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压力应对方式的异质性模式及其关联因素：一项潜在剖面分析研究

Heterogeneous Patterns of Adolescents’ Stress Coping Styles and Their Associated Factors: A Latent Profile Analysis Study

摘要: 本研究目的在于探究青少年群体压力应对方式的异质性模式，并进一步考察性别、年龄、受欺凌经历和寄宿状态与异质性模式之间的关联性。研究采用自陈式量表对1147名青少年进行问卷调查。潜在剖面分析结果发现，该群体的异质性应对模式主要有四类，分别是低应对组、高情绪应对组、高问题应对组以及混合应对组。多元逻辑回归模型结果进一步表明，以低应对组作为参照，性别、受欺凌经历和寄宿状态均与应对模式之间存在显著的关联性，不过年龄则与其无显著的关联性。具体而言，参照低应对组，男生有更大可能属于混合应对组。此外，受欺凌个体有更大可能属于高情绪应对组，但有较小可能属于高问题应对组。最后，相比参照组，寄宿生不太可能属于高情绪应对组和高问题应对组。

Abstract: This study aimed to investigate the heterogeneous patterns of stress coping styles among adolescents and further examined the associations between gender, age, bullying experience, and boarding status and these heterogeneous patterns. A self-report questionnaire survey was conducted among 1147 adolescents. Latent profile analysis revealed four main types of heterogeneous coping styles: low coping, high emotional-focused coping, high problem-focused coping, and mixed coping. Multiple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s further demonstrated that, with the low coping group as the reference, gender, bullying experience, and boarding status were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coping styles, while age was not. Specifically, compared with the low coping group, boys were more likely to belong to the mixed coping group. Furthermore, bullied individuals were more likely to belong to the high emotional-focused coping group but less likely to belong to the high problem-focused coping group. Finally, compared with the reference group, boarding students were less likely to belong to the high emotional-focused coping and high problem-focused coping groups.

1. 问题提出

压力在青少年群体中十分常见，而如何应对这些压力则成为他们能否有效调节情绪、适应学习生活的关键(Lazarus & Folkman, 1987)。青春期是塑造压力应对能力的关键时期(Herres, 2015; Zimmer-Gembeck & Skinner, 2016)，这一阶段形成的压力应对方式往往会延续到成年。如果没有及时关注和培养，可能导致青少年养成不良的应对方式(Al-Amer et al., 2024)。Lazarus和Folkman (1984)的压力应对理论深刻影响着人们对压力应对领域的理解。该理论将个体最常用的压力应对方式划分为问题导向型应对与情绪导向型应对(Lazarus & Folkman, 1984; Polatcı et al., 2023)。前者通常是指个体通过直接行动来缓解或消除压力源的影响，而后者则是指个体通过回避、否认等方式管理情绪困扰(Lazarus & Folkman, 1984; Yoo, 2019)。此外，也有研究者将应对方式划分为积极应对方式和消极应对方式，或者趋近型应对方式和回避型应对方式(Herres, 2015; 张卫等，2009)。不过，以问题为导向和以情绪为导向的应对方式是目前应用最为广泛的分类体系之一(Hasselle et al., 2019; Qasabe et al., 2025)。

近期研究发现，在应对压力时，无论是青少年还是其他年龄阶段个体，都倾向于同时采用多种应对策略(Polatcı et al., 2023; 范苗苗等，2025；周宵等，2025)。这一发现挑战了传统的“以变量为中心”的研究方法，即将不同应对方式视为是相互独立的，认为个体倾向于采用其中一种应对方式而放弃另一种(Eisenbarth, 2012; Helsper et al., 2025)。基于此，探究不同类型应对方式的共存情况/模式是十分必要的。目前而言，以个体为中心的方法，特别是潜在剖面分析(Latent profile analysis, LPA)方法，已成为探究不同应对方式共存模式的主流技术。该方法假设个体会综合运用多种应对策略，并形成独特的应对模式。因此，研究者能够运用LPA在同一群体中识别出具有相似应对特征的异质性亚群体。

