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研究综述
口译笔记中的文字可以用源语，也可以用译入语，或双语兼用[1]。国内外已有关于口译笔记语言选择与口译质量的关联性研究，结果不尽相同。马蒂塞克[2]认为，口译员的母语因其作为掌握较好的语言而被优先考虑。除马蒂塞克外，研究呈现两种截然相反的立场：一些研究者建议口译笔记使用目标语言(TL)，而另一些则认为使用源语言(SL)会是更好的选择[3]。国内学者中，戴炜栋和徐海铭通过实验发现，源语数量的多少和口译效率似乎没有直接关联[4]。Liu Y.在其实验结论中针对笔记语言记录的倾向性，学生们更偏向于记录源语[5]。刘建军[6]认为口译笔记语言选择与口译质量无明显关系，而高彬[7]等认为笔记语言与口译质量具有相关性；陈昕朋[8]认为源语笔记占比与口译质量或存在负相关关系。这种结论的离散性，究其原因，可能与研究所采用的语言对差异、样本数量有限、笔记分类与统计标准不统一等深层次方法论问题密切相关[9]。总体而言，现有研究主要聚焦口译笔记整体性对口译质量的影响，以及如何通过培养口译笔记能力进而提升口译产出质量等方面。
2. 理论基础
口译与笔译的最大区别在于：源语信息一般只能听一次，瞬间而过。这种高密度、高强度的工作对译员的记忆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但人的短时记忆容量毕竟是有限的[1]。而口译笔记是应对源语转瞬即逝的重要记忆辅助环节，是编码和解码阶段的桥梁[10]。2021年，在长达16分钟的中美对话中，张京完整准确地完成翻译，用时不到14分钟。由此可见，口译笔记作为帮助译员唤醒记忆的工具，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王湘玲和胡珍铭[11]构建的口译信息处理图式模型也体现了口译笔记在信息输出时的重要性。
近二三十年来，图式理论为国内学者所重视，并被广泛应用于二语习得领域，该理论的兴起为口译研究开辟了崭新的视角。王立弟[12]、刘件福[13]、杨眉[14]、王湘玲[11]等人先后探索了图式理论在口译研究领域的应用。其中，王湘玲和胡珍铭[11]基于释意学派口译理论和图式信息处理模式，分别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构建了口译信息处理图式模型，揭示了口译认知过程中译员的信息处理机制，并在此过程中提到了口译笔记的重要性。
王湘玲和胡珍铭[11]以图式的定义、分类和功能为基石，构建了口译认知过程中信息处理图式模型。
2.1. 口译信息处理图式模型宏观图
Figure 1. Interpreting information processing model (macro schema)
图1. 口译信息处理图式模型(宏观图)
如图1所示，译员接收到发言人的言语等信息后，经过图式的信息加工，最终形成目的语传达给听众[11]。在从“刺激一”到“刺激二”这个转换刺激的过程中，存在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图式信息加工”。在这一信息处理过程中，译员要考虑诸多因素：一方面要最大程度地追随发言人欲表达的意义，另一方面要为听众提供适当有效的理解刺激，以实现口译的最佳交际效果。
2.2. 口译信息处理图式模型微观图
Figure 2. Interpreting information processing model (micro schema)
图2. 口译信息处理图式模型(微观图)
王湘玲和胡珍铭[11]基于口译三角模型、口译信息处理图式模型宏观图以及图式的内涵、分类和功能继续构建了口译信息处理图式模型宏观图。如图2所示，在理解环节，“刺激一”帮助译员启动自下而上的信息处理机制，形成一种尚未被显化成语言的中介思维[11]。口译的即时性和即席性决定了口译过程中形成的中介思维比笔译的中介思维更加脆弱，因此笔记和工作记忆既对信息进行短期存储又将其加工处理[15]。在表达阶段，译员将内化过后的中介思维，在口译笔记的帮助下，用目的语表达出来，实现“刺激二”。至此，完成一次完整的口译过程。
从已有研究来看，鲜有研究从口译信息处理图式模型视角，探讨MTI学生译员汉英交传中口译笔记语言与口译质量的关系。基于此，本研究提出研究问题：1) 口译笔译存在哪些问题；2) 口译笔记出现问题的原因是什么；3) 口译笔记语言与口译质量之间有何关联性及其影响机制分析。
