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一带一路”倡议迈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中国与东盟国家间的经贸合作与人文交流日益密切，涉外法律服务需求呈现出多元化、专业化、复杂化特征。广西作为与东盟陆海相邻的省份，肩负着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市场经营便利环境的关键使命。然而，传统涉外公共法律服务模式面临资源分布不均、服务效率低下、专业化精准化水平不足等现实困境，在边境少数民族地区尤为凸显。人工智能技术的迅猛发展，为纾解上述困境提供了新的路径。AI通过重塑服务供给模式、优化资源配置效率、提升服务精准程度，深刻改变涉外公共法律服务的传统生态。2023年，珠海市司法局创新推出“咖啡 + 茶”涉外调解工作法，创新涉外纠纷调解模式，为人工智能赋能涉外公共服务提供了实践范本。
本研究基于治理理论、技术接受模型与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理论，构建“技术–制度–价值”三维分析框架，系统阐释人工智能赋能涉外公共法律服务的治理逻辑，全面剖析珠海“咖啡 + 茶”模式的创新实践与经验启示，深入探讨广西涉外公共法律服务的现实状况、核心挑战与发展机遇，最终提出人工智能赋能广西涉外公共法律服务优化的实施路径，为边境民族地区借助人工智能技术提升涉外法律服务质量、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指引。
2. 人工智能赋能涉外公共法律服务的三重治理逻辑
人工智能赋能涉外公共法律服务，并非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一场深刻的治理范式变革。其内在逻辑可从技术赋能、制度规制与价值共创三个维度进行解构[1]，见表1。
2.1. 技术赋能维度：由“人力驱动”向“智能驱动”转型
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强大计算能力、算法模型与数据处理效能，涉外公共法律服务供给模式得以重构。其一，人工智能显著提升涉外公共法律服务的运行效能与普及性。人工智能系统能够实现24小时全天候在线服务，突破时空限制，有效提升服务响应效率。智能法律咨询平台具备多语种法律咨询请求的并行处理能力，切实解决涉外法律服务中的语言障碍问题。例如，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构建的AOL电子诉讼服务中心，以“全业务线上办理、全流程依法公开、全方位智能服务”为核心目标，着力突破传统诉讼模式中的时空约束与效率瓶颈，为粤港澳大湾区法治建设提供创新驱动力。该平台全天候提供立案、送达等40余项诉讼服务，配套多语种智能导诉系统及中英葡三语双译诉讼服务手册，自2021年10月上线以来，中心已累计处理诉讼事项370万次，网上立案207万件，电子送达4049万份[2]，显著提升了外国当事人参与诉讼程序的便捷性。
第二，人工智能显著提升了涉外公共法律服务的精准性与专业性。依托自然语言处理技术与法律知识图谱，人工智能可提供精准的法律咨询意见及自动化法律文书生成服务。青岛法务区深度应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构建“AI数智人”，并在市民中心、企业园区设立“青法小屋”，通过“线上 + 线下”双轨服务模式提升服务精准度。该区域创新建立涉外商事纠纷多元化解数字平台，优化纠纷解决机制。截至2024年，审结涉外、涉港澳台案件582件，涉案标的额约130亿元人民币，案件调撤率达45% [3]。青岛法务区的实践为人工智能优化涉外公共法律服务提供了典型范例。
其三，人工智能深度赋能涉外公共法律服务的数据分析与决策支持。人工智能技术可对法律服务数据进行深度解析并实现智能挖掘，为立法完善、监管机制优化及政策制定提供坚实的数据支持。以广州法院构建的“域外法查明通”平台为例，该平台整合全国443个域外法查明案例、逾3万部域外法律法规及近7万份涉外裁判文书，通过嵌入AI智能引擎提供法律智能比较研究服务。依托立体化域外法查明体系，该平台已支持适用俄罗斯、英国、加拿大、南非、澳大利亚等国家与地区法律审结涉外案件110余件，所涉法域涵盖全球主要地区[4]。人工智能通过对这些数据的进一步挖掘，还能预测涉外纠纷的高发领域与趋势，为提前制定应对策略提供支持。