目前而言，已有大量研究者采用LPA方法在成人群体中探究了应对方式的共存模式，并且发现了两类、三类或四类模式。例如，积极应对、消极应对以及低应对(Li et al., 2022)，或积极应对、轻度积极应对以及消极应对(Polatcı et al., 2023)，或积极应对、消极应对以及混合应对(Kuo, 2011; Zhao et al., 2025)等三类别组。Achnak和Vantilborgh (2021)则在1077名公司职员中发现了低应对者、注重问题解决的应对者、同时注重问题和情绪的应对者这三类亚群体。一些研究者还发现了主动应对、回避应对、低应对以及寻求支持(Helsper et al., 2025)，或总体应对能力强、总体应对能力弱、高参与型应对以及高脱离型应对(Hasselle et al., 2019)四类异质性的应对模式。然而，LPA研究的数量在青少年群体中相对有限。尽管研究证实了问题应对和情绪应对是青少年应对压力的主要方式(Qasabe et al., 2025)，但仅有一项研究采用LPA方法在患有社交焦虑障碍的青少年群体中发现高水平问题应对和低水平问题应对两种模式(Ma et al., 2025)。

那么，为什么个体会表现出不同的应对模式呢？回顾发现，研究者多倾向于将压力应对方式作为中介或者调节因素加以探究(Yin et al., 2017; 范苗苗等，2025；何安明等，2022)，但是却缺乏对压力应对方式影响因素的探究。实际上，青少年应对方式的使用会因其年龄和性别不同而表现出差异，不过研究结论并不一致。一方面，年龄越大，青少年使用问题解决或者妥协策略的水平更高(Cicognani, 2011)。LPA研究进一步表明，年龄越大的个体越有可能属于高问题应对组(Ma et al., 2025)。有趣的是，Qasabe等人(2025)则发现，随着青少年年龄的增长，他们采用问题导向型应对方式的频率会降低。另一方面，研究表明，女生倾向于采用情绪应对或者消极应对方式(Al-Bahrani et al., 2013; Raheel, 2014)，而男生倾向于采用问题应对或者积极应对方式(Kochenderfer-Ladd & Skinner, 2002)。然而，另有研究发现，女生更倾向于采用问题应对策略，而男生则更频繁地使用情绪应对或低应对策略(Amai & Hojo, 2022; Persike & Seiffge-Krenke, 2012)。Alkaid Albqoor等人(2023)和Cicognani (2011)认为，女性青少年比男性青少年更倾向于综合运用问题应对和情绪应对方式来处理问题(Alkaid Albqoor et al., 2023; Cicognani, 2011)。更进一步地，LPA研究结果表明，以混合应对组作为参照，女生比男生更有可能采用积极应对模式，而男生则比女生更有可能采用消极应对模式(Kuo, 2011; Zhao et al., 2025)。尽管如此，Ma等人(2025)并未发现性别对青少年的异质性应对模式发挥显著作用。

本研究还进一步考察了青少年的受欺凌经历与寄宿状态对异质性应对模式的差异化影响。研究已证实青少年的受欺凌经历与其应对方式之间的关联(Yin et al., 2017; 时勘等，2022)，且有证据表明受欺凌青少年不仅会采用问题应对方式，而且会采用情绪应对方式(葛操等，2021)。在寄宿状态方面，由于寄宿生长期面临亲子沟通与支持不足等问题，甚至可能缺乏教师支持，其应对压力的能力相对薄弱(Yin et al., 2017; 申奥文等，2021)。特别是研究发现，尽管寄宿青少年也会综合采用问题应对和情绪应对方式(冯岩，2018)，但是其问题应对和情绪应对水平均偏低(申奥文等，2021)。综上所述，目前尚未有研究者系统考察受欺凌经历、寄宿状态与青少年应对模式的关联性。基于此，本研究将采用LPA方法识别应对方式的潜在类别，并进一步探究性别、年龄、受欺凌经历和寄宿状态与这些类别之间的关联性。为此，本研究提出两个假设：(1) 当前青少年群体中存在四种应对模式，即情绪应对组、问题应对组、低应对组以及混合应对组；(2) 青少年的性别、年龄、受欺凌经历以及寄宿状态与异质性应对模式关联显著。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本研究采用整群抽样方法对西北地区几所中学的1338名初中生进行问卷调查研究。在剔除无效问卷和缺失率大于20%的个案数据后，最终保留1147份有效问卷。当前研究群体的平均年龄为13.74岁，标准差为0.94，年龄范围在12岁至16岁之间。其中，男生有552人(48.1%)，女生有595人(51.9%)；寄宿生有320人(27.9%)，非寄宿生有786人(68.5%)，另有41人未提供相关信息；独生子女有393人(34.3%)，非独生子女有710人(61.9%)，有44人未提供相关信息。

