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翻译学视域下《黄帝内经·素问》文化负载词英译探究——以李照国译本为例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Culture-Loaded Words in The Yellow Emperors Canon of Medicine · Plain Convers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ransknowletology—A Case Study of Li Zhaoguo’s Translation
摘要: 本研究探讨了在知识翻译学视域下,中医典籍《黄帝内经·素问》中文化负载词的英译问题。该文以杨枫提出的知识翻译学理论及其“真、善、美”有机统一原则为理论框架,选取李照国的英译本作为具体案例进行分析。研究将《内经》中的文化负载词分为哲学宗教、生理、病因病机和诊疗行为四类。通过对译例的分析,文章发现李照国译本主要采用“音译 + 括号解释”的核心策略来确保知识的“真”,即保留文化本真性;同时辅以意译、增译、归化等策略来追求“善”与“美”,即提升译文的可读性和表达效果。研究结论认为,这种综合性的翻译范式有效地传递了中医的核心知识与理念,弥合了中西文化认知差异,为中医典籍的对外翻译与传播提供了一条兼具理论深度与实践价值的路径。
Abstract: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challenges of the culturally loaded terms in The Yellow Emperors Canon of Medicine · Plain Conversation. The study introduces the theory of Transknowletology proposed by Yang Feng, guided by his principle of the unity of “truth, goodness, and beauty” and uses Li Zhaoguo’s English translation as a case for in-depth analysis. The study categorizes the culture-loaded terms into four types: philosophy and religion, physiology, etiology and pathogenesis, and diagnosis and therapeutic practices. The study finds that, in dealing with the deeply embedded Chinese cultural concepts contained in the culturally loaded terms of TCM, Li’s translation mainly adopts the strategy of “transliteration + parenthetical explanation” to preserve authenticity and retain differences. Additionally, it incorporates strategies of free translation, addition, and naturalization to enhance readability and expressiveness. This integrated transformation paradigm effectively conveys TCM concepts, bridges cultural cognitive differences, and provides new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and practical pathways for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TCM classics and the dissemination of Chinese culture.
文章引用:李霖芝, 韦少华. 知识翻译学视域下《黄帝内经·素问》文化负载词英译探究——以李照国译本为例[J]. 现代语言学, 2025, 13(10): 650-657. https://doi.org/10.12677/ml.2025.13101102

1. 引言

在当前国家积极推进中医药文化“走出去”的战略背景下,中医典籍的翻译工作,尤其是高质量的英译实践,对于准确、系统地传递中医药学深厚知识体系与文化精髓至关重要。《黄帝内经》(以下简称《内经》)成书于战国至西汉时期,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中医典籍,被誉为中医学术体系的奠基之作。《内经》作为中医理论基石,蕴含大量深刻的文化负载词,它们是中医独特哲学思想、生命观、疾病观及社会文化的核心载体,也是翻译的关键难点。当前中医翻译的理论视角多涉及阐释学、生态翻译学、认知语言学等[1],较少关注中医知识层面的深入研究。本研究将知识翻译学引入《内经》文化负载词英译研究,弥补理论视角空缺,进而为其他中医典籍的英译提供新思路。以知识翻译学解析中医文化负载词的转化范式,可促进中医从“被解释的客体”向“主动言说的主体”转变,对构建全球医学文化多元生态具有实践价值。

2. 知识翻译学

知识翻译学由中国学者杨枫首次提出,其诞生源于对翻译本质的深度反思。杨枫指出,传统翻译研究长期受困于语言转换和文化对立的视角,忽视了翻译的核心是跨语言的知识加工、重构与再传播[2]。该理论以“知识的地方性与世界性”为哲学根基,认为“翻译就是两种地方性知识相互注视、相互拥抱、走向彼此的世界性行为[3]”。这一理论将翻译从文化转向和技术转向的桎梏中解放,强调知识与翻译的相辅相成,知识既是翻译的所有存在,又是翻译存在的目的;知识既是翻译的理论,又是翻译的方法,人类翻译史本质上是知识翻译史[4]

