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同治理视角下的浙江省智慧养老服务平台分析
Analysis of Zhejiang Province’s Smart Elderly Care Service Platfor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摘要: 人口老龄化是全球各国普遍面临的挑战,它对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结构,乃至生态环境都会产生深远的影响。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中国已显然迈入老龄化社会的行列。为了应对日益严峻的老龄化挑战,我国正积极推动智能技术在养老领域的融合与应用。智慧养老代表了当前技术支持水平最高的养老模式。它依托于信息技术等现代科技手段,为老年人提供了全方位的生活服务与管理,可以有效释放养老压力。通过阅读文献,发现当前智慧养老在实践中存在着建设资金来源有限、复合型人才紧缺、相关的政策不够完善等缺点。而浙江省基于养老服务大数据,构建了一个统一的智慧养老平台,形成了一套全新的政策管理和服务浙江养老的体系。它集成了各市县个性化养老系统数据,为各级用户提供了政务、公共和公益服务,并与市场服务紧密相连。本文以此为基础,提出了注重培育多元主体协同精神、推动全国养老信息数据的互联互通、强化信息支撑以及加强信息安全监管等建议,以期能给予政府以及相关企业一些启示,从而推动智慧养老产业的健康发展。
Abstract: Population aging is a common challenge faced by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which will have a profound impact on the economy, politics, culture, social structure, and even ecological environment of countries. According to the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China has clearly entered the ranks of an aging society. In order to cope with the increasingly severe challenge of aging, our country is actively promoting the integr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intelligent technology in the field of elderly care. Smart elderly care represents the current pension model with the highest level of technical support. It relies on modern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means such as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o provide a full range of life services and management for the elderly, which can effectively relieve the pressure of pensions. Through reading the literature, the author found that the current smart pension has shortcomings in practice, such as limited sources of construction funds, a shortage of compound talents, and imperfect relevant policies. Based on the big data of elderly care services, Zhejiang Province has built a unified smart elderly care platform, forming a new set of policy management and service systems for Zhejiang elderly care. It integrates the data of personalized elderly care systems in various cities and counties, provides government affairs, public and public welfare services for users at all levels, and is closely linked to market services.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suggestions such as focusing on cultivating the spirit of multi-subject synergy, promoting the interconnection of national pension information and data, strengthening information support and strengthening information security supervision, in order to give some enlightenment to the government and relevant enterprises, so as to promote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the smart pension industry.
文章引用:周美彤. 协同治理视角下的浙江省智慧养老服务平台分析 [J]. 社会科学前沿, 2025, 14(10): 790-798.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5.1410955

1. 引言

根据联合国的规定,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5岁及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的7%时,即标志着进入老龄化社会。而当这一比例超过14%时,则被视为步入了老龄社会;若占比超过20%,则达到超老龄社会的标准。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我国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数量已达到21676万人,占总人口的15.4%,这一数据清晰地反映出我国已显著迈入老龄化社会的行列。

人口老龄化是全球各国普遍面临的挑战,它不仅对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结构,乃至生态环境产生深远的影响。为了应对这一挑战,我国民政部在2023年12月发布了《2022年度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公报》,旨在对我国老龄事业的未来发展进行宏观规划和指导。在这份《公报》中,特别强调了智慧健康养老产业的重要性,并指出工业和信息化部、民政部、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已着手开展智慧健康养老产品及服务推广目录的申报工作,旨在推动优秀智慧健康养老产品和服务的广泛应用,进而促进整个智慧健康养老产业的蓬勃发展。这些举措充分表明,我国正积极推动智能技术在养老领域的融合与应用,以应对日益严峻的老龄化挑战。

2. 文献综述与理论基础

2.1. 概念界定

智慧养老,通常被业界称为“全智能老年系统”或“智能养老系统”,其概念源自英国生命信托基金,它突破了传统养老服务的时空限制,为老年人提供了一种更为优质且享受型的养老服务体验。在国内研究领域,胡黎明(2007)率先提出了数字化养老的概念,这一理念随后在信息化养老研究的推动下逐步扩展,发展成为“网络化养老”的构想,并最终演变成现今广为人知的“智慧养老”和“智能养老”理念[1]

