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轻动词(light verbs)最早由语言学家Jespersen (1965)在解释英语中的VNP结构时提出，当时的讨论主要基于句法和语义(转引自尹蔚彬，2017) [1]，此类动词是由一个动词成分和一个名词成分构成的双成分结构(Riccio Anna & Fleischhauer Jens, 2025) [2]。论元结构(argument structure)指的是同一个动词可允许不同的题元角色配置及其相关联的句法框架的情况(John I. Saeed, 2016) [3]。例如：
1) They took a walk in the park.
2) 他们在公园里散步。
句(1)的轻动词是“took”，本身语义较弱，核心动词语义由名词“walk”承担，构成“take + 名词的双成分结构”；论元包括主语(They，动作执行者)，宾语(a walk，动作的核心内容)和状语(in the park，动作发生的地点)，即“主语 + 轻动词 + 名词宾语 + 地点状语”。句(2)没有明显的轻动词，“散步”是独立的动词，直接承担核心动作语义，无需借助其他动词辅助表达；论元包括主语(他们，动作执行者)和状语(在公园里，动作发生的地点)，即“主语 + 地点状语 + 动词”，动词“散步”无需带宾语即可完整表达语义。简言之，英语通过“轻动词 + 名词”的结构表达动作，论元结构中需包含该名词作为宾语；汉语直接用动词表达动作，论元结构更加简洁，不需要额外的名词宾语。因此，本文首先将归纳前人对轻动词的研究方向，大致分为四个方面，然后就英汉语轻动词论元结构特点和功能方面进行对比分析，最后对英汉轻动词论元结构特征进行反思和总结。
2. 先前的分析
轻动词构式(light verb constructions)指的是由动词have，take，do等为原型成员，历经语义解释而最终形成的“轻动词 + 不定冠词 + 名词或名词短语”句法结构的语法现象，其内部动词没有具体的语义内容，核心语义由其内部的名词或名词短语承担(转引自曹笃鑫，向明友&安毅，2022) [4]。这类构式在英语中广泛存在，轻动词的语义弱化使得名词或名词短语承担主要语义功能。相比之下，汉语中类似结构较少，动词本身可独立表达完整的意义。前人关于轻动词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四个维度，即轻动词的理论构建与句法功能、轻动词的二语加工与习得机制、轻动词的特定语义特征以及词法和句法接口中轻动词特征研究。
2.1. 轻动词的理论构建与句法功能
陈哲&李亚非和胡皓月&何宏华分别从裸词根的界定和兼语句的生成机制来研究轻动词的造句和层级理论。前者认为裸词根与轻动词共存，裸词根的存在离不开轻动词的作用，而表达使动意义则是轻动词的功能之一，裸词根与轻动词一起参与造句，即动词相当于裸词根与多个轻动词的总和(陈哲&李亚非，2023) [5]。例如：
1) 他突然起身，快步走出来房间。
2) She gave a sigh of relief.
句(1)中，“身”是裸词根，“起”是轻动词，二者结合起来共同表示“站起来”动作，如果去掉任何一方，则语义表述不清；句(2)中，“sigh”是裸词根，“gave”是轻动词，两者搭配起来共同表示“叹气”动作，若去掉任何一方，句子结构不完整，语义逻辑也不通顺。后者认为兼语句可以分为致使类兼语句和原因类兼语句两类，均由轻动词的上域和下域组成，每个轻动词域各代表一个事件，上下域的外部轻动词构成了一条语义链(胡皓月&何宏华，2024) [6]。例如：
1) a) 老师叫我们打扫教室。
b) 妈妈让弟弟去买酱油。
2) a) She had the children clean the room.
b) The manager made his assistant prepare the report.
