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要论述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核心与特色内容之一，是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继承发展，也是对中华传统自然观的创新发展。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1]强调“聚焦建设美丽中国，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健全生态环境治理体系，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2]并对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作出重要部署。如何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如何在经济发展的快车道上，避免对自然环境造成不可逆转的破坏，实现人与自然的长期和谐共处，无疑是当前全球各国亟需攻克的难题。在当今全球化时代，面对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双重压力，各国都在努力寻求既能促进经济增长，又能维护生态平衡的有效途径，而这也是全球共同面对的一大挑战。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生态文明建设征程中，创新性地提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理念，使其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显著特征。这一理念既坚守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又传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以鲜明的生态观，彰显了党对人民美好生活向往的敏锐洞察，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深入理解和把握。文章首先阐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内涵，其次梳理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内在逻辑，接着提出了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当下面临的困境，最后提出了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策略与实践路径，希望能够为建设美丽中国，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相应参考。
2. 新时代背景下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丰富内涵
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我们建设现代化国家，实现永续发展，走美欧老路，去消耗资源，去污染环境，是难以为继、走不通的”，必须“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3]这一新型现代化理念的核心要义，在于推进经济与社会的共同繁荣，同时将生态系统的保护与修复提升至战略层面，矢志不渝地迈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永续发展目标。其理论源泉深植于人类文明的历史积淀，一方面继承了中华传统生态智慧的精髓，另一方面整合了世界范围内的绿色发展理念，并与当代科技理性相融合，为现代化进程注入前瞻性导向。
(一) 理论依据：人与自然是一个休戚与共、相互依存的有机整体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人因自然而生，人与自然是一种共生关系，对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身。”[4]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揭示了人与自然唇齿相依的命运共同体本质，明确指出人类文明存续的根基深植于自然生态系统之中，对自然资源的掠夺性开发必将引发文明存续的连锁危机。全面把握人与自然多维互动的深层逻辑，是通往永续发展道路的认知基石——既要看到人类作为社会实践主体对自然界的能动性改造，更需认清生命体对生态系统的绝对依赖性。地球生物圈犹如一张精密交织的生命之网，人类每一次对自然规律的僭越，终将通过气候异变、资源枯竭、生物多样性崩塌等形式，形成文明进程的“回旋镖效应”。这种相互塑造的共生关系，要求我们必须将生态文明建设提升至文明存续的战略高度：农业生产的沃土耕耘、工业文明的能源供给、城市发展的空间拓展，无不需要在生态承载力阈值内寻求平衡。唯有树立“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的系统思维，才能实现发展诉求与生态保护的历史性统一，让人类文明真正成为地球生命进化史中的可持续篇章。习近平总书记将人与自然的关系概括为“生命共同体”，强调人与自然应和谐共处。揭示出人类文明与地球生态系统互为存续条件的深层关联。马克思曾深刻指出，自然界不仅是人类物质生产的基础平台，更是实践活动的客观边界，人类唯有在自然规律框架内展开劳动，才能维系文明发展的可持续性。这一思想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得到创造性转化，形成了“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系统认知——自然不是被动接受改造的客体，而是孕育文明火种的母体，人类文明史本质上是适应、利用并回馈自然的辩证发展过程。因此，人类必须抛弃陈旧观念，像呵护自身生命一样保护生态环境，以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生命共同体理念勾勒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未来愿景，要求我们在现代化进程中切实履行尊重、顺应和保护自然的责任。这意味着要尊重自然规律，顺应自然发展，维护自然平衡，合理评估并严格限制对自然资源的开发与利用，防止超出生态系统的承载限度。只有秉持这种负责任的态度和行动，人类社会才能真正完成从“征服自然”到“与自然和解”的文明转型。这种转型不仅涉及环境治理，更是对工业文明以来盛行的增长至上观念、消费主义以及线性思维的全面矫正，最终指向人与自然协同进化、共同繁荣的生态文明新时代。
