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吉川幸次郎评价“把曹植的创作和他以前的文学史的状态加以对比，其结果，我们会发现更为重大的事实。这就是，他几乎是最初的署名的抒情诗人。”([1], p. 129)而曹植作赋抒情，又多借助自然题材，构建自然物象与自我情感交融的抒情空间，利用动植物的自然属性以及各类自然事物的种种情态来抒发个人的生命体验与情感认知。以细腻的笔触，开创了咏物抒情小赋的新境界。
2. 曹植赋作的生成语境
2.1. 时代背景
2.1.1. 社会动荡与生命危机：建安乱世的时代烙印
建安时期正值东汉末年分崩离析之际，黄巾起义、军阀混战致使中原“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曹操《蒿里行》)。程章灿评汉末政治动乱：“是促使旧思想封闭系统土崩瓦解的催化剂。它所维系的正统保守的上层建筑的结构濒于解体，作为禁锢异端邪说、维护封闭单一的思想体的堤防，在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的洪流中被冲决。”而赋之写志抒情传统的重新奠立以及主观色彩和个体倾向的强化，就在这种社会思潮下产生([2], p. 36)。这种社会秩序的崩塌直接冲击着文人的生存根基——孔融被诛、祢衡遇害等事件，使士人群体深刻体会到生命的脆弱性。如王粲《七哀诗》中“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的纪实，在曹植赋作中则转化为抒情内核：《感时赋》以“惟建安之三子，咸龙化而凤举。夫何今日之两绝，若天坠而地倾”感叹友人离世，将个体死亡置于时代浩劫中审视；《骷髅赋》更借髑髅之口发出“顾见骷髅，喜而问之：‘子将谁之？’”的哲学叩问，以荒诞笔法解构生命存在的意义。这种弥漫于朝野的生命危机感，促使曹植在赋作中频繁以“朝露”“惊风”等意象隐喻时光飞逝(如《节游赋》“感年时之速迈，而岁暮之已临”)，形成“忧生之嗟”的抒情基调。
2.1.2. 思想思潮的转变：从儒学式微到玄学觉醒
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禁锢在汉末逐渐松动，经学笺注的繁琐化与政治腐败的现实，使“君为臣纲”的伦理秩序失去说服力。与此同时，以何晏、王弼为代表的玄学家提出“贵无”“得意忘言”等命题，推动士人从“经学思维”转向“个体自觉”。“在对政治和自己曾经倾心的经学失望之余，汉末文士开始尝试着在个性情感的自由舒放中寻找精神的愉悦。”([3], p. 521)这种思潮转变在曹植赋作中体现为双重突破：其一是对“诗言志”传统的拓展，儒家“志”侧重政治伦理抱负，而曹植在《释愁文》中直言“愁之为物，惟惚惟恍，不召自来，推之弗往”，将个人精神苦闷作为独立抒情对象，突破“发乎情，止乎礼仪”的约束；其二，对“体物写志”赋体的革新：汉大赋如司马相如《子虚赋》以铺陈宫苑、田猎彰显帝国气象，而曹植《洛神赋》以“翩若惊鸿，婉若游龙”的神异想象，将政治失意的隐痛转化为虚实交织的情感幻境，实现赋体从“颂德”到“缘情”的转向。玄学“越名教而任自然”的精神，更促使其在《仙人篇》中借“俯观五岳间，人生如寄居”的咏叹，将生命意识从现实焦虑升华为对永恒的追寻。
2.2. 个人境遇：生命轨迹中的情感嬗变