“真、善、美”是知识翻译学的原则,他们是一个有机整体。“真善美”不是“真 + 善 + 美”的累积式的构成,它是把知识的同一性追求整合在文本、作者、译者、读者多元协同的开放系统中[5]。以真求知强调追求知识的真实本原,译者要秉持翻译是一项“崇高的求真的事业[6]”的态度,深入理解原文所承载的知识,力求客观准确,在翻译时“尽可能充分保持文本的他者特征,将自己对原作文本的最真切的理解忠实地传达给读者[5]”。“以善立义”是对翻译实践和理论不可译性的语言对抗与伦理性约束,是解决文化同化与翻译伦理之间的悖论,使翻译在知识的护卫下从意识形态的桎梏中解放出来[5]。在实践层面体现为“宏观目的之大善与微观手段之小善[7]”。优秀的译文应具备美的语言形式,但这种“美”并非仅为装饰,更是一种有效促进知识传递和领悟的手段。“以美行文”则要求符合目的语审美标准,使“知识之真以翻译之美的姿态抵达目的语文化[5]”,其中“文字美应为异域之美,换言之,对美的认可取决于目的语的审美标准[8]”。简言之,在现有的知识翻译学文献中,以美行文指翻译这一跨语言、跨文化的知识传播活动借由广泛接受的译语形式之美达成终极“善果”——改善知识的非对称状态、促进不同文明的互鉴,助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2023年9月,杨枫将“以美行文”更新为“以美启真”,将“美”从行文之标准转化为启真之手段,使人们对翻译之“美”的探究摆脱了文字形式的束缚,凸显了“美”与“真”的关联[8]。“真、善、美”三者深度融合,共同推动地方性知识的世界化传播与人类文明互鉴,彰显翻译作为知识再生产的核心价值。

中医知识,尤其是《内经》,具有独特的哲学基础、理论体系、概念范畴和文化烙印,其英译本质上是一种高度复杂的知识跨文化翻译实践,知识翻译学以知识迁移超越单纯的语言转换,既能充分保留中医文本的特征,又能动态阐释其独有的哲学内核,破解文化缺省困境,使中医从“文化负载文本”升华为可被国际学界理解的知识系统,真正推动中国文化知识走向世界。

3. 《内经》文化负载词的特征与分类

文化负载词指的是那些深深扎根于某种特定文化土壤中的词语,它们承载着这个文化独有的历史、习俗、价值观、信仰或生活方式等信息。这些词是这种文化独有的“特产”,往往无法在其他语言里找到意义和情感都完全一致的“孪生兄弟”,反映了一个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逐渐积累并与其他国家截然不同的独特方式[9]

3.1. 《内经》文化负载词特征

《内经》中的文化负载词不是简单的生理或病理术语,它们深深扎根于中国古代特有的哲学思想,特别是“天人合一”的整体观和辩证思维。其核心概念如“阴阳”、“五行”、“气”、“道”等,承载着中国人认识世界和生命运转规律的独特方式,是西方文化完全不具备的认知体系。

在描述复杂的人体现象和医理时,《内经》大量运用比喻和拟人化的修辞手法。借用自然现象和社会活动来打比方,比如“上焦如雾”用雾露之溉形容心肺的宣发功能,用“君臣关系”比喻脏腑协作,使得抽象深奥的理论变得相对具体可感,赋予了术语丰富的形象性和动态感。

此外,《内经》中很多词的意思不是固定不变的。同一个字词在不同的上下文和情境中,代表的具体含义可能大不相同。比如“厥”在不同情境中表示不同的病症,“暴厥”表示突然昏厥,“厥逆”有气血逆乱之意,而“痿厥”则表示肢体寒症。

3.2. 《内经》文化负载词分类

《内经》中的文化负载词承载着深厚的中国古代哲学思想、自然观、生命观和医学实践智慧。不同学者对其文化负载词的分类也不尽相同。学界普遍认可奈达的文化分类体系,该体系囊括生态文化、物质文化、社会文化、宗教文化和语言文化[10],不仅全面性强,同时也是中医文化负载词分类研究的关键理论基础。刘成根据文化负载词的不同性质,将中医文化负载词分为社会和生态名词类、中医专有名词类、哲学宗教类三类[11]。范春祥根据中医文本的语言特点,将中医文化负载词分为专有名词、中医术语、宗教和哲学名词[12]。张璇采用两种标准对《黄帝内经·素问》中的文化负载词进行分类,根据性质分类,将其分为人名类文化负载词、中医名词术语类文化负载词、中医相关哲学概念类文化负载词、其他描述性文化负载词四类;根据与目标语文化内涵的对应情况可以分为完全不对应文化负载词和不完全对应文化负载词两类[13]。结合已有研究和中医知识体系,本研究将《内经》中的文化负载词分为四类,一是哲学宗教负载词,如“阴阳、气、形神”等;二是生理负载词,如“五脏、六腑、腠理”等;三是病因病机负载词,如“虚邪贼风、煎厥、阴阳离决”等;四是诊疗行为负载词,如“从阴引阳、治未病、炙寒热”等。