2.2. 研究工具

2.2.1. 受欺凌经历

本研究采用谢家树等人(2018)修订的中文版特拉华欺凌受害量表来评估青少年的校园欺凌受害。该量表共计17个题项，分别测量了言语欺凌、身体欺凌、关系欺凌和网络欺凌四个方面。量表采用李克特式6点计分方式进行评分，0代表“从来没有”，5代表“每天都有”，分数越高说明校园欺凌受害水平越高。根据该量表的标准，在任意一个题项上选择每月至少经历1~2次欺凌受害及以上选项的个体即被认为是受欺凌个体，因此本研究依据这一标准将当前样本群体划分为受欺凌个体和未受欺凌个体。其中，将受欺凌个体编码为0，而未受欺凌个体编码为1。

2.2.2. 青少年压力应对方式

本研究采用陈树林等人(2000)所编制的中学生应对方式量表以评估青少年对待压力事件的应对方式。该量表包括36个题项，并且可以划分为以问题为导向的应对方式和以情绪为导向的应对方式两个维度。其中，以问题为导向的应对方式包括问题解决、寻求支持和合理解释三个方面，而以情绪为导向的应对方式则包括忍耐、逃避、发泄情绪和幻想/否认四个方面。量表采用李克特式4点计分法进行评估，1代表“从不采取”，4代表“经常采取”。在本研究中，应对方式七个子维度的Cronbach’s α系数范围在0.574~0.875之间。

2.3. 统计分析

本研究首先采用SPSS 20.0软件对数据进行筛查和处理，并分析了主要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其次，本研究使用Mplus 8.3软件对青少年的压力应对方式进行潜在剖面分析，分析指标为问题应对方式的三个子维度以及情绪应对方式的四个子维度。在潜在剖面模型拟合指数方面，较低的Akaike信息标准指数(AIC)和Bayesian信息准则(BIC)、样本量调整BIC (adjBIC)、较高的熵、显著的Lo-Mendell-Rubin似然比检验(LMR-LRT)和显著的校正Lo-Mendell-Rubin似然比检验(ALMR-LRT)以及显著的基于Bootstrap的似然比检验(BLRT)被用于评价模型拟合优劣。进一步地，本研究还采用多元逻辑回归分析方法探究潜在剖面的关联因素。在多元逻辑回归模型中，以低应对组作为参照组，考察性别、年龄、受欺凌经历以及寄宿状态与不同压力应对模式之间的关联性。在本研究中，采用比值比(odds ratio, OR)反映变量之间的关联性。分类预测变量的OR意味着，与参照组相比，另一组别对发生比的倍数影响。对于连续性预测变量而言，当OR大于1时，说明连续型预测变量值提高则发生比提高，OR小于1代表预测变量值提高则发生比降低，OR等于1则代表预测变量的变化不会影响事件发生的概率。

3. 结果

相关分析结果

Table 1. Correlation analysis result of main variables

表1. 研究变量之间的相关分析表

变量	M	SD	1	2	3	4	5	6
1. 问题解决	20.10	4.75	1.00
2. 寻求支持	19.03	4.58	0.73^***	1.00
3. 合理解释	13.93	3.44	0.82^***	0.68^***	1.00
4. 忍耐	9.31	2.69	0.17^***	0.23^***	0.22^***	1.00
5. 逃避	8.02	2.60	0.08^**	0.22^***	0.13^***	0.53^***	1.00
6. 发泄情绪	8.43	2.99	0.02	0.24^***	0.05	0.48^***	0.55^***	1.00
7. 幻想/否认	10.98	3.84	0.05	0.20^***	0.07^*	0.52^***	0.63^***	0.59^***