3. 研究设计
3.1. 研究对象
本研究选取的研究对象为云南某高校外国语学院4位MTI在读的口译方向研一学生。这一选择主要基于研究开展时的客观条件和资源可及性，同时考虑到他们的专业背景与研究主题的高度契合性，能够为研究提供有代表性且具实践意义的数据支持。参与实验之前，所有受试者均已完成了一整个学期的交替口译课程的学习，对于交传笔记技巧具有基本的认知与实践基础，并已掌握了交替传译的核心方法和技术。这4位研究对象在学术水平上基本保持一致性，4位受试者均已通过专八，取得合格等级，其各自的入学复试成绩差距控制在10分以内，第一学期的口译专业课程分数差距控制在5分以内，确保了每位受试对象在口译技能方面的起始点相近。这一前提条件保证了各研究对象间口译能力的可比性，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因个体差异导致的实验结果偏差。
3.2. 口译材料
本研究的研究材料为两篇汉译英文本。第一篇文本的长度为2分17秒，416字数，主题为外交官的素质。第二篇文本长度为2分14秒，424字数，主题为留学生特权问题。
文本材料选定的两个主题是具有一定复杂性和专业性的社会热点话题，这有助于评估受试者处理真实情境下多维度信息的能力，并且贴近现实生活和实际工作场景。两篇文本材料均具有较强的逻辑性，发言人无口音，保证了所有受试者接收的信息是统一标准的，降低了因发音差异带来的额外干扰，使得实验结果更为公正客观。文本材料涉及少量专业术语，已在实验开始前给到受众对象熟悉术语。
3.3. 研究方法
3.3.1. 定量研究
定量研究部分，研究者将笔记中的具体语言特征量化，并对不同笔记样本进行编码。采用口译量表进行评估，评定口译质量的各项指标，如信息焦点覆盖率、流畅度和准确性等。通过收集定量数据，研究者运用SPSS (Ver 24.0)统计软件进行相关性分析，以确定笔记语言特征与口译质量之间的潜在关系。通过分析，揭示笔记语言对口译质量的影响，为口译实践提供参考。
3.3.2. 定性研究
定性研究部分通过录制研究对象的口译视频，在视频录制过程中对口译员所做的笔记进行解释，阐述笔记的理解过程和使用策略。通过此过程，深入了解研究对象如何运用笔记信息支撑口译呈现，如何通过笔记弥补记忆、注意力等方面的不足。此外，研究者设计了相关问卷，进一步了解研究对象在口译过程中对笔记使用的态度、策略以及对口译笔记掌握的自我评估。通过分析问卷和研究对象的解释，以获得更为丰富的数据，帮助深入理解笔记对口译质量的影响机制。
3.4. 研究过程
该实验在同声传译教室进行，研究者为4位受试对象播放音频，音频播放完毕后，受试者在各自同传箱内开始口译，并通过视频的方式记录下来。研究过程分为三部分：译前准备、交替传译、标记问题，具体如下。
3.4.1. 译前准备
实验之前，研究者向每一位参与实验的对象各提供了两张未写任何内容的A4纸，受试者需在进行口译任务时在纸上记录笔记。同时，研究者向所有受试者发放并签写知情同意书，明确向所有参与者承诺，整个实验流程以及录制的口译视频将得到严格的保密处理。此外，所有笔记材料与录音文件都将被匿名化并仅用于学术研究目的，从而有效防止任何隐私信息泄露的可能性。
实验开始前5分钟，研究者向受试者发放第一篇口译文本的专业术语。
3.4.2. 交替传译过程
研究者告知受试者按照日常习惯方式记录笔记，确保实验结果能够真实反映个人口译过程中的自然表现。在正式录音开始之前，研究者逐一检查了所有受试者的设备性能，并进行了一段预录音测试，确保音频质量和实验环境的适宜性。
待测试完毕，受试者于实验开始5分钟前收到第一篇口译内容的术语，播放录音前告知受试者所要翻译材料的主题内容。随后，研究者播放提前准备好的、经过剪辑的口译材料片段。
两篇口译材料均为汉译英的形式，且每篇材料被合理分割成时长、语意量相当的三部分，依次播放、翻译并录制视频。
实验结束后，研究者立即将各受试者的视频文件及口译笔记资料收集整理。后续将对录音内容进行文字转写，并对口译笔记的形式和内容进行量化分析，以期深入探究交传笔记语言选择对口译质量的具体影响及其规律。
3.4.3. 标记问题
研究者在播放完一篇材料后，立即依次询问各受试者在口译过程中由于口译笔记造成的问题有哪些，并用红笔标注在各受试者的口译笔记上，以期为后续研究做参考。
4. 数据收集与分析