2.2. 制度规制维度：构建人工智能应用的法治框架
人工智能的应用须置于严格的法治框架之下，以保障其安全性、可靠性及合规性。其法治框架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首要任务是规制算法风险。人工智能应用亟需防范算法偏见与歧视，确保决策的公平性，特别是着重考察其对边境少数民族地区可能产生的差异化影响。《海丝特别仲裁规则》创设了仲裁人工智能应用规范[5]，为人工智能在仲裁领域的合规应用机制构建了制度框架。
其次是保障数据安全与隐私。法律服务涉及大量敏感信息，须建立严格的数据安全保护制度与隐私保障机制。尤其在跨境数据流动场景下，需审慎平衡数据自由流动与国家安全、商业秘密保护之间关系。
最后是明确法律责任归属。当人工智能提供的法律建议出现错误并引致损失时，责任主体(包括但不限于开发者、运营者或使用者)的认定需在制度层面予以清晰界定。厦门市发布的《海丝特别仲裁规则》通过制度创新，为人工智能应用场景下的法律责任归属认定提供了重要参考依据。
2.3. 价值共创维度：提升服务质量与治理效能
人工智能赋能涉外公共法律服务的核心目标在于实现多元主体间的价值共创。其一，服务对象(民众与企业)维度旨在获取更为便捷、高效、低成本且高质量的法律服务，从而显著提升其法治获得感。例如，珠海市涉外公共法律服务中心2023年度为在大湾区工作生活的港澳居民及企业提供法律服务累计逾3000人次，成功处理疑难案件32宗。
其二，法律服务提供者维度，人工智能将其从重复性与事务性工作中解放出来，使其得以专注于更具复杂性与创造性的法律事务处理，进而提升其职业价值与工作效能。
其三，治理主体(政府)维度，实现了法律服务资源的优化配置，提升了治理的精准化与现代化水平，为优化营商环境、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提供了有力支撑。例如，青岛市通过建设青岛法务区，汇聚各类法律服务机构逾百家，为企业和市民提供“一站式”综合法治服务。
Table 1. The three-dimensional governance logic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nabling foreign-related public legal services
表1. 人工智能赋能涉外公共法律服务的三维治理逻辑
维度 |
核心机制 |
关键作用 |
典型应用 |
技术赋能 |
算力支撑、算法优化、数据处理 |
提升服务效率与可及性 |
智能法律咨询、多语种服务支持 |
制度规制 |
规则制定、标准设立、责任划分 |
确保安全、可靠、合规 |
算法审查、数据安全保护 |
价值共创 |
资源优化、效能提升、体验改善 |
实现多元价值最大化 |
服务创新、协同治理 |
3. 珠海市司法局“咖啡 + 茶”模式的创新实践与启示
珠海市涉外公共法律服务中心创立的“咖啡 + 茶”涉外调解工作法，是一项人工智能融合人文关怀与法治精神、具有显著创新价值的实践探索，为广西探索人工智能赋能路径提供了重要参考。该模式利用AI赋能，立足“一国两制三法域”交汇区跨境纠纷调解实践，初步形成横向有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商事调解、行专调解等调解类型，纵向有从涉港澳元素丰富的街道再到港澳居民入住率高的社区建立工作站、AI工作站等调解层级，通过投放涉外公共法律服务终端机，为琴澳居民企业提供线上线下法律咨询、专业调解、普法宣传、法治交流等智能化、便携式的法律服务体验。
3.1. “咖啡 + 茶”模式的内涵与实践
“咖啡 + 茶”模式的核心在于融合中西文化元素，“咖啡”象征西方文化，“茶”代表中国文化，秉持“磨”(耐心梳理纠纷细节)与“和”(追求矛盾和谐化解)的理念，通过营造宽松、友好的调解氛围，有效化解涉港澳民商事纠纷。其具体实践包括：
其一，构建跨域法律服务AI平台。珠海成立全国首家跨区域涉外公共法律服务中心，整合珠海(横琴)与澳门两地379名律师、调解员及涉外公证员组成专业法律服务团队[6]。
其二，形成特色调解流程。该流程包括点单(自主选择)–研磨(精细调解)–共饮(共识达成)三阶段流程，构建全链条闭环式纠纷化解机制。