左美云教授对智慧养老的定义深入而全面。他指出,与传统养老模式相比,智慧养老代表了当前技术支持水平最高的养老模式。它依托于信息技术等现代科技手段(如互联网、社交网络、物联网和移动计算等),全面覆盖了老年人的生活起居、安全保障、医疗健康、康复护理、休闲娱乐以及学习交流等多个方面,为老年人提供了全方位的生活服务与管理。

在智慧养老体系中,老年人的相关信息能够得到实时的自动监测、预警和主动处理,实现了技术与老年人的友好、自主和个性化的智能互动。这种互动不仅提升了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同时也充分利用了老年人的智慧和经验,使智慧科技与老年人的智慧得到了完美的结合[2]。智慧养老的最终目标,是使老年人能够过上更加幸福、尊严和有价值的生活。

2.2. 文献综述

2.2.1. 智慧养老的模式

智慧养老,作为当前技术支持水平最尖端的养老模式,其核心在于将现代信息技术融入传统养老模式中,形成智慧居家养老、智慧社区养老以及智慧机构养老三大模式。其中,智慧居家养老模式侧重于老年人的日常照护、精神文化丰富以及健康监护,它是对传统家庭养老模式的革新与发展。家庭成员借助智能设备与信息平台,能够实时掌握老年人的生活状态,并通过虚拟平台便捷地获取养老服务,进而推动养老服务向更高效、更个性化的方向发展[3]

智慧社区养老模式则强调社区养老服务中心与智慧化信息管理平台的紧密结合,共同为老年群体提供“线上 + 线下”的全方位服务。这一模式通过整合社区内外的资源,为老年人提供综合性的服务支持,同时加强老年同辈群体间的联系,增进彼此间的认同感,营造出一种互助的社区文化氛围。

智慧机构养老模式则依托于养老院、老年公寓、老年护理院等养老服务机构,通过践行“医养结合”的理念,结合机构间的互联机制,为老年人提供连续且高质量的服务。这一模式不仅提升了养老服务机构的管理效率,同时也为老年人带来了更为便捷、舒适的养老体验,从而在管理和服务层面都实现了人力和时间成本的优化[4]

2.2.2. 智慧养老的优势

左美云教授深入阐述了智慧养老相较于传统模式的显著优势。首先,智慧养老彰显了信息科技的集成性,它囊括了智能控制技术、计算机网络技术、移动互联技术、物联网技术、老年服务技术以及医疗保健技术等多元技术的融合,这种集成性满足了大数据时代下老年人复杂多样的服务和管理需求。其次,智慧养老强调“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始终以老年人的需求为导向,借助先进的技术、设备和管理方式,为老年人提供更为便捷、人性化的服务,使他们能够享受到高质量的生活体验。

此外,智慧养老还展现了其优质高效的特点。智能化的机器设备的应用,极大地释放了人力资源,提高了服务效率和质量,使得养老服务更为精准和高效。最后,智慧养老在满足老年人物质需求的同时,也重视其精神文化层面的需求。通过网络技术和社交平台的运用,为老年人提供了丰富多彩的娱乐生活,助力他们焕发人生新的活力。

