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湿地被誉为“地球之肾”，其作为自然界中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生态功能最为重要的生态系统之一[1]，蕴含丰富的自然与文化资源，为发展生态旅游提供了坚实基础。然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指出，自上世纪以来全球已有64%的湿地消失，湿地保护已成为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重要任务，其与《拉姆萨尔公约》联合报告更结合多个案例指出，社区参与对于自然和文化遗产的保护具有显著促进作用[2]。当前我国深入推进“美丽中国”战略，将生态环境保护作为高质量发展重要基石，明确提出“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浙江省作为“美丽中国”先行区示范省，更将湿地生态保护与可持续利用纳入区域发展重点，强调通过生态旅游协同社区发展，推动生态优势转化为民生福祉与经济发展优势，这为湿地保护与社区协同发展提供了政策指引，也凸显了相关研究的重要性与必要性。
近年来，随着生态保护理念深入人心，湿地旅游逐渐从资源开发导向转向生态保护与社区发展的协同导向。社区作为湿地资源的直接守护者和旅游发展的重要参与者，其利益诉求和参与程度直接关系到旅游开发的可持续性。但实际操作中，湿地生态旅游总绕不开“保护和开发”的难题：开发过度会打破生态平衡，管控太严又可能顾不上社区的发展需求，导致居民参与的积极性降低，甚至引发利益矛盾。实践表明，生态旅游在缓解保护与生计冲突方面确有作用，但社区往往因资金、技能和社会资本不足而难以深入参与规划与收益分配[3]；退耕还湿和生态补偿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农户收入，却仍面临缺乏稳定制度与持续替代生计的困境[4]；而多数湿地社区的参与层次依然局限于个体经营，制度化保障不足的问题也长期存在[5]。怎么让湿地保护、旅游体验改善和社区利益增长相互促进，成了社会各界关心的问题。
我国湿地资源丰富且类型多样，东北三江平原湿地、华北白洋淀湿地、沿海杭州西溪湿地等均兼具生态功能与文旅价值，成为生态旅游开发的重要载体。其中，温州三垟湿地作为我国东南沿海最大的城市湿地(规划总面积10.67平方公里，138条河道交织形成161个“小岛屿”，水域占比30%)，其定位尤为特殊——历经十余年生态修复，它从水质劣V类的受损湿地，转型为生物多样、文旅融合的国家4A级景区，更因“城市核心区环绕”的区位特征，成为探索“湿地生态旅游与社区共生”的典型样本。本文即以此为切入点，先从理论层面厘清湿地生态旅游与社区参与的内在关联，再结合三垟湿地的现状与问题，借鉴国内外湿地的实践经验，探究其协调发展的具体路径，以期为同类城市湿地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
2. 湿地生态旅游的理论基础
湿地生态旅游兼具生态保护与社区发展的双重目标，其实现路径离不开理论支撑。现有研究表明，湿地保护与利用往往涉及生态、经济与社会的复杂关系，也牵涉多元主体的利益协调与社区的深度参与。基于此，本文选取可持续发展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和社区增权理论作为分析框架，以揭示湿地生态旅游与社区协调发展的内在逻辑。
2.1. 可持续发展理论
可持续发展强调经济、社会与环境的协调统一，以满足当代需求而不损害后代利益。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明确提出湿地保护，如SDG6.6和SDG15.1凸显湿地在清洁水源、生态系统健康和气候调节中的作用。湿地具备水质净化、洪涝调节和生物多样性维持等生态服务功能，是实现减贫、健康、气候适应等目标的重要支撑[6]。