其三，延伸基层服务网络。将模式推广至街道人民调解体系，成功化解多起涉港澳纠纷；设立“咖啡 + 茶”调解工作法澳门新街坊自助工作站，配备公共法律服务终端机，AI赋能，提供线上线下协同服务，实现琴澳居民“家门口”的法律服务覆盖。
3.2. “咖啡 + 茶”模式的治理逻辑分析
其一，该模式的核心驱动是技术赋能。直接应用人工智能(AI)技术，其通过平台化架构构建、资源整合与流程优化，彰显出系统集成与流程智能化的治理思维，为技术的深度赋能奠定了组织架构基础。
其二，该模式的坚实保障是制度创新，即规则衔接与机制对接的创新实践。通过签署三方合作备忘录、编撰跨境法律适用指引、探索专业资格互认等方式，系统性破解粤港澳三地法律规则差异。2024年1月18日，珠海市司法局联合澳门法务局、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法律事务局签署《法律事务紧密合作备忘录》[7]，并建立联席会议机制，协同推进大湾区规则衔接与制度融合。
其三，该模式的目标是价值共创。该模式显著提升港澳居民在内地的法治获得感与满意度，优化区域营商环境，促进粤港澳大湾区的社会融合与治理协同。
3.3. 对广西涉外公共法律服务建设的启示
广西作为边境少数民族地区和面向东盟的开放前沿，涉外公共法律服务需立足“边境、民族、跨境”特色，借鉴“咖啡 + 茶”模式的创新逻辑，构建符合自身实际的涉外公共法律服务体系，见表2。
首先，在技术赋能中注重文化融合与人文关怀，增强涉外公共法律服务的认同感。广西聚居着壮、瑶、苗等12个世居民族，且与东盟国家地缘相近、文化相通涉外公共法律服务需深度嵌入民族文化与区域文化元素，将广西民族文化元素与东盟国家文化特色融入AI法律服务设计。
其次，强化规则衔接与数据互通，破解跨境公共法律服务的痛点。广西与东盟国家的贸易、投资、人员往来频繁，跨境法律规则差异是涉外法律服务的核心痛点。需借鉴“咖啡 + 茶”模式的制度创新经验，推动规则协同与数据共享双轮驱动。
其三，构建协同治理生态，提升涉外服务的效能。广西涉外公共法律服务涉及司法行政、商务、外交、海关、律师事务所、高校等多个主体，需借鉴“咖啡 + 茶”模式的协同机制，
Table 2. Comparison and reference path between Zhuhai “coffee + tea” model and Guangxi current situation
表2. 珠海“咖啡 + 茶”模式与广西现状对比及借鉴路径
维度 |
珠海“咖啡 + 茶”模式 |
广西现状 |
借鉴路径 |
文化融合 |
融合中西文化(咖啡与茶)，创新调解氛围 |
具有多民族文化背景，但未充分融入法律服务 |
将广西民族文化元素与东盟国家文化特色融入AI法律服务设计 |
规则衔接 |
通过备忘录、指引手册、资格互认实现粤港澳规则衔接 |
与东盟国家的规则衔接处于探索阶段 |
利用AI技术构建中国–东盟规则衔接数据库，推动数字化规则对接 |
服务模式 |
“点单–研磨–共饮”三步骤调解法 |
服务模式较为传统，数字化程度有待提高 |
开发“AI + 调解”系统，创新在线纠纷解决模式 |
平台建设 |
全国首家跨区域涉外公共法律服务中心 |
正在建设中国–东盟法务区等平台 |
借鉴珠海平台建设经验，打造面向东盟的数字化涉外法律服务平台 |
人才培养 |
组建由379名法律专业人士组成的服务团 |
已有173名涉外法治人才，但AI复合型人才短缺 |
加强“AI + 法律 + 东盟小语种”复合型人才培养 |
4. 广西涉外公共法律服务的现状与挑战
广西壮族自治区依托其独特的区位优势和面向东盟的开放前沿地位，在涉外公共法律服务体系构建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逐步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的服务模式。然而，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一系列亟待解决的深层次挑战。
4.1. 发展现状与优势
4.1.1. 政策与规划支持涉外法治建设
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政府高度重视涉外法治建设，将其纳入区域发展总体布局。2021年9月，自治区政府办公厅率先印发《广西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十四五”规划》，成为继北京、上海之后全国第三个出台涉外公共法律服务专项规划的省份，为全区工作提供了顶层设计指引。2024年3月，自治区司法厅进一步聚焦东盟方向，印发《关于推动我区面向东盟涉外法律服务创新发展的行动方案(2024~2026年)》，明确了三年行动目标与重点任务。
