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人的存在以及人的自由和幸福是哲学研究的重要维度，始终是哲学关注的焦点问题。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在批判、汲取和发展旧哲学的基础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将观念上的怪诞从历史的迷雾中驱散出去，形成了以“现实的个人”的活动和关系为基础，以“现实的个人”的自由发展为价值目标，以“真正的共同体”为现实价值目标之途径的“现实的个人”思想。
“现实的个人”思想诞生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对青年黑格尔派哲学的批判以及对自身哲学信仰的全面肃清之中，因而具有强烈的批判性和革命性。然而，学界对“现实的个人”思想的研究更多地聚焦于人学维度，而没有充分意识到这一思想所包含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意蕴。本文认为，“现实的个人”是唯物史观的进入口，这一思想不仅是对人的存在和人的发展的再思考，还是对社会现状的再审视以及对历史观的再明确。经由“现实的个人”思想，马克思和恩格斯实现了哲学前提的根本性变革，并完成了新世界观的创立。该思想将“现实的个人”的活动和关系作为概括和解析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基石，使其作为一条主线而贯穿《德意志意识形态》全文。在此基础上，该思想立足于“现实的个人”的生存现状，由此来揭示资本主义现实的运作机制，并最终落足于建构“真正的共同体”，为实现个人自由发展的价值目标提供了理论指导。
2. “现实的个人”的活动和关系：概括和解析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基石
德意志意识形态家强调观念的自主性，将观念、精神等因素视为世界的主宰者，实则忽略了产生这些观念的现实基础。马克思和恩格斯则将“现实的个人”视为他们观察和认识问题的哲学前提，用纯粹经验的方式对其进行考察。[1]从“现实的个人”以及“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2], p. 146)出发，他们总结出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现实的个人”从事的活动主要是物质生产活动，受到生产力水平的限制。与生产力水平相关联的、展现出人在具体社会历史中的独特规定性的，正是人的交往关系。以上内容环环相扣，以“现实的个人”为主体，以人在现实中的活动和关系为基础，构成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具体线索。由此可见，“现实的个人”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构建出的新世界观中的逻辑出发点和线索串联器。
(一) “现实的个人”的物质生产活动构成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要素与标尺
社会历史归根到底是人的活动的产物。所谓“社会”，是根据人在活动中形成的、“使人们成为现在这种样子的周围生活条件”中的“人的关系”([2], p. 157)而建构的；所谓“历史”，是根据由需要和生产方式所决定的人们之间的物质联系而建构的。因此，社会历史是各个世代的社会的依次交替。在这个过程中，“现实的个人”正是串联起各个世代的社会历史主体，人的物质生产活动的历史演变正是衡量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尺度。
“现实的个人”的物质生产活动，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要素。通过对历史过程中三种生产形式的考察，马克思和恩格斯从物质生产活动的角度考察了生产力和交往形式，引出了人的历史活动和关系。他们指出，物质生活本身的生产、物的再生产，以及社会关系的生产是在历史进程中同时发生的三个方面，它们构成了历史的世俗基础。他们还指出，“一定的生产方式或一定的工业阶段始终是与一定的共同活动方式或一定社会阶段联系着的，而这种共同活动方式本身就是‘生产力’”。([2], p. 160)故而，他们把物质生产生活视为人们最基本的活动，把人们在其中形成的交往关系即生产关系视为最基本的社会关系，确立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要素。
“现实的个人”在不同历史时期中物质生产活动的分工以及所有制的表现形式，构成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标尺。分工源于生产力的发展，代表着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分工还决定了人们的交往形式，而交往形式与所有制的形式相对应。“分工的每一个阶段还决定个人在劳动材料、劳动工具和劳动产品方面的相互关系”，([2], p. 148)而人们在分工当中形成的相互关系代表了所有制的不同形式。他们通过考察表现了生产力水平的分工发展的不同阶段，和代表着生产关系的所有制的不同形式之间的对应关系，阐述了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
“现实的个人”作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新世界观的理论前提，起到了充当唯物史观的出发点和立足点的重要角色。“现实的个人”的物质生产活动构成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要素和标尺，由此，新世界观的基础概念得以明晰。
(二) “现实的个人”的活动和交往关系构成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
