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英语名著《飘》(Gone with the Wind) (也译作《乱世佳人》)是玛格丽特·米切尔(Margaret Mitchell 1900~1949)的唯一作品。自1936年首次出版后，该书共销售了近3000万册，被翻译为超过29种语言。1940年，《飘》的首个汉语译本由傅东华完成，2019年再版发行；2010年，黄健人的译本首次出版，其间历经70年。《飘》一书在面对不同地域受众、不同时代背景的变迁中，仍显现出独特的文学价值。鉴于这两位译者在所处的时代背景、采用的翻译策略、译者语言能力、专业素养，背景知识等方面均有所差异，如：傅为民国时代译者，而孙为现代译者；傅的语言多为文白夹杂，而孙采用规范的白话文等。因此，笔者旨在以译者主体性的角度，分析对比两个译本翻译风格的不同。
2. 相关研究回顾
2.1. 译者主体性相关研究
自90年代末，译者主体性逐渐成为国内研究的一个热门主题。专家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其进行探讨，并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
许钧对译者的主体性作了定义，“翻译主体性……是指翻译的主体及其体现在译作中的艺术人格自觉，其核心是翻译主体的审美要求和审美创造力”[1]。笔者理解为强调“审美要求和创造力”。查明建对“译者主体性”的界定是：“译者主体性是指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在尊重翻译对象的前提下，为实现翻译目的而在翻译活动中表现出的主观能动性，其基本特征是翻译主体自觉的文化意识、人文品格和文化、审美创造性”[2]。这一观点则关注于“翻译活动中表现出的主观能动性”。曹明伦指出：“译者主体性最根本的内容，即译者的翻译能力……‘译者主体性’是指译者所具有并在实施翻译行为时加以发挥的主观能动性”[3]。
笔者以为，曹的观点是对查的延续与拓展，二者将都对“创造性”加以限制，同时指出这是一种主观能动性，前者认为其特征是文化自觉，而后者则将其具体化为翻译能力。董绣认为：“译者的主体性体现在译者对翻译对象的选择、理解和加工处理的过程中，译者的翻译动机、翻译策略和翻译表现效果都是其中重要的因素”[4]。董绣则将译者的主体性具体到翻译动机、翻译策略及翻译表现效果等方面，通过挖掘翻译过程中的译前动机、译中策略和译后效果，能够更为深入、客观地理解译者的主观能动性，以此对翻译风格作为更为全面的评价。
2.2. 《飘》译本译者主体性相关研究
《飘》译本的研究最早出现在九十年代，在中国知网数据库以“《飘》译本”为关键词进行检索，共检索到115条数据，笔者用知网计量可视化分析，能够直观地了解该主题词的研究情况。其中，研究主题涉及译者主体性的文献共有13篇，如图1所示。
Figure 1. Main subject distribution of literature on the Gone with the Wind translation
图1. “《飘》译本”主题文献主要主题分布
随后笔者进一步缩小研究主题范围，研究的主要主题确定为“译者主体性《飘》译本”检索结果如图2，由图2我们可以看出，有5篇文献资料并未涉及译本对比分析，4篇为分析傅译本，1篇为分析李美华译本。而剩余的8篇文献资料中，对比分析的译本主要有：傅译本与陈良廷译本、傅译本与李美华译本、傅译本与李野光、戴侃合译本以及傅译本、陈译本及李野光、戴侃合译本的对比分析。
Figure 2. Search results for thematic studies on the Gone with the Wind translation concerning translator’s subjectivity
图2. 译者主体性《飘》译本主题研究检索结果
由检索结果笔者得出，《飘》译本的对比研究仍然不够丰富，对比研究的也较为孤立。《飘》复译的多个版本能作为横向对比分析的研究主体，笔者选取的傅东华与黄健人译本的对比就可以作为研究主体补充，进一步拓展译本对比的应用研究；同时，《飘》译本的对比分析是较为分散的，笔者选取傅译本和黄译本的原因在于，傅译本作为首个译本，其重要性不言自明。黄译本作为近代以来颇具影响力的译本，两者对比研究的文献数量也极少。
此外，笔者注意到，截至目前，该主题下最近发表的研究为2023年7月出版的汉译本对比赏析，该研究选取的对比译本为傅译本及黄译本。“翻译过程中译者主体性在译者的翻译策略及其采用的翻译风格和对原文的理解三个方面均有体现。两位译者在译者主体性上的发挥对于其译文质量有好有坏”[5]。该研究主要关注于译者主体性对译本质量的影响。笔者以为其研究的不足在于将翻译策略、翻译风格、对原文的理解三个方面孤立分析，译者主体性体现的不同方面之间是有其内在逻辑联系的。其次，译本质量的评判同样也是一个研究领域更宽泛的主题，因此笔者决定选取更细化的主题，探究译者主体性对译本风格的影响。本研究既是对此前研究的补充，亦是对相关研究的深度拓展。
