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恩格斯在1878年发表的《反杜林论》是哲学以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著作。恩格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石，系统地批判了杜林的唯心主义哲学、经济学与社会主义理论。杜林认为道德是永恒的、普世的、超越民族和历史限制的，这显然是将道德抽象化的结果，其目的是将资产阶级的道德观念包装成“永恒真理”。恩格斯撕开了这虚假的面目，并指出道德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产物，这为当今理解道德的现实性、历史性与实践性提供了根本遵循。
当前，人类社会发展依旧面临道德困境与价值冲突的复杂社会形态：西方价值霸权包装“永恒真理”的荼毒；资本控制下的科技发展异化，出现诸多科技伦理问题；全球治理下的道德文明观念差异与矛盾加剧……这些现实差异，仍与恩格斯《反杜林论》中的核心观点紧密关联，也为破解当代困局提供了理论指南与实践路径。
2. 《反杜林论》中道德观的核心内涵
杜林以片面的角度对道德的本质进行了歪曲，他在《哲学教程》中试图将道德抽象为超越历史条件的永恒范畴，指出“道德的世界和一般知识的世界一样……都有它们的恒久的原则”、“真正的真理是根本不变的”([1], p. 136)，这样的论述违背了道德发展的辩证规律，同时也割裂了道德与社会经济基础之间的联系，充斥着形而上学的唯心主义色彩。恩格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深入分析了道德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对其观点做出了彻底的批判，确立了历史唯物主义的道德分析原则。
2.1. 批判了“永恒道德论”的荒谬
杜林所认为的“适用于所有世界、所有时代”的“恒久原则”实际是在为资产阶级辩护，将资产阶级的特定道德伪装成“永恒真理”，来掩盖资产阶级剥削的本质，证明资本主义制度的合理性，从而维护资产阶级的统治。同时称“‘永恒道德论’凌驾于历史和民族特性之上，遮蔽道德的物质根基……鼓吹道德永恒”([2], p. 31)，当无产阶级想摆脱资产阶级压迫要求消灭私有制时，资产阶级就用“永恒道德”的框架来压迫无产阶级。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一切以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没有人怀疑，在这里，在道德方面也和人类认识的所有其他部门一样，总的说是有过进步的”([3], p. 99)。道德是伴随劳动分工产生的社会经济关系的产物，其形成与生产力水平以及生产资料的变化更加密切相关。不同社会历史阶段的人们会产生不同的利益关系，而不同历史时期的人们受其社会发展状况对道德的理解和认同也会产生差异，在社会历史的发展中需要道德的出现来约束人们，因而道德是社会历史的产物且随社会历史的变化不断发展变化。正是基于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立场，恩格斯彻底批判了“永恒道德论”的荒谬，揭穿了资产阶级将自身道德包装成“永恒真理”的伪装。
2.2. 揭露了“超阶级道德”的虚伪
杜林所宣称的“超阶级道德”，是其哲学体系的组成部分，具有典型的唯心主义色彩，是维护19世纪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工具。杜林认为道德具有永恒真理性，一旦被认知便具有普适性，同时杜林认为道德可以超越一切历史阶段、民族差异，否认了道德的社会历史性，同时也抹杀了道德的阶级性。