“现实的个人”的物质生产活动作为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要素和标尺，明晰了社会历史发展的演进基础。而在具体的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中，“现实的个人”的活动和交往关系则构成了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人的现实活动与交往关系在社会历史过程中的不断发展，构成了历史基于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的矛盾。
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考察“现实的个人”的活动和交往关系，揭示了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的矛盾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首先，他们指出“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2], p. 160)这是因为“现实的个人”在进行具体的生产活动时会表现出自然关系与社会关系。([2], p. 160)人类对自然界的改造程度彰显了生产力水平，因而人与自然的关系表现为一定的生产力。同时，人对自然世界的改造必然是“许多个人的活动”，因而人在改造自然的同时从中构建出包含了自然关系和社会关系的各种交往形式。[3]其次，他们阐明了生产力与交往形式之间的辩证关系，揭示了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一方面，生产力对交往形式具有决定性作用。为了进行生产活动，人必然依赖于一定的现实物质条件，也就是生产力的一定情况，从而形成一定的交往形式。另一方面，交往形式对生产力具有能动的反作用。当生产力迅速发展，旧的交往形式被适应于比较发达的生产力的新的交往形式所代替。([2], p. 204)在交往形式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断新旧更替的过程中，“现实的个人”正是推动历史发展的现实主体。[4]
由此一来，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考察“现实的个人”在社会历史进程中的活动以及在其中形成的各种关系，明晰了“现实的个人”的物质生产活动是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基本要素与标尺，并揭示了人的现实活动和关系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基于此，马克思和恩格斯也能够将“现实的个人”的生存现状作为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现实运行机制的根据，从而揭开“思想的自主性”的迷雾。
3. “现实的个人”的生存现状：揭示和剖析资本主义现实运行机制的根据
要真正把握“现实的个人”思想深刻的哲学内涵，不仅要明晰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如何基于“现实的个人”的活动和关系来把握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更重要的是理解他们是如何在唯物史观的视域下通过分析“现实的个人”当下的生存状况，来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进行剖析。他们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是偶然的个人和阶级的个人，其生存状况表现为“自主活动与物质活动的生产”([2], p. 209)的分离。对于这一生存现状的成因，应该根据经验来揭示，而“不应当带有任何神秘和思辨的色彩”。([2], p. 151)因此，不是思想、意识和观念的自主性，而是物质生产关系的统治致使人的“自主活动与物质活动的生产”相分离。如此一来，马克思和恩格斯根据“现实的个人”的现实活动和关系来考察其当下的生存状况，深入揭示和剖析了资本主义现实的运行机制。
(一) “现实的个人”的生存现状表现为“自主活动与物质活动的生产”的分离
通过历史性地考察人在不同社会形态中的现实活动和交往关系，马克思和恩格斯区分了“有个性的个人”、“等级的个人”、“阶级的个人”和“偶然的个人”等关于个人的范畴。他们指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是偶然的个人和阶级的个人，其生存状态表现为“自主活动与物质活动的生产”在相当程度上的分离。
在自然形成的社会中，个人是“等级的个人”，个人受固定等级的束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由自然关系联系起来的内在关系，主要表现为个人与共同体之间的氏族关系和家庭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分工是自然形成的，即是自发性的而非出于自愿的，而这种自然形成的分工导致了社会活动的固定化。例如，猎人只能是猎人，批判的批判者也只能从事批判工作，否则他们将失去生活资料。([2], p. 165)固定范围的分工也造成了社会关系的独立化，由此导致人的个性是被等级或阶级所束缚的。在等级社会中，个人的生存状态表现为自然的必然性，个人作为“等级的个人”，虽然是“有个性的个人”，但他的个性是由他所属的等级决定的，因而是内在于他的等级之中的、被先天固定的。[5]
随着资本主义关系得到确立与巩固，“有个性的个人与阶级的个人的差别，个人生活条件的偶然性”出现了。([2], p. 200)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个人是“阶级的个人”。阶级取代了等级，个人并不必然地隶属于某个共同体，个人的生活条件具有一定的偶然性。这似乎代表着个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更加自由，但事实却是，他们“更不自由，因为他们更加屈从于物的力量。”[6]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再是自然形成的内在关系，而是由“物的力量”所决定的外在关系。