4. 《内经》文化负载词译例分析

《黄帝内经》作为中医学的奠基之作,蕴含了深厚的中华传统文化精髓与人文精神,其中大量的文化负载词集中体现了中国古代独特的医学理论、哲学观念和文化传统。这些术语不仅是丰厚历史与文化信息的载体,更是深入理解中医知识体系与实践范式的关键。本部分将基于前文梳理与分类,聚焦李照国教授的《内经》译本,选取涵盖哲学基础、核心理论及诊疗特色等典型文化负载词进行深入译例分析。

4.1. 哲学负载词

在古代哲学思想启发下,中医学以阴阳五行为基础,以整体观念为指导理念,逐渐产生了体现中医学和哲学、宗教相互融合、共同发展的哲学宗教类文化负载词[11]。《内经》深植于中国传统宗教哲学思想,书中包含大量宗教哲学类文化负载词,“阴阳”、“精”、“神”、“气”、“祝由”、“虚无”等即是典型代表。

例1:上古之人,其知者,法于阴阳,和于术数[14]……

译文:The sages in ancient times who knew the Dao (the tenets for cultivating health) followed [the rules of] Yin and Yang and adjusted Shushu (the ways to cultivate health) [14].

原文中“道、阴阳、术数”都属于中国传统哲学词汇,在西方知识体系中没有与之相对应的概念,所以需要对其进行解释或补充来明确其含义。原文中的“道”是指养生之道,译文采用音译的方法保留了术语的文化本真性与东方哲学特质,并在圆括号内对其进行解释说明,明确其养生实践内涵,既避免西方读者产生误读,又以“tenets”精准对应“道”作为根本法则的哲学属性。“阴阳”指的是阴阳变化的规律,译者采用音译的方法,保留其作为文化专有项的全球认知度,通过增译“the rules of”明示阴阳的法则化特征,又未破坏原文简洁性,化抽象为具体,便于读者理解。“术数”指的是养生的方法,译者对此同样采取音译的方法来保留知识的“原汁原味”,并在后面对其加以解释,既能让读者体会到异域文化,同时又不会造成理解偏差,将养生哲学转化为可理解的行动逻辑。

译文中的核心术语均以音译保证知识的本真性,辅以解释词来保证准确性。这种翻译策略既未因文化妥协牺牲哲学深度,亦未因语言晦涩阻碍知识传播,在目的语文化中重建了中医话语的知行统一。

例2:……非其人勿教,非其真勿授,是谓得[14]

译文:But do not teach these abstruse theories to anyone not eligible or unqualified to study them. This is the right way [to pass on such valuable theories] [14].

此处的“道”与前例的“养生之道”有所不同,意指一种正确的传承规则或实践法则。其核心内涵更侧重于知识传承的“正道”或“法度”,强调传授医道时必须遵循的、关系到医道能否纯正延续的根本原则。它既是方法论,也是一种价值判断标准。译者未采用音译策略,原因在于此“道”的语境更具体,其核心语义是“正确的方法或路径”,所以直接在目标语言中寻找对应概念更为清晰有效。译文通过关键性的增译“to pass on such valuable theories”,将“道”具体到学问传承这一具体行动中,既避免了“the right way”表述可能引发的含义泛化,又实现了与前述“教”与“授”行为的逻辑呼应,易于读者理解。此种处理虽未保留音译形式以彰显其东方哲学渊源,却通过意译高度还原了“得道”的实质内涵,并辅以精确的语境限定,成功实现了在目标语中的流畅表达,使译文读者能毫无障碍地领悟原文强调的传承的重要性,从而准确有效地将源语知识传达给目的语读者。

4.2. 生理负载词

中医中的生理负载词不是基于严格的形态解剖,而是立足于功能关联和生命现象建构的生理学概念体系。强调脏腑、经络等系统间的互联互通及其与四时、时空的关联。该类词往往以功能或比喻命名,如“焦”形容能量通路,“命门”比喻生命根本,核心在于“藏象”而非单纯“脏器”。

例3:……九窍五脏十二节,皆通乎天气[14]

译文:… the Jiuqiao (nine orifices in the human body), the Five Zang-Organs and the twelve Jie (joints) [14].

