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近现代技术的发展与成熟，在调整人类的物质生活的同时，也逐渐介入和改变着人类原有的精神生活。艺术是人类精神文化的一部分，近现代技术的飞跃发展，带来了艺术载体与媒介的革新，也促使艺术创作方法与呈现方式发生改变。随着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算法系统等技术的出现和完善，艺术实现了从二维平面到三维空间、从客体审美到沉浸式交互体验的焕新。艺术作品不再仅仅依附于画布、舞台、装置等实在质料，而是透过界面、算法代码、虚拟装置等新兴设备，进入到技术实践构造的具身感知场域中。现代艺术正逐步摆脱传统媒介的质料限制，走向趋于数字化、具身化体验的新媒介时代。
在媒介变革的背景下，传统艺术中观者的“观看”与“感知”方式正在经历重构。在传统艺术审美中，观者本身往往处于作品之外，通过视觉的观赏和心灵的体悟、移情来理解和感受艺术作品的“美”与“情”。而如今，在数字媒介构建了全新的艺术观赏环境，观者从作品之外移步至作品之内，主客两望的界限被打开，艺术感知从“观看”转向“具身”体验。这种变化引发我们对传统审美范式的重新思考。在中国美学传统中强调艺术作品之“意境”的建构，达到“意境美”是艺术作品展现自身独特性的重要美学标准之一。“意境”是中国传统美学理论体系中的重要范畴。作为艺术作品的超越性外延空间，意境是艺术创作者情景融合的表达，承载着超越时空、通达人生与历史的审美体验。而随着现代艺术媒介的转型，传统意境的生成方式也受影响而发生改变，观者的审美经验与艺术意境都在以新的形式路径重构。
基于此，本文以现代艺术媒介的变革及其所带来的审美意境的重构为核心问题展开研究，追溯和梳理传统艺术媒介的意境生成与审美体验，分析现代数字媒介观感方式的转型和审美经验的重塑，并进一步思考现代审美意境建构的新可能性及其对中国当代美学实践的启示。
2. 传统艺术媒介的意境生成与现代转向
艺术媒介是艺术创作表达的中介，它作为艺术作品的外在载体，参与到艺术意境的生成过程中，是构成艺术品与观者之间共情共感的关键通道。关于媒介的界定，学界已有多种不同的观点和探讨。麦克卢汉在其经典之作《理解媒介》中，将人类所有的文明之物都界定为媒介。媒介不只是给我们带来讯息、连接事物和承载内容的中介，它还是我们存在的世界本身。即世界不是借由媒介来表现，而是世界就存在于媒介里，人就生活在媒介的世界里。媒介作为人感知系统的延伸，人“媒介”地感受着、行动着、生活着[1]。麦克卢汉的理论虽有其局限之处，但仍给我们带来重要启示，首先，媒介势必是与人类的文明与文化发展紧密相连的。就艺术媒介而言，媒介的质料边界规定了艺术家的创作思考与技法使用，也一部分影响了时代艺术的风格和审美。不同时代的技术赋予媒介不同的边界与可能性，不同时代的文化也就在这样的边界与可能性中发展更新，媒介的演变也和艺术史的发展演变相对照。因此我们在讨论艺术媒介时，思想文化是重要的分析参考，但亦离不开对背景时期技术限度的分析，思想文化与技术限度是构成一个时代艺术与审美风格的两个重要维度。
其次，人本身的感知通过媒介得以延展，传统美学强调的“意境”也依赖于媒介而得以完善建构。“意境”是中国美学中的重要范畴，叶朗先生认为：“意境是超越具体的、有限的物象、事件、场景，进入无限的时间和空间，即所谓‘胸罗宇宙，思接千古’，从而对整个人生、历史、宇宙获得一种哲理性的感受和领悟。”[2]这一界定突出了意境的超越性，通过审美心胸的开放而通达至形而上的时空境界，从而生成情景交融的独特审美经验。在传统绘画、诗词、戏剧等艺术门类中，意境通常由“情”与“物”的互动生成。“情”是创作主体和审美主体的思想情感，“物”指的是外在的艺术景象，包括创作时的参照物和创作所使用的质料媒介。情与物二者的相互渗透、交融，透过隐喻象征、留白、节奏、画面构图等手法和媒介语言，创造出一个观者可以“进入”的心灵交感空间，达到一种“心与物合”的共鸣体验。因此，艺术媒介在“意境”的建构中有着重要的作用。例如在水墨画中，墨液在宣纸上的扩散，水、墨、纸之间的相互作用，辅助画家将画面形成一种“可游可居”的空灵氛围。媒介是作品形式内容的载体，通过艺术家的设计，引导观者进入审美。意境的生成及其审美路径，是通过媒介引导建立的。