4.1.2. 开展平台建设与设立机构，构建涉外公共法律服务规则体系
广西在平台载体建设上实现多项全国首创，2022年12月，经自治区司法厅批准，全国首家省级司法行政部门主管的专业化国际民商事调解机构——广西国际民商事调解中心在南宁市正式挂牌运营。2024年9月25日，由最高人民法院、中国贸促会共同支持建立的全国首个面向东盟的国际商事仲裁协作平台——中国–东盟商事仲裁协作中心在南宁启动，强化了区域仲裁合作机制。2025年8月，司法部正式批复设立“一带一路”法律服务联盟南宁代表处，标志着广西深度融入国家涉外法治工作布局，服务能级实现新跃升。
4.1.3. 价值共创视域下涉外公共法律服务体系的初步构建
南宁市作为核心枢纽，初步建成“一中心、五平台、多站点”的全要素覆盖、一站式集成、多层级协同的涉外法律服务网络体系。其中，“一中心”即中国–东盟法务商事服务中心，履行综合协调职能；“五平台”涵盖中国–东盟金融法律服务平台、广西东盟跨境电商总部基地涉外法律服务平台、国际知识产权法律服务中心、海事海商法律服务平台及投资贸易合规咨询平台，全面对接重点经贸领域的法律需求；“多站点”涵盖在中国(广西)自由贸易试验区南宁片区、中马钦州产业园区等十二个重点园区设立的涉外公共法律服务工作站，以及在边境口岸、国际社区设立的是我个涉外法律服务联络点，构建全域覆盖的服务网络。
4.1.4. 人才培养与交流
广西持续强化涉外法治人才储备与国际合作深度。目前全区已有36名资深仲裁员通过严格遴选入选首期涉外仲裁人才库，并依托仲裁机构共聘请来自2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160名国际知名法律专家担任涉外仲裁员。2024年8月，由司法部国际合作局指导的首届中越涉外律师人才同堂培训班在南宁成功举办，40名中国涉外律师与17名越南执业律师、商事仲裁员开展为期三周的联合研修，开创跨境法律职业共同体建设新模式。
4.2. 面临的主要挑战
4.2.1. 技术赋能不足：基础设施建设滞后与数据壁垒
数字化赋能严重不足。智慧司法覆盖狭窄，数据显示，仅35%基层法院开通涉企案件“一键立案”，小微企业立案排队超20工作日。市场监管信用库与法院执行系统联通不够，老赖企业仍中标政府工程。跨境数据断链，无法实时核验东盟企业资信，2023年边贸合同欺诈案上升37%。
部分边境地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仍显滞后，网络覆盖与算力支撑不足；同时因行政条块分割，司法、商务、边检等部门间存在显著的“数据孤岛”现象，跨系统数据共享机制尚未建立，严重制约人工智能法律模型的训练精度与应用场景拓展效能。
4.2.2. 制度规范建设滞后
针对人工智能在法律服务场景(如智能咨询、文书生成、争议预测)的应用，当前缺乏明确的法律责任认定规则、数据隐私保护标准、算法透明度要求及伦理审查机制。相关法规与行业标准体系的建设显著滞后于技术迭代速率。
第一，地方立法与标准体系缺位。我区尚未出台人工智能地方性法规，对算法歧视责任认定、自动驾驶事故归责等新型问题主要依赖上位法，缺乏针对边境区域特性的细化规则。同时，中国–东盟特色产业领域缺乏统一技术标准，导致企业研发活动面临法律合规风险。
第二，监管机制与技术发展脱节。监管部门缺乏人工智能专业技术工具，对深度伪造(Deepfake)诈骗、算法合谋定价等新型违法行为的监管效能低下。
第三，跨境治理协同存在困境。广西企业需同时应对东盟十国差异化监管规则。此外，执法协作机制空白问题突出，例如中缅边境赌场利用人工智能换脸技术实施跨境诈骗，但两国尚未建立针对人工智能犯罪的联合取证流程。
4.2.3. 价值共创未达成，区域发展不平衡
南宁、柳州等中心城市数字化建设水平较高，但部分边境县市及农村地区公共法律服务平台智能化改造进程缓慢，城乡间、地区间资源配置差异显著[8]，存在加剧“数字鸿沟”并影响法律服务均等化的系统性风险。
4.2.4. 复合型人才短缺
当前既精通民商法、国际私法等法律专业领域，又掌握机器学习、自然语言处理等AI核心技术的跨界人才极度匮乏；同时熟悉越南语、泰语等东盟国家官方语言，并深谙东盟各国商事法律制度的专业型涉外法治人才存量严重不足，难以匹配区域法律服务市场快速增长的需求。