研究者对实验的口译笔记材料以及视频材料进行定量定性分析，并通过SPSS (Ver 24.0)软件进行相关性分析。
4.1. 笔记形式的量化分类
Table 1. Statistics of the first interpretation notes
表1. 第一篇口译笔记统计
研究对象编号 |
A |
B |
C |
D |
汉语完整词 |
3 |
1 |
0 |
25 |
单个汉字 |
29 |
42 |
34 |
16 |
汉语合计 |
32 |
43 |
34 |
41 |
英语完整词 |
8 |
6 |
6 |
9 |
英语缩写 |
14 |
15 |
5 |
11 |
英语合计 |
22 |
21 |
11 |
20 |
符号 |
47 |
44 |
40 |
13 |
数字 |
5 |
4 |
8 |
8 |
结束标记 |
3 |
5 |
6 |
1 |
总计 |
109 |
117 |
99 |
83 |
汉英语言比例 |
16:11 |
43:21 |
34:11 |
41:20 |
研究者借鉴多个前人研究，包括Dam [3]、戴炜栋[4]、刘建军[6]、Liu Y. [5]、陈昕朋[8]等人的划分类别，将口译笔记形式整体划分为以下七类：汉语完整词、单个汉字(包括偏旁)、英语完整词、英语缩写(包括单个字母、不完整词)、符号(包括标点)、link标记、数字。
按照以上划分类别，对四位受试者的口译笔记进行了量化，具体结果如表1和表2所示。
Table 2. Statistics of the second interpretation notes
表2. 第二篇口译笔记统计
研究对象编号 |
A |
B |
C |
D |
汉语完整词 |
4 |
7 |
3 |
24 |
单个汉字 |
46 |
41 |
30 |
8 |
汉语合计 |
50 |
48 |
33 |
32 |
英语完整词 |
1 |
3 |
0 |
15 |
英语缩写 |
6 |
7 |
7 |
8 |
英语合计 |
7 |
10 |
7 |
23 |
符号 |
40 |
42 |
41 |
27 |
数字 |
0 |
0 |
11 |
1 |
结束标记 |
5 |
3 |
4 |
0 |
总计 |
102 |
103 |
96 |
83 |
汉英语言比例 |
50:7 |
24:5 |
33:7 |
32:23 |
由表1和表2可以看出：(1) 汉语与英语在笔记中的使用比例：总体上，研究对象在进行汉译英交替传译时，记录的汉语内容数量明显多于英语。这一现象反映出在口译过程中，学生可能更倾向于以母语(汉语)为媒介来理解和记忆信息，然后再将其转化为目标语言(英语)；(2) 汉字与符号的高频使用：单个汉字和符号是各研究对象笔记中出现频次最高的元素。这表明学生们在做笔记时，可能更多地依赖于汉字的拆分或使用自创的、个性化的符号系统来捕捉源语的关键信息焦点，从而减轻短期记忆负担，并快速组织翻译思路；(3) 英文完整词与缩写的低频使用：相较于汉字，英文完整词和英文缩写的使用量较低。特别是英文缩写，在四名研究对象中的使用频率均为最低。这可能说明研究对象在口译实践中对英文词汇的记忆和理解相对不足，或者尚未熟练掌握运用英文缩写提高口译效率的方法；(4) 结束标记的习惯性使用：几乎所有受试者都有做结束标记的习惯，这显示了他们对于划分信息块和控制翻译节奏有一定的认知和实践，但是具有共性的是，所有受试者在音频停顿的地方均做了结束标记。然而，不同研究对象在结束标记的数量上有差异，可能是由于个人笔记策略和对材料理解程度的不同所导致的；(5) 特定领域术语的处理问题：尽管原文未明确提及具体领域的词汇，但若根据推测部分“素质”、“外交”、“留学生”、“特权”等领域词汇在所有受试者的笔记中大多以单个汉字或汉语完整词形式出现，这揭示出学生在相关专业领域术语的理解和转化上可能存在困难，且未充分构建针对该领域的专业笔记体系。
4.2. 口译质量评估
经研究者调查，所有受试对象目前均有意愿参加CATTI三级口译考试，采用CATTI三级口译的评判标准对四位研究对象的口译进行质量评估较为符合其目前口译水平与基本情况。三级口译标准是得到业内广泛认可的专业翻译能力评估体系，能够提供一套统一、客观且详细的评价指标，确保对所有研究对象的评估结果具有可比性和公正性。并且三级口译标准通常涵盖了语言能力(包括发音、语法准确性等)、专业知识理解与转化能力、信息传达的完整性与准确度、逻辑思维能力、文化适应能力以及现场应对能力等多个维度，能全面评估研究对象在交替传译中的综合表现。
