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归兰水族乡翁高村概况
归兰水族乡地处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都匀市东南部，与三都水族自治县、独山县、丹寨县接壤，是都柳江水系重要源头之一，地跨黔桂两省。行政上，该乡辖12个行政村、114个村民小组及190个自然村落，乡政府驻奉合村，距都匀市区直线33公里，最远村寨距市中心超70公里，321国道穿境而过。在行政建制方面，2014年都匀市行政区划调整，由原基场、阳和、奉合三水族乡合并组建，成为都匀市唯一以水族为主体的少数民族聚居乡。其得名源于境内贵州十大非著名山峰——归兰山。人口统计显示，全乡有户籍8301户、人口33,407人。民族构成多元，水、苗、布依、汉等民族共同塑造多元文化格局，少数民族占比97%，其中水族61.57%、苗族25%，呈现出以水族为核心、多民族共生的典型分布特征。
翁高村位于都匀市东南部，距城区40公里，在归兰水族乡政府东北部8.7公里处，东与福庄村接壤，西与潘硐村相连，北毗邻王司村，901国道贯穿，交通相对便利。该村是一个以水族、苗族和布依族的少数民族杂居村寨，98%为水族，总面积11.02平方千米，设有13个村民小组，17个自然寨，935多户3680多人，以韦、吴、蒙姓居多，可相互通婚。
水语为水族民众日常用语，族内交流多用水语。翁高村的水族村民日常所使用的水语称为翁高水语，属汉藏语系壮侗语族侗水语支的语言，亦是笔者的母语。水语内部差别较小，各地水族群众一般可相互对话，内部无方言划分，仅分土语区，主要根据语音和词汇的差别，并参照语法，将水语分成三个土语区，即三洞土语、阳安土语和潘洞土语[1]。其中翁高村水语属潘洞土语区。
2. 调查方法及设计
翁高村的水族人民在日常生活中不仅使用水语，也因杂居在苗族、布依族当中而具有其特色，水语在翁高村属于强势语，为了日常生活，苗族和布依族也都是说水语的，因此选择该村作为调查对象。笔者于2024年1月5日至1月25日对其进行了实地调查，本文是根据这次调查的一手材料写成的。笔者的调查内容涉及语言态度问卷调查、词汇测试、访谈三个方面。问卷调查主要涉及语言态度，共7个问题；词汇测试为参照斯瓦迪士200词加上中国社会科学院编写的200个核心词，共400个词，主要测试被调查者的语言掌握与使用情况；访谈则是大访谈和小访谈结合，主要涉及个人基本情况、家庭基本情况，适当做材料的补充内容。
本研究采用实地调研法，笔者对翁高村的9个自然村落展开深入考察，并通过随机抽样选取16位村民作为调查对象。调查对象按年龄可分为四个阶段：青少年段6~18岁，青年段20~39岁，中年段40~59岁，老年段60岁及以上，各年龄段的样本量均等配置为4人。其中青少年段以中学生为主，两男两女；青年段以大学生为主，两男两女；中年段为两男两女，学历涵盖小学、初中、高中、大学；老年段为两男两女，学历也涵盖小学、初中、高中、大学。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本研究在年龄分段处理时，为保证分类体系的完整性，将19周岁个体纳入青年组统计范畴。
3. 调查发现及分析
3.1. 语言保存度良好
笔者采用四级分类体系对400个核心水语词汇的存续状态进行量化评估：A类为即时反应词汇(无需思考即可准确表述)，B类为回忆反应词汇(经短暂思考后可正确表述)，C类为提示反应词汇(需借助外部线索方能表述)，D类为失忆词汇(即便提供提示仍无法表述)。基于该评估框架对16名水族村民的测试结果显示：
A类群体(5人)平均掌握词汇量达362个，表现出显著的语言保持优势；
B类群体(6人)平均掌握词汇量340个，呈现高水平语言存续特征；C类群体(2人)平均掌握词汇量300个，显示语言能力开始下降；D类群体(3人)平均掌握词汇量210个，表明语言能力出现明显衰退。
测试结果可知，翁高村水语整体保存度良好，当前处于核心词汇稳定的状态，但语言能力开始出现下降的情况。特别是D类群体中青少年占比达 66.7%，预示着语言转用风险将从个体层面向群体层面扩散，亟需采取系统性保护措施以阻断语言衰变的代际传递。
3.2. 语言使用发生转用现象