(二) 目标引领：切实回应人民需要优质生态环境的诉求
如今中国已然迈入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党的十八大报告精准洞察时代脉搏，明确指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重大判断折射出人民诉求的全方位升级与内涵拓展。[5]当下民众的期盼不再拘泥于物质财富的简单堆砌，而是向着政治、社会、生态等多个维度的高品质生活大步迈进。当前，人民群众对生态宜居环境的追求已升华为衡量生活品质的关键标尺。但现实图景却呈现深刻矛盾：大气雾霾、水体污染、土壤毒化等生态危机如同无形的枷锁，既严重威胁着国民健康福祉，更消解着社会发展的质量成色。面对这一时代课题，习近平总书记以历史穿透力作出重大论断：“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这要求我们必须将生态治理的着力点深度聚焦于民生痛点，以“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为民”为价值坐标，系统破解制约环境质量改善的体制性障碍、结构性矛盾，通过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让良好生态真正转化为可感知、可享受的民生红利，实现人民群众对“蓝天白云、清水绿岸、鱼翔浅底”美好生活的热切期盼。党的二十大报告高瞻远瞩，再次凸显新时代的价值取向：“坚持把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6]在民族复兴新征程中，我们必须始终坚守人民至上的价值导向，把满足人民对优质生态产品的需求作为现代化建设的核心目标。这既需要我们构建完整的生态产品供给链条，通过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突破环境治理的瓶颈，还需要打破制度性、区域性的障碍，打造普惠共享的生态补偿机制和公共服务平台。通过建设跨区域生态廊道、完善生态产品交易市场、实施差异化生态补偿等措施，推动优质生态资源从地理空间向价值空间的转化，让良好生态成为全民共享的公共资源，将绿水青山的生态优势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民生福祉，真正实现“环境权益人人享有，生态福利家家受益”的现代化愿景。并且，当代人的生态诉求与子孙后代的生态权益亟待妥善平衡，惟有守护生态系统的动态平衡，推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方能为后世留下一个美丽宜居的地球家园。[7]这一理念，如同熠熠生辉的灯塔，为当代中国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和实践指南。
(三) 肩负使命：整体推进美丽中国构建与清洁美丽世界打造进程
在中国全力推进现代化建设之际，其亦踊跃参与全球生态环保事业，力图打造美丽中国与清洁美丽世界。这既彰显了中国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道路上的责任担当，亦为全球可持续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自党的十八大以来，“美丽中国”宏伟目标被正式提出，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理念深深融入国家发展的核心要义之中。生态文明建设被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其在国家发展全局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党的十九大将“美丽”一词正式写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目标，形成了“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全新表述，凸显了生态文明在国家战略中的重要地位。[8]党的二十大进一步细化了美丽中国建设的蓝图，重点聚焦于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等领域，着力推动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协同共进，彰显了中国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坚定决心和必胜信念。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宏大背景下，生态环境问题已成为跨越国界的全球性挑战，诸如全球气候变暖、森林锐减、物种濒危等问题，正严重威胁着人类的生存与可持续发展。中国所提出的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目标，其意义不仅局限于国内层面，更在全球视野中展现出中国的责任担当。作为大国，中国积极投身于全球生态环境治理，在能源结构调整、节能减排、技术创新等关键领域推出了一系列重大举措，同时不断汲取国际先进经验，提升自主研发能力，推动环保产业蓬勃发展，为全球清洁美丽世界的建设贡献了中国力量，注入了新的活力。[9]
(四) 根本要求：遵循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相协调的原则