3. 以《飘》为例进一步阐述译者主体性对译本风格的影响
“对同一个文学文本，不同的译者往往有不同的翻译，这在译界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客观方面的原因，语言方面的，文化方面的，时空方面的，但最主要的还是主观的因素——译者的原因”[6]。傅东华和黄健人，作为不同时代的翻译家，均有着丰富的翻译实践经验和著作，为我国的翻译事业做出了贡献。傅东华的翻译著作中，半数以上为外国文学著作，如：《红字》《堂吉诃德》《失乐园》等。黄健人出版译作十余部，主要为：《苔丝》《简爱》《霍桑短篇小说选》等。鉴于两人时代背景、翻译动机、翻译思想及翻译表达效果的差异，各自的译本中表现出截然不同的译本风格。傅东华的《飘》自由、流畅、文采十足，人物对话使用白话居多，具有明显的归化色彩；“黄健人译本词汇丰富凝练、趋于口语化，或用方言增添译本的趣味性，语言生动活泼”[7]。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两种翻译风格，笔者将从译者主体性的三个表现方面对《飘》的两个译本进行分析。
3.1. 时代社会背景下翻译动机的差异
翻译属于一种特殊的社会活动，必然会受到时代、社会背景的影响。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人参加任何社会活动都会有动机，并受其影响。翻译动机能使译者着手并维持翻译活动。
1928年至1933年，傅东华任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当时的中国内忧外患，上海地区民生凋敝。1939年夏初，据此改编的电影《乱世佳人》上映，一举夺得10项奥斯卡大奖，此后该影片一经引入，也因其故事背景和人物情节让生活苦不堪言，对战争深感绝望的人们引起巨大反响。电影上映40天后，傅东华得知该书已有两版日文译本，当即受到刺激，决心也要有中国人自己的译本。
在日军对思想的严格限制和社会公众的期待背景下，《飘》表面是美国南北战争时期的爱情故事，但内核确是女主人公同仇敌忾，保卫家园的爱国主义和反抗精神。这一点与傅东华内心的爱国情感是高度一致的，因此，其译作的主要翻译动机便是激发人民的爱国情怀。
黄健人(笔名黄建人、黄淑仁)，女，著名翻译家，现任中南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主任、教授、硕士生导师，课余专注英美文学作品翻译与研究。
她在《飘》的译序中写道：所有的这些努力，无非是想给中国读者提供一个更丰富更鲜活的《飘》的译本，更加清晰地了解米切尔对美国历史和美国文学作出了何等的贡献。因此，笔者认为，黄翻译的主要动机便是立足于文学研究，通过高质量的翻译作品，增加英美文学作品在大众中的接受度，让更多人有机会且愿意阅读优秀外国作品的著作。
3.2. 翻译思想的差异
傅东华的译本不仅是最早的一版，同时也是最具争议的一版。在这一译本中可见大量的归化手法，不仅人名地名听起来汉化，连主人公的对话听来极具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例如主人公名字为郝思嘉，白瑞德，故事发生在沙士屯等。
傅东华在1940年翻译版本的序言中解释了他的翻译思想：我想为这本书的翻译争取一点自由，因为这样一本书的翻译不同于经典的翻译。如果逐字翻译，这本书就会枯燥无味。关于人名和地名。我让它们听起来像中文名字，只是为了节省读者的精力。
再结合傅东华曾进入中华书局做编译的经历，他习惯于改编原文以便读者阅读和理解。这种以读者为中心，尽量接近读者的翻译思想，必然会采取归化的翻译策略。但这种归化不仅体现在语言上的归化，更体现在了文化上。正如他在译序中写道：这些对话也用中文翻译。有一些幽默，尖锐，不雅的习语，我用我们自己的短语来代替，希望得到更好的效果。
而在黄译本的译序中她提到：“本译本尽量追求语气的现代性”，“想给中国读者提供一个更丰富，更鲜活的《飘》译本”[8]。因此在追求现代化、丰富、鲜活等目标的指引下，黄健人的译本体现出词汇丰富凝练、趋于口语化的特点，使用方言增添译本的趣味性，以达到语言生动活泼的效果。
例如在文中：
例1：原文：“The war, goose! The war’s going to start any day, and you don’t suppose any of us would stay in college with a war going on, do you?” “You know there isn’t going to be any war”, said Scarlett, bored.