句(1a)和句(1b)中的“叫”和“让”分别为轻动词，“我们”和“弟弟”是兼语，既是轻动词的宾语，又分别充当“打扫教室”和“去买酱油”的主语；句(2a)和句(2b)中的“had”和“made”为轻动词，“children”和“assistant”是兼语，既是轻动词的宾语，也分别充当“clean the room”和“prepare the report”的主语。
这一维度的核心在于英汉语言中轻动词存在与裸词根共存的现象，两者在中英文中均有体现，两者的结合使表达更加精确以及符合语言的表达习惯。裸词根承担主要语义，而轻动词主要起语法功能或辅助表达动作的意义，但缺少任何一方都会使语义不完整，同时也会让句子句法结构不清晰(Fleischhauer Jens, 2023) [7]。另外，兼语的产生需要轻动词的连接，两者体现了语言结构中“抽象功能”和“具体动作”的结合逻辑，轻动词自身动作意义较虚，主要承担抽象的使役、指令等语义功能，起到连接主语与后续成分的语法作用；而兼语则含有两种身份，既充当轻动词的宾语，也是后面动作的主语，是轻动词和后面具体动作的连接桥梁；后面具体动作是句子的中心语义，表达的是整个句子的重要核心内容。
陈松松&张辉在研究汉语双宾结构时，深入探讨了轻动词在方向表达中的关键作用。他们指出，在英语中，由于双宾构式具有比较明确的给予义，可以选择句法语序手段，也可以使用介词短语；而汉语的双宾构式没有形成具体的方向性，传递方向由动词决定，当要表达明确的方向时，轻动词手段显得更加方便、合理(陈松松&张辉，2017) [8]。英汉语中轻动词的使用存在显著差异：英语双宾构式本身带有固定的“给予”义方向性，如“give sb. sth.”蕴含从施事动作到受事者的转移路径；而汉语双宾构式的图式化程度更深，仅抽象表达“传递”义，不预设具体方向。因此，汉语更依赖轻动词(如“给”“送”等)来明确题元关系，通过轻动词的语义特征补全方向信息。例如，“他卖了小王一本书”中，轻动词“卖”赋予结构“从施事到受事”的方向义；若替换为“买”，则方向变为“受事到施事”。这种差异体现了不同语言在解释题元关系时的策略选择，汉语通过轻动词的灵活性弥补了构式本身方向性的缺失，实现了题元关系的精准表达(陈松松&张辉，2017) [8]。
这一维度的核心在于英语轻动词所构成的双宾结构存在方向性，以“give”为例，它包含从动作发出者到动作接受者的方向性，即从施事者到受事者；而汉语双宾结构不具有方向性，如果需要表示方向，要借助轻动词才可以体现。例如：“他偷了一颗糖给我”和“我偷了一颗糖给他”，轻动词“给”的插入，使得双宾结构中的方向顺序发生了改变。虽然这一分析证明了英汉语双宾结构方向性的差异，但只局限于单一的语料，并未从多方面的语料进行深入分析，这样来看，该核心结论还有待深入探讨和证明。
2.2. 轻动词的二语加工和习得机制
陈松松&张辉通过样例模型来进行轻动词的二语加工研究，使用不同组别的轻动词类型来对受试者进行实验，然后通过定性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分析所测结果，最后考察这些样例表征在轻动词构式能产性习得中的作用，通过二语学习者自定步速阅读实验，研究了高频样例对轻动词构式的能产性加工的影响。例如：Roger took a glimpse at the map (Chen, 2022) [9]。受试者按照自己的阅读速度，一个词一个词进行观察，直到该句子完成，词汇理解越困难，受试者的反应时间越长，进入下一个词的时间段也就越长。他们测试的结果发现，与高频轻动词和其他词搭配的用法相比，其加工速度远高于低频轻动词和其他词搭配的用法(陈松松&张辉，2022) [9]，也就是说，学习者更加倾向于快速习得常见且语义相似的轻动词搭配用法，而对不常见且语义不相似的轻动词搭配用法不太熟悉，甚至要花大量时间去理解。紧接着，陈松松&张辉就轻动词的二语加工这个问题，提出了新的观点。与之前的研究不同，此次研究对比了母语者和二语者在加工英语轻动词和与之结构相同的及物结构时的反应。他们认为，轻动词与动作名词的搭配次数决定了轻动词构式的加工方式，语言经验差异会导致在母语者和二语者构式上的差异(陈松松&张辉，2025) [10]。