在全球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征程中，各国普遍面临着一个核心议题——如何统筹协调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这一议题不仅关乎国家的长远发展，而且直接关联到人类的未来福祉。习近平总书记以其卓越的领导力和深刻的洞察力，创造性地提出了“两山论”，即“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4]深刻揭示了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之间可以实现内在和谐统一，为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指明了前进的方向。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之间存在着资源消耗与保护、环境污染与治理、短期利益与长期目标等多重矛盾，但我们“绝不能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的一时发展”，也绝不能为了保护环境而停滞发展的步伐。[7]相反，我们应该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注重生态保护，努力实现二者的良性互动与协调发展。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我们必须充分考虑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避免过度开发和滥用资源。同时，还应积极采取措施治理环境污染，保护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和稳定性。此外，还要深刻认识到“绿水青山”所蕴含的生态和经济双重价值，树立“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4]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态环境问题归根结底是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问题”，这要求在推进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必须摒弃传统的粗放型经济生产方式，抵制挥霍浪费、享乐主义的生活方式，推动传统落后产业向绿色、低碳、数字化方向转型升级，提升经济发展的绿色含量和可持续性。[10]同时，还应通过多种渠道加强生态教育，普及生态系统的基本知识，传达党的生态环境保护政策方针，引导人们树立尊重自然、保护自然的理念，形成绿色低碳、节约适度、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
3. 新时代背景下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面临的现实难题
(一) 公民：生态价值观培育体系尚未健全
在当今社会发展的浪潮中，公众对生态保护的认知与行动力尚显不足，这一问题在诸多层面均有显现，已然成为制约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的重大瓶颈。究其根源，在于我国生态价值观的培育机制仍需健全，政府、社会、学校、家庭等多元主体在生态价值观的塑造与传播中，尚未形成全方位、深层次的合力，导致生态价值观培育的效果未能充分彰显，这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目标的实现进程。[11]
第一，当前城市环境中随意丢弃垃圾的现象屡见不鲜，部分市民的环保意识亟待提升。他们常常将生活垃圾随意丢弃在街道、公园、绿地等公共区域，这些垃圾不仅破坏了城市的整洁与美观，更对土壤、水源和空气造成了严重的污染。在农村地区，生态环境问题同样严峻。许多农民在使用农药后，未能采取妥善的处理措施，而是随意丢弃农药包装物。这些农药残留一旦进入水体，就会破坏水生生态系统的平衡，引发一系列生态失衡问题，对农村的生态环境和农业可持续发展造成深远影响。
深入分析这些问题，我们发现部分公众对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未能充分认识到自身在生态环境保护中的主体角色与责任担当。他们抱有自然环境无足轻重、生态环境保护与己无关的错误观念，这种认知错位在日常生活中表现为诸多不文明行为。例如，在城市公园及道路遛狗后未及时清理狗粪便的现象就屡见不鲜。这些狗粪便随意遗弃在绿地、步道等公共区域，不仅散发着刺鼻的异味，严重影响市容市貌和环境卫生，还可能滋生大量细菌、病毒和寄生虫，对土壤、水源造成污染，进而威胁公众的健康安全。此外，这种现象还增加了疾病传播的风险，破坏了公园等公共空间的生态平衡和美观度，降低了市民的生活品质和休闲体验。
第二，城市中废旧电池及电子产品的随意丢弃问题同样严峻。在当今数字化浪潮席卷全球的背景下，科技产品的迭代速度不断加快，由此产生的废旧电池及电子废弃物正以惊人的速度累积。这些被遗弃的电子设备中潜藏着剧毒物质，构成了一个个隐蔽的“生态定时炸弹”。这些有毒物质经由食物链的生物放大效应，引发鱼类死亡、种群退化等生态灾难，甚至威胁城市饮用水源安全，埋下公共卫生事件的隐患。这种看似微小的个体行为，正通过环境介质的传导，编织成一张威胁城市生态安全和公众健康的隐形网络。
第三，在日常消费场景中，塑料制品的过度使用已成为环境治理的顽疾。居民对塑料袋的过度依赖，正持续加剧白色污染的蔓延。城市街巷中随风飘散的塑料袋不仅破坏市容景观，更会堵塞市政管网，增加环卫系统清运压力，形成“视觉污染–生态破坏–经济负担”的恶性循环。在清洁能源应用领域，绿色技术推广仍面临多重瓶颈。以太阳能热水器为例，这项利用光伏效应转换热能的技术在实际应用中却遭遇现实困境，制约着绿色消费革命的进程。
第四，在出行选择方面，部分居民在出行方式的选择上更倾向于私家车，而非绿色低碳的交通方式，致使绿色出行理念尚未深入人心。私家车的大量使用不仅消耗了大量的能源，同时，交通拥堵也会进一步加剧能源消耗和尾气排放，相比之下，绿色低碳的交通方式，具有节能环保、减少污染、缓解交通拥堵等优点，但在实际推广中却面临诸多困难，这种困境折射出生活方式现代化的转型阵痛。一方面，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不够完善，缺乏足够的自行车道、步行道和公共交通站点，给居民选择绿色出行方式带来不便；另一方面，居民的出行习惯和观念难以在短期内改变，对私家车的依赖程度较高，对绿色出行的优势认识不足，缺乏环保意识和责任感。