注：^*代表p < 0.05，^**代表p < 0.01，^***代表p < 0.001。

表1呈现了研究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相关分析结果表明，问题解决与寻求支持、合理解释、忍耐和逃避之间均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而与其他应对方式之间无显著相关。寻求支持与合理解释、忍耐、逃避、发泄情绪和幻想/否认之间均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合理解释与忍耐、逃避和幻想/否认之间均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与发泄情绪之间不具有显著的相关关系。情绪应对方式各子维度两两之间均表现出显著相关。

为了识别并确定青少年压力应对方式的异质性模式，本研究使用LPA方法建构了六类潜在剖面模型。模型拟合指标如表2所示，结果发现，四类模型的AIC值、BIC值以及adjBIC值均低于三类模型相应的值，且熵值较高。另外，LMR-LRT、ALMR-LRT以及BLRT在四类模型中均具有显著性，而在五类和六类模型结果中则不再显著。因此，本研究认为四类模型为最佳的分类模型。

Table 2. Fitting indices of the latent profile analysis model

表2. 潜在剖面分析模型拟合信息指数

类别组	AIC	BIC	adjBIC	Entropy	LMR-LRT (p)	ALMR-LRT (p)	BLRT (p)	1	2	3	4	5	6
一类	22669.14	22739.76	22695.30	--	--	--	--	(1147) 100%
二类	21297.00	21407.99	21338.11	0.83	<0.001	<0.001	<0.001	(782) 68.18%	(365) 31.82%
三类	20277.24	20428.59	20333.30	0.82	<0.05	<0.05	<0.001	(421) 36.70%	(457) 39.84%	(269) 23.45%
四类	19679.37	19871.08	19750.38	0.84	<0.01	<0.01	<0.001	(197) 17.18%	(350) 30.51%	(447) 38.97%	(153) 13.34%
五类	19346.01	19578.07	19431.96	0.83	0.18	0.18	<0.001	(184) 16.04%	(278) 24.24%	(313) 27.29%	(146) 12.73%	(226) 19.70%
六类	19021.93	19294.36	19122.83	0.85	0.08	0.08	<0.001	(59) 5.14%	(291) 25.37%	(253) 22.06%	(234) 20.40%	(240) 20.92%	(70) 6.10%

根据以问题为导向和以情绪为导向的应对方式各个子维度的得分表现(见图1)，本研究将这四类分别命名为低应对组、高情绪应对组和高问题应对组以及混合应对组。具体而言，第一类个体的问题应对各子维度相对水平均较低，情绪应对各子维度的相对水平虽然高于问题应对水平，但在四组中仍处于较低水平，为此命名为“低应对组”；第二类个体的问题应对各子维度的相对水平低于情绪应对各子维度的相对水平，因此命名为“高情绪应对组”；第三类个体的问题应对各子维度的相对水平均高于情绪应对各子维度的相对水平，故将其命名为“高问题应对组”；混合应对组个体则表现为问题应对和情绪应对各子维度的相对水平较为一致且在四组中处于最高水平，为此本研究将这一组命名为“混合应对组”。

本研究还进一步地探究了青少年压力应对方式异质性模式的关联因素。多元逻辑回归分析结果表明(见表3)，以低应对组作为参照组，男生有较高可能性属于混合应对组(OR = 1.92, p < 0.01)。另外，相比低应对组而言，受欺凌个体有更大可能性属于高情绪应对组(OR = 1.83, p < 0.01)，但属于高问题应对组的可能性较低(OR = 0.44, p < 0.001)。最后，与低应对组相比较而言，寄宿生属于高情绪应对组(OR = 0.65, p < 0.05)和高问题应对组(OR = 0.49, p < 0.01)的可能性均较低。