同时，研究者结合信息焦点进行定量分析。张今、张克定[15]认为，承载未知信息的词语称为信息焦点(Information Focus)，其主要功能是指示新信息的所在。理论上讲，信息焦点与句子元素之间并非必然存在一一对应关联。因此，识别信息焦点的过程不应机械地局限在特定句法部分的判断上，而应深入理解并细致剖析相关语境下的信息架构布局。当然，在这一过程中，也不可忽视句法成分的作用，可以将其作为解析信息结构时的一种直观切入点和有力工具。
基于以上，研究者在音频暂停点划分段落，第一篇材料划分为三段，第一段有15个信息焦点，第二段有20个信息焦点，第三段有17个信息焦点，共52个信息焦点。第二篇材料划分为三段，第一段有17个信息焦点，第二段有19个信息焦点，第三段有12个信息焦点，共48个信息焦点。
结合CATTI三级口译的评估标准，口译满分为100分，本研究主要聚焦于口译笔记语言选择的倾向性，因此信息焦点覆盖率与其他评估项目的分数比为7:3。具体分数标准如下：
(1) 信息焦点得分 = 信息焦点覆盖率 × 70；
(2) 发音得分 = 发音准确率 × 10；
(3) 流畅度得分：卡顿出现5次以内为10分，6~10次为8分，10~15次为6分，15次及以上为5分；
(4) 语法得分：语法错误出现5次以内为10分，6~10次为8分，10~15次为6分，15次及以上为5分。评估样表详见表3。
Table 3. Interpretation assessment sample table
表3. 口译评估详情样表
评估项目 |
研究对象 |
A |
B |
C |
D |
信息焦点覆盖率(70分) |
|
|
|
|
发音准确率(10分) |
|
|
|
|
口译流畅度 (10分) |
≤5次 |
|
|
|
|
6~10次 |
|
|
|
|
11~15次 |
|
|
|
|
>15次 |
|
|
|
|
语法错误 (10分) |
≤5次 |
|
|
|
|
6~10次 |
|
|
|
|
11~15次 |
|
|
|
|
>15次 |
|
|
|
|
四位研究对象的口译评估详情汇总如表4、表5所示：
Table 4. First interpretation assessment table
表4. 第一篇口译评估表
评估项目 |
研究对象 |
A |
B |
C |
D |
信息焦点覆盖率(70分) |
90.38% |
92.30% |
80.77% |
90.38% |
发音准确性(10分) |
99.70% |
100% |
99.72% |
99.72% |
口译流畅度 (10分) |
≤5次 |
|
|
|
√ |
6~10次 |
√ |
√ |
|
|
11~15次 |
|
|
√ |
|
>15次 |
|
|
|
|
语法错误 (10分) |
≤5次 |
|
|
|
|
6~10次 |
√ |
√ |
√ |
√ |
11~15次 |
|
|
|
|
>15次 |
|
|
|
|
Table 5. Second interpretation assessment table
表5. 第二篇口译评估表
评估项目 |
研究对象 |
A |
B |
C |
D |
信息焦点覆盖率(70分) |
77.83% |
81.25% |
72.92% |
85.41% |
发音准确性(10分) |
100% |
100% |
98.83% |
100% |
口译流畅度 (10分) |
≤5次 |
|
√ |
|
|
6~10次 |
|
|
√ |
√ |
11~15次 |
|
|
|
|
>15次 |
√ |
|
|
|
语法错误 (10分) |
≤5次 |
|
|
|
|
6~10次 |
√ |
√ |
√ |
√ |
11~15次 |
|
|
|
|
>15次 |
|
|
|
|
根据表4、表5，可得出各研究对象的分数，具体分数如表6、表7所示：
Table 6. Detailed total points for the first interpretation task
表6. 第一篇口译总分详情
评估项目分数 |
研究对象 |
A |
B |
C |
D |
信息焦点(70分) |
63.27 |
64.61 |
56.54 |
63.27 |
发音(10分) |
9.97 |
10 |
9.97 |
9.97 |
流畅度(10分) |
8 |
8 |
6 |
10 |
语法(10分) |
8 |
8 |
8 |
8 |
总分 |
89.24 |