恩格斯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印证，阶级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伴随着私有制出现的产物，不同阶级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权不一致从而引发了利益冲突，而道德作为反映社会经济关系的意识形态，必然受到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具有鲜明的阶级性。恩格斯指出19世纪欧洲社会并存的封建贵族道德、资产阶级道德和无产阶级道德，其实质是阶级利益冲突的反映，封建贵族道德以“等级忠诚”、“身份特权”为主，来维护封建土地所有制与君主专制秩序；资产阶级道德则坚持“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服务于资本增值与雇佣劳动制度；无产阶级道德始终以“反对剥削”、“集体团结”为导向，追求全人类的解放。而杜林则抹杀道德的阶级属性，将资产阶级道德伪装成代表全人类利益的永恒真理，掩盖资本剥削的真相。恩格斯认为“道德始终是阶级的道德”([3], p. 99)，在阶级社会中，任何占支配地位的道德都必然反映统治阶级的利益，不同阶级有着不同的道德，不存在脱离阶级的道德。
2.3. 确立了历史唯物主义的道德分析原则
恩格斯确立了历史唯物主义的道德分析原则，指出道德绝对不是神的启示或是某种绝对理念的体现，将道德从缥缈的抽象拉回到现实的经济活动中，扭转了道德研究的唯心主义倾向。这一原则，帮助我们更容易探究到西方“自由民主普世论”背后所隐藏的为资本主义向全球扩张的真面目。
从历史维度看，道德不是抽象精神的凝结，而是物质活动的产物，伴随着生产方式和经济关系的变革而变革。原始社会氏族公社占有生产资料、封建社会男尊女卑、商品经济等价交换等，这些社会发展不同阶段出现的道德观念都印证了道德随着社会历史发展进行动态变化。另外，更具批判意义的是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提出了“归根到底总是从他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获得自己的伦理观念”([3], p. 98)的经典论断，这是对杜林道德观的彻底批判，指出道德的阶级性。道德在阶级社会中，绝不是“永恒的正义”，而是现实关系的折射，是阶级利益争夺的工具。这两方面的论断深刻阐明了道德作为社会经济活动的产物与利益矛盾调和工具的双重本质，道德的内容由特定的经济关系决定，正因为被特定的经济关系决定，才具备调和这种经济关系下利益矛盾的功能。
3. 《反杜林论》中道德观对当代的价值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善恶观念从一个民族到另一个民族、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变更得这样厉害，以致它们常常是互相直接矛盾的”([3], p. 97)，某种道德认知在此时为善，在彼时为恶，“永恒道德”因此始终是一个伪命题。另外，道德是人的道德，道德的主体是人，始终与人们的经济活动挂钩，要破除阶级道德的虚伪内核。最后，恩格斯指出道德具有多元化和民族性，受不同社会状况和文化影响而不同。恩格斯所做的批判不仅在当时具有普遍的价值和革命意义，在当代也对我们认识道德问题具有深远的价值。
3.1. 破除“永恒道德论”的误区，跳出当代伪永恒道德牢笼
伪永恒道德，正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所批判的，是杜林试图将资本主义的道德原则，用“永远正确、普遍适用”的“永恒”外衣包装起来，刻意掩盖了资本剥削的事实，让人们误以为它是正确的，从而服从于资产阶级的统治。而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的道德观念，能够帮助我们批判西方宣称的“普世价值”以及资本道德异化的当代形态。
所谓“普世价值”，是西方价值霸权的体现，并非真正意义上超越历史和文化的“人类共同追求”。追究其理论渊源，来自于西方自由主义传统。例如，洛克认为，“生命、自由、财产”等都是不可让渡的“自然权利”，这一观点既为资本积累提供合法性，也奠定了“个人权利优先于社群利益”的基本立场。尽管社群主义批判了这种自由主义割裂个体与社群，却未触及阶级利益核心。而西方“普遍性价值”的本质，实质是将“资本需求”普遍化，并将其包装成永恒化、绝对化的价值规范——将西方议会制民主、个人主义自由观定义为“普世价值”的唯一模板，忽略劳动者权益、忽视社会公平等，都是资本主义构建的价值陷阱。