族际婚姻使翁高村村民的语言使用发生转用现象[2]。归兰水族乡作为典型的多民族共居区域，除主体民族水族外，还分布有苗族、布依族及汉族等多元民族群体。这种跨民族聚居格局不仅重构了翁高村水族村民的传统生产生活方式，更通过日常互动创造了有利的族际通婚条件。受跨民族婚配关系影响，水族母语体系正面临汉语、苗语及其他民族语言的交互影响，具体表现为具有族际通婚背景的家庭中普遍存在双语或多语并用现象——家庭成员会基于沟通效能原则，主动选择通用性更强的语言作为主要交流媒介。
在涉及跨民族婚配的水族家庭中，汉语实际承担着首要交际语言的职能，水语则退居次要地位。这种语言使用格局的变迁直接导致三个层面的连锁反应：其一，家庭域内水语的实践频度显著降低；其二，青少年群体的母语习得路径发生结构性转变；其三，语言转用与变迁现象呈现加速趋势。值得关注的是，这种语言生态的演变不仅反映在日常交流层面，更深刻影响着水族文化传承的代际传递机制。
3.3. 母语词汇泛用
母语词汇的泛用，指同一语言单位承载多重语义内涵的语用特征，即通过一个词汇表达多个不同含义的认知过程，或者说一词多用[3]。如以水语词汇liŋ33“天晴”为例，该词在各年龄层群体中既可指称“天气晴朗”的自然状态，亦可表征“天气干旱，土地干涸”的生态特征，展现出典型的一词多义现象。
不同代际群体在应对母语表达障碍时呈现出差异化的语言选择策略。青少年及青年群体普遍采用汉语词汇替代策略，当母语词汇检索失败时，会优先转用普通话或汉语词汇进行语义补偿；中年群体在辅助提示下可恢复部分母语词汇的存储记忆；老年群体则表现出集体协商特征，在提示引导下通过群体讨论或即时联想完成词汇检索。这种代际差异具体表现为：青年群体在无提示状态下完全丧失原始表达，中年群体经提示可部分恢复词汇记忆，老年群体在群体互动中可实现词汇的主动重构。
因此，母语词汇的泛用与汉语词汇借用现象在各年龄层均普遍存在，但存在显著的使用强度差异。这种差异不仅体现为词汇选择策略的不同，更反映出语言能力随年龄增长呈现出的代际衰减规律——从青年群体的完全替代，到中年群体的部分恢复，再到老年群体的互动重构，构成了一个连续的语言能力变化谱系。需要强调的是，尽管各年龄层在表达策略上存在差异，但母语词汇的泛用作为跨代际的语言现象，其本质是语言系统在接触环境下为维持交际功能而产生的适应性调整。
3.4. 水语使用情况存在明显断层
翁高村青少年的水语使用情况存在断层，该村青少年的水语使用情况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青少年和老人的语言使用情况上，二是水语家庭成员之间的语言交流上。主要表现为青少年人群对水语的热情和熟悉程度降低，年轻人之间用水语交流和沟通的能力减弱，年轻人对水语的语言能力降低，年轻人对水语的态度发生变化，年轻人中会说水语的越来越少。而调查结果显示，在翁高村的水族家庭中，两代人之间的语言交流基本保持在水语上。然而，青少年一代与老人之间的语言交流呈断层状态。这说明翁高村的水族在其水语使用情况上，呈现出“二代人不会说水话”“两代人不能说水话”的情况。这种情况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即父母对孩子讲汉语或者是讲普通话比较积极，而对孩子讲水语比较少。
在水族家庭中，两代人之间的语言交流基本保持在水语上。比如，父母与孩子的语言交流是以水语为主，汉语为辅；而父母与老人之间的语言交流是以汉语为主，水语为辅。但是，父母与孩子的语言交流并没有呈现出一种断层现象，也就是说，翁高村青少年的水语使用情况基本保持在两代人之间的语言交流上。但是，在调查中发现了一个现象：即孩子们在学习水语的过程中会出现断层现象。比如，刚开始学水语时会使用“tiə33、qoəŋ35爷爷”“nai33、ja53奶奶”称呼老人；学完一段时间后会使用“tiə33爷爷”“nai33奶奶”称呼老人。但是这种现象很少出现在孩子身上，也就是说孩子们在学习水语时并没有出现一种断层现象。
4. 影响翁高村水语使用的因素
4.1. 语言态度对水语的影响