这一分析，虽然对比了母语者和二语者在对轻动词构式加工的差异，研究了不同类别的轻动词对二语能产性的作用，但还是存在一定问题：首先，两者都只是提及轻动词二语加工研究对外语教学有一定启示和影响，并没有具体给出相关实证说明，没有详细解释如何影响外语教学；其次，语言类型单一，语料单一，仅仅通过英语中的轻动词语料来研究轻动词的加工，并没有用其他语言如汉语中的语料来进行对比研究；最后，所选择的样本容量太小，不足以具有说服力。这样来说，该观点所得出的结论还有待进一步验证。
2.3. 轻动词的特定语义特征
曾天娇&贾冠杰运用Smith (1997)的情状五分法来进行英语轻动词和动转名词搭配特征研究。他们从词汇体(又称为语义体) (转引自曾天娇&贾冠杰，2017) [11]的角度出发，考察了make/do/get/have/give/take六种高频轻动词结构的共性和类性搭配特征，分析轻动词与动转名词在词汇体上的搭配规律(如“瞬时性”同性相吸) (曾天娇&贾冠杰，2017) [11]。张丽娇探讨了GIVE轻动词短语的形成机制(仿拟实义GIVE双及物结构)及认知原理(事件模型整合) (张丽娇，2023) [12]，而刘国兵&孙文青(2024)分析了影响英语轻动词构式共选的因素(如语域、名词定指性)及预测结构(刘国兵&孙文青，2024) [13]。
以上分析聚焦轻动词构式的语义特征(如词汇体、有界性)、搭配规律(如轻动词与动转名词)及特定结构(如GIVE短语)的形成机制来对轻动词进行分析和研究，但存在问题，最主要的问题在于这些研究仅仅局限于一种语言，很少通过对比其他语言如汉语来研究轻动词在两种语言中的特点和功能差异。
2.4. 词法和句法接口中轻动词特征研究
孟凯就现代汉语词法来研究汉语虚义动词性成分的功能和语义作用，进一步细化研究轻动词性成分在词法与句法中的差异。他认为，轻动词虚义动词性成分在汉英词法中都呈现出与其句法表现不同的功能与语义，这种词法句法差异具有一定的类型学意义，具体而言，他分析了“打、为、作”等虚义动词性成分在词法中的功能分工及词法–句法差异(孟凯，2019) [14]。例如，汉语中“打”作为虚义动词性成分，在词法中功能固定且语义抽象，与句法中实义用法差异显著，句法中其通常表示具体的动作。具体而言，在词法中，“打”常作为构词成分，搭配名词或动词构成复合词，自身语义虚化，仅起语法粘合作用，如“打扮”“打扫”“打量”。这里“打”不表“击打”的实义，而是与后接成分一起表达固定语义(“打扮”表修饰容貌，“打扫”表清理)，功能是构建新词的语素。而在句法中，“打”作实义动词时表具体动作，如“他打了一下桌子”，语义为“击打”，可带宾语、补语，具备独立句法功能。英语中“make”作为轻动词性成分，在词法(固定搭配)与句法中功能语义差异明显。具体而言，在词法中，“make”与名词构成固定短语，语义虚化，仅起句法引导作用，如“make a decision”“make a mistake”。这里“make”不表“制作”的实义，而是与名词结合表达“做出(决定)”“犯(错误)”之意，功能是保持短语的结构完整性。而在句法中，“make”作实义动词时表具体动作，如“She made a cake”，语义为“制作”，可独立带宾语，具备完整句法功能。郭安，张全生&邢欣利用生成语法中的论元与语义角色分析理论来研究汉语名词转动词的论元指称义弱化，探讨名词转动词的动因与轻动词的作用，分析论元指称义弱化的连续统特征(郭安，张全生&邢欣，2020) [15]。