由此可见，倡导并普及绿色生活方式在当下社会具有显著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提高市民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识、推广绿色新能源产品的应用、鼓励绿色出行方式等措施，对于促进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建设美丽中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12]这不仅需要政府制定和完善相关政策法规，加强宣传教育和引导，还需社会层面培育“出行即服务”理念，通过碳积分交易、绿色出行社区等创新模式，将环保行为转化为可量化的社会价值。唯有实现政府引导、市场驱动、公众参与的良性互动，才能真正完成生活方式绿色革命，为美丽中国建设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更需要广大居民自觉转变观念和行为方式，共同参与到绿色生活方式的实践中来，为保护生态环境、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贡献力量。
(二) 发展方式绿色低碳转型仍任重道远
首先，能源消费结构在短期内难以发生根本性变化。尽管我国绿色低碳技术近年来取得了显著进展，但不同地区之间的创新发展水平存在明显差异。东部地区由于经济实力雄厚、人才资源丰富以及政策支持力度大，在绿色低碳技术创新方面处于领先地位。相比之下，中西部及东北地区在这些关键要素上相对匮乏，导致其创新能力和技术应用水平相对滞后。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在绿色低碳领域的关键核心技术上仍有较大差距，亟待完善支撑绿色低碳发展的技术体系。我国绿色低碳技术的发展虽取得了积极成效，但仍面临区域创新不平衡和技术体系不完善的问题。
我国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目前仍处于发展初期，行业覆盖范围有限，其他行业的参与度较低，限制了市场的整体影响力。此外，制度和管理细则的不完善可能导致市场运行效率低下，而透明度不足则可能引发市场参与者的信任危机，降低市场的吸引力和活跃度。绿色低碳生活风尚的形成也面临诸多挑战。绿色产品的市场规模较小、种类有限、价格较高，反映出其在市场竞争力上的不足。这可能是由于绿色产品的生产成本较高、技术成熟度不够或产业规模化程度较低所致。同时，我国与发达国家在关键核心技术上的差距，限制了绿色低碳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和应用，技术体系的不完善可能导致技术转化效率低下，难以满足绿色低碳发展的战略需求。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发展受到覆盖范围、制度建设和市场流动性等多方面的制约。
此外，绿色低碳生活风尚尚未广泛形成。绿色产品的市场规模相对较小，种类有限且价格偏高，难以满足消费者日益多样化的需求。在数字化时代，部分消费者受到西方现代化价值观的影响，出现了过度消费的倾向。这表明在消费文化层面，绿色低碳理念尚未得到有效传播和深入理解，不利于绿色低碳转型的顺利推进，迫切需要加强对公众的教育和引导。
综上所述，我国绿色低碳发展面临的主要障碍体现在技术体系、市场机制和消费文化三个方面，亟待进行系统性改进。在技术体系方面，区域创新能力的差异和关键核心技术的缺失，使得绿色低碳技术的发展受到限制，难以满足大规模应用和产业化的迫切需求。这不仅制约了绿色低碳技术在优化能源消费结构中的作用，也削弱了其对经济绿色转型的推动作用。在市场机制方面，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不完善限制了其作为减排工具的有效性。市场覆盖范围有限，导致减排责任无法在更多行业间合理分配，而制度和管理细则的缺失可能导致市场运行中的不公平和不透明，进而削弱市场主体的积极性和参与度。在消费文化方面，绿色产品市场的局限性和消费者的过度消费倾向共同阻碍了绿色低碳生活的普及。绿色产品市场的发展滞后，无法为消费者提供足够的选择，而消费者对绿色低碳生活方式的认知不足和消费习惯的偏差，进一步限制了绿色产品市场的发展空间。应通过加强公众教育、提高绿色产品市场供给质量、合理引导消费行为等综合手段，促进绿色低碳生活风尚的形成和发展。这些改进措施的实施，将有助于推动我国绿色低碳转型的顺利进行，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奠定坚实基础。
(三) 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建设仍有待完善
严格周密的制度是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进程的关键支撑和核心保障。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定位，明确提出“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的治国方略，为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13]近年来，我国在生态保护红线划定、环境治理体系构建等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初步搭建起生态文明制度的“四梁八柱”。但制度实践层面仍面临深层矛盾，亟待破解两大治理难题。