刘勰在《文心雕龙·情采》中指出：“故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此立文之本源也。”([4], p. 538)而艺术情感源于情感积累，决定于情感积累的广度和深度([5], pp. 260-264)。时代动乱与社会思潮的转变于曹植赋作是外部条件影响其情感积累，起催化作用，而从内因来看，其个人对于抒情性的选择是主要的内生动力。曹操统一北方后，邺城(今河北临漳)成为政治文化中心，曹植作为“三曹”文学集团核心成员，深受其父赏识。建安十五年作《登台赋》时，他随曹操登临铜雀台，以“建高殿之嵯峨兮，浮双阙乎太清”的雄浑笔触描绘王都气象，更直抒“冀王道之一平兮，假高衢而骋力”的政治抱负——这种将个人理想嵌入“王道一平”宏大叙事的写法，典型体现前期赋作“以情颂志”的特质。宴游赋《公宴诗》中“清夜游西园，飞盖相追随”的欢畅，《斗鸡赋》里“抗利爪以振威，耽悍目以相视”的激越，皆因身处优渥环境而洋溢着少年意气。此时的抒情风格如刘勰所言“骨气奇高”，即便描写自然景物(如《节游赋》“芙蓉含华，菡萏发秀”)，也暗含“思奋迅以轻举，羡鸿鹄之远游”的进取姿态，将贵公子的身份优越感转化为文学中的豪情张力。可以说，前期曹植的赋创作始终洋溢着建功立业的抱负热情。
曹植短暂人生发生的极大转折也催使其赋作在题材与情感表达上迸发出更深沉的张力。“先宠后弃的经历造成了曹植后半生的悲剧性冲突，这种内在的冲突向外衍化成孤独、遗憾、恐惧、慷慨、悲凉等各种生命情绪，而这种种的生命情绪必然造成生命情感的高度浓缩，决定了其情感积累的广度和深度。”[6]后期的赋作可谓贬谪囚徒的忧愤沉吟。曹丕称帝后，曹植因夺嫡之争屡遭打压，从鄄城王、雍丘王到陈王，十年间迁徙封地达六次，最终在抑郁中病逝。这种境遇剧变在《洛神赋》中形成精妙隐喻：以“翩若惊鸿”的洛神象征遥不可及的政治理想，“动朱唇以徐言，陈交接之大纲”的神人之隔，实则暗喻君臣猜忌下“怀瑾握瑜而自令见放”的现实困境。太和三年的《迁都赋》更直白书写迁徙之苦：“顾御驾而旋返，睹戎土而愤叹”，以“风霜惨以切骨，悲风肃而永生”的景物描写，将地理迁徙的漂泊感升华为政治生命的放逐体验。此时的抒情呈现双重特征：一方面借《白鹤赋》“同归息于蓬庐，委身体于沙洲”的孤鸟意象，以比兴手法隐晦表达囚禁之痛；另一方面在《髑髅赋》中以“顾见骷髅，喜而问之”的荒诞对话，将政治失意转化为对生命本质的哲学叩问。这种从“豪壮”到“沉郁”的风格转向，恰如黄节所言“其诗境遂由壮阔而趋深婉，由质直而致委婉”，使后期赋作成为文人个体在专制高压下情感突围的典型文本。
3. 自然题材：“体物写志”到“情我交融”的美学超越
刘熙载在《艺概·赋概》中精辟地指出：“楚辞风骨高，西汉赋气息厚，建安乃欲由西汉而复于楚辞者。”([7], p. 93)曹植的赋就是复归实践的产物。程章灿认为：“向楚骚美学传统的复归，是构筑建安赋斑斓的情感世界的基石。”([2], p. 59)而对于自然、社会、人的关注，是赋之情感世界拓宽的有效途径。曹植以自身所独有的情感内蕴、个体鲜明的特质以及“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的美学风格成为汉末建安赋风向抒情小赋转变的集大成者。