这一分析探讨了词法(如构词)和句法接口轻动词的表现，分析了英汉语言中轻动词性成分的词法句法差异，这一差异表明，不同语言中轻动词使用情况，功能特点和所产生的意义都是不同的。造成这些差异的原因可能是两种语言的词法和句子结构不尽相同，且来源于不同的语系和历史文化。
以上文献综述说明先前的研究基本停留在轻动词理论和轻动词单语言的研究范式上面(如研究汉语中轻动词的语义)，因此在对比英汉轻动词的特点和功能，尤其是对比英汉轻动词论元结构特征方面研究较少，而这也正是本文需要解决的问题。
3. 英汉语轻动词论元结构特点
英汉语轻动词论元结构在四方面呈现显著差异。论元强制性上，英语轻动词核心论元(如施事者、受事者)需显性呈现，如“make”必须带施事和受事，省略则不合语法；汉语轻动词允许论元隐现，如“让(他)笑了”中施事、受事可省略，依赖语境可以判断。论元角色实现方式上，英语依赖句法位置(如主语、宾语)，如“cause”的施事必为主语、受事必为宾语，位置固定；汉语则凭语义关系，如“使”的论元可通过“被”或“把”调整位置，角色仍可判断。论元数量伸缩性上，英语论元数量固定，增减需通过形态或介词标记，如“get”增减论元需用被动语态或介词；汉语可自由伸缩，如“弄”可带单、两或三个论元，无需显性标记。语义关联强度上，英语轻动词与论元关联紧密，受语义范畴限制，如“have”多搭配具体名词；汉语关联松散，允许跨范畴搭配，如“有”可接具体或抽象名词，“搞”可搭配多样论元。这些差异体现了英语句法的形式约束与汉语语用的灵活弹性(朱乐奇，2019) [16]。
3.1. 轻动词论元的强制性差异
英汉语在轻动词论元的强制性上存在显著差异，即英汉语中对于轻动词论元是否需要显性出现的问题(朱乐奇，2019) [16]。英语轻动词对论元的强制性要求更严格，核心论元(如施事、受事)通常必须显化，否则句子会不完整；而汉语轻动词允许核心论元隐现，语境或语用因素可替代论元的显性表达。也就是说，在英语中，轻动词的施事者和受事对象都必须同时出现，缺一不可，缺少任何一方都会使句子语义不完整；在汉语中，轻动词的施事者和受事者可以选择性地省略，可以通过上下文语义来进行判断这两者的出现，所以英语轻动词的论元要显化，而汉语则可以隐现。例如，英语中表“致使”类的轻动词“make”要求施事和受事必须出现：“Shei made himj laugh”(她让他笑了)，句中施事“She”和受事“him”缺一不可，若省略则句子不合语法(a.“Made him laugh”或b.“She made laugh”均不成立，一个缺少主语(施事)，另一个缺少宾语(受事))。这是因为英语轻动词的论元结构受句法规则严格约束，核心论元的句法位置必须被填充。根据题元准则：每个论元有且仅有一个题元角色；每个题元角色有且仅有一个论元(Andrew Carnie, 2021) [17]。句子a中，施事者缺少一个题元角色i，而在b中，受事者缺少一个题元角色j。如表1：
Table 1. The matic role distribution of light verb “made”
表1. 轻动词“made”题元角色分布
Made: |
|
Agent DP |
Patient DP |
|
j |
Agent DP |
Patient DP |
i |
|
汉语中表“致使”的轻动词“让”则允许论元隐现：“(她)让(他)笑了”，施事“她”和受事“他”均可省略，仅通过语境即可明确语义。又如“(妈妈)叫(孩子)吃饭”，施事和受事的隐现不影响句子合法性，这是因为汉语是意合语言，轻动词的论元结构更多依赖语用场景补充，句法强制性较弱，这说明汉语轻动词论元具有非强制性。这种差异反映了英语句法的形式严谨性与汉语语用的灵活性。