(二) “现实的个人”的生存现状源于物质生产关系的统治
对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个人，德意志意识形态家们也发现了他们是受到现实生活的束缚和限制的，并试图分析和批判这种受束缚的生存现状。然而，他们只是将个人现实生活的枷锁归结为思想的自主性和能动性。因此，这类哲学批判无法对个人受束缚和限制的生存状态做出科学的分析，更无法为干预或改造个人的生存状态指明道路。
而马克思和恩格斯从“现实的个人”的活动和关系出发，首先揭示出所谓“思想的自主性”背后的原因是由物质利益决定的生产关系的统治。他们指出，分工不断推动生产力发展，和分工一同出现的，还有劳动条件和劳动产品的不合理分配。对劳动条件和劳动产品进行支配的要求，最终导致了私有制的出现。除此之外，随着分工的发展，特殊利益与共同利益逐渐对立。而每一个力图取得统治的阶级，都需要把自己的特殊利益美化为普遍的利益。所以，统治阶级建构了“虚假的共同体”，并在其中以施行意识形态的方式驱使个人压抑自己的利益、认同这种表现为共同利益的特殊利益。[7]可见，“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2], p. 178)由此，“思想的自主性”的真相就呼之欲出了。
进一步，马克思和恩格斯阐明了资本主义社会中所谓的“异化”状态，也即“现实的个人”受束缚和限制的生存状态根源于物质生产关系的统治。他们指出，“只要分工还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自然形成的，那么人本身的活动对人来说就成为一种异己的、同他对立的力量。”([2], p. 165)在由资产阶级建构的“虚假的共同体”中，人的活动范围是受到分工和私有制的束缚的。
总之，不同于德意志意识形态家们将“思想的自主性”视为人类社会的镣铐的哲学观点，也不同于他们“以词句反对词句”的批判路径，马克思和恩格斯“根据经验来揭示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同生产的联系”，([2], p. 151)将“思想的自主性”归因于物质生产关系的统治，进而将“现实的个人”生活的真正枷锁归因于物质生产关系的统治，鞭辟入里地剖析了资本主义现实的运行机制。
4. “现实的个人”的自由发展：建立“真正的共同体”的目标指向
作为致力于“改变世界”而不仅仅是“解释世界”的哲学家，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揭示资本主义现实运行机制，以及找出造成“现实的个人”当下生存状况的原因以后，还要改变这种生存状况。正因为“现实的个人”生活的真正枷锁是物质生产关系的统治，要打碎这种枷锁必须诉诸于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革命。而这种革命需要具备一定的社会前提，即生产力达到高度发达的水平和形成具有共产主义意识的无产阶级。对于“现实的个人”的生存状况，他们也给予了科学的预测，即“现实的个人”在“真正的共同体”中自由发展。而根据唯物史观所揭示的社会历史发展规律，这是必将到来的。由此，他们把“现实的个人”在“真正的共同体”中的自由发展视为价值目标，又把这一价值目标的实现客观化到历史的必然性之中。
(一) “现实的个人”的自由发展应诉诸于现实的革命
对于“现实的个人”的自由发展的价值目标之实现，马克思和恩格斯揭露了思想的革命的有限性，指出这一目标的实现应诉诸于现实的革命。
德意志意识形态家没有考察“现实的个人”和其周围环境的联系，因而只看到意识形态方面的统治，忽略了物质生产关系的统治。所以，他们对于“现实的个人”生存状况的改变只是诉诸于对观念的批判。对于旨在改造社会的具体做法，他们没有看到现实物质层面的依据，因此只能提出观念化、抽象化的方案。
不同于德意志意识形态家仅仅和意识的幻想进行斗争的做法，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历史性地分析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同生产的联系，揭示出所谓“思想的自主性”背后是物质生产关系的统治。由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得出以下结论：“只有通过实际地推翻这一切唯心主义谬论所有产生的现实的社会关系，才能把它们消灭”。历史以及任何理论的动力不是理论的批判，而是现实的革命。([2], p. 172)只有诉诸于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革命，人类社会才能得到根本改造，“现实的个人”自由发展的价值目标才能够实现。
据此，他们阐明了他们对共产主义的理解：“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2], p. 166)
(二) “现实的个人”的自由发展以生产力的高度发达和无产阶级的形成为前提
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阐明所谓“思想的自主性”背后是物质生产关系的统治，揭露了思想的革命的有限性，进而指出“现实的个人”的自由发展应当诉诸于现实的革命。但是，解决“现实的个人”之生存困境的关键不仅仅在于提出变革社会的方案，更在于找到所需要的社会条件：生产力达到高度发达的水平，以及形成具有共产主义意识的无产阶级。
生产力达到高度发达的水平，是改变“现实的个人”的生存状况、实现“现实的个人”的自由发展的最关键的社会前提。第一，高度发达的生产力提供了建立“真正的共同体”的阶级基础和主体基础。只有生产力达到高度发达的程度，才能造成普遍的异化，使异化“成为一种‘不堪忍受的’力量”。([2], p. 165)只有这样，社会的大多数人才会变得穷困潦倒，并同拥有财产的人相对立。这些社会中的大部分人构成无产阶级。随着社会内部的阶级对立与阶级矛盾逐渐尖锐化，无产阶级产生出必须进行革命的意识，在革命中消灭任何阶级的统治。由此，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仅阐明了现实的革命的必要性，而且揭示了无产阶级作为革命运动的主体地位。