90.61 |
80.51 |
91.24 |
Table 7. Detailed total points for the second interpretation task
表7. 第二篇口译总分详情
评估项目分数 |
研究对象 |
A |
B |
C |
D |
信息焦点(70分) |
54.48 |
56.88 |
51.04 |
59.79 |
发音(10分) |
10 |
10 |
9.88 |
10 |
流畅度(10分) |
5 |
10 |
8 |
8 |
语法(10分) |
8 |
8 |
8 |
8 |
总分 |
77.48 |
84.88 |
76.92 |
85.79 |
4.3. 笔记语言选择与口译质量的关系
为了探究笔记语言选择与口译质量的关系，研究者运用SPSS (Ver 24.0)软件对收集到的数据进行分析，得到二者之间的皮尔逊相关性，英语笔记比例与口译质量关系的结果见表8；汉语笔记比例与口译质量关系结果见表9：
Table 8.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English notes proportion and interpretation quality
表8. 英语笔记比例与口译质量的关系
相关性 |
|
英语比例 |
口译质量评分 |
英语比例 |
皮尔逊相关性 |
1 |
0.756* |
Sig. (双尾) |
|
0.030 |
个案数 |
8 |
8 |
口译质量评分 |
皮尔逊相关性 |
0.756* |
1 |
Sig. (双尾) |
0.030 |
|
个案数 |
8 |
8 |
利用相关性分析研究英语笔记比例与口译质量之间的相关关系，用皮尔逊相关系数去表示相关关系的强弱情况，由上表分析可得出：r值为0.756，大于0；p值为0.03，小于0.05，所以英语比例与口译质量评分呈显著正相关。
利用相关性分析研究英语笔记比例与口译质量之间的相关关系，用皮尔逊相关系数去表示相关关系的强弱情况，由上表分析可得出：r值为−0.756，小于0；p值为0.03，小于0.05，所以汉语比例与口译质量评分呈显著负相关。
Table 9.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Chinese notes proportion and interpretation quality
表9. 汉语笔记比例与口译质量的关系
相关性 |
|
汉语比例 |
口译质量评分 |
汉语比例 |
皮尔逊相关性 |
1 |
−0.756* |
Sig. (双尾) |
|
0.030 |
个案数 |
8 |
8 |
口译质量评分 |
皮尔逊相关性 |
−0.756* |
1 |
Sig.(双尾) |
0.030 |
|
个案数 |
8 |
8 |
以上数据表明，口译笔记语言选择与口译质量之间存在相关性，具体表现为：英语比例与口译质量评分呈显著正相关；汉语比例与口译质量评分呈显著负相关。从向研究对象发放的问卷来看，有25%的人倾向于选择源语(汉语)做口译笔记。其认为用目的语做笔记需要在做笔记的过程中进行语言转换，从而增加了译员的功能负荷[3]。有75%的人选择源语、目的语各一半。一方面，目标语言选项在逻辑上迫使口译员脱离译入语的表面形式，因此应该确保更好地处理信息；另一方面，用目标语言写作被认为有助于信息的储存[3]。
5. 讨论
5.1. 口译笔记问题
根据王湘玲和胡珍铭[11]提出的口译信息处理图式模型宏观图可以看出，译员接收到发言人的言语等信息后，经过图式的信息加工，最终形成目的语传达给听众[11]。而口译的即时性和即席性决定了口译过程中形成的中介思维比笔译的中介思维更加脆弱，因此笔记和工作记忆既对信息进行短期存储又将其加工处理[16]，由此可看出口译笔记的重要性。
根据收集到的数据和口译视频材料，研究者发现由于口译笔记所导致的口译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四点：笔记指向不明，字迹不清，笔记逻辑混乱，漏记焦点信息。
5.1.1. 笔记指向不明
Example 1
ST：因此要了解对方的文化、需求，同时发现双方利益的汇合点。
TT：He should know the different countries’ culture, uh, and the benefits of their convergence.