原文中的“九窍、五脏、十二节”皆为中医特有的核心生理概念,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内涵与人体观。“九窍”不单指人体与外界相通的九个孔窍,即双眼、双耳、双鼻、口、二阴,更象征着与天地之气沟通的门户;“五脏”指肝、心、脾、肺、肾,在中医理论中绝非等同于解剖学的器官,而是一组以功能系统为核心且彼此关联的功能性整体;“十二节”指人体十二个大关节,即肩、肘、腕、髋、膝、踝,在中医体系中同样被视为气机运行、贯通表里的重要通道。这些术语在西方生物医学体系中缺乏完全对应的概念,存在显著的知识专有性与认知差异。

译者在此采用了以音译为主、辅以详明括号解释的翻译策略。音译“九窍”高度保留了术语的知识本真性,将其明确标示为中医概念项,括号内的解释则精准定位其生理实质,既避免误解,又以“orifices”这一通用词有效建立了与目标语读者的知识关联。“五脏”通过“Zang-”的音译前缀,有力强调了其在中医中区别于西医“viscera”或“internal organs”的独特性,点明其是以贮藏精气为核心的系统。结合“Organs”的意译成分,又确保了基础解剖位置的识别,在中西医不同的知识体系间找到了平衡。“十二节”运用音译“Jie”保留了其作为中医气血流注关键点的原初含义,避免了单纯译为“joints”可能仅强调其解剖结构属性而丢失气机通道的隐喻。括号内补充“joints”则化抽象为具象,确定其指代人体主要的十二个大关节这一客观解剖位置。音译和括号解释的共同运用,确保这些生理负载词能够明确且形象化地呈现,从而在保留中医知识核心特质的同时,精准且有效地在跨文化语境中重建了其人体与自然统一的“天人相应”思想,以“小善”成就“大善”。

例4:仓廪不藏者,是门户不要也[14]

译文:Canglin (granary) to store up is due to failure of the Menhu (anus) to restrain [14].

“仓廪”和“门户”是中医基于“取象比类[15]”思维的隐喻概念。“仓廪”本指粮仓,在中医中借喻人体的脾胃系统,强调其收纳、腐熟食物并运化精微以滋养身体的核心功能。“门户”本指建筑的门户,此处特指肛门,比喻其约束控制大便排泄的重要作用。这句话的意思是脾胃贮藏运化功能失常是由于肛门丧失约束力,反映了中医对脾虚失运与后窍失固关联的认识。

译者对两个术语同样采用了“音译 + 括号解释”的策略,并结合篇章注释技巧。音译“仓廪”明确其中医术语身份和文化源头,“granary”还原了原词的比喻来源,直观引导读者理解其“存储供养”的核心功能意象。译者未在括号内直接说明它对应脾胃,而是巧妙地利用上标注释来点明其实际生理指代,从而保证译名词义与中文相对应[16]。这种处理既保持了本句译文的简洁,又能在文章层面确指其解剖学对应,实现了“善”与“美”相结合。音译“门户”同样维护了术语的本真性,“anus”则直接点明了其具体解剖结构。综合来看,译者对“仓廪”更多地保留了比喻,通过后缀定位器官;对“门户”则优先保证解剖学清晰。这两种处理,在努力尊重中医语言特色的基础上,最终都有效地确保了原文意思在译文中被清晰理解和接收。

4.3. 病因病机负载词

中医中的病因不仅是物质性致病因子,更是内、外环境失调的象征。病机概念高度体现中医整体观和动态观,关注致病因素与人体的相互作用及其导致的整体功能状态失衡,如虚实、寒热、表里。该类词描述的是动态演变的过程和状态而非单独的病变。

例5:成为寒热成为消中成为巅疾[14]……

译文:[The disease] caused by wind may change into Hanre (Cold-Heat); [the disease] caused by heat may change into middle consumptive disease; [the disease] caused by adverse flow of Qi may change into epilepsy [14]

原文中的“风、瘅、厥”属于病因负载词,在中医理论中,“风”主要指具有善变、急骤特性的外感邪气,是引发外感病和诸多变化病症的原因;“瘅”在此特指由内部失调产生的内热或火热之邪,体现了中医“内生邪气”的理念;“厥”则指气机运行失常,尤其表现为气逆上冲的病理状态。

将“风”译为“wind”,放弃其在中医学中的复杂哲学属性和“六淫”体系位置,揭示出“风”作为自然现象与病因的共性,是以求知的真为基础的简化表达。“瘅”译为“heat”显化了其热邪致病的知识本原,并通过增补结构“the disease”清晰传递其因果关系,这是对知识本真性的恪守。“Qi”的音译保留了中医文化概念,“adverse flow”准确传达了“上逆、不顺畅”的病机原理。整个短语不仅在内容上求真,在表达形式上亦体现出翻译之美,通过清晰的表达形式来启示、引导目标语读者理解核心知识,降低理解中医抽象概念的门槛。