第二，高度发达的生产力提供了建立“真正的共同体”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基础。只有生产力达到高度发达的水平，社会物质财富才能够充分涌流。否则，贫困的极端化和普遍化又会死灰复燃。此外，正是由于生产力的巨大增长，普遍交往才得以可能。交往的普遍化一方面使得交往的力量发展成一种普遍的不堪忍受的力量，另一方面使得个人摆脱地域和民族的局限，使无产阶级在世界范围内的联系成为可能。
至此，马克思和恩格斯论证了只有生产力达到高度发达的水平和形成具有革命意识的无产阶级，建立“真正的共同体”的社会条件才能够具备，由此阐明了革命的主体性、必要性和可能性，厘清了实现“现实的个人”的自由发展的价值目标所需要具备的社会前提。
(三) “现实的个人”的自由发展是具备“现实性”的人的生存状况
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现实的个人”的自由发展应诉诸于现实的革命，这是同他们对“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的理解相对应的。同时，马克思和恩格斯阐明了建立“真正的共同体”的前提条件，这是同他们对“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的理解相对应的。[8]然而，他们并不是否定这种“状况”，而是对这种状况进行了科学的预测和描绘。并且，他们将这一理想的实现融入到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之中，认为它是具有历史必然性的。
第一，马克思和恩格斯描绘了在“真正的共同体”中具备“现实性”的人的生存状况。他们认为，真正具有“现实性”的人是“真正的共同体”当中的人。在“真正的共同体”中，“异化”状态将不复存在，自由发展的价值目标也将实现。首先，“真正的共同体”是自由人的联合体，个人摆脱了阶级的束缚。其次，在“真正的共同体”这个自由人的联合体中，革命无产者控制了自己和全体社会成员的生存条件，受到自发性、偶然性支配的东西都将被自主性的东西所取代。这样，个人在“真正的共同体”中能够实现“自主活动与物质活动的生产”的统一，在生命活动中展现自己的独特个性。
第二，马克思和恩格斯根据唯物史观所揭示的社会历史发展规律，证明了实现“真正的共同体”的历史必然性。首先，从“现实的个人”的物质生产活动以及在其中形成的各种交往关系出发，他们揭示了基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矛盾的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对于特定社会历史时期的个人来说，该时期的生产条件是活动的条件，也是个人本身力量的表现。因而基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的社会历史发展历程也是个人力量发展的历史。其次，他们根据社会历史发展规律，揭示了“现实的个人”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统治下发起革命的必然性，进而论证了爆发现实革命的历史必然性。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每一次都不免要爆发为革命”，([2], pp. 195-196)当各种矛盾发展到极其尖锐的程度时，无产阶级将利用所继承下来的各种条件，一方面消灭旧式分工和私有制，推翻旧的生产力和交往形式的一切基础；另一方面“重新驾驭这些物的力量”，([2], p. 199)创造新的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使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和运动的条件都置于他们的控制之下。从这个意义上说，现实的革命运动“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其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
5. 结语
综合以上分析，以“现实的个人”作为唯物史观的进入口，“现实的个人”思想为我们透视和理解人的存在和人的发展提供了独特的视角。通过考察“现实的个人”的活动和关系，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社会历史发展规律进行了概括与解析。唯物史观不仅仅是揭示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哲学观。对“现实的个人”受到束缚和制约的生存现状的关照，使马克思和恩格斯得以从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入手，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加以剖析。进而，他们将“现实的个人”的自由发展作为理论落脚点和目标指向，以此为基础提出进行革命运动的现实要求，并论证了建立“真正的共同体”、实现人的“现实性”的历史必然性。由此，他们不仅将“现实的个人”思想落实到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剖析，而且为建立以人的自由发展为终极目标的社会指明了科学的现实道路。
可见，“现实的个人”始终是唯物史观的出发点、立足点和落脚点。“现实的个人”思想具有强烈的批判性和革命性，是对社会现状的再审视以及对历史观的再明确，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在未来的研究中，我们应继续深化对“现实的个人”思想的理解，并探索其在当代社会的应用与发展，以期为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提供更为有效的理论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