第一，在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构建与完善过程中，制度协同困境制约治理效能释放。当前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存在“碎片化”特征，部门间政策协同机制尚未有效建立。尽管中央层面出台超过百项生态文明专项政策，但自然资源资产产权、生态补偿等核心制度仍分散于30余部法律法规中，缺乏顶层的整合性立法，进而限制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同时，生态文明制度尚未深度融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这影响了其整体效能的发挥。此外，一些生态文明制度分散在其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中，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它们的执行力度和效果。
第二，我国生态文明制度体系顶层设计与地方实践尚未充分对接。虽然我国在生态文明领域持续强化政策法规建设，构建“立法–执行–评估–修正”的闭环体系，但在地方实践上仍存在困难。因此在立法层面，应加快制定《生态文明建设法》，整合分散的环保法律，建立覆盖“山水林田湖草沙”的系统性法规；在执行层面，推行“党政同责、一岗双责”的终身追责制，将制度优势真正转化为生态治理效能，夯实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制度基石。
4. 新时代背景下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实践途径
生态系统质量呈现持续改善态势。当下应着重于自然生态系统的全方位、一体化保护，强化山水林田湖草沙等各生态要素的协同治理，同时不断优化生态保护与修复工作的监管机制，全面提升监管效能，切实保障生态环境的稳定与安全，推动生态系统的良性发展。
(一) 提高生态保护能力水平
在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的当下，生态环境保护已成为关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作为维系人类文明存续的基础支撑，自然生态系统承载着资源供给、气候调节、环境净化等不可替代的生态服务功能。当前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正处于压力叠加、负重前行的关键期，既要看到党的十八大以来生态文明建设取得的历史性成就，让人民群众真切感受到“蓝天幸福感”的显著提升；更要清醒认识到，生态系统修复具有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必须保持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定力，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必须长期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保持战略定力，统筹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促进生态环境持续改善。
第一，亟待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我国当前正处于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深度博弈阶段，生物多样性是生态系统稳定与繁荣的基石，它涵盖了遗传多样性、物种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多样性三个层面。遗传多样性为物种的适应性进化提供了基因库；物种多样性维系着生态系统的复杂性与稳定性；生态系统多样性则保障了不同生态功能区域之间的协同运作。通过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能够有效提升生态系统的多样性、稳定性和持续性，使其具备更强的自我调节与恢复能力，从而为人类社会持续不断地提供优质生态产品。这些生态产品既包括有形的物质产品，如清洁的水源、肥沃的土壤、丰富的生物资源，也涵盖无形的服务产品，如气候调节、文化传承等，全方位满足人类社会的多元需求。
第二，积极推动海洋领域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落实，在全球海洋经济蓬勃发展的大背景下，这也是我国作为海洋大国的必然选择与责任担当。海洋生态系统在全球气候调节、生物多样性维持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科学合理地开发利用海洋资源，同时加强海洋生态保护，初步构建起海洋生态安全屏障。这既是对《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积极践行，更是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的大国担当。
第三，在完善相关制度体系方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构建是实现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良性互动的关键环节。生态产品能够将自身价值转化为经济收益的属性，激励着社会各界积极参与生态保护，推动生态产业化与产业生态化融合进程。因此要实现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区域公平性与协调性，保障生态功能区的稳定与可持续发展，构建起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的良性循环。