2.2.3. 智慧养老当前存在的问题

但是我们在智能技术在老年人服务的实践中发现智慧养老的发展仍然面临挑战。首先,智慧养老作为一个新兴概念,该模式在各地刚开始推广试点,对于更广泛的地区来说是带有公益性的,尽管政府会积极引导各种社会力量参与进来,但面对利润低以及相关的扶持政策还未完善的情况,许多民营企业参与进来的决心是不足的。总的来说对于大部分地区,智慧养老平台的投资资金来源还是有限[5]。另外一方面,智慧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是一项系统复杂的工程,需要政府各相关部门、医疗机构、社区、养老企业等多方的协同配合。目前,智慧养老服务体系还缺乏统一的执行标准和政策制度,缺乏科学性的说明和操作标准,各地制定的相关制度措施存在碎片化现象,在发挥指导智慧养老产业的规范性系统性发展方面存在着一定的短板,养老服务质量很难得到提升[6]。其次,我们现在对于同时具有医疗背景和信息技术的专业人才的需求量增加,但是在实际中该类专业人才还是相对稀缺,有着专业程度不足的问题,不过目前可以通过多方专业领域的机构人才进行合作,不过还是期待未来更多复合型人才的出现[7]。在供给侧方面,许多智慧养老的相关产品并未考虑老年人的使用能力与生活习惯,未能体现其人性化。我们需要在意养老技术的供给是否有效,老年人是否能够真正运用信息技术去便利自己的生活,还是会因为不会运用而充满挫败感?[1]最后,我国目前智慧养老提供的养老服务多注重于身体健康照护和便利的生活照料,而忽视了老年人的精神需求,老年人缺乏情感交流、人际交往、文化娱乐与知识再教育,精神无法得到慰藉[8]

2.3. 理论基础:协同治理理论

协同治理理论,作为协同学与治理理论的交叉融合,展现了一种独特的理论视角。

协同学,这一源自希腊语“协同合作之科学”的学科,由德国杰出的理论物理学家赫尔曼·哈肯在1971年首次提出,为我们打开了一个全新的研究视角。它深入探讨了即使在无生命的物质世界中,如何能够从看似混乱无序的状态中,通过内部各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协同,涌现出全新的有序结构,并且这种有序结构能够通过恒定的能量供给得以维持和发展[9]。协同学不仅揭示了自然界中普遍存在的有序和自组织现象,更进一步为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考路径。在自然科学领域,协同学为我们揭示了自然界中复杂系统如何通过内部各要素之间的协同作用,形成并维持有序结构的过程。在社会科学领域,协同学则为我们提供了理解人类社会中各种复杂现象和集体行为背后机制的新视角。通过协同学的研究,我们能够更加深入地理解人类社会中的组织行为、决策过程以及社会变迁等现象,为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支撑和实证依据[10]

治理理论则是对传统管理活动的深化和拓展。原指涉国家公共事务的管理或政治活动,现已被赋予了更广泛的内涵。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治理理论强调社会是一个复杂的开放系统,包含众多行为个体,如政府、非政府组织等,这些行为体在相互竞争与协作中,基于信任与共同利益,形成自组织网络。治理过程中的合作不仅涉及资源的重新分配,更重要的是规则的制定与调整,旨在实现社会的稳定秩序和公共利益的最大化[11]

关于协同治理理论,学界众说纷纭。朱纪华认为,在公共生活中,政府、非政府组织、企业、公民等共同参与公共管理,通过各自优势的互补,构建高效和谐的治理网络[12]。杨志军强调,协同治理旨在提高公共事务的治理效能,根本目标是促进公共利益的最大化[13]。这与治理理论的五大特征有重合之处。田培杰则从利益相关者的角度出发,认为协同治理涉及各方为解决共同问题而进行的互动与决策,同时强调公共性、多元性、互动性等特点[14]。基于以上学者的看法以及本文的行文逻辑,本文认为协同治理应该是利益相关的各行为主体在共同商议的规则前提下,利用各自的资源优势来完成单一组织做不到的事件,使治理效能最大化。

3. 案例分析:“浙里养”打造全省统一的智慧养老平台

“浙里养”平台是由浙江省民政厅主导,浙报传媒控股集团负责研发的省级智慧养老平台,于2020年11月正式投入运营。该平台基于养老服务大数据,构建了一个统一的平台,形成了一套全新的政策管理和服务浙江养老的体系。它集成了各市县个性化养老系统数据,为各级用户提供了政务、公共和公益服务,并与市场服务紧密相连。