分析：此处研究对象表示在读笔记时由于未识别出“需求”的简写“雨”而导致了漏译。
5.1.2. 字迹不清
ST：爱国并不是只放在嘴上，而要清楚地认识到自己国家的利益所在。
TT：It’s not only put it on the in the mouth, but, uh, he should know the benefits and the benefits of his country.
分析：研究对象在翻译后半部分内容是有很明显的卡顿。研究对象表示自己在辨别表示源语言“利益”的笔记“利”后面的符号时，由于自己模糊不清的字迹导致辨别出现了困难，最终在语境的帮助下识别出了其为表示源语言“国家”的笔记“国”。
5.1.3. 笔记逻辑混乱
ST：退化了与人面对面交流的能力。
TT：So it’s important to enhance the ability to communicate with people face to face.
分析：由视频资料提供的笔记中可看出，研究对象笔记内容是完整的，并没有漏掉信息焦点，但是笔记结构不清晰，导致翻译时逻辑混乱，所以其在翻译后部分内容时注意力只放在了表示源语言“面对面交流的能力”的笔记上，在没有足够笔记提醒且短时记忆失效的情况下，不可避免出现了错译。
5.1.4. 漏记焦点信息
ST：而中国外交官恰恰不大会交流，这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
TT：However, actually, Chinese diplomats are usually not good at communicating.
分析：研究对象在记笔记时只记了表示源语“中国外交官恰恰不大会交流”的笔记，在翻译完前部分内容时有明显的停顿，其在视频资料中表示后部分记得还有内容，但是没有笔记的提示，加上短时记忆失效，所以就导致漏掉了部分焦点信息。
5.2. 笔记问题的原因
根据王湘玲和胡珍铭[11]提出的口译信息处理图式模型宏观图，可以得知笔记问题主要出现在第二步骤——“图式信息加工”，根据微观图可知是自下而上的“提取存储”步骤出现断层。断层的原因也就是导致笔记出现问题的原因，研究者将其归为四类：语言理解与处理能力不足、符号系统不成熟、信息处理速度慢以及心理压力和情绪影响。
5.2.1. 语言理解能力不足
在口译过程中，译员首先需要准确理解源语言的内容。然而，由于语言水平有限，学生译员可能无法快速、准确地抓住讲话者的主要信息和意图。也就是从“刺激一”转化到“译语语音、词汇、句法”的“语言图式”这一过程出现了问题。这导致接下来的“内容图式”和“形式图式”环节无法准确地反映出讲话者的核心意思，甚至可能记录一些错误或无关的信息。并且译员对于特定领域的专业术语、概念或背景知识了解不够深入，无法准确、迅速地在笔记中体现讲者意图。
5.2.2. 符号系统不成熟
在对四位研究对象发放的问卷当中，四位均表示自己尚未形成成熟的笔记符号系统。研究对象的笔记中也能得知其使用的笔记符号大部分都存在不统一或不易于识别的问题，使得在笔记到翻译转换过程中出现困扰。
5.2.3. 信息处理速度慢
在源语输入的过程中，译员可能无法快速理解、分析和记录信息，尤其在遇到长句、复杂结构或密集信息时，容易出现笔记滞后或遗漏。而“刺激一”帮助译员启动自下而上的信息处理机制会形成一种尚未被显化成语言的中介思维，但这种中介思维是非常脆弱的，在此环节如果口译笔记不能及时记下发挥效用，将会直接导致口译质量问题。
5.2.4. 心理压力和情绪影响
口译是一项高压工作，需要在有限的时间内迅速做出反应。学生译员在进行口译时，可能会因为紧张或压力过大导致注意力分散，进而影响笔记的记录。
5.3. 口译笔记语言对口译质量的影响机制
其影响机制将从以下三个方面分析，包括背景知识图式对信息加工的作用、口译信息处理模式的协作、笔记语言选择对中介思维的支持。