第四，在法律法规建设层面，需要进一步完善包括环境保护法、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等在内的生态环境保护法律体系。这些法律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具有基础性与指导性地位，为生态环境保护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与制度保障。不断修订与完善相关法律条款，使其更加适应当前生态环境保护的新形势与新要求，确保法律的权威性与实效性。此外，还需明确政府和企业在环境保护中的职责边界与主体责任。政府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应承担起生态保护政策制定、监管执法等职责；企业作为经济活动的主体，应履行其社会责任，将环境保护纳入企业决策与生产运营的全过程。通过厘清责任，构建起政府主导、企业主体、社会参与的多元共治格局。健全执法和监管体系，确保生态环境保护法律得以有效实施。执法部门应依据科学合理的方法与标准开展执法活动，避免执法的随意性与片面性。同时，强化执法部门之间的协作与监督，避免出现“九龙治水”、职责交叉与推诿的现象。通过建立信息共享平台、联合执法机制等，形成执法合力，提升执法效能。对于违反环保法规的行为，必须给予严厉惩戒，提高违法成本，使其足以威慑潜在的违法者。同时，完善考核制度，将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生态保护目标达成等指标纳入政府与企业的考核体系，倒逼企业履行环保主体责任。这种“源头严防、过程严管、后果严惩”的法治体系，为生态文明建设筑牢了制度堤坝。站在新的历史方位，必须树牢“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以生物多样性保护筑牢生态屏障，以海洋可持续发展拓展蓝色空间，以制度创新激活发展动能，以法治保障护航绿色征程，在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道路上砥砺前行，为子孙后代留下天蓝、地绿、水清的美好家园。
(二) 理论创新：引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之路
第一，西方式现代化具有明显的局限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根据时代变化和实践发展，不断深化认识，不断总结经验，不断进行理论创新。”[14]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独特的世界观、价值观、历史观、文明观、民主观、生态观等伟大实践，是对世界现代化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创新。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突出强调人的主体地位，并通过大规模开发和利用自然，创造了远超以往时代的生产力，实现了显著的经济增长。然而，这种以征服和开发自然为基础的经济增长模式在工业化进程中引发了诸多生态问题，达到前所未有的严重程度。随着资本的全球扩张，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迅速传播至世界各地，使得生态污染问题逐渐演变成全球性难题。从某种意义上说，西方现代化历程中，自然被当作资本增殖的工具，工业文化过度强调人的理性，而忽视了自然本身的价值和意义。这种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为人类无节制地掠夺自然提供了意识形态上的支撑，导致了人对自然的过度征服以及人与人之间生态利益分配的严重不公。
第二，中国式现代化独特的生态观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思想性，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创造人类生态文明新形态蕴含着重大的理论创新。马克思认为自然是生命之母，人与自然是一种共生关系，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生产体系以资本的无限扩张造成对自然的无限索取，并以制度形成强化和稳定这种剥削性和反生态性的价值体系，只有打破资本主义制度，构建一种新的社会，这种社会“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在现代化进程的全球图景中，西方现代化模式暴露出严重的生态危机，其根源在于对自然界的过度开发与掠夺，以及对自然资源的短视利用，在工业化、城市化的迅猛推进中，对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缺乏尊重，导致生态系统遭到严重破坏，生态平衡被打破，生态灾难频发。中国则以本土化的叙事话语，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深度融入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路径之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环境就是民生”以及“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等重要论断，从生态价值、生态民生、生态伦理等维度，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科学指引，有力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与当代生态文明建设的紧密结合。
第三，中国式现代化为现代化建设和发展展示了中国方案。马克思主义生态理念着重探讨人与自然的物质交换联系，指出人类社会进步务必遵循自然法则，达成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在现代化建设历程中，中国坚守该理念核心，力求塑造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协同共进的模式，突破了传统思维里将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当作对立面的局限。借助产业升级、绿色经济发展、强化环境监管等举措，实现经济增长与生态改善的良性循环，推动美丽中国建设成效显著。在此进程中，中国逐步搭建起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现代化建设新格局，使得祖国的天空更湛蓝、山林更青翠、河水更清澈，生态环境品质大幅提高。中国沿着社会主义路径改造社会关系，在自然、经济、制度、社会、生产及生活方式等多个层面达成全方位变革。