在实践中，湿地保护往往形成“国家战略–政策法规–工程实施”的多层次体系。各国通过划定保护区、实施补偿机制、推进修复工程等方式，兼顾生态与发展[7]。我国近年来也将湿地纳入可持续发展战略，出台湿地保护法规，推动湿地公园建设和生态修复工程，实现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平衡[8]。然而，湿地保护的可持续性不仅依赖宏观政策，还需要微观层面的社会协同。
2.2. 利益相关者理论
利益相关者理论指出，任何能够影响或受到项目目标实现影响的个人、群体或组织，都是利益相关者[9]。在湿地保护中，政府、社区、企业、科研机构和环保组织等均有不同诉求[10]。因此，必须通过参与机制和利益协调，提升决策的公正性与有效性[11]。
该理论在湿地治理中主要体现在生态补偿与共管机制设计。例如，部分补偿案例会根据社区居民的利益损失确定标准，以确保公平[12]；在湿地公园管理中，常设立跨部门或社区代表委员会，让居民、专家与政府共同参与保护与管理。这表明，唯有平衡各方利益，才能实现湿地利用与保护的可持续共赢。但若社区缺乏话语权或能力，即便参与机制存在，也容易流于形式，这就引出了社区增权理论的必要性。
2.3. 社区增权理论
社区增权理论起源于社会学与发展研究领域，强调通过赋予社区权力、能力与资源，促进其在公共事务管理与可持续发展中的主体地位[13]。这一过程通常依赖教育、培训、信息公开和社会动员，增强居民环境意识与行动力[14]。
在旅游发展中，增权主要包括四个维度：经济增权(分享收益)、心理增权(增强认同与责任)、社会增权(强化凝聚力)、政治增权(获得治理话语权) [15]。通过系统赋权，社区不仅愿意参与湿地保护与旅游，还能与政府、企业、NGO平等合作，实现“共建、共治、共享”[16]。
在这三种理论中，可持续发展理论回答了“为什么要让社区参与”，利益相关者理论强调“社区应当如何参与”，而社区增权理论则指出“怎样让社区真正有能力参与”。它们共同说明，唯有让社区从外围受益者转变为核心共治者，湿地生态旅游才能实现生态保护、文化传承与民生改善的统一。
3. 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相关研究
社区参与旅游发展是指在旅游发展各环节(包括决策、开发、规划、管理、监督等)中，充分考量社区的需求与意见，并将社区作为主要的开发主体和参与主体，从而在确保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推动社区实现全面发展[17]。在湿地生态旅游发展过程中，湿地周边社区居民是重要受益者，他们对于旅游的支持会极大程度地促进旅游业的成功开发，他们的参与程度也会直接影响到湿地生态旅游的发展质量和可持续性。若社区积极参与保护湿地，维护良好生态环境和旅游秩序，能提升旅游质量，吸引更多游客；反之，若社区对旅游发展不配合，甚至破坏湿地资源，将阻碍湿地生态旅游的发展。
社区参与对湿地生态旅游的价值，在许多方面都有所体现。首先在生态保护方面，社区居民作为湿地资源的直接守护者，其主动参与能有效规避“公地悲剧”，孙丽、王升忠[18]对向海湿地的研究显示，社区共管模式可显著减少湿地破坏行为，推动居民从“被动约束”转向“主动保护”，这与Amanda Stronza [19]的研究结论一致，即社区对旅游决策的参与度越高，保护湿地资源的意愿就越强。其次在社区发展方面，社区参与是旅游扶贫与产业转型的关键路径，刘海宏[20]以西洞庭湖湿地公园为例提出的“社区参与式开发模式”，通过民宿经营、手工艺品销售等业态，既提升居民收入，又推动农、工、旅产业融合，陈钰仁[21]的研究也显示，在乡村旅游开发模式中，居民深度参与旅游活动后，不仅物质与金融资本得到积累，就业质量、收入水平、生活条件及公共卫生环境均显著改善，进而推动社区产业结构合理化与村域经济发展。