然的矛盾不断激化的表现与必然结果[5]。同时，马克思的理论也为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路径指明了方向。它告诉我们，要实现真正的生态可持续性，不能仅仅依靠技术修复或市场机制，而是在考虑现有社会条件下对社会关系进行调整，这要求我们用更加整体的思路去考虑发展和生态的问题，推动形成绿色、包容、可持续的社会发展。此外，马克思自然观的演变也展示了理论本身的发展性和开放性。他从早期强调“类本质”的哲学批判，到立足于“现实个人”的历史分析，这一转变体现了成熟的理论更多立足于对现实条件考察后的结果。这种理论发展的轨迹启示我们，面对新的历史条件和现实挑战，需要始终立足于现实问题的考虑，从现实条件入手，以更全面、更有效的观点理解来应对当代社会面临的各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