总之，英语以形合为特点，其轻动词的论元结构受到句法规则的严格控制，核心论元的显化几乎具有不可违逆的强制性，这种强制性会延伸到非核心论元的使用中(朱乐奇，2019) [16]。以轻动词“get”为例，在表达“使某物处于某种状态”时，不仅施事者和受事者必须出现，甚至表示状态的补语论元也需要显性呈现在句子中，如“She got the room cleaned”(她把房间打扫干净了)中，施事者“She”、受事者“the room”和补语“cleaned”缺一不可，若省略任何一个成分，如“Got the room cleaned”或“She got cleaned”，都会导致句子语法不通，语义不完整。这种强制性源于英语句法对“主谓一致”“论元配位”等形式规则的高度依赖，句法结构必须通过显性成分来维持形式上的完整性，语境因素难以判断句子中的论元角色(Fleischhauer Jens & Hartmann Stefan, 2021) [18]。而相比之下，汉语轻动词的论元强制性呈现出显著的弹性，核心论元的隐现几乎完全由语用场景和交际意图决定，句法规则对论元显化的约束极为宽松(朱乐奇，2019) [16]。以表“命令”义的轻动词“叫”为例，在不同语境中，论元的隐现可呈现多种形式：在亲子对话场景中，母亲对孩子说“叫吃饭了”，施事者(母亲)和受事者(孩子)因语境可以判断(叫谁吃饭和谁叫吃饭)；在交代任务时，“我叫他去取文件”则显化施事者“我”和受事者“他”；若受事者已知，还可说成“我叫去取文件”。这种灵活性在祈使句中更为突出，如“让开”(省略施事者和受事者)、“让他进来”(凸显受事者)、“你让进来”(凸显施事者)等表达均合法，论元的显隐完全服务于交际需要。
3.2. 轻动词论元的句法实现方式差异
英汉语轻动词论元角色的句法实现方式存在差异：英语论元角色主要通过句法位置(如主语、宾语)体现，而汉语更多依赖语义关系和语序，句法位置对论元角色的标记作用较弱(张达球，2024) [19]。在英语中，论元角色在句子中的位置不能颠倒，主语的位置和宾语的位置与施事和受事一一对应，位置不可调换，否则语义理解不通；而在汉语中，论元角色与句法位置没有太大的关系，更多取决于句子的意义和顺序问题。例如，英语中，以主动语态情况为例，轻动词“cause”的施事必须占据主语位置，受事则为宾语，论元角色与句法位置严格对应：“The storm caused the flood”(暴风雨引发了洪水)，“The storm”(施事)作主语，“the flood”(受事)作宾语，不可颠倒(*“The flood caused the storm”语义完全改变)。这种“位置决定角色”的特点源于英语的主谓宾结构对论元角色的强标记性(Elena & Jorge, 2020) [20]。
而在汉语中，轻动词“使”的论元角色更多依赖语义逻辑，而非固定句法位置。例如“这场雨使庄稼丰收了”中，“这场雨”(施事)作主语，“庄稼”(受事)位于动词与结果之间；但调整语序为“庄稼被这场雨使丰收了”，受事“庄稼”作主语，施事通过“被”引出，论元角色仍可通过语义关系识别。反观英语，若要调整论元位置，必须通过语态转换(主动变被动)，且伴随句法形式的强制性变化(如动词形态、介词引入)，论元角色的识别仍依赖转换后的位置规则，无法像汉语这样仅凭语义关系跨越位置限制(张达球，2024) [19]。这说明汉语论元角色的实现更灵活，依赖语义关联而非固定句法位置。
除此之外，汉语论元角色的实现还具有“零标记”特征，即无需显性句法形式即可明确角色关系(张达球，2024) [19]。如“他请吃饭”中，轻动词“请”的受事未出现，但结合语境可推断为“某人”，施事“他”与受事的关系通过“请吃饭”的语义场景自然确立；而英语中同类表达“He invited to dinner”必须补出受事(如“He invited them to dinner”)，否则因缺乏受事位置标记的论元而语法不通。