在“浙里养”平台的开发过程中,浙报传媒控股集团扮演了关键角色,负责主要的技术研发工作。此外,政府推动的适老化社区建设中所需的智能设备,如智能水表、物联网门磁监测系统、紧急呼叫系统、烟雾报警器等,以及视频监控系统、GIS地图和物业保洁服务等,均由市场中的各家企业提供,共同构建了智慧养老服务平台。

3.1. 政府维度

数字化改革是各级党委政府“一号工程”。各地民政部门积极投身养老服务数字化改革,加速智慧养老转型,工作推进稳健,亮点可圈可点。但仍存在统的力度不够、数据精度不够、使用广度不够等问题。

浙江省民政厅强势推进“浙里养”平台运用和迭代升级,加大统筹力度,打造“浙里长寿”专区,以“浙里长寿”为门户,整合全省智慧养老系统;要继续深化需求梳理,实施改革突破。坚持需求导向、改革本质;要深入梳理服务端和治理端的需求,聚焦社会关注度高、老年人需求迫切的养老服务问题,设计多跨场景,协同优化政策,迭代“三张清单”;要精准归集数据,形成“养老大脑”。在未来重点全面推广“一床一码”、在未来社区和乡村落地“邻里养”、每个县市区要至少建成一家智慧养老院。

政府还起到了对智慧养老的监督作用。浙江省民政厅充分利用“浙里养”平台数据,对乡镇(街道)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困难老年人能力评估、养老机构收住老人、养老地图准确性、老年福利等进行考评。浙江省民政厅并表示今后会利用浙里养数据对日常业务进行常态化考核,评价结果与排名,每月通报一次。未来将进一步加大平台的研发力度,确保“养老云”数据库基本成型,从用户端角度,老年人及其家属可方便了解福利待遇等;从服务端角度,养老服务组织可实时获知财政补助、星级信息等;从治理端角度,党委、政府可以精准判断老年人福利待遇是否全覆盖;养老机构布局是否合理,养老机构床位是否充足;养老服务组织运营是否顺利等。

3.2. 市场维度

在智慧养老的推进过程中,除了政府的积极引导与扶持,市场机制也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具体而言,通过市场化的资源配置方式,养老资源得到了更加高效合理的利用。企业作为养老服务市场的主要参与者,通过获得特许经营权、享受税收减免及资金支持等优惠政策,积极参与智慧社区居家养老项目的投标与承接工作。这些企业不仅为政府推动的公共性养老服务提供了必要的技术支持,还以专业的服务品质满足了老年人多元化的养老需求,共同推动智慧养老事业的持续发展。

在“浙里养”平台的开发过程中,浙报传媒控股集团团队是主要的研发人。另外还有政府在进行适老化社区的过程中需要用到的各种智能水表、物联网门磁监测系统、紧急呼叫系统、烟雾报警器等设备视频监控系统、GIS地图以及物业保洁服务等等,都需要各家企业来提供,集成各种市场资源打造智慧养老服务平台。

在“浙里养”平台的助力下,浙江省安吉县率先推行“一床一码一人”机制,实现了养老机构数字化管理,极大地提升了服务智慧化水平。同时,各种社会组织也积极参与其中,为养老服务中心提供培训和评估服务,为老年人提供生活帮助,形成了多元化的服务供给体系。

在养老服务中心的构建过程中,除了专门的养老机构外,各类社会组织也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首先,社会组织联盟通过提供针对性的培训和全面的评估,助力养老服务中心的专业化和标准化发展。此外,志愿者组织则积极投身于为老年人提供生活上的实际帮扶,用他们的爱心和耐心温暖着每一位老人。值得一提的是,社区内的老年人也自发地组织起兴趣小组或互助小组,他们不仅丰富了彼此的晚年生活,更在相互帮助中加深了邻里之间的情谊。同时,众多社会福利基金也积极参与到养老服务的资金筹措与管理中,为养老服务中心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坚实的资金保障。这些社会组织的参与,共同构建了一个多元化、全方位的养老服务体系,为老年人提供了更加全面、细致的关爱和照顾。