注：由于构成应对方式各子维度的题项数量不等，容易使原始分数之间差异较大，因此采用标准分数进行潜在剖面分析。

Figure 1. Heterogeneous patterns of adolescent stress coping styles

图1. 青少年压力应对方式的异质性模式

Table 3. Results of 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表3. 多元逻辑回归分析结果

参照组为低应对组 OR [95%CI]	高情绪应对组 OR [95%CI]	高问题应对组 OR [95%CI]	混合应对组 OR [95%CI]
年龄	1.20 [0.99~1.46]	0.94 [0.78~1.14]	1.23 [0.97~1.56]
性别
男	1.05 [0.73~1.51]	1.39 [0.98~1.98]	1.92^** [1.24~2.97]
女	1.00	1.00	1.00
受欺凌经历
受欺凌	1.83^** [1.24~2.70]	0.44^*** [0.29~0.67]	0.88 [0.54~1.44]
未受欺凌	1.00	1.00	1.00
寄宿状态
寄宿	0.65^* [0.44~0.96]	0.49^** [0.33~0.71]	0.69 [0.44~1.11]
非寄宿	1.00	1.00	1.00

注：^*代表p < 0.05，^**代表p < 0.01，^***代表p < 0.001；性别编码为0 = 男生，1 = 女生；受欺凌经历编码为0 = 受欺凌，1等于未受欺凌；寄宿状态编码为0 = 寄宿，1 = 非寄宿。

4. 讨论

本研究通过潜在剖面分析发现，青少年的问题应对与情绪应对方式存在共存性和异质性特点，具体表现为低应对组、高情绪应对组和高问题应对组以及混合应对组四种类别。这一结果支持并验证了既有观点，即青少年在面对压力时倾向于同时采用多种应对方式(Herres, 2015; Zimmer-Gembeck & Skinner, 2016)，并且表明青少年个体间压力应对方式的差异并非类型上的区别导致，而是各类应对方式在水平上的高低组合而成。尽管这些异质性模式在以往研究中也有被识别(Achnak & Vantilborgh, 2021; Qasabe et al., 2025; Zhao et al., 2025)，但主要集中于成年群体中。在本研究群体中，高问题应对组和高情绪应对组的人数占比最多，分别达到38.97%和30.51%，而低应对组(17.18%)和混合应对组(13.34%)的人数相对较少。这说明大部分青少年已学会采用一定的压力应对方式，能够不同程度地运用问题应对和情绪应对策略。高问题应对组和高情绪应对组的典型表现很可能与压力源的可控程度有关，特别是在应对可控的压力时青少年可能会采用问题导向型应对方式，而在处理不可控压力源时则可能采用情绪导向型应对方式(Zimmer-Gembeck & Skinner, 2016)。青少年问题–情绪的混合应对表现意味着这部分青少年已掌握了问题应对策略，但这种策略的使用还尚未稳固，他们也容易受到强烈的情绪干扰。这可能与青少年的大脑与神经发育发展存在不平衡性的现象有关(Blakemore & Mills, 2014; Nelson et al., 2005)。低应对组的存在则可能说明有一部分青少年还未掌握适应性的应对策略。