3.3. 轻动词论元数量的伸缩性差异
所谓论元的伸缩性，是指英语轻动词的论元数量相对固定，增减论元需通过形态或句法手段(如被动语态)明确标记；而汉语轻动词的论元数量伸缩性更强，可根据表达需求自由增减，无需显性标记(邵志洪&邵惟韺，2012) [21]。换言之，在由轻动词构成的英语句子中，如果需要增加论元个数，则可通过词汇手段如添加介词等，而如果要减少论元数量，则可以通过句法手段如转换成被动句；汉语中如果要增减论元数量，可以通过词汇手段如添加虚词或者通过语序调整来实现。
例如，英语中，轻动词“get”表示“使获得”时通常带两个论元(施事者和受事者)：“He got her a gift”(他给她送了个礼物)。如果减少论元，即施事者“He”，则需要转化句子变为被动句：“A gift was got for her”(礼物被送给她了)，这里通过被动形式“was got”来说明论元数量减少。如果增加论元，如增加来源地“source”，则需要借助介词：“He got her a gift from the store ”(他给她送了个来自商店的礼物)，“from the store”(来源论元)通过介词from标记，不可直接添加(*“He got her a gift store”不成立)。而在汉语中，轻动词“弄”的论元数量可以自由增减：“他弄了个礼物”(单个论元，受事者)、“他给她弄了个礼物”(两个论元，施事者 + 受事者)、“他从商店给她弄了个礼物”(三个论元，施事者 + 受事者 + 来源地) (邵志洪&邵惟韺，2012) [21]。可以看出，无论论元的数量如何变化，不需要通过形态变化，而仅仅通过语序调整和添加虚词(如“给”“从”)就可以。再如：
1) 他吃了。
2) 他吃饭了。
3) 他在家吃饭了。
从1)句到3)句论元数量依次增加，即从一个论元增加至三个论元，轻动词“吃”的论元数量随着表达的需要自由增减，如仅通过增减虚词“在”来说明来源地。
综上所述，英汉语轻动词论元数量的伸缩性差异，本质上反映了两种语言类型的区别分布。英语以“形合”为主要特点，论元的数量受到形态和句法的严格限制，论元数量的增减需要通过显性手段如添加介词，转换语态等；而汉语是一种“意合”语言，论元数量的增减无需改变动词的形态，只需改变语序或增加虚词就可以实现(Yim Changguk, 2020) [22]。
3.4. 轻动词论元的语义关联差异
英语轻动词与论元的语义关联呈现出显著的紧密性特征，这种紧密性主要体现在轻动词对论元的语义选择限制上，论元必须严格符合轻动词预设的语义范畴与典型特征；相比之下，汉语轻动词与论元的语义关联则表现出明显的松散性，论元选择具有更强的灵活性，不仅允许跨语义范畴的搭配，还能接纳非典型论元，形成更丰富的表达组合(熊仲儒&杨舟，2020) [23]。
在英语中，轻动词对论元的语义约束呈现出高度的规范性(熊仲儒，2014) [24]，即轻动词的性质必须与其所带论元的性质相近。以轻动词“take”为例，当它表“进行(某动作)”时，其论元需为具有动作性特征的名词，如“take a walk”(散步)、“take a bath”(洗澡)，这些论元均为典型的动作类名词，与“take”的语义指向高度契合，因为“take”是表示动作类性质的动词，而“walk”和“bath”刚好是表示含有动作性质的名词。若替换为非动作类名词，如*“take a book”，“book”表示静态类性质的名词，无法与表示动作类性质的名词产生语义关联，所以虽然句法上合理，但是语义关联上无法接受。