从体验升级方面来看，社区参与能强化旅游体验的真实性与深度，有研究表明，在社区型旅游(CBT)中，居民参与规划设计与文化展示，可构建契合社区价值观的旅游模式，让游客产生更强的文化认同与情感共鸣，其体验深度远非传统“观光式”旅游可比[22]。余志远等人[23]以郎德上寨为例进一步研究证实，以“自我激励”或“合作激励”方式深度参与社区旅游的居民，会主动探索新的体验产品，将社区发展与个人创新深度融合，从而显著提升村寨旅游品质与游客体验，这意味着社区参与并非单纯的个体行为，更是推动旅游创新与体验升级的重要机制。在利益协调维度，制度化的社区参与是平衡多方利益的核心，李沐纯等人[24]指出，需通过明确居民在决策、分配中的权利，缓解保护区与居民的资源利用矛盾，为生态旅游可持续性提供保障，显然可见，社区参与生态旅游有助于改善居民生活水平，为生态旅游目的地的经济发展提供持续动力[25]。Murphy [26]也指出，如果旅游开发不考虑社区利益，很容易让居民产生抵触情绪，甚至造成环境破坏和文化冲突，但若让社区参与决策、共享利益，就能让旅游发展、社区支持和生态保护一同推进，社区参与进湿地生态旅游中的利益分配，能够有效缓解保护区和居民在资源利用上的矛盾[27]。
综上可知，社区参与是把湿地生态旅游从理念变成实践的重要促进因素。其核心是通过给予权利和共享利益，让社区从旅游发展的“看客”变成“参与者”和“受益者”，最终实现生态保护和社区发展的双赢。
4. 国内外湿地生态旅游与社区协调发展的经验路径
4.1. 国内经验
国内典型湿地在政府主导下已形成多元保护开发路径，而学者针对实践中的“社区参与不足、利益分配不均”等问题，进一步提出了细化优化方案。东洞庭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先通过“核心区–缓冲区–实验区”分区管控预留生态空间，杨芳[28]后续在研究中提出以“所有权、管理权、经营权分离”明确政府(监管)、企业(运营)、社区(入股就业)的权责，推动保护与开发平衡，这种自上而下的结构化设计，不仅调动了社区参与的积极性，还把开发活动严格控制在生态能承受的范围内，为保护和发展的兼顾提供了扎实的制度支持。云南拉市海湿地在禁渔禁牧、旅游整治基础上，刘宏芳等人[29]从环境正义视角补充“内生造血 + 外生输血”方案——既提高农田生态补偿标准，缓解保护政策对居民传统收入的影响，又鼓励居民依托纳西族文化、湿地观鸟自主经营特色项目，把对文化的认同变成经济上的自信，这种模式跳出了单纯经济补偿的局限，转向尊重社区的发展权和文化权，体现了更高层次的公平和可持续性。杭州西溪国家湿地公园依托地方条例建立统筹协调机制，通过统一运营平台实现“保护–管理–经营”分离，同时优先解决原居民就业安置，为“制度保障社区利益”提供范本。
在激发社区“内生式造血”能力方面，其他学者也提出了具体做法。阮圣熙等人[30]建议广西西津国家湿地公园重点做“文化融合”，把本地的茉莉花文化、农耕民俗融入湿地旅游体验，既打造了独特的市场吸引力，也给居民搭建了展示文化、获益的平台，同时通过建湿地植物文化园、办环保讲座等，让生态保护意识成为社区和游客共同的价值追求，形成了生态保护、合理开发和效益共享的良性循环。谭文伟等人[31]则针对重庆丰都龙河国家湿地公园，提出了走“产业培育”的路子，依托长江三峡旅游带的市场潜力，湿地公园不应急于大规模开发，而是采取“成熟一个、培育一个”的渐进策略，先引导社区参与徒步线路维护、民俗体验服务等基础项目，慢慢积累生态资本和服务经验，最终目标是形成从生态资源到绿色产业、再到品牌价值的完整产业链，让社区生计改善和湿地保护在产业发展中同步推进。
4.2. 国外经验