在传统艺术的审美活动中，观者在物理空间上通常处于“外置”的位置，通过观看图像、聆听音乐、观赏戏曲戏剧，来感知和体悟作品所传达的情感与意蕴。基于这样的“外置”位置，中国传统艺术审美特别重视审美的“距离”。宗白华认为艺术精神的两元是空灵和充实，美感的养成在于能空，即对物象造成距离，舞台、图画等艺术之景，都是在距离化、间隔化条件下诞生的美景([3], pp. 21-22)。这样的审美距离一定程度上是受到传统艺术媒介的要求与限制。有距离的观看方式让想象的空间被放大，但不破坏艺术作品原有的诗意结构，以“会心”、“神游”来参与进入作品。即艺术的意境在媒介限制的基础上，更依赖于心灵的流动创造，“丘壑成于胸中，既寤发之于笔墨”，需要胸臆的创构，才能把握全景([3], p. 63)。山水画景触发心灵的震荡，留白引发无限联想，传统艺术媒介的限制是激发想象的一种契机，在自由的精神图景中进行冥想互动和心灵移情。
进入近现代后，在技术发展的推动下，艺术媒介也随之进化。摄影等技术媒介的出现和兴起，动摇了传统艺术媒介的审美范式。本雅明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指出，复制技术如印刷、照相摄影等的出现，使艺术品可以快速被大量复制，而这样的现代感知媒介的变化导致了艺术“光韵”的衰竭。本雅明对“光韵”定义为“在一定距离之外但感觉上如此贴近之物的独一无二的显现”[4]，这一定义同样强调艺术的独特“意味”，在于有距离的入情审美，并随之构建起独一无二的意境空间。然而复制品的艺术逐渐流失了这样的“光韵”，技术的复制使得艺术作品的“独特性”被取代，艺术原作即时即地的独特性被消解，转向为可被无限再现的版本存在。同时，复制品的大量传播流通，使得艺术逐渐成为可复制、可流通、可消费的对象，在被广泛地观赏的同时，观者与作品之间的“审美距离”也在被压缩。这是艺术与媒介发展史上具有根本性的转变，艺术传统也因此面临危机和动荡。媒介的变革不仅是技术材料的更新，而且更深层地改变了近代艺术审美范式和主体意识。正是在这一历史节点，传统艺术媒介开始转向现代。
3. 现代艺术媒介和审美范式的革新
现代艺术已进入数字媒介的时代，艺术媒介经历了从单一物理媒介向多元数字技术媒介的变革，呈现出跨媒介与多媒介的现代特点。不同于传统艺术媒介以单向传达为主的中介模式，数字媒介通过新兴科技和算法系统构建出多维度、具身化与交互性的感知环境，重新定义了艺术创作的边界与审美体验。在传统媒介中，艺术作品往往是独立的完成品，观者在审美活动中对其进行符号隐喻的解读或情感共鸣。而现代媒介的多媒介与跨媒介态势，让艺术作品变得开放、流动起来，它们将观者的不同感官调动起来，通过融合图像、声音、色彩等不同元素，在虚实交界中营造出沉浸式的体验环境，促使观者从“观看者”转变为“在场者”。即新数字媒体是以技术的开放与参与，引导观者在媒介构造的场域中进行交互体验，从而生成个体化的具身审美体验。
“具身性”是媒介形态的更新下，艺术审美感知范式重构所体现出的核心特征。具身意味着观者在艺术审美中的身份不再只是观看主体，还是意境构建的具身在场者。传统艺术通常是以视觉或听觉的单一维度呈现，由观者对艺术元素象征隐喻进行解读和心灵想象。而现代艺术调度起更多的感官维度，感知途径丰富的同时，也越来越强调观众在艺术空间中的身体的嵌入性和多感官的协同体验。这体现出的具身性即当代媒介艺术的共感知性，在艺术审美实践中把各种感官知觉结合，各种感官知觉与智性也结合起来，达到感知系统与心智系统更立体复杂的协作，形成类似于对环境的审美经验[5]。美学意蕴不再仅仅依赖于语言文字的阐释，而是在观者的实时体验中进一步具象和具身地完满。艺术之“意味”被观看出来，更被“经历出来”。