傅译：“就为战争啊，傻子！战争是说不定哪天就会起来的，你想战争起来之后，我们还会在学校里待下去吗？”“哪来的什么战争！”思嘉不耐烦地说。
黄译：“打仗呀，傻瓜！不定哪天就会开打。真打起来，我们还待在学校干吗？”“打的哪门子仗？”斯佳丽烦了。
由例1可以看出，在这句话中“war”一词共出现4次，而傅统一处理为“战争”，而黄译作处理为：“打仗”、“开打”、“打起来”、“哪门子仗”等四种方式。正是因为黄健人这种追求丰富和生动的翻译思想，其词汇的极具灵活度且富有变化，用法也更贴近现代的口吻。
3.3. 翻译表现效果的差异
1) 归化、异化的运用
傅译文中主人公Scarlet O’hara译为郝思嘉，Rhett Butler为白瑞德，Melanie Hamilton为媚兰·汉密尔顿，Ashley Wilkes译成卫希礼等十分中国化的人名。这也是考虑到受众群体对通俗读物的文化需求，是一种娱乐主导，而非学术著作求忠实，准确的态度，以很容易的记住人名，展开故事。同时傅先生为了适应中国人的习惯，将“Georgia state university”，音译为“肇嘉州立大学”，简称肇大。这很容易就能让中国读者联系到燕大，南大等教育机构，很大程度减少了异语文化带来的陌生感，增强可读性。
黄译本归化策略的运用主要表现在词汇和句子方面。其译文中出现了大量带有地方特色的词汇，比如：嬷嬷、俺、咋、不中用等，这些词汇十分通俗，一些文化水平低的读者也能够享受阅读，增加了可读性。同时，黄在翻译对话时，也结合语境使其变得更加口语化。
例2：原文：“Is de gempmum gone? Huccome you din’ast dem ter stay fer supper, Miss Scarlett? Ah done tole Poke ter lay two extry plates fer dem. Whar’s yo’ manners?”
“Oh, I was so tired of hearing them talk about the war that I couldn’t have endured it through supper, especially with Pa joining in and shouting about Mr. Lincoln.”
黄译：“两位少爷走了吗？咋不留人家吃晚饭，小姐？俺都吩咐波克添两副刀叉啦。你的礼貌哪儿去了？”
“哎呀，他俩老是打仗打仗的，腻味死了。待会儿再加上爸满嘴林肯长林肯短，这顿饭怎么吃得下去呀？”
“咋不留人”、“俺”、“吩咐”都把嬷嬷特有的口音以传统方言表现出来，也体现出质朴、直率的人物性格。
黄译本采取的异化策略主要体现在人名和典故习语的翻译中。例如，主人公译为斯佳丽·奥哈拉、瑞特·巴特勒、阿什礼·威尔克斯、梅拉妮·汉密尔顿。在典故和习语方面等涉及文化方面，也采取了异化策略。
例3：原文：A pagan hearing the lapping of the water around Charon’s boat could not have felt more desolate.
黄译：异教徒听到波浪拍击冥河的船只，也不会比她此时的心情更悲哀。“Charon’s boat”意为临终，代表死亡。在希腊神话中Charon是摆渡过阴河的船夫。黄健人将该短句翻译成“波浪拍击冥河的船只”，虽说“Charon’s boat”直译是卡戎的船，但考虑到目标读者为中国读者，黄健人选择了同样在古希腊、古罗马神话中被称为在地狱里的河流——冥河，并且“冥”在汉语中表示人死后所去的阴间地府，这既体展现了原文的异国韵味，又让中国读者能够体会到斯佳丽的悲哀。
2) 删减、扩增的运用
为了方便读者，傅译不仅在词、句上做了删减，在不少章节中删去了大段描述性文字，包括景物描写和心理描写。如译本删去了对思嘉和艾希礼分别两年重逢后的心理描写。
例4：原文：But Scarlet hardly heard a word he said, so enraptured was she at being in the same room with Ashley again. How could she have thought during these two years that other men were nice or handsome or exciting? How could she have even endured hearing them make love to her when Ashley was in the world? He was home again, separated from her only by the width of the parlor rug, and it took all her strength not to dissolve in happy tears every time she looks at him sitting there on the sofa with Melly on one side and India on the other and Honey hanging over his shoulder. (Mitchell, 1974)