国外众多生态旅游开发区的经验可以提供有益启示。巴厘岛的Batu Lumbang红树林生态旅游区[32]原来是一片退化的海岸，它能复兴，不是依靠外部规划，而是当地渔民自发行动的结果。渔民团体自行组织恢复红树林，巧妙地把传统知识和旅游需求结合起来，开发了红树林徒步、传统船巡航、生态手工艺制作等体验项目。这种模式能成功，多亏了“五螺旋治理”框架——政府、企业、学界、公民社会和社区紧密合作，把社区的基层努力变成了制度化、有价值的实践。如果说巴厘岛的案例展现了社区主导“从无到有”的创造力，秘鲁查维尼亚湿地[33]的观鸟旅游则告诉我们，怎么把社区的传统生态知识(TEK)变成可持续发展的核心资产。在这里，社区成员不只是普通服务员，凭着祖祖辈辈积累的鸟类习性知识，他们成了缺不了的专业向导。他们引导游客行为，讲解生态保护的重要性，把保护理念自然地融入旅游体验中。研究数据显示，游客对这种专业性认可度很高，而社区因为能从保护中直接获益，非法捕猎等破坏行为也大幅减少，实现了从生态保护“旁观者”到“核心实践者”的转变。
社区的能动性，还需要稳定的外部结构来支持和放大。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纳里瓦沼泽[34]是国际重要湿地，它能成功，就靠清晰的多元主体权责划分机制。在这个框架里，政府管宏观法规和规划，私营企业投入资金、建设施、做市场推广，社区则通过合作社牢牢抓游船运营、手工艺销售等直接面对游客的服务环节。这种公私民合作模式，避免了政府单独管理的低效，也防止了资本侵占社区利益，确保每年数万美元的旅游收益能真正给到当地居民，而居民人均愿意为保护付费56美元，形成了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的稳固闭环。怎么处理旅游发展和社区传统生计的关系，是个更深层的问题。马来西亚下基纳巴坦甘湿地[35]的做法给出了巧妙的答案——不是替换，而是融合。当地把传统渔业活动本身变成了独特的“生态渔业体验”，让游客在参与中学习可持续利用资源的智慧。虽然现在社区整体参与度还有提升的空间，但参与的家庭收入已经超过了传统渔业，说明这种模式在经济上是可行的。由此可知，保护社区的传统文化和生计，本身就是有吸引力的旅游资源。
综合来看，国内外在湿地生态旅游与社区协调发展的实践虽因地域与文化差异而有所不同，但其核心思路是一致的：社区不是附属，而是生态保护的主力、文化传承的载体和利益共享的核心。国内的探索更侧重制度设计和本土资源激活，强调在保护优先的前提下，让社区从被动参与转向主动创造；国外的实践则突出社区主导的灵活性和创新性，通过自发的生态修复或传统知识转化，展现了赋权与本土价值激活的意义。未来，技术赋能或许会成为新的方向，例如利用物联网进行生态监测，或结合传统智慧与现代工程开展生态修复，都为湿地保护和社区发展提供了更多可能[36]。
5. 温州三垟湿地生态旅游现状分析
温州三垟湿地地处温州大都市核心区，东连龙湾、西接瓯海、南临瑞安、北抵瓯江，360度向城市开放，是温州生态园的核心组成部分，被誉为“城市绿肾”和“浙南威尼斯”[37]。当前，作为浙江省“美丽中国”先行示范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它全方位向城市开放，既要作为“城市绿肾”发挥生态作用，又要考虑周边村民的发展需求。
5.1. 温州三垟湿地概况
5.1.1. 生态资源富有特色
三垟湿地历经十余年生态修复，已构建起平衡稳定的生态系统，水质与生物多样性均实现突破性提升：历史上，这里曾面临严重水质问题，整体水质处于劣V类，氮、磷、重金属等指标严重超标，污染源主要来自温瑞塘河河水汇入及周边生活、工业废水排放；如今水质显著改善，全域III类水占比达60%，局部区域接近II类水，水体最高透明度更是达到1.4米。生物多样性方面的变化同样显著，历史记录显示，湿地曾仅存高等植物150余种(其中40%为栽培物种)、鸟类30余种、鱼类10余种且以人工放养为主；截至2025年，已记录鸟类156种(包含1种国家一级、18种国家二级保护鸟类)、维管束植物690余种，较2003年分别增加91种和530种[38]，水雉、白鹭等珍稀鸟类如今已成湿地“常客”，“浙江省观鸟胜地”的品牌效应也日益凸显。
5.1.2. 文化底蕴博大精深