在此背景下，我们必须重新思考“意境”在现代数字新媒介中的生成机制。传统意义上的“意境”是在留白、象征等艺术手段与审美距离的共同作用下生成的，但在新媒介的语境中，这些策略将会发生调整。首先，观者的位置发生了变化，观者从相对“外置”的位置进入到艺术作品中，从外在的观照者变成艺景的共建者，而身体行为将会嵌入并参与到艺术生成过程之中。以VR技术沉浸式场景设计为例，在VR艺术场景中，体验者要想感受到艺术场景的气氛，就必须要保证其身体在场，置身其间，促使身体扩展，进一步扩展大脑，从而进入心流的沉浸式状态里([6], p. 41)。与传统艺术审美的静观心流不同，观者身体的在场性的重要度被提高，必须依赖和调度身体感官的参与，与虚拟环境进行交互式体验。在此类活动中，体验者可仰仗数据背心等电子设备与虚拟环境及其中对象进行交互，通过感知虚拟环境及对象的变化，自身也会相应诞生各类情感([6], p. 59)。因此，观者位置和角色的变化，让“情”的未发与已发之契机发生微妙的变化。观者身体处于作品之外时，情感的激发来源于“象”之所指和艺“境”之情动之间的会心瞬间，是内敛深潜的“未发之情”的触发和跃出。而数字媒介构建的沉浸式环境中，观者进入了艺术作品内部，由身体牵引引发心灵触动，“情”的发生在交互中的即时瞬间中，在空间、声音、光影等感官感受的交叉中，已发与未发都在身体调动和心灵震感的同步中被激发。
进而，意境的生成不再只是由符号、物体元素等诸多“象”来唤起，而是在行动中、在身心合一中进一步立体生成，成为感知、行为与算法多方协作之下的动态结果。同时，媒介环境也变得具有高度的可塑性，传统艺术审美变的是人的心境与情感，当代艺术则在艺术原作上增添更多的可能性和流动性。情感的表达也逐渐多样化，观者每一次的沉浸体验都有可能生成不同的情绪走向与意境构建，在时空的绵延扩展中身体经验不断地被重构。例如艺术家林文财的作品《身体花园(透明的狩猎场)》中，作者将3T-MRI和DTI脑神经纤维束成像制作成微景环境，展示了参与者在神经束丛林中进行思猎活动时，个体思维轨迹的投影叠加而形成的链接图谱[7]。数字新媒体带来的是新的去中心化、多义性与非线性的叙事模式和情感触发机制，艺术意境建构中的单向传递被打破，个体经验的介入并整合，使得新时代的意境成为作品与观者双方共塑、媒介与身体共振共鸣的产物。
媒介变革带来的是“意境”的再定义，新的“意境”有着新的特点，一是艺术原作的预设和引导作用一定程度上被减弱，更注重观者在行动中的身体经验；二是在情景交融的基础上，加入行为与身体的嵌入感知，更新了传统审美范式的身心合一结构；三是感官知觉和心灵觉悟在多模态的形式中协同激活，在传统“主体–客体”审美二元结构的基础上，推动审美经验向更加具身化、实时化的方向发展。因此，现代艺术媒介也在深层上对中国美学中“意境”的传统生成方式提出了挑战，它缩短了人们日常生活中走向艺术与审美的距离，促使我们反思在新媒介语境下，现代审美实践与艺术意境所面临的意蕴流失与美学危机。
4. 现代审美实践的反思与启示
在研究艺术媒介变迁的同时，我们也需要思考变迁所带来的问题和影响。现代新媒体美学家的媒介研究均从审美的立场来重新审视新媒介，以“技术–媒介–审美”为研究路径，是一条超越审美和媒介二元区分的路径，表明媒介、技术与审美的共生性和共构性[8]。在现代新媒体艺术创作中，艺术媒介已不再是单一承载审美信息的物质中介，而是一种由“审美”、“技术”与“媒介”三要素并列相关的复杂结构。这三者之间并非是简单的“技术决定媒介、媒介引发审美”这一线性因果链条，而是彼此嵌套、动态互构的非线性关系。一方面，审美不只是技术进步的成果表现，它亦是诱发媒介产生和更新的起点与动因；另一方面，技术在吸收审美范式和策略的同时，也辅助塑造了人的感知方式与审美状态。因此，对于现代数字媒介的反思和思考，需要打破传统对媒介的物质主义理解，借助审美的视角来反思技术本体与媒介形式所带来的双向力量。
首先，技术的进步刷新了人们原有的感知边界，让审美活动中的美感得以扩张。在现代艺术实践中，意境的建构超越了传统的象征和线性叙事，借助虚拟现实、人工智能、感应装置等新兴技术，观者可以沉浸式进入一个相对独立且可交互的延展时空中，再配合身体移动、触觉反馈、听觉视觉的追踪等身体感受和行为体验，进一步触发与唤起身心内部的具身感悟。在多感官、多维度的沉浸中，每一位观者都基于自身的行为路径与感知响应，生成独一无二的具身意境。相较于传统审美方式，观者的具身体验带来的是更深层次的审美召唤，也更易进入切身的体悟和情识的共鸣状态。这一机制让在观看与被观看的静态关系流动起来，艺术原作与观众之间形成自由又即时的对艺术意境的共构。进而观者的美感超越了具体质料的时空限制，艺术接受的方式出现调整，在技术与自身感官层面上达至边界超越的空间中，美感变得更为丰富和多层次。