4.3. 边境地区的特殊考量
4.3.1. 多语种(方言)服务需求
在少数民族聚居区及边境口岸，涉外公共法律服务亟需开发能精准识别壮语、瑶语等少数民族语言口音，并有效处理越南语、老挝语、柬埔寨语等东盟小语种法律文本的人工智能模型，以满足多元主体的无障碍法律服务需求。
4.3.2. 维护边境稳定的目标
人工智能赋能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需紧密服务于国家治边方略，重点强化在民族政策解读、跨境劳务纠纷调解、边贸合同合规审查等方面的智能化支撑能力，切实发挥凝聚民族共识、化解边境矛盾、巩固边境安宁的核心功能。
4.3.3. 跨境数据流动的需求
在处理涉东盟国家的投资仲裁、婚姻继承、贸易争端等法律事务时，案件证据材料的跨境传输、云端存储及算法调用涉及多国司法管辖权重叠问题，数据主权归属、安全风险评估与合规路径尚缺乏明确的法律框架，对国家信息安全防护体系构成严峻挑战。
基于广西边境少数民族地区的特殊地缘，涉外公共法律服务建设内有优劣，外有机遇和威胁[9]，SWOT分析能够清晰展示这一情况，见表3。
Table 3. SWOT analysis of foreign-related public legal services in Guangxi
表3. 广西涉外公共法律服务SWOT分析
优势(Strengths) |
劣势(Weaknesses) |
1. 面向东盟的区位优势 2. 政策支持力度大 3. 平台建设初具规模 4. 与东盟国家的交流合作基础良好 |
1. 数字基础设施薄弱 2. 复合型人才短缺 3. 数据资源共享不畅 4. 区域发展不平衡 |
机遇(Opportunities) |
威胁(Threats) |
1. “一带一路”倡议深入实施 2. RCEP生效带来的机遇 3. 人工智能技术快速发展 4. 中国–东盟合作持续深化 |
1. 国际竞争加剧 2. 跨境数据流动安全风险 3. 数字鸿沟可能扩大 4. 文化差异带来的挑战 |
5. 人工智能赋能广西涉外公共法律服务的路径构建
“技术赋能、制度规制与价值共创”三重治理逻辑，深入技术与法律、社会价值互动的深层治理层面，是广西人工智能赋能涉外公共法律服务的完整治理框架。三者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一个相互依存、相互促进、辩证统一的有机整体，是动态平衡的生态系统。三者之间的关系可以形象地概括为：“技术赋能”是引擎，其通过提升效率、扩展功能、优化体验，为涉外公共法律服务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创新动力和核心驱动力。“制度规制”是轨道，其为技术的应用划定红线，确保创新在安全、可靠、公平、合规的范围内进行，防范技术风险(如算法歧视、数据泄露、责任真空)，是治理体系稳健运行的保障。而“价值共创”则是目的地和导航仪，所有的技术应用和制度设计，最终都是为了实现多元价值的共同提升——包括服务对象的获得感、服务提供者的效能感、治理主体的现代化水平以及社会整体的营商环境优化。它是治理的终极目标和价值归宿。结合治理逻辑、珠海经验与广西区情，实施路径如下。
5.1. 技术赋能聚焦核心场景：推动“智能+”重点领域深度应用
其一，建设中国–东盟跨境法律服务平台。政府构建集法律咨询、合同智能审查、在线纠纷解决、跨境风险智能预警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智能化平台。深度参考广州法院“域外法查明通”平台的成熟经验，针对性开发面向东盟各国的域外法查明智能支持系统，提供精准、高效的智能法律条文比对与法律研究服务。
其二，开发多语种智能法律助手。政府可以依托类似的南宁市已成功打造的内置先进多语种实时交互系统的涉外法律服务AI数字人技术基础，重点支持汉语、英语、越南语、泰语等东盟主要语种，实现7 × 24小时全天候在线智能法律咨询与基础法律问题解答服务，提升服务可及性。
其三，构建并完善涉外法律大数据中心。积极借鉴青岛法务区成功汇聚全市法治数据资源并有效接入外部48类2000余项数据的宝贵实践经验，政府构建并完善涉外法律大数据中心。该中心全面汇聚整合涉外法律服务全链条数据资源，着力建设覆盖东盟各国的权威法律法规数据库、典型涉外司法案例库、高端法律专家智库，为人工智能模型的训练、优化与迭代提供坚实、高质量的多维度数据支持。