本研究发现，性别与应对模式之间存在明显的关联。相比低应对模式而言，男生比女生更有可能采用混合型压力应对方式。这一发现与先前研究中“女生比男生更倾向于同时使用问题应对和情绪应对方式来处理压力(Alkaid Albqoor et al., 2023; Cicognani, 2011)”的结论相反。不过，该结果与Zhao等人(2025)的研究结果较为相似。尽管社会刻板印象普遍认为男性具备较强的理性思维和问题解决能力(Juvrud & Rennels, 2017; Plante et al., 2019)，因此在面对压力时他们更倾向于采用问题应对策略，但是实际的情况可能更加复杂。相比男性成年人，青春期男生的大脑发育尚未成熟，特别是其理性调控区域的发展相对滞后于情绪中枢(Blakemore & Mills, 2014; Nelson et al., 2005)，加之他们的应对压力经验不足，使得他们实际应对压力的模式更加复杂。他们虽然会尝试通过问题解决、寻求支持等方式应对，但当这些策略不足以有效缓解压力时，他们也可能转而采用逃避、幻想等情绪应对方式。这种混合应对模式可能反映了青春期男生在压力情境下的独特反应及其方式使用的灵活性。此外，本研究结果与以往研究不同(Ma et al., 2025; Qasabe et al., 2025)，发现年龄与不同压力应对模式之间不存在显著的关联。这可能是因为本研究群体在年龄上的同质性较高，使得该群体面临的压力源类型高度相似，而应对方式的选择则更多受到外部压力源的特性和个体环境差异等因素的影响，而非简单地由单一的年龄因素所决定。

此外，受欺凌经历、寄宿状态均与压力应对模式之间具有显著的关联性。首先，相比表现出低应对水平的组别，受欺凌个体比未受欺凌个体更有可能采取高情绪应对方式，且较不可能使用高问题应对方式。这可能与欺凌受害的性质有关，因为欺凌是一种重复且持续的压力事件(Olweus, 1993; 谢家树等，2018)，它会引发受欺凌青少年持续的威胁感知(Sequeira et al., 2025; Tsomokos & Slavich, 2024)，使他们的情绪反应优先得到激活，导致其难以对事件进行思考和解决。在寄宿状态方面，本研究发现相对于低应对组，寄宿生属于高情绪应对组或高问题应对组的可能性低于非寄宿生。这一结果说明寄宿生更倾向于表现出对压力的低应对倾向，这可能是因为其社会支持和应对资源相对匮乏。例如，寄宿生在生活和学习期间面临着父母的物理缺位和家庭支持不足等问题(Yin et al., 2017; 王存德，2020)，这些都不利于他们的适应性应对策略的培养与发展。父母作为重要的社会学习对象，其行为示范及指导性支持对青少年的应对策略发展发挥着关键作用(Garg et al., 2025; Smith et al., 2006)。

本研究在青少年群体中识别并确定了四种异质性的压力应对模式，不仅深化了压力应对理论中“个体综合运用不同应对方式”的观点，也对青少年群体压力应对模式相关文献进行了实证研究证据的补充。本研究对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具有重要启示。青少年的压力应对方式具有明显的异质性特点，因此在进行教育实践时应关注青少年应对策略的多样性，并制定有针对性的培养方案。具体而言，应着重培养和提升低应对模式青少年的应对技能，加强高情绪应对个体的情绪调节能力，同时引导混合应对个体在不同情境下更加灵活且适应性地运用不同应对策略，避免策略使用混乱。此外，也需要鼓励高问题应对个体积极关注自己的情绪，进一步优化自身的应对优势。研究还进一步揭示了性别、受欺凌经历、寄宿状态与青少年压力应对异质性模式之间的显著关联性。为此，应打破性别刻板印象，识别不同性别青少年群体的压力应对特点，制定性别差异化的干预与辅导方案。另外，需要关注和重视受欺凌青少年和寄宿生群体对压力事件的应对方式，定期追踪和评估这些群体的压力应对模式及其变化情况。学校和家庭需着重培养受欺凌青少年的积极健康的应对能力，减少其情绪应对倾向，避免再受害。对于寄宿生而言，学校和家庭应侧重优化其支持系统，给予他们充足的情感关怀，引导其发展出适应性的压力应对策略。

尽管如此，本研究仍存在以下局限。首先，本研究采用自陈式量表测量数据，难以避免被试的主观偏误所带来的影响。其次，本研究的横断研究设计限制了对应对模式纵向变化轨迹以及其稳定性的考察。最后，本研究仅聚焦于普遍意义上压力应对模式的探讨，未能结合特定压力源以及其压力可控性的评估，可能影响结果的深度和全面性。

基金项目

项目名称：内蒙古自治区社会科学基金2024年度青年项目；项目编号：2024QY22。

NOTES

^*通讯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