3.3. 公民维度

在“浙里养”平台智慧养老的推进过程中,公民参与被赋予了更加重要的地位。该平台不仅将老年人的主体地位放在首位,更是通过一系列创新举措,打破了传统观念对老年人能力和角色的局限。首先,通过市民热线、在线问卷等多种渠道,“浙里养”平台积极鼓励老年人表达自己的需求、意见和建议。老年人可以通过这些渠道直接参与到养老服务的设计、改进和评估中来,为平台的持续优化提供宝贵的第一手信息。

此外,政府还通过社交媒体平台等现代通讯工具,进一步拓宽了公民参与的渠道。政府鼓励家庭子女积极参与养老服务,不仅为他们提供了更多的参与机会,也增强了家庭在养老服务中的支持作用。同时,政府还积极支持老年人参与志愿活动和社会组织,通过参与社会活动,老年人能够保持活力,提高生活质量,同时也为社区和社会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这一系列举措体现了积极老龄化的核心理念,即尊重老年人的主体地位,激发老年人的积极性和创造力,促进老年人的社会参与和自我价值的实现。通过公民参与,老年人不再是养老服务的被动接受者,而是成为养老服务改进和社会发展的积极参与者和推动者。这不仅有助于提升老年人的生活质量,也有助于推动社会的和谐与进步。

4. 我国智慧养老的优化路径

4.1. 注重对多元主体协同精神的培育

在智慧养老平台的建设过程中,我们不能仅仅依赖政府、市场或公民的单打独斗,这是整个社会必须共同应对的挑战。特别是在老龄化趋势日益明显的当下,满足老年人的物质需求与精神需求,已然成为政府、市场和公民共同追求的目标。因此,从政府内部到政府间,再到其他社会主体与政府之间,培养一种深厚的合作精神显得尤为关键。

浙江省在应对老龄化问题上的策略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启示。为了深化这种协作精神,我们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首先,我们应树立平等合作的核心理念,摒弃传统的领导与被领导的框架。在推进社区智慧养老的过程中,政府、市场主体和社会组织应秉持平等、开放的态度,通过深入的对话与交流,共同探索智慧养老服务的创新路径,以形成更加高效、完善的解决方案。其次,建立稳固的信任关系是合作的基础[15]。在各自拥有独特资源的情况下,只有通过相互信任,我们才能实现资源的有效整合与共享,进而推动智慧养老服务的持续发展。

最后,明确各主体的责任担当是确保合作成功的关键。政府需履行其公共职责,市场主体应肩负起社会责任,社会组织应发挥其使命担当,而家庭则应承担起天然的养老责任。只有当每个主体都充分认识到自身在智慧养老服务中的责任,并积极履行这些责任时,我们才能够建立起坚实的合作基础,共同推动智慧养老事业向前发展。

4.2. 筑牢建设基础,推动全国养老信息数据的互联互通

冯思雨通过调研发现,从大量真实的社区智慧养老服务供给案例来看三大主要参与者:政府、市场、非营利机构,他们的信息系统存在着较大的隔阂,缺乏协同与联动,无法将这些资源整合起来[16]。在“浙里养”平台正式上线前的培训会上,浙江省民政厅养老服务处处长陈建义明确指出,浙江省过去在养老服务数据收集方面存在显著不足,如数据基础薄弱、覆盖面狭窄、缺乏动态更新以及可信度不高等问题。他强调,准确且全面的养老服务数据对于财政支持政策的制定以及养老机构等级评定工作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因此,推出“浙里养”平台及其简易版的核心目标便是解决这些问题,强化数据基础。他呼吁各地应积极响应,迅速录入数据,确保数据的动态性和完整性。

针对此现状,我们提议构建一个综合的老年人康养数据库,并与民政部门、医疗机构等关键部门建立紧密的合作关系。同时,我们需要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基础信息建设,通过数据的互联互通来消除“数字鸿沟”,并在各个城市建立数据分中心,为中长期老年智慧康养平台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坚实的数据支持[17]。此外,为了全面提升智慧养老平台的承载能力和服务效率,我们应完善全国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确保智慧养老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特别是在农村地区,需要加快信息基础设施的布局,以弥补当前存在的不足,确保所有老年人都能享受到智慧养老带来的便利与福祉。