需要明确的是，西方所宣扬的伪“普世价值”并不等同于“全人类共同的价值”。在尊重差异和平等协商的基础下，人类是完全能够在反对战争、保护生态等全球性问题上形成共同诉求的。恩格斯强调，道德始终与阶级利益相关联，当“普世价值”与资本利益相冲突时，这种“永恒道德”会立即显露出为资本服务的真正面目。恩格斯的道德观在当下的重要价值，是引导我们用历史的、辩证的眼光去打破伪永恒道德的牢笼。任何道德或价值都应当被置于其所处历史状况、人民需求以及文化传统下考量，没有任何一种道德具有超越历史的、永恒的绝对性。
3.2. 回归道德“人民”本质，揭示阶级道德虚伪的内核
在唯物主义的框架下，回归道德的“人民”本质，应根植于具体历史时代下最广大人民的具体需求，而不是成为少数阶级剥削和统治人民的工具。
杜林唯心主义的看法认为道德是悬浮于现实上的抽象的东西，不仅脱离了“现实的人”和具体社会历史活动，更将人本身抽象化了，同时也回避了人所处阶级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利益问题。道德“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实践产物，而非先验思辨的抽象物”([2], p. 37)，并非杜林以“抽象的善”否定人民利益诉求的逻辑，使道德落实到人们的物质生活中，落实到“现实的人”中。
道德的“人民”本质被剥离，阶级道德的虚伪性便暴露出来。所谓阶级道德脱离广大人民群众的虚伪性，是说将道德的利益指向异化以及将道德的价值判断异化。道德本应该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需求挂钩，而异化了的道德利益指向是将某一阶级的阶级私利包装成全社会人民的共同利益，从而使人们受到其迷惑，掩盖了阶级剥削和压迫。当被压迫的人们的利益需求和剥削阶级的利益相冲突时，剥削阶级会把人民正当需求定义为违背“道德”的不义之举，并由此进行“捍卫正义之举”，从而彻底颠倒了道德的价值判断。
3.3. 提供多元文化道德共识方法论，立足道德历史民族属性
杜林认为“道德的原则凌驾于‘历史之上和现今的民族特性的差别之上’”([3], p. 89)，将道德的“普遍性”抽象为脱离具体历史条件、民族文化的“纯粹理性产物”，割裂了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统一关系。这种先验论的认知错误，否定了道德的多样性，其本质是将资本主义的道德伪装成“超民族”道德，以利用所谓的“优势”道德实施霸权行为。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提出“善恶观念从一个民族到另一个民族、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变更得这样厉害，以致它们常常是互相直接矛盾的”([3], p. 97)，这一论断是对杜林“超民族”道德观的系统性批判，明确道德始终与历史、民族绑定。
道德的普遍性是以不同民族之间存在的价值共识而存在(对和平的渴望、对自然的敬畏)，这是人类生存的共性需求，在不同民族中需借助具体的民族道德表达；杜林的“超民族”道德观误将特殊性视为“需要被超越的障碍”，试图用抽象的“永恒道德”消解民族差异，特殊性不是共识壁垒，而是载体，脱离特殊性的“永恒道德”，比如将西方“个人主义自由”强加给重视集体伦理的民族，最终只会沦为空洞标签，无法指导现实实践。构建多元文化道德共识的科学路径，正是要立足各民族道德的历史性与特殊性，在尊重差异的基础上寻求道德的共通性，这正是其道德观在当代最具生命力的价值所在。
4. 《反杜林论》中道德观对当代的启示
恩格斯以唯物史观为方法论，批判杜林将道德抽象为“超阶级、超历史永恒存在”的唯心主义谬论，阐明了道德有其经济决定性、阶级性以及社会历史性。这一批判的价值远不止于解构历史谬误，其更深远的意义在于为当代道德认知的深化、道德实践的推进及道德共识的构建，提供了极具现实指导意义的理论武器。下文将进一步挖掘恩格斯道德观的当代启示，推动其唯物史观方法论从理论层面的“批判的武器”向实践层面的“行动指南”转化。