湿地承载着深厚的瓯越文化基因：“南仙垟三件宝——瓯柑、黄菱、肥鱼跳”的民间歌谣流传至今，其中瓯柑种植历史逾千年，被誉为“柑中之王”，“浙江三垟湿地稻柑菱农业耕作系统”正申报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老门台、古桥梁、榕亭等人文遗存被完整保留，南怀瑾书院、乡愁记忆馆等文化空间进一步丰富了文旅内涵，形成“生态为底、文化为魂”的独特风貌。有研究用层次分析法(AHP)评估，发现三垟湿地的文化价值权重高达0.7650，在生态旅游资源评价中占核心位置[39]。
依托优质生态与特色文化，近年三垟湿地推动生态研学与科普教育融合：一方面其设“榕树自然学堂”，以“游学结合”的沉浸式课程，引导青少年观鸟、参与农耕，强化生态意识与乡土认同；另一方面，南仙未来社区将湿地文化融入日常教育，建“小水潭湿地研学基地”并通过“春泥计划”，以寓教于乐形式落地环境与道德教育。此外，湿地定期举办“瓯地嘉年华”“宋韵文化周”等活动，展示非遗与民俗，借互动体验深化公众文化认同。这种“文化为纽带、实践为路径”的育人模式，让三垟湿地既是湿地历史文化传承载体，更是生态文明教育与社会价值导向的关键平台。
5.1.3. 陆海空交通丰富便捷
三垟湿地的交通优势，核心在于构建起“市内无缝衔接 + 对外全域覆盖”的立体网络：从市内交通来看，湿地距温州市行政中心仅2.5公里，S1线三垟湿地站可直接接驳，瓯海大道、瓯越大道等主干道贯穿其间，形成“轨道交通 + 地面公交 + 慢行系统”的短途出行网，游客从车站步行5分钟就能进入湿地北入口，这样的交通可达性在全国城市湿地中位居前列；放到对外交通层面，湿地还能借力温州完善的陆海空综合交通体系——铁路方面，距湿地约6公里的温州站、约15公里的温州南站均为区域性铁路枢纽，高铁可直达杭州、上海、宁波、福州等长三角和海西城市群，大幅缩短外地游客到访时间；航空方面，温州龙湾国际机场距湿地约20公里，开通了百余条国内外航线，为国内外游客进入温州提供便捷通道；海运方面，依托温州港既能实现与东南沿海主要港口城市的快速联通，还具备发展滨水游览和邮轮经济的潜力。也正因此，三垟湿地不仅能与本地城市交通无缝衔接，更通过高铁、航空、港口形成覆盖全国乃至国际的交通支撑，为湿地旅游的发展筑牢了坚实基础。
5.2. 生态旅游发展现状
近年来，三垟湿地以“生态保护优先、文旅融合发展”为导向，逐步构建起“生态观光 + 文化体验 + 社区共享”的生态旅游模式，2023年获评国家4A级旅游景区，2025年元旦期间单周接待游客达5.05万人次[40]，成为温州“城市生态会客厅”的核心载体。
5.2.1. 景区功能与产品体系日趋完善
湿地已形成“一堤十园”的景观格局，北入口广场、南仙堤、五福源、榕树园、花溪花岛、百鸟岛等景点串珠成链，8公里“动区”大环线贯通水陆游线，游客可通过泛舟、徒步等方式体验“移步换景”的湿地风情。2025年新增的哈里乐园(占地70余亩的亲子主题乐园)和温州市青少年活动中心分中心，进一步丰富了家庭游、研学游产品；依托三垟湿地“三宝”资源，已陆续开发推出瓯柑采摘游、菱角采摘游、秋收欢歌等5条研学游线，累计接待研学人数2000余人次[41]。
5.2.2. 配套设施与服务能力持续升级
硬件方面，湿地已建成北、西、西北三大入口游客服务中心，配备母婴室、医务室、文创商店等功能区；新增智慧停车系统，统筹西入口、湿地阳台等4处停车场，提供3437个停车位[40]，通过微信小程序实现车位实时调度。软件方面，引入“智慧湿地”管控平台，整合客流监测、水质监测、电子导览等功能，游客可通过语音讲解、线上预约等提升体验感；S1线三垟湿地站旁的鑫伊广场引入麦当劳、天天中餐厅、少儿运动馆等业态，形成“出站即享”的商业休闲圈，满足游客“吃喝玩乐购”一站式需求。
5.2.3. 社区参与和利益联结机制深化