4.3. 强化信息支撑,实施远程健康数据监测和健康管理

数字信息科技在支持老年人居家及社区养老方面,已经展现出其无可替代的关键作用,特别是在确保老年人能够获得长期、持续、高质量的照护与健康服务方面。为了进一步深化这一解决方案,我们必须持续强化信息技术的支撑作用,并积极推动人工智能、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与智能硬件产品在养老服务领域的广泛应用。

首先,我们需要高度重视老年人的实际需求和体验,鼓励设计师、服务提供者及企业深入研究和洞察老年人的生理、心理特征、日常生活习惯及认知能力。通过深入了解老年人的实际需求,我们能够更加精准地把握老年人的服务痛点,从而研发出更多符合老年人生活习惯、使用习惯和心理预期的“适老化”产品和服务。这些产品与服务不仅要具备实用性和便捷性,还要在细节上体现出对老年人的关爱和尊重。在产品研发过程中,我们应依托互联网、在线平台、移动应用等技术手段,将智能化、信息化、网络化等元素融入其中[18]

其次,我们应该借助互联网和生物识别技术的力量,积极探索并构建简便易用的老年人远程操作机制。通过优化智能产品的操作流程、降低技术使用的难度,我们可以让老年用户更加轻松地跨越技术门槛,享受智能化、信息化带来的便捷和舒适。同时,我们还应该加强对老年人的培训和指导,帮助他们更好地掌握智能产品的使用方法,提高他们的信息素养和技术应用能力。

此外,我们还需要建立健全的监管机制和法律法规体系,确保智慧养老服务的健康有序发展。通过加强行业监管、规范市场秩序、保障数据安全等措施,我们可以为老年人提供更加安全、可靠、高效的智慧养老服务。同时,我们还需要加强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交流与合作,学习借鉴他们的先进经验和技术成果,不断提升我国智慧养老服务的水平和质量[19]

4.4. 加强对信息安全的监管

在养老服务趋向多元化、智能化、专业化的背景下,老年群体作为新兴科技的主要受众之一,其在接触新鲜事物时由于了解不足,更易成为网络诈骗的受害者。因此,我们必须高度重视智慧养老平台的数据安全保障工作。

首要任务是完善相关标准。在设计和构建智慧养老平台时,应全面考虑老年用户线上操作所涉及的数据安全性,明确数据存储、传输、使用等各个环节的标准规范,从而有效防范数据泄露和滥用等风险。其次,加强信息安全监管至关重要。相关部门应强化对智慧城市建设过程中信息的管理,建立健全的监督管理机制和安全保障体系,确保老年人个人隐私得到切实保护。这包括制定严格的数据访问权限,以及建立紧急响应机制以应对潜在的安全威胁。此外,老年智慧康养平台应进一步提升对老年人隐私安全的保护力度。政府相关部门应加强对相关机构和个人的技术培训和宣传教育,提升其对信息保护的认识和能力。同时,应建立健全法律法规和监管制度,对泄露或滥用老年人隐私信息的行为进行严厉打击,确保老年人在享受智能化服务的同时,其隐私权益得到充分保障[20]

5. 结论与讨论

在我国面临未富先老、未备先老的社会背景及人口老龄化的严峻形势下,养老问题的解决方案已成为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中的核心议题。随着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互联网+”的概念不仅为社会带来了创新活力,也为养老产业的转型升级提供了强大动力。智慧养老的理念与技术的融入,预示着未来养老模式将趋向多样化、人性化和高效化。