4.1. 立足人民实践，构建扎根现实的道德体系
“立足人民实践”意味着道德必须植根于“现实的人”的具体生存需求、社会关系与物质条件之中，而非悬浮于抽象的思辨。
首先，马克思主义指出“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4], p. 1002)，道德作为更高层次的社会意识，如果只停留在思辨层面。无视民生需求、不能指导实践活动、无法协调社会关系、不能推动社会进步，便会失去存在价值，不称其为真正的道德。其次，“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5], p. 135)，这一论断同样适用于道德领域。这意味着道德并非外在于人的永恒规训，而是人们在物质生产实践中，为协调利益冲突、维护社会秩序而主动形成的社会规范体系。道德的根基既非抽象的“善”的理念，也非脱离现实的永恒原则，而在于调节“现实的个人”在实践中形成的具体社会关系与利益诉求。唯有将道德嵌入现实的社会关系中(如劳资、邻里等)，不断调节这些社会关系产生的利益矛盾与冲突，道德才能超越抽象思辨，才能在人民实践中发挥规范社会秩序的现实功能。
4.2. 破除资本控制，规范数字劳动的伦理边界
恩格斯的观点指出，道德始终根植于社会经济关系，并应服务于人的解放。而如今，这一理念突出体现在数字劳动伦理领域。正如学者所言，“科技伦理已成为关乎人类存续与文明走向的核心议题”([6], p. 45)。从这一视角分析，科技领域的“资本控制”本质并非是资本对科技的简单投入，而在于资本私人占有对数字技术实施的支配性控制，从而将数字劳动异化为资本增值工具。
资本追求无限增值的逻辑，将科技裹挟成其实现利润最大化的工具，进而导致出现数字劳动过程中道德观念的失衡。这种伦理失衡问题集中表现为以下几方面：数据垄断导致隐私侵犯成为资本获得利益的手段；盲目认为所有社会和人性问题都可以用科技解决的“技术乐观主义”泛滥；算法决策系统缺乏透明与问责，加剧了社会不公和歧视等等。这种现象的本质，在于资本将科技从服务于人的工具异化成资本增值的载体，塑造成一种“技术至上”“效率优先”的伪道德，从而使科技的社会化属性和人文价值降低。
因此，克服这一困境，就要诉诸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践路径，将数字技术的研发与应用置于人类社会的整体发展与人民的生活需求中去考量。具体可通过以下方式，例如：建立数字劳动相关的产权制度，加大侵权惩罚力度；推行算法问责与公众参与机制，增强技术治理的民主性；设立维权通道，降低劳动者维权成本等。通过民主化、制度化的方式重塑或规范科技应用的伦理边界，使其发展始终服务于全人类解放。这是对资本限制性影响的破除、对资本逻辑的超越，也是对恩格斯道德观在当代数字劳动领域中的实践与展开。
4.3. 尊重文明差异，推动和而不同的全球治理
“恩格斯立足于唯物史观，彻底揭穿了杜林所谓的超历史、超阶级、超民族且普遍适用于一切时空的‘普世价值’的虚假特性及其反动本质”([7], p. 61)，指出道德根植于特定历史、社会与文明语境。杜林所虚构的这种“超民族道德”，其实质是想通过资本主义单一文明的价值范式统摄全球，将资产阶级道德包装成“普世价值”。这一观念在当代已演变成资本主义的价值主导，强权国家无视其他民族现实需求，借“人权”口号强制输出本国价值观，这正是杜林观点的现实翻版。
既然道德受到不同民族生产力发展、文化历史的影响，那就一定存在着不同的道德文明体系。根据恩格斯《反杜林论》道德观的核心，应该尊重不同民族地区道德文明的差异性。各个民族在长期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不同的道德文明体系，这是文明存续的精神根基，假使全球治理要否定这种民族差异，强行将民族差异消除掉，这样只会导致矛盾的加剧。想要促进全球治理的最好方式，便是在不同中找共同，不搞强制共识，而是通过对话协商做到“和而不同”。这种追求“和而不同”的治理范式，让全球治理真正回归“服务全人类解放”的本质，与恩格斯道德观的终极指向高度契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