5.3.1. 背景知识图式对信息加工的作用
译员的背景知识图式包括语言图式、内容图式和形式图式，在理解、意义形成和表达三个阶段起到关键作用[11]。尤其在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信息处理模式中，背景知识图式负责存储和提取信息，是信息加工的核心机制。在汉译英交传中，使用英语笔记能够直接激活与目标语相关的语言图式(如英语词汇、句法等)，减少信息存储和提取中的转换环节，提高加工效率。而汉语笔记需要经过额外的语言转换，增加了信息提取的复杂性，可能导致意义传递中的延迟或误解。根据吉尔[10]的认知负荷模型，口译过程中所需的认知负荷总量应低于译员大脑可提供的负荷总量，以确保更高的效率和成果。笔记的作用在于协助译员厘清源语信息的逻辑框架，并在工作记忆提取过程中起提示作用，从而协助重新组合译语表达。因此，选择适当的笔记语言可以降低认知负荷，提升口译质量。笔记语言选择策略的发展规律[8]揭示，口译学习者专业水平越高，译语比重越大。因此，口译初学者还需要接受更系统的专业训练，以提高口译笔记能力，从而有效提升整体口译质量。
5.3.2. 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信息处理模式的协作
口译过程中，外部刺激(如语言输入)通过自下而上的信息处理模式激活背景知识图式，随后由自上而下的信息处理模式完成对新信息的整合与推导[11]。信息处理的流畅性直接影响了口译质量。在汉译英交传中，英语笔记能够更直接地触发自下而上的数据驱动模式(如源语的语音、句法识别)，同时通过自上而下的概念驱动模式快速整合意义，有助于译语的输出。反之，汉语笔记在自下而上阶段可能增加对数据的解码负担，而自上而下阶段需要更多背景知识的推导，增加了信息加工的复杂性，可能影响质量。
5.3.3. 笔记语言选择对中介思维的支持
译员在口译过程中形成一种尚未显化为语言形态的中介思维，笔记的作用在于辅助中介思维的短期存储和信息加工[11]。中介思维的脆弱性决定了笔记语言选择对信息提取和意义重建的重要性。在汉译英交传中，英语比例高的笔记更贴近目标语表达逻辑，能够直接支持中介思维的外化过程，提升目标语输出的流畅性和准确性。反之，汉语比例高的笔记需要额外的语言转换，可能增加中介思维的存储和提取难度，降低信息传递的效率。
5.4. 口译笔记培训建议
在对研究对象发放的问卷当中，所有研究对象均表示笔记符号培养是有必要的。国内学者通过实践和理论探讨，提出了多种培养和提高口译笔记符号能力的方法。研究者根据Gillies [10]，Ilg G.和Lambert S. [17]，王文宇、周丹丹[18]，温年芳[1]等人的口译笔记教学建议，结合学生译员的口译情况，提出以下建议：
(1) 在练习的初始阶段使用书面材料(演讲稿的转录本)，而不是口语材料。
(2) 学生译员记了口译笔记，但要求他不看笔记进行交传，使其养成把信息储存在大脑里的习惯，增强记忆力，不过分依赖笔记。此后再在前续训练基础上着重培养以笔记为辅助工具进行交传的能力。
(3) 口译教师在培养学生的口译笔记符号能力时要把关注点放在教授笔记记录内容、笔记核心重点、笔记记录形式等方面。
(4) 口译教师讲解口译笔记原则、展示范例、介绍常用和基础符号、允许学生自创符号和缩写形式，但是口译教师在教学中要强调最好不要临时编造符号和缩写，以免解读困难，弄巧成拙。
(5) 口译教师在平时进行口译练习时，不仅要鼓励学生记笔记，还要现场展示并分析部分学生的笔记，指出好的方面(如形象的符号)和不足之处(如不恰当的缩写形式)，及时对学生的笔记做出反馈。
(6) 使用数字笔记录笔记过程，用于学生的口译笔记能力培训[19]。
6. 结论