汉末建安时期，思想的转变冲击促使“个体的生命意识觉醒，促使人们对自然、社会、人事都产生了新的沉思、新的情绪，因而在赋创作中有趋于主观的倾向，个性化的色彩比较浓厚。”([2], p. 59)初次经历文学自觉的观念更新和生命意识觉醒的哲学沉思的建安赋家，他们的心灵是异常敏感的([2], p. 61)。所见之自然，往往成为激起创作波澜的精神触点，“这些自然物色也就浸透了他的主观情感，是被他主观化了的审美客体。”[6]曹植对自然题材的赋作突破了汉赋“体物写志”的程式化局限，将自然物象转化为情感载体与精神镜像，形成三重抒情特质。
3.1. 禽鸟赋的命运隐喻——从生物特性到人生遭际的情感转译
曹植“见失群之离兽，觌偏棲之孤禽。怀愤激以切痛，若回刃之在心”([8], p. 1125)，书写动物时，会不自觉地就会将自己的情感倾注到动物上[9]。
《离缴雁赋》其借自然物象宣泄情感的典型。序文直接交代作赋目的——因“怜而赋焉”，因而曹植所传达的情感是对离缴雁的同情与哀悯。全赋形成三重叙事抒情的紧密结构，从遇雁场景写起，“怜孤雁之偏特兮，情惆焉而内伤”，“偏特，犹孤独。”([10], p. 101)开篇即点明此赋情感基调，进一步抒发对本应禀赋福泽的雁却遭遇不测的感伤情绪。而后，进行拟人化表达“蒙生全之顾复，何恩施之隆博？”([10], p. 101)以雁自喻，抒发对命运的感慨，暗含对人生际遇的复杂心绪。最后借孤雁具有的双重隐喻的文学意义，实现情感的升华。从现实物象看，雁为“淑类殊异”之物，含“中和纯气”，本是“情逸豫而永康”的自由之鸟，却遭遇了“离缴”“颓落离群”的不测命运，此社会隐喻暗指有才之士受到的政治迫害，“缴”是对政治权力罗网的象征，而“救雁”行为则是对“个体在困境中寻求庇护”的普遍主题的强化。该赋与其诗《野田黄雀行》形成互文，因此胡适评价“这种爱自由，思想解放的心理，是曹植的诗的一个中心意境。”(《白话文学史》)
曹植在《白鹤赋》中以细腻的笔触书写白鹤命运的坎坷转折，前后形成鲜明对比。开篇写“薄幽林以屏处兮，阴重景之余光”([10], p. 238)的悠然自处，但稳定的状态因“遘严灾而逢殃”被打破，最终只能独自哀鸣收敛羽翼以躲避灾祸。曹植以鹤的身世遭遇为喻，将禽鸟的生存困境转化为自身受困的情感表达。因此，赵幼文直接点出“借喻白鹤，曹植在此赋中流露凄苦的情绪。”([10], p. 240)但曹植还流露出对获得“冀大纲之解结，得奋翅而远游”自由的渴望，或许以此给予自己一些希冀。
《离缴雁赋》《白鹤赋》是曹植以“以己化物，物以情观”的方式创作的，是体物与抒情完美的融合，往往有自况之喻[9]。借禽鸟赋的命运隐喻，实现从生物特性到人生遭际的情感转译。
3.2. 草木赋的时光抒情——植物属性与生命哲思的意象交融
“植物赋中往往体现出对生命的关注，赋家通过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植物来寄托自身对生命的关注与重视。”[11]曹植对于草木的关注与书写，往往将植物的自然属性与生命哲思深度融合，构建起独特的抒情体系。其笔下植物的生存状态与生命周期，用于隐喻文人对生命的深沉思考。