其四，完善在线争议解决机制(ODR)。借鉴钦州市打造的先进ODR国际商事调解成功模式，该机制应全面具备在线立案申请、远程视频调解、电子文书送达等核心功能，并支持区块链技术存证与智能识别电子合同有效性，为国内外市场主体提供高效便捷、低成本的“一站式”涉外商事争议线上解决服务通道。
5.2. 完善制度保障：构建法规标准与伦理规则协同体系
其一，探索制定地方性法规或规章。广西政府研究并适时制定《广西壮族自治区涉外公共法律服务数字化促进条例》或相关规章，在其中清晰界定数据权属归属、算法决策问责机制、用户隐私保护边界等关键法律问题，为发展提供法治基石。
其二，建立算法审查与伦理评估机制。参考《海丝特别仲裁规则》中创新设立的仲裁人工智能应用规范相关条款精神，相关部门设立专业、独立的科技伦理委员会，对应用于涉外法律服务的关键性AI系统进行常态化的算法透明度审查、合规性检测及公平性影响评估。
其三，推动标准体系建设。相关联合区内外知名高校、领先科技企业及法律实务机构，共同研究制定适用于AI赋能法律场景的技术应用标准、服务操作规范及质量评价指标体系。
其四，探索跨境数据流动白名单制度。政府主导在广西自贸试验区等特定开放区域，率先试点探索与东盟国家间建立法律数据安全、规范、有序流动的合作机制，制定并动态管理跨境传输数据的白名单。
5.3. 价值共创目标下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多元协同”的治理生态，夯实数据、人才与
组织协同基础
其一，建设一体化法治大数据中心。该中心的重点是打破部门间数据壁垒，在严格保障安全可控的前提下，有序推动政务数据、司法数据的依法合规开放共享与融合应用，为人工智能应用提供持续、高质量的数据“燃料”供给。
其二，推动实施“AI + 法治”复合型人才系统培育计划。区内高校积极推动设立“人工智能法学”交叉学科或专业方向，深化与东盟国家高校的联合人才培养项目合作[10]。实务部门加强对现有法官、检察官、律师、仲裁员等法律从业者的常态化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与伦理素养专项培训，提升其驾驭智能工具的能力。相关部门制定专项政策，大力引进具备法律与人工智能双重背景的高端复合型人才及创新团队。
其三，构建多元协同治理机制。首先是构建跨部门协同机制，由司法行政部门牵头，联合商务、外交、海关等部门设立广西涉外公共法律服务联席会议，定期研究解决跨境法律服务中的重大问题，通过人工智能平台实现信息共享与业务协同，如海关部门将跨境贸易纠纷信息同步至司法行政部门，司法行政部门可快速协调律师为企业提供法律援助。其次，加强“政社企协同”，引导律师事务所、公证机构、仲裁委员会等社会力量参与涉外法律服务，组建中国–东盟涉外律师团，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对律师的语言能力、专业领域、跨境经验进行精准匹配，为企业提供定制化法律服务。最后是开展国际协同，与东盟国家的司法行政部门、律师协会、仲裁机构建立跨境法律合作网络，通过人工智能实现远程法律咨询、证据交换、调解协商等功能，如针对中越边境地区的跨境劳务纠纷，可通过远程视频平台连接中越两国的律师与调解员，实现线上协同调解，提高纠纷解决效率。由政府主导，科技企业、律师事务所、仲裁调解机构、高校科研院所及社会公众共同参与的开放式治理生态能够通过多方协商确保人工智能赋能涉外法律服务全过程的民主性、透明性与科学性[11]。
5.4. 治理框架的动态平衡：设置保障机制与风险防范
为确保人工智能赋能广西涉外公共法律服务的顺利实施与可持续发展，必须同步建立完善的保障机制与严密的风险防范体系。
其一，在组织保障方面，建立由自治区党委政法委牵头总协调，司法厅、大数据发展局、外事办、商务厅等多部门深度参与的协同推进工作机制，明确各部门职责分工，形成合力统筹推进全区AI赋能涉外法律服务工作。建立定期联席会议制度，及时研判形势，协调解决推进过程中遇到的重大政策、资源与技术问题。
其二，在资源保障方面，加大持续性财政投入力度，设立自治区级“AI赋能涉外公共法律服务”专项资金，重点支持关键技术攻关、核心平台建设运维及高端人才培养引进。创新投融资模式，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积极参与，形成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的多元化长效投入机制。同步完善数字化基础设施，显著提升全区网络带宽承载能力和公共算力平台支撑能力。