于自然层面，重新界定人与自然的联系，摒弃单纯把自然当作资源供应方的误解，树立尊重、顺应与保护自然的理念；在经济领域，绿色经济发展阔步前行，推动产业生态化与生态产业化，促使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协同发力；从制度角度看，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涵盖生态保护红线、生态补偿、环境监测评价等制度，筑牢生态文明建设的制度防线；在社会维度上，借助宣传教育与公众参与，凝聚全社会生态保护共识与行动力量；谈及生产方式，推广绿色生产技术与循环经济模式，降低资源损耗和污染排放；关于生活方式，倡导绿色消费、低碳出行、资源节约等绿色生活风尚，引导公众铸就绿色生活意识与习惯。此类全方位的整体变革，以其独到的生态观，充实并拓展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传统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主要聚焦经济、政治、社会等领域的现代化，而中国的实践创新性地将生态维度融入现代化理论体系，凸显现代化建设应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根基。这种独树一帜的生态观，为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注入新活力，拓宽其内涵与外延，向全球现代化理论与实践输出中国智慧与方案，为他国现代化建设提供有益参考，也在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壮阔图景中嵌入中国力量，驱动人类文明迈向更可持续、更和谐共生的未来。
(三) 坚持绿色生产与绿色生活现代化相统一
生态环境问题本质上是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的矛盾。社会通过生产活动进行实践，个体则通过生活方式进行自我实践。生产方式的内涵不仅局限于物质生产层面，更深刻地嵌入社会结构与文化价值体系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处于迈向新时代的关键阶段，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正精心构建契合中国国情的发展理念。其中，生态环境的健康发展被确立为一种战略性的发展方式，并深度融入经济运行系统之中。这一创新理念体现了对传统发展模式的深刻反思与超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进程水平，其衡量标准需聚焦于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的绿色转型。绿色生产方式要求在物质生产过程中，不仅要关注效率与效益，更要将生态保护视为内在要求，通过技术创新与制度变革，实现生产活动的生态化与可持续性。绿色生活方式则倡导个体在日常生活中，自觉践行绿色消费、绿色出行等行为模式，将生态意识融入生活的每一个细节。
中国所探索的绿色低碳可持续循环发展模式，相较于西方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模式，展现出显著的优越性。这一模式不仅避免了环境污染的恶化，还实现了经济增长与生态保护的协同推进。通过绿色生产与绿色生活的有机结合，中国正逐步形成和谐共生的发展格局。
绿色生产方式拓展了社会关系的边界，将人与自然的关系纳入其中。从单纯关注人类自身的生产进步，转向全面考量人与自然的共同发展。绿色生产方式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现代化生产模式。然而，绿色生产方式的实施必须与绿色生活紧密结合，才能真正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绿色生活作为一种生活理念，要求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主动培养绿色消费、绿色出行等行为习惯。绿色生产与绿色生活构成一个循环互补的有机整体。绿色生产是绿色生活的基础与前提，没有绿色生产所提供的生态友好型产品，绿色消费与绿色出行便无从谈起。同时，绿色生活的需求反馈又推动绿色生产的持续改进与创新。二者相互促进，共同构建起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社会生态系统。
坚持生态文明技术与永续发展现代化相统一。人与自然在对抗中逐渐走向和谐统一，想要实现真正的和谐共生，就要与时代相结合，走适应时代的生态文明之路。当今时代，生态文明的发展也必然离不开科学技术。现代化的进程从宏观上是社会文明的进步，从微观上讲是各个领域的齐头并进，每一个领域的现代化都离不开科学技术。生态文明技术是整体性的先进技术。例如，工业清洁生产、生态农业，对污水、废气、固体废物的处理与监测等都是生态文明发展所需要的技术。从整体上看生态文明技术以整个生产过程的综合性和产品多样化为目标，因此要求我们要对自然资源的多层次利用加以研究。同时，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进程是一个逐渐演变的过程，这需要持续发展的技术支撑，生态文明技术现代化与和谐共生休戚相关。生态文明的发展是建立在环境科学、生态学、可持续发展等理论基础上的，同时也离不开经济学、管理科学、生物科学、信息科学等学科的有力支撑。
5. 结语
在未来的发展中，我们必须秉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观念，将生态文明建设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环节，以实现“双碳”目标为引领，全面推动经济社会向绿色发展转型。我们将努力绘就一幅“青山常在、绿水长流”的美丽中国画卷，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取得更加丰硕的成果，为子孙后代营造一个生态优美、社会繁荣的美好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