《芙蓉赋》写荷花“结修根于重壤，泛清流而擢茎。”([10], p. 179)向下努力扎根深厚土壤，向上挺拔出茎干，这是对强大生命力的赞颂，故而周敦颐才对这亭亭净植的花生发出强烈喜爱。而“观者终朝，情犹未足”指说荷花开放的短暂，直白道出人们对芙蓉花开的欣赏与留恋，也隐含对美好事物短暂易逝的怅然。《迷迭香赋》同样对具有蓬勃生机的迷迭草进行夸赞——“结微根于丹墀”([10], p. 139)即使微小的根须也在努力地向下扎根汲取生命养分，甚至不屈于逆境“信繁华之速实兮，弗见凋于严。”而“幽杀以增芳”的矛盾性，则将植物的枯萎凋敝升华为生命价值的彰显——即便因外力被采摘，但其香气却在时光的沉淀中而愈发浓烈，昭示在逆境之中也可以坚守本心本性从而获得生命的可贵性。曹植通过迷迭香“附玉体、顺微风”的意象，将自然之物的美感与文人的生命哲思融合，既展现建安文学“体物写志”的特质，也暗含对自身价值的坚守。
《橘赋》是将植物生存状态与生命哲思深度交融的典型赋作。“体天然之素分，不迁徙于殊方，却被播万里而遥植”([10], p. 59)，生存环境的改变致使橘树“处彼不凋，在此先零”的悲惨结局。曹植在此处体物写志，悲叹理想与现实的冲突，“华实永乖”也象征无法实现其才能与抱负。“仰凯风”“冀炎气”“希越鸟”等句，以拟人化手法表达身处异地之橘树对故土的怀念，也暗含作者自身的情感抒发。而“渐玄化而不变”则道出生命在恶劣环境束缚下的无力抵抗的无奈感。结尾“拊微条以叹息”将个人的悲情与植物命运相互交织，发出了对生命本性难违的哀叹。
这些赋作借植物的繁荣凋落、迁徙等自然属性，将对生命的思考具象化投射为植物属性的时序更迭：芙蓉花开的短暂性是对生命流逝的隐喻，植物地域迁移是个人生存境遇的现实投射，而凋零后的价值延续则是对生命永恒性的哲思探索。赋家以植物为观照，既流露出对生命短暂有限的焦虑，也传递出坚守顽强生命力的理想，使草木成为承载文人生命哲思的独特意象。
3.3. 自然景观的乱世心绪——时序更迭中的时代情感投射
《愁霖赋》推测作于建安十八年夏四月返邺途中([10], p. 54)。按曹植创作分期来看，此赋虽是前期的创作，但此时他所面对的政治局面也是危机四伏的，争权夺势的政治漩涡使得其内心充满了忧虑与不安，这些情绪巧妙地融入了《愁霖赋》的字里行间。以“愁”字命题，现存短短五句，具有强烈浓重的情感表达色彩，将“雨微微”的自然景观转化为个人心绪的投射载体。所愁的是行进途中的艰苦，还另有深意。赋中“悼朝阳之隐耀兮，怨北辰之潜精”([10], p. 52)，表面叹息太阳隐光与北辰藏辉，实则用隐晦表达抒发自身才能无法施展的深沉忧虑，“悼”与“怨”两字也将抒情性直接呈现。“车盘桓”“马悲鸣”，车马在雨中艰难前行、徘徊不定，将内心的犹豫与悲痛具象化，形成物我交融的情感张力。尾句“瞻沉云之泱漭兮，哀吾愿之不将”与赋题之“愁”形成互文性逻辑，由开篇“愁霖雨”到结尾“哀吾愿”，其情感也由之从外向内生发，是对志愿不将情感的深化，深刻地反映出在复杂多变的政治环境下其内心的感触与痛苦。自然的风雨时序，最终成为浇铸乱世文人精神困境的情感模具。使自然书写成为时代苦难的情感镜像。
“只要曹植有所感，就随时用辞赋把它们表现出来。”([12], p. 55)正如前文所提及的曹植生命轨迹中情感嬗变的个人境遇，他把广度和深度情感积累的生命意识作为一种题材和创作目的，主动“吁求艺术形式，吁求真正的理想的形式，促使题材(社会心理材料)向真正的艺术作品转化。”([13], p. 88)赋作也就在曹植笔下实现了从“体物写志”到“情我交融”的美学突破。
4. 抒情技法的创新性突破
“曹植是极富感情的，受汉末通悦之风的影响，抒情较少顾虑。”([14], p. 227)所以面对社会生活中的种种事物与个人的生平遭遇，可以直接把个人积压的情绪与感触以赋宣泄，正如马积高所言“曹植赋，大多是‘触类而作’的。所以他的生平遭际，从个人的升沉哀乐、亲友的欢会离别直至军国大事，几乎无不形诸于赋。”([15], p. 153)而曹植在这种借赋作畅意抒情的创作过程中，也形成了个人抒情技巧的创新性突破。