“寒热”指风邪致病后出现的恶寒与发热交替的证候,反映正邪之气交争于表、营卫失和的病症;“消中”特指因瘅热长期蕴结脾胃,水谷精微不能化生气血,以致消化吸收功能减退,出现多食易饥、形体消瘦的病症;文中“巅疾”主要指因气逆上冲头部,扰乱心神而引发的癫痫病。

“寒热”采用音译加解释的翻译方法,用最直观的方式揭示了该证候外在特征,引导读者理解其基本知识,完美践行了“以美启真”。“消中”采用“middle”精确定位病位在人体之中焦,“consumptive”精准概括病性,二者结合形成可理解和符合医学术语习惯的表达之美,使读者能迅速把握核心知识。“巅疾”在原文中的意思即是“癫痫”,故选用“epilepsy”这一西医高度对应的现成术语,既考虑到了中医本身固有的特点,又考虑到了自然科学的共同之处[16]。全句统一句式结构“caused by… may change into…”确保了三种病因病机逻辑关系的可理解性,体现了一种逻辑之美。总体而言,此处术语翻译通过音译、意译、归化等灵活手段,在“真”的指引下,利用形式之“美”达成“启真”,并最终实现了弥合知识差距的“善”。

4.4. 诊疗行为负载词

诊疗行为是将中医理论应用于实践的核心环节。该类词凝结了诊断思维、治疗策略、药物使用和技术操作等特有知识。

例6:其有邪者,渍形以为汗[14]

译文:If there is Xie (Evil) [in the exterior], [decoction can be used to] wash and fumigate the body [to induce sweating] [14];

“渍形以为汗”描述了中医针对体表病邪的一种外治疗法。“渍形”为核心诊疗行为,“渍”指用药液浸泡、沾润,“形”指患者躯体,整体表示使用药物煎煮液进行浸洗或熏蒸全身的操作方法。“以为汗”明确了此疗法诱导身体发汗的治疗目的,利用发汗透泄的作用将病邪排出体外。这是一个高度凝练、操作性与目的性明确的中医专业术语。

将“渍”拆解为“wash”和“fumigate”,准确涵盖了药液作用于体表的两种主要物理方式,“the body”清晰指明作用对象为全身。增补“decoction can be used to”明确使用药液介质而非清水,补充“to induce sweating”显化发汗目的,弥补了文化缺省并揭示治疗原理,确保知识传递的完整性与可理解性。译文表达清晰凝练,利用括号合理增补逻辑,形式规范,有效地引导读者理解诊疗操作及其目的,实现了知识的有效迁移。

例7:血实宜之,气虚宜[14]

译文:Blood [syndrome of] Shi (excess or sthenia) [nature] should be treated by reducing [therapy] while Qi [syndrome of] Xu (deficiency or asthenia) [nature] should be treated by lifting [therapy] [14].

“决”针对血瘀实证,意为疏通、破除瘀滞,核心是泻法,即通过放血、活血破瘀等方法祛除实邪、畅通血脉。“掣引”针对“气虚”,尤指气虚下陷,意为提引、升举,核心是一种特殊的补益方法,即通过补气药物或特定疗法升举中气。

“reducing”准确地提炼了“决”所蕴含的泻法本质,而“lifting”则生动地再现了“掣引”独有的提升气机的治疗意象,深刻把握了诊疗行为的精髓。增译“therapy”将核心动词“reducing、lifting”明确界定为专业的治疗类型,消除了可能产生的歧义,同时弥补文化缺省。译文以凝练的形式与流畅的表达,有效启发了读者对中医疗法的理解,有力促进了中医治疗原理的跨文化传播。

5. 结语

基于知识翻译学视角对《黄帝内经》文化负载词英译的深入研究显示,该理论以其“真、善、美”有机统一的理念,为《内经》中文化负载词的翻译提供了具有一定整合力的理论框架,尤其在超越单纯语言转换、协调文化差异方面展现出积极意义。通过分析李照国译本的典型译例可见,针对哲学、生理、病因病机及诊疗行为四类文化负载词,译者采用“音译 + 括号解释”以保留文化本真性,运用意译揭示知识内涵,并辅以增译及适度归化策略提升译文的可读性,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中医独特概念体系在西方知识语境中的表达困境。此类翻译实践不仅有助于传递中医“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动态生理病理观以及辨证施治的诊疗智慧,也对推动中医知识的对外传播、促进中医地方性知识向世界性知识的转化具有积极作用。尽管知识翻译学作为一个较新的理论范式,其适用边界与评判标准在学界仍有讨论空间,但本研究仍可为中医典籍翻译提供一条兼具理论启发性和实践参考价值的新路径,对推动中医药知识在全球医学多元生态中的传播与对话具有积极意义。

NOTES

*通讯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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