同理，再如轻动词“make”表“制作”时，受事论元需为可被“制作”的具体实体，即含有实际意义和用途的名词，“make a cake”(做蛋糕)、“make a table”(做桌子)均符合其语义选择，而*“make a thought”则因论元thought属于抽象概念，与“制作”的语义范畴冲突，句法合理但语义不合理。这种严格的语义限制使得英语轻动词与论元的搭配呈现出较强的凝固性，偏离典型范畴的组合往往会导致表达的违和感(Gaetanelle Gilquin, 2019) [25]。汉语轻动词与论元的语义关联则展现出极强的弹性(熊仲儒，2014) [24]，即汉语轻动词与其所带的论元没有太大的语义关联性。例如，轻动词“有”的使用就是典型例证，除了搭配具体名词“有一辆车”“有一栋房子”外，还能搭配抽象名词，如“有学问”“有智慧”“有勇气”等这些表达中，论元名词都具有抽象属性，却丝毫不影响语义的自然传达。更值得注意的是，“有”还能突破名词范畴的限制，与动词性成分搭配，如“他有担当”中“担当”兼具动词性与名词性特征，这种跨语类搭配在汉语中极为常见且自然。再如，轻动词“弄”的用法也体现了汉语中轻动词与其所带论元性质上的语义非关联性。在“弄钱”(具体事物)、“弄明白”(抽象状态)、“弄关系”(抽象联系)、“弄机器”(具体工具)中，论元涵盖了不同语义范畴，却都能与“弄”形成合理关联。这种灵活性源于汉语轻动词更注重语境中的语义适配，而非预设的固定语义限制(熊仲儒，2014) [24]。又如轻动词“打”，可搭配“打篮球”(具体运动)、“打电话”(具体工具)、“打主意”(抽象想法)、“打光棍”(抽象状态)，论元的语义跨度极大，但在具体语境中均能被理解。
综上所述，英语轻动词需要与其所带的论元在语义上有所关联，而这种语义上的关联性源于其语法系统中较强的形态标记与语义范畴对应关系，轻动词的语义特征往往通过形态变化或固定搭配得以强化，从而对论元形成严格约束(Istvan, Anita & Veronika, 2019) [26]；而汉语的轻动词无需与其所带论元保持语义的关联性，比较自由，因为汉语缺乏严格的形态变化，语义表达更依赖语境与语序，轻动词的语义功能相对虚化，使得论元选择不必受限于固定范畴，形成了更开放的搭配模式。
4. 结语
前人关于轻动词的研究大多数是针对单个语言来进行分析，本文基于前人研究基础，对比分析了英汉双语中轻动词论元结构特征。依据本文的分析，英汉语轻动词论元结构特征主要体现在论元的强制性、论元的句法实现方式、论元数量的伸缩性以及论元的语义关联差异，具体表现在：首先，在论元强制性方面，英语轻动词对论元的强制性要求更严格，而汉语则相对比较宽松一些；其次，在句法实现方式方面，英语轻动词论元角色主要通过其在句子中所处的位置来体现，而汉语更多依赖上下文语义和语序；第三，在论元数量的伸缩性方面，英语轻动词的论元数量相对固定，而汉语几乎没有限制，比较自由；最后，在论元的语义关联方面，英语轻动词要与其所带的论元产生语义关联，而汉语无需保持语义关联性。本文的分析不仅可以为轻动词论元结构研究提供跨语言深化，解释英汉在句法、语义上的差异，也为第二语言教学等提供理论指导，另外从语言结构方面反映出英汉民族认知和思维的差异。因此未来研究可从第二外语教学、民族文化和思维差异等方面入手来研究英汉轻动词的特征。
致 谢
本研究的顺利完成，首先得益于国家科学基金的资助，其为研究提供了关键的经费支持与学术平台，使各项实证分析与理论探索得以深入开展。同时，衷心感谢所有资助者与支持者的信任，你们的鼓励为研究推进注入了重要动力。特别感谢导师及学界前辈在研究过程中给予的悉心指导，从框架搭建到细节完善的每一处建议，均为研究质量提供了有力保障；亦感谢相关资料、图片、文献的所有者及研究思想的提出者，你们的授权与成果为本文的论证奠定了坚实基础。谨向所有助力本研究的个人与机构致以最诚挚的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