语言态度是人们对语言使用价值的看法[4]。而语言态度会影响语言行为，语言行为会改变语言使用情况。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水语得到了很好的保存。但随着现代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水语逐渐受到现代社会生活的冲击和影响。人们的语言态度影响了语言的演变[5]。翁高村地处偏远，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年轻人大部分外出务工、上学，水族人口逐渐减少，导致水语正处于不断地消亡中。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对自己民族语言产生了怀疑和不信任感。翁高村水语的传承和发展面临着一定的困境，主要表现在受外来文化和汉语言文字的影响较大，年轻人对自己民族语言缺乏自信。
从16名被调查者对母语语言态度的角度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 对母语的使用场合，母语的使用场合较广泛。被调查者表示希望在家里和家人说母语，且所在地有民族语广播。
2) 对母语的语言情感，被调查者是从社会生存的语境为出发看待自己的母语。对本族人语言使用采取的是宽容的态度。认为不同场合、语境下要用不同语言，母语并不能满足社会交往各个方面的需求。
3) 对母语的功用，大多数被调查者对母语持认可的态度，说明母语在被调查者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4) 绝大经数人倾向于将母语作为第一语言传给下一代。16名被调查者中，有8人表示自己学说话时父母最先教的语言是水语，将来想让下一代最先学会的也是母语；而8人表示将来想让下一代最先学会的是普通话。
4.2. 语言生态变迁对水语传承的影响
语言环境的动态演变显著影响着语言能力的代际传递，其中语言接触的持续时长与互动频率构成关键影响因素。这种影响在家庭与学校两个维度呈现出差异化特征，共同塑造着水语的使用现状与发展趋势。
1) 家庭语言生态的代际传递效应
家庭场域的语言接触模式对翁高村水族群体的母语能力具有直接塑造作用。调查数据显示，家庭内部的语言互动特征与母语传承水平存在显著的关联性，具体表现为“单代语言断层”与“双代语言失传”两种现象。前者指子代完全丧失母语能力而父代仍保持母语水平，后者则表现为父代与子代均丧失母语表达能力。这种代际语言能力的衰减现象，本质上源于家庭语言环境的结构性变迁——当家庭成员间的日常交流逐渐转向汉语方言或普通话时，水语的代际传递链条便出现断裂风险。
2) 学校语言政策的间接调控作用
教育场域的语言规划对水语传承产生着隐性但深远的影响。当前学校教育体系存在明显的语言文化剥离现象，具体表现为水语教育与水族文化传承的双重缺位。国家政策在推动着翁高村水族学生学习汉语，而社会语言环境也在无形当中要求翁高村水族学生主动地接触和学习汉语[6]。从访谈资料来看，从基础教育阶段到高等教育阶段，水族学生均面临着语言生态的强制转换：课堂交流全面采用普通话，课后互动以汉语方言为主导，即便在水族学生群体内部也鲜见水语使用场景。这种语言环境的强制性转变导致两个结果：其一，水语的使用时空被严重压缩，逐渐退缩至家庭等封闭场域；其二，青少年的母语实践机会持续减少，直接引发语言活力的代际衰减。值得关注的是，这种影响具有累积效应——随着教育阶段的提升，水语的使用频度呈现阶梯式下降趋势。
家庭与学校构成影响水语传承的双重场域，前者通过日常互动构建基础语言环境，后者通过制度性语言规划形成外部约束力量。二者的交互作用最终导致水语使用呈现“家庭弱化–学校边缘化”的双重困境，这种困境在青少年群体中表现得尤为突出，直接威胁着水语作为民族语言的文化存续。
5. 结语
水语传承面临两大关键问题：其一，使用者渐减，年轻一代水语能力弱化。虽水族青壮年多会水语，但汉语、普通话普及仍对传统文化传承构成隐患。其二，水语生活应用减少，语言环境变迁致年轻一代不愿学，仅部分老人掌握简单水语，出现“二代”“两代”断层现象。长此以往，翁高村水语传承堪忧，水族文化或面临断代危机，故加强保护与传承刻不容缓。
伴随地区经济社会进步及生活品质的提升，水语保护愈发重要。驻村工作者需强化保护意识，充分挖掘本地文化资源，以促经济与社会发展，实现水语有效的传承与时代价值的彰显。此外，政府应出台系列举措，提升居民对水语及水族文化的保护意识，防止语言遗产持续流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