湿地通过“共富工坊”“就业优先”等模式推动社区深度融入旅游发展：其一，成立“瓯柑精品文化园・共富工坊”，吸纳湿地内9个村集体入股，带动村集体经济年均增长10万元，为被征地农民提供临时用工1000余人次，增收280万元；其二，景区直接提供车船驾驶、保安保洁等岗位100余个，优先聘用本地居民，如三郎桥片区居民石兴通过景区就业实现“家门口增收”[42]；其三，社区助农直播常态化，如榕盛社区通过户外直播推广瓯柑，既拓宽了农产品销路，又强化了“湿地特产”的品牌认知。
5.2.4. 文旅活动与品牌影响力提升
湿地以“生态+文化”为内核，持续举办特色活动：每年世界湿地日、爱鸟周期间，开展鸟类摄影展、观鸟研学等公益活动，2025年“羽见三垟，守望湿地”爱鸟周吸引近40名小学生参与实地观鸟[43]；国庆期间的“瓯地嘉年华”融合非遗表演、民俗巡游、露天电影等元素，引来大批游客纷至沓来、观光游玩；南怀瑾书院定期举办国学讲座、文化沙龙，累计接待访客近10万人次，成为传播瓯越文化的重要窗口[44]。
综上，三垟湿地已从“生态修复样本”逐步转型为“生态旅游与社区共生”的实践典范，但其在旅游产品精细化、社区利益分配均衡性等方面仍有提升空间，需进一步探索协调发展的长效路径。
6. 促进湿地生态旅游与社区协调发展的策略
6.1. 深化社区参与的广度与深度
在“三垟–社区”关系中，应把社区从“被管理对象”转变为“协同治理主体”。具体路径包括：第一，制度化社区参与渠道。可通过签订长期合作协议、成立含有社区代表的湿地治理委员会或利益协商小组，明确社区在规划、项目审批、收益分配与日常管理中的话语权与参与权，形成制度化、可追溯的参与程序(参见利益相关者与社区增权理论)。第二，提升社区能力建设。可定期对社区成员开展导游服务、生态监测、应急处置、文创经营和电商推广等技能培训，扶持社区合作社与“共富工坊”，提升其“造血”能力和市场化运营能力。第三，拓宽参与层次与群体覆盖。应鼓励妇女、青年与弱势群体参与决策与经营，设立专项岗位优先聘用本地劳动力，推动收益向低收入家庭倾斜，从而提高公平性与社区支持度。第四，建立信息透明与反馈机制。可通过定期公布景区财务报表、游客流量与生态监测结果，并设立常态化的居民意见收集与快速响应流程，增强社区信任与参与积极性。
6.2. 深度融合生态和文化资源
三垟的优势在于“生态为底、文化为魂”，要将两者有机融合，形成差异化、可复制的产品体系。首先，按生态承载力与文化资源分区设计体验产品：核心保护区以科研与低频高质量研学、科研游为主；缓冲区发展观鸟、湿地徒步与传统农耕体验；实验区开展民宿、地方美食与文创销售等低影响经营活动，从而把游憩压力合理分散至不同功能区。其次，打造沉浸式体验与“微叙事”场景(如瓯柑采摘–稻作文化体验、渔业历史展陈、非遗手工互动)，通过故事化的线路设计强化游客的文化认同感与保护意识。再次，提升生态解说与教育功能，建设分级的生态解说体系(从志愿解说到专业导览)，并把科研成果与游客教育结合，形成“游学–科研–保护”闭环。最后，发展与文化节庆相结合的淡旺季产品(例如“瓯地嘉年华”“观鸟季”联动)，以平衡客流、延长滞留时间并提高人均消费。
6.3. 细致设计利益分配的均衡性
利益分配的公平与透明是实现长期共治的基础。建议采用如下机制：一是建立多元化收益分享体系。景区应在保证保护投入与运维资金的前提下，明确把一定比例的旅游经营利润用于社区基金(用于基础设施、教育与生态补偿)，并通过年度审计向居民公开账目。二是推动社区入股与合作社模式。可鼓励村集体或合作社以劳务、土地使用权或品牌资产入股景区或文创项目，分享股息收益并参与重大决策，逐步形成所有权，收益权与话语权三权联动的利益机制。三是完善生态补偿与替代生计机制。对因保护导致的土地使用限制或传统生计丧失实施差异化补偿，要结合职业培训与就业优先政策，保障居民收益平稳过渡。四是设置绩效与问责机制。可将社区收益与生态指标挂钩(如水质、鸟类种类数、非法采捞事件减少率)，对实现保护目标的社区或合作组织实行激励，对违规行为建立投诉与仲裁通道，保障制度的长效运行。
6.4. 着力强化社区的协同性作用