其三，在风险防范方面，首先是数据安全风险防控，建立健全数据分类分级保护制度规范体系，严格落实个人信息保护和商业秘密保护措施，运用加密、脱敏等技术强化防护，确保跨境数据流动全流程安全可控[12]。其次是算法偏见防范措施：建立常态化的算法审计制度框架，定期对核心AI系统的决策逻辑与输出结果进行公平性检测与偏差修正，有效防止因算法设计或数据偏差导致对不同群体的歧视性服务结果。然后是服务质量监管机制方面，政府要构建科学、可量化的AI法律服务质量动态评估指标体系，定期对智能服务的效果、效率及用户满意度进行第三方评估，并根据评估结果持续优化，确保服务质量稳步提升。最后是制定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相关部门预先制定涵盖系统重大故障、敏感数据泄露等突发安全事件的详细应急预案，明确响应流程、责任主体与恢复措施，配备必要资源，确保在异常情况下能够快速响应、有效处置并恢复服务。
综上，广西人工智能赋能涉外公共法律服务建设需要周密的时间表，见表4。
Table 4. Implementation path and timetable of AI enabling foreign-related public legal services in Guangxi
表4. 广西人工智能赋能涉外公共法律服务的实施路径与时间表
重点领域 |
短期措施(1~2年) |
中期目标(3~5年) |
长期愿景(5年以上) |
平台建设 |
建设中国–东盟法律数据库原型系统 |
建成覆盖主要东盟国家的法律数据库 |
形成全球领先的中国–东盟法律服务平台 |
技术应用 |
开发多语种AI法律助手试点版 |
AI助手覆盖主要东盟语种，准确率达90%以上 |
建成全流程智能化的涉外法律服务系统 |
规则衔接 |
与1~2个东盟国家签署法律数据共享备忘录 |
与主要东盟国家建立规则衔接机制 |
形成中国–东盟规则衔接的标准体系 |
人才培养 |
培养首批“AI + 法律 + 东盟小语种”复合人才50名 |
形成200人规模的复合型人才队伍 |
建成中国–东盟涉外法治人才培养高地 |
制度建设 |
出台AI法律服务伦理指南 |
制定《广西涉外公共法律服务数字化促进条例》 |
形成完善的AI赋能涉外法律服务制度体系 |
6. 结论与展望
人工智能赋能涉外公共法律服务是边境少数民族地区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本文通过构建技术–制度–价值三维治理逻辑框架，分析珠海“咖啡 + 茶”模式的经验启示，在评估广西现状与挑战的基础上，提出了人工智能赋能广西涉外公共法律服务的实施路径。
研究发现，人工智能通过技术赋能、制度规制与价值共创的复合治理逻辑，重塑涉外公共法律服务的生态体系；珠海“咖啡 + 茶”模式在文化融合、规则衔接与多元协同方面的创新实践，为广西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样板；广西应当从场景应用、制度保障、支撑体系三个维度构建实施路径，打造具有边境民族地区特色的涉外公共服务新模式。
未来，广西应充分发挥面向东盟的区位优势，将法治、民族与人工智能三大要素紧密结合，在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大背景下，积极探索人工智能赋能涉外法律服务的新路径、新模式，为全国边境少数民族地区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广西经验，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提供坚实保障。
基金项目
2024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新文科研究与实践项目《“思政引领、学科融合、多方协同育人”公安法学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研究与实践》(项目编号：XWK202435)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