此外，观者作为具身的在场者，艺术接受的方式从“观看”到“行动参与”，亦是个体对自我意识的感知和确认的增强。数字媒介的交互机制引导激发着观者的行为反馈，在沉浸式的选择和反应中观者不断发觉到美，也不断觉知到自身的存在。这是主体能动性的一种回归和唤醒，传统艺术审美中，观者主体面对的是“被给予”的艺术世界，而在技术的辅助下，观者越过“被给予”的层面，主动加入艺术意境的场域，共同建构当下独一无二的艺术场。感知驱动的主体觉醒，超越了身心二元论的论断，通过技术的手段实现了中国传统美学一直追求的“心神合一”境界，亦回应了后现代语境中对于个体存在意义与价值定位的重新追问，赋予了数字艺术媒介更深层的存在主义力量。
但同样地，数字媒介的快速发展，高度技术化的感知环境也引发我们关于虚幻与真实的审美意义的反思。当今数字媒介几乎全面渗透进我们的生活，社交、娱乐到艺术鉴赏等都可以在数字媒介、虚拟平台上展开。但数字艺术所创造给观者的空间属于虚拟的三维空间，观者沉浸在虚拟空间中所产生的感官体验，究竟是艺术创作通过新媒介实现的有意义的审美经验，还是技术主导下的感官操控所制造的短暂幻象？是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答案并非二元对立的，科技与艺术之间事实上是相互协作的关系。技术、媒介和审美是嵌套、动态互构的非线性关系，当技术媒介发展成为艺术表达的一部分，并随之产生意义与作用，它便不再只是创造幻想的手段，而是艺术形式的一部分。即服务于艺术创作者的审美逻辑与情思表达的媒介，所激发的感官体验事实上也就是有效真实的艺术审美经验。因此，虚拟空间中的沉浸式体验是否能作为艺术或是审美意境，我们回到中国传统美学的标准，即判断它是否建立起了情景交融的审美场域。从这一点来看，数字艺术在许多方面已展现出与传统艺术相似的审美功能，它可以唤起观者的情思链接，激发丰富的审美经验，只是这种经验的产生过程随着技术发展转向了交互沉浸式的，在深度与方式有所不同，但本质仍属审美范畴。
此外，数字媒介潜在的问题同样不可忽视。技术一定程度上会对审美产生“规训”，算法推荐、交互逻辑和界面设计往往在不知不觉中塑造和限定着观者的行为与感知路径。观众在沉浸式艺术场域中的“自由选择”，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技术逻辑预设的，艺术体验的开放性与偶然性或许会因此受到压缩。而数字艺术通过多感官调动和全方位沉浸的方式，在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感知强度的同时，由于过度的信息密度与感官刺激，也容易造成注意力的分散与审美疲劳。当视觉、听觉、触觉被全面调度时，感官冲击的即时快感胜过缓慢的内思体验，审美经验可能被压缩为即时反应和生理冲动，与中国美学长期强调的“留白”、“静观”相背驰。
现代艺术媒介有其时代性的优势和价值，也存在着一定的问题。从叶朗先生所言“胸罗宇宙，思接千古”的审美胸怀，到当代艺术在虚拟环境中的沉浸体验，意境的生成逻辑也经历了从以心境为核心，向以具身感知为驱动的交互共构模式的转变。在这一过程中，技术、观者、身体、空间与情感形成链接和互反馈，意境成为了多维感知的共建结果。面对艺术媒介的剧烈变革和审美范式的转型，中国传统美学中“意境”理论所蕴含的情景交融、物我合一、审美超越等精神理念，仍指导着当代艺术精神的发展，并引导媒介实践的方向。未来的艺术创作与媒介探索，应尝试在数字媒介与人文美学之间建立起更深层的对话，使技术成为拓展人类精神文明的力量。我们仍需要对技术和媒介带来的时代新问题进行追问和思考，进而不断调整改进，以回应当代审美精神的深层需求。
5. 结语
艺术媒介的演进深刻地重塑了审美经验与美学意境的生成。从传统艺术中的主客相望和有距离的审美观看，到当代数字艺术中的具身参与和沉浸体验，媒介形态的每一次转型，都引发了对“意境”这一核心美学范畴的重新思考。在技术的高度渗透下，意境不仅仅是心境与艺术作品交融的产物，还是一种由技术、身体、情感交互生成的多维感知结果。这既是传统美学的一种新的延续，也有着时代的超越和挑战。在未来的艺术实践与媒介革新中，应持续关注技术与人文之间的平衡关系，在扩展人类感知的形式与边界的同时，守护审美精神的本源意蕴，实现技术进步与人文价值的共进共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