社区不仅是收益主体，也是保护执行者与文化传承者，应被纳入到协同治理网络中。建议建设“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框架：一方面成立由政府、社区、企业、科研机构与NGO共同参与的三垟协同治理平台，明确分工(政府负责规划与监管，社区负责日常管理与文化展示，企业负责市场化运营，科研机构提供技术支撑)并建立定期沟通与冲突调解机制；另一方面，鼓励形成若干社区主导的小型经济主体(如家庭旅馆合作社、观鸟导览团队、农产品品牌联盟)，使社区在市场中占据可持续的经济位置。此外，借助高校与研究机构的长期驻地合作，引入社会资本与技术(例如生态监测、游客行为研究、营销策划)，把社区的传统知识与现代管理技能结合，形成“本地知识 + 外部资源”的互补优势。最后，推广从试点到评估再到推广的渐进方法，在若干村落开展不同参与深度与分配机制的试验，以数据驱动优化协同治理方案。
6.5. 充分依托已有设施资源
三垟得天独厚的交通与服务设施为提升游客体验与社区收益创造了条件，应系统化利用这些现有资源以放大效益。在盘活交通与商业设施上，可以以S1线站点 + 鑫伊广场TOD综合体为核心，打造“出站即达”消费链，鼓励社区小店布局周边，推动餐饮、手作、湿地农产品进驻商业圈，延长游客消费链路；在升级智慧管理设施方面，可基于现有“智慧湿地”平台，整合客流监测、水质与生物多样性数据，开发线上导览、分时预约功能，既提升游客体验，又通过客流管控降低生态冲击；在强化研学亲子设施上，可依托新建的哈里乐园、温州市青少年活动中心分中心，设计“湿地生态研学 + 亲子互动”常态化产品包，稳固淡季市场并强化社会教育价值；在赋能社区微创业设施方面，可以以“瓯柑”“湿地文创”为核心，结合社区助农直播与电商平台，搭建“线上推广 + 线下体验”的销售体系，为社区创造稳定收益来源；在优化生态化设施上，要推进低碳交通、可渗透铺装、污水零直排等基础设施改造，在提升游客舒适度的同时守住生态底线。
7. 结语
综上，温州三垟湿地的实践表明，城市湿地在经过系统修复与科学治理后，完全有可能实现生态保护、社区发展与旅游利用的多重协调。通过推动社区深度参与、拓展文化生态产品、优化利益联结机制，三垟湿地逐步走出了由“生态修复样本”向“生态旅游与社区共生”转型的路径。这一案例不仅为城市湿地治理提供了生动范例，也为社区参与式生态旅游的发展提供了可借鉴的思路与模式。
然而，本研究仍存在一定局限。一方面，研究主要聚焦于三垟湿地个案，其区位、政策和资源禀赋具有一定特殊性，结论的普遍适用性尚需更多跨区域的比较研究来验证；另一方面，调研范围与数据获取存在局限，尚未能对生态效益与社区收益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系统的量化评估。未来研究可从多方面展开：一是探索更完善的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机制，推动政府、企业、社区与科研机构的深度合作；二是引入量化评估方法，科学衡量生态保护成效与社区发展收益之间的耦合关系；三是加强技术赋能，利用大数据、物联网与遥感监测提升湿地的智慧化管理水平。通过不断完善治理模式与创新发展路径，城市湿地有望在生态保护、文化传承与民生改善之间实现更高水平的共生共荣。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防治中心高校大学生心理健康促进课题“高校心理健康管理者的胜任特征及其培养模式”(编号：GX25A012)、浙江省(2021)哲学社会科学规划新兴(交叉)学科重大课题“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公众风险感知、行为规律及对策研究”(编号：21XXJC04ZD)、温州大学生态文明与环境治理实验室、温州大学“一点灵心理服务平台温州模式发展研究”(编号：2022-071)的研究成果。
NOTES
*共一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