傅译：但是这一番话思嘉一个字都没听见，因为她居然能跟希礼同坐在一间客厅里，早已乐得什么都顾不到了。她只看见希礼坐在对面一张沙发上……。
黄译：然而他的话斯佳丽一个字也没听进去。阿什礼就在眼前，她已高兴得如痴如醉。世上还有阿什礼在，这两年她见了别的男人怎么还会觉得人家漂亮潇洒，招人喜欢？怎么还能容忍别的男人对她讨好巴结？阿什礼回家了，就坐在客厅，两人之间只隔一方地毯。
这部分的内容是思嘉与艾希礼因战争分别两年，重新见到他内心激动和喜悦。傅译从表面上看，这种删减的策略看似方便了读者，减少了阅读难度，但实际上也减弱了读者能够从源文本的获得深层情感体验。而黄译描述其喜悦程度和层次关系是逐渐发展，层层递进。通过两个反问，来写出斯佳丽对艾希礼那种近乎理想的情感，这世上无人能及，这种情感强度仅用“快乐”是不足以承载的。
总体来说，两人均考虑到读者群体的阅读需求，而主要采取归化的策略，但傅的删减策略确实也有过于主观而忽视了文本内在完整性的问题。译者的取舍之间，从微信阅读平台的推荐值和阅读完成度也能明显看出。文学作品的魅力，正是在人物心理末微之处打动读者，以此为线索感受人物的变化和矛盾。因此，在删减时，一定要有所考量，而不能依据个人主观好恶，以己度人，随意删减。
3) 写作风格与手法
傅的写作风格体现出非常明显的近代风格，首先是句式。近代汉语仍然受到古诗文影响，善用长句，给人以连绵不绝，一气呵成之感；而现代汉语以短句见长，简洁明快，读起来朗朗上口，十分轻松。以下选取了一段景物描写，比较两个译本的风格。
例5：原文：Spring had come early that year, with warm quick rains and sudden frothing of pink peach blossoms and dogwood dappling with white stars the dark river swamp and far-off hills. Already the ploughing was nearly finished, and the bloody glory of the sunset coloured the fresh-cut furrows of red Georgia clay to even redder hues.
傅译：那一年的春来得很早，只不过经过几番急骤温和的春雨，便见那粉红的桃花和雪白的山茱萸花，把远处的山巅和近处的河畔霎时都渲染成一片锦绣了。耕地的工作差不多已经完毕，那些新翻起来的泥土本来带红色，现在经这血红的落日一映照，便显得红上加红。
黄译：这年春来早。几场暖暖的急雨忽而浇得桃花似锦。远远近近，沼地里，山坡上，山茱萸绽放着雪白的花朵。春耕已近尾声，夕阳血红的余晖将佐治亚新翻的畦畦红壤点染得更加辉煌。
原文本是两个长句，傅译作同样的形式，很好的保持了原作延绵，流畅的风格。同时他所用的遣词也十分雅致，山巅、河畔、锦绣等也体现出译者作为近代学者的深厚文学功底。
相比于黄，将句子切分，一句“这年春来早”，画面一转，译的可以用轻巧来形容。黄的句式长短错落，节奏轻快，更切中了春日明媚的主题，也发挥了现代汉语的简洁，表意的优势。用词清新，即便只是用“沼地”“山坡”此类常见词汇，也能和整体风格配合得当，不显赘余。
4. 结语
译者主体性影响翻译风格的形成。译者的主体性通过翻译目的，翻译思想得以体现，从而又决定了译者采取的翻译策略；翻译策略又要求译者在翻译时把握词句的运用、篇章的结构，最终形成特定的翻译风格。
傅的翻译风格，呈现出明显的归化倾向，这种归化不仅体现在语言上，更体现在文化和思想方面。“例如，傅译本中常常出现四字成语、天晓得、耳胎神等极具文化特色的词汇、从美国庄园之子的口中说出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样的中国先哲的名言”[9]。究其原因，在于译者的主体性：不愿输给日本译者、决心译出汉语译本，服务于中国读者。最终，傅的译本呈现出归化明显，具有中国小说气质、文白夹杂的翻译风格。
同理，回到黄的翻译风格，同样采取了归化策略，尽管在语言上让中国读者易于接受，但在涉及文化内容却能够保留原作的异国风味。究根溯源，同样在于译者的主体性：为中国读者提供更为生动的译本。追求丰富和生动，更要让读者易于接受，减少异域文化带来的阻碍感。但与此同时，作为英美文学研究者的自觉，也让黄在一定程度上愿意保留原文的文化特点。例如，译文中涉及文化负载词的翻译，黄译会采取的直译加注的方法，既保留了外国名著的文化色彩，也不影响读者的理解，从而形成这种自然、生动的翻译风格。
这两版译本的翻译风格各具特色，其翻译目的、思想及采取的翻译策略、方法均从不同角度体现出了译者的主体性。通过译者主体性去分析译本，能够作为一个动态的、历史的角度去解读译本，不仅有助于翻译研究的发展，亦有助于高质量的翻译作品的涌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