具体而言,智慧养老的实践将深入渗透到养老机构、社区及老年人家属的日常生活中。通过智能穿戴设备,我们能够实时监测老年人的日常生活习惯和健康状况,确保信息实时同步。当老年人有日常生活需求时,家属和养老机构可借助云平台发布服务需求,由专业服务公司迅速响应并提供上门服务。此外,老年人佩戴的便携式定位设备,能够在遇到意外情况,如跌倒等时,迅速发出求助信号,确保养老机构工作人员或社区服务人员能第一时间提供紧急救援,为老年人的生命安全提供坚实保障。

这种智慧养老模式的实施,不仅将极大提升养老服务的效率和人性化水平,更将在很大程度上缓解我国养老服务体系面临的压力,为构建和谐社会奠定坚实基础。

但是通过阅读文献和查找网络资料,我们发现智慧养老还处于起步试点的阶段,仍然有一大片未知的领域等待探索。本文通过分析具有代表性的浙江省“浙里养”智慧养老平台运行的案例,剖析了当前作为养老改革示范区的浙江在智慧养老方面的建设经验。浙江省通过政府主导、市场、公民三方主体协作,解决单个组织不能解决或者不易解决的问题。尝试以协同治理理论视角为智慧养老提供新的思路和切实可行的优化路径。希望能以此给予政府以及相关企业一些启示,从而推动智慧养老产业的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 左美云. 智慧养老的内涵、模式与机遇[J]. 中国公共安全, 2014(10): 48-50.
[2] 睢党臣, 彭庆超. “互联网+居家养老”: 智慧居家养老服务模式[J].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 37(5): 128-135.
[3] 张雷, 韩永乐. 当前我国智慧养老的主要模式、存在问题与对策[J]. 社会保障研究, 2017(2): 30-37.
[4] 王宏禹, 王啸宇. 养护医三位一体: 智慧社区居家精细化养老服务体系研究[J].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 71(4): 156-168.
[5] 郑碧丽, 花文苍. 健康老龄化背景下智慧养老服务体系优化研究[J]. 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18(2): 57-62+83.
[6] 张昊. 智慧养老视域下中国养老服务体系的优化路径研究[D]: [博士学位论文]. 长春: 吉林大学, 2020.
[7] 赵万宁. “互联网+”视角下社区智慧医养结合的模式探究[J]. 互联网周刊, 2024(7): 81-83.
[8] 贾伟, 王思惠, 刘力然. 我国智慧养老的运行困境与解决对策[J]. 中国信息界, 2014(11): 56-60.
[9] 郁建兴, 任泽涛. 当代中国社会建设中的协同治理——一个分析框架[J]. 学术月刊, 2012, 44(8): 23-31.
[10] 李汉卿. 协同治理理论探析[J]. 理论月刊, 2014(1): 138-142.
[11] 格里·斯托克, 华夏风. 作为理论的治理:五个论点[J]. 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 1999(1): 19-30.
[12] 朱纪华. 协同治理: 新时期我国公共管理范式的创新与路径[J]. 上海市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10, 8(1): 5-10.
[13] 杨志军. 多中心协同治理模式研究:基于三项内容的考察[J]. 中共南京市委党校学报, 2010(3): 42-49.
[14] 田培杰. 协同治理概念考辨[J]. 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 31(1): 124-140.
[15] 欧黎明, 朱秦. 社会协同治理: 信任关系与平台建设[J]. 中国行政管理, 2009(5): 118-121.
[16] 冯思雨. 协同治理理论视角下社区智慧养老的优化路径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包头: 内蒙古科技大学包头师范学院, 2023.
[17] 席恒, 任行, 翟绍果. 智慧养老: 以信息化技术创新养老服务[J]. 老龄科学研究, 2014, 2(7): 12-20.
[18] 向运华, 姚虹. 养老服务体系创新: 智慧养老的地方实践与对策[J]. 西安财经学院学报, 2016, 29(6): 110-114.
[19] 姜莹, 牟月. 人口老龄化背景下辽宁省实施智慧医养服务有效路径分析[J]. 沈阳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24(1): 1-6.
[20] 葛云. “互联网+”背景下老年智慧康养平台建设路径研究[J]. 产业科技创新, 2024, 6(2): 68-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