首先是比兴手法的极致运用，曹植在继承比兴传统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形成了“体物”到“情我交融”的三重映射结构。在书写自然题材的赋作时，多把自然物象作为书写的开端，精准把握其外在形象特征以及物的属性。在《离缴雁赋》中，缴，以缕系箭而射者也。曹植将缴作为射鸟丝绳的自然属性，进而转化为政治权力枷锁的象征物体，形象映射了文人所处政治环境的束缚与危机，最后把落脚点置于个人的情感抒发上，深化了自身对于这种生存状态的无力感。这种行文逻辑突破了汉赋“铺采摛文”的程式化局限，自然地将物与我有机融合，使得情感的宣泄合理化。
曹植还多利用虚实交织的结构艺术，构建自然景观与情感抒发的创作模式。有学者结合现代精神医学对曹植的心理状态进行解析，认为“《洛神赋》中的人神相恋故事乃是一个心境障碍者的精神性幻觉，是一位具有自杀意念者的隐喻文字。”[16]从该角度进行观照，可以发现，曹植的幻觉在《洛神赋》中体现为现实景象与奇幻想象相熔铸。开篇实写“背伊阙，越轘辕”又“经通谷，陵景山”的地理路途跋涉，落日西倾的暮色氛围为主人公铺陈了心境，正处于“车殆马烦人孤寂”的状态。到此，曹植所关注到的地理景象、日落景色以及主人公疲惫松懈状态都为实写，转折点发生在“精移神骇，忽焉思散”的恍惚状态，这正是由实到虚的过渡点——现实的困顿与精神的松弛，为偶遇洛神的奇幻叙事提供了心理依据，使得后文虚幻想象的发生出现都合理化。对神女神境的一系列描写赞叹，最终以“揽騑辔以抗策，怅盘桓而不能去”的无奈收束，极度矛盾的心理展现得淋漓尽致，表面上准备离开的动作——拉缰绳、举马鞭，实际反衬的是内心怅然徘徊不能离去的矛盾纠缠，最终情感回归到现实。可以说曹植《洛神赋》在“虚实相生中叙事达到顶峰”。[17]曹子建抒情还有一大特色是，利用感官通感来进行自然体验的情感呈现。《蝉赋》“声皦皦而弥厉兮，似贞士之介心。”([8], p. 92)将听觉上蝉鸣的“皦皦弥厉”的清亮高亢之声，直接转化为心理层面的“贞士介心”，把属于人的品格德行用声音的特质具象化表达，使听觉感知直接关联心理认知。《大暑赋》写大暑节气的酷热气候，利用触觉与视觉的通感描写，极具生动性与可感性。“山坼海沸，沙融砾烂”([10], p. 148)，将海水温度夸张化，用海水沸腾的视觉画面与滚烫的触觉感受叠加，让“暑热”从视觉上的“沸腾”转化为可感知的灼烫。“沙融砾烂”以沙砾被高温融化、碎烂的视觉破坏感，极致的灼热触感直接呈现在面前。
5. 结语
曹植以自然为抒情载体的赋作实践，不仅是建安文学自觉意识的重要体现，更是从汉赋到建安抒情赋的重要转折。正如罗宗强先生所评价，“‘抒情之倾向’作为建安文学的灵魂，既标志着文学思想的巨大转变，其意义关乎中国文学发展之前途，又彰显了曹植‘建安之杰’的开创性贡献。”([18], p. 26)曹植将个体生命体验融入自然书写，通过通感、象征等手法实现物我交融，使文学真正成为情感表达的载体。这种转变不仅重塑了建安文学的审美品格，更深远影响了后世的抒情创作传统，为中国文学的抒情提供了经典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