本研究旨在从口译信息处理图式模型视角，探讨MTI学生译员汉英交传中口译笔记语言与口译质量的关系。研究初步发现，口译笔记语言选择与口译质量之间存在一定相关性，具体表现为：在汉译英交传中，英语比例与口译质量评分呈显著正相关；汉语比例与口译质量评分呈显著负相关。口译笔记中的问题对口译质量产生了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
首先，关于口译笔记语言的选择，研究数据显示，英语比例与口译质量评分呈显著正相关，从向研究对象发放的问卷来看，其承认源语笔记有优势，但在实践中却表现不佳。这一点与Liu Y. [5]的结论也有所差别，其主张“学生们更偏向于记录源语”，而不是某一种特定语言。为深入探究这一矛盾现象，研究者对录制现场材料进行深入分析，捕捉到几个关键信息：(1) 误判“认知负荷转移”。多位译员提到，使用中文笔记“更快，不用想”。这反映出他们将笔记过程中的认知负荷降到了最低，却增加了读笔记和产出阶段的负荷。研究对象A (来自例1)的陈述极具代表性：“我用中文记的时候感觉很流畅，一到翻译，我看着笔记，就是想不起来我记的什么，要不然就是我想不到最贴切的英文单词。”(2) 偏爱“熟悉感”笔记。译员们称对中文符号和缩写更为熟悉。这种熟悉被错误地认为是有效笔记。他们选择了遵从“感觉舒适”，而非客观上“高质输出”，这种“舒适陷阱”是自上而下(见图2)的脱节。
其次，口译笔记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对口译质量产生了直接负面影响，根据口译信息处理图式模型微观图，其中一个笔记问题就是自下而上的“提取存储”步骤出现断层，导致口译笔记出现问题，包括笔记指向不明、字迹不清、逻辑混乱以及漏记焦点信息等，这些问题直接影响口译质量。问题往往源于符号系统不完善和信息处理速度不足。研究对象在视频材料中均表示，他们在记录信息时未能有效地利用符号或缩写，导致笔记内容不易理解或难以迅速提取所需信息。
鉴于此，本研究提出了一些针对性的建议，以改进口译笔记的使用和训练。首先，口译学员应系统地学习常用的笔记符号，并在实践中总结经验，形成个人化且高效的符号系统。其次，在笔记训练初期阶段，通过书面材料练习，帮助学生更好地掌握笔记技巧，增强信息处理能力。后续的训练中可逐步引入实时口译任务，要求学生在不依赖笔记的情况下进行口译，以强化其短期记忆和信息提取能力。此外，教师应在教学中注重笔记质量反馈，帮助学生优化笔记策略。
尽管本探索性案例研究初步发现汉译英交传中笔记语言选择与口译质量之间存在一定关联模式，但研究发现仍可能受到其他潜在变量的影响。其中，一个最有可能产生混淆的变量是译员的综合语言能力，即口译信息处理图式模型中的三个图式(见图2)。语言能力更强的译员更有能力驾驭英文笔记，能更快地激活和产出英文表达，使用英文笔记不会对其造成认知负担，因此无论使用何种笔记语言，其口译质量都相对较高，口译表现更多源于较好的语言基础，而非笔记语言选择的结果。其次研究主要集中在汉英交替传译任务上，其他语言或口译类型或会出现不同结果。从宏观视角看，此类研究也反映了该领域内容分布不均的现象，即大量研究集中于口译过程，而对策略、教学与评估的关注则相对较少[20]。这一现状提示我们，未来研究需致力于构建一个更均衡的体系。
未来研究可进一步采用以下方法开展研究：(1) 译员能力测评：实验前，对参与者进行双语能力测试，将其得分作为协变量进行统计控制，或根据测试结果对参与者进行匹配，从而在数据分析时剥离能力的影响。(2) 增加样本与分层设计：在增加到足量样本后，研究者可将译员按语言能力进行分层，在各组内部检验笔记语言与质量的关系，这有助于揭示在能力水平相当的情况下，笔记语言是否依然独立地发挥作用。(3) 采用纵向追踪研究：通过对同一批译员进行长时间追踪，定期测试其语言能力并记录其笔记策略与口译表现。如随着一名译员语言能力的自然提升，其笔记语言偏好和口译质量如何共同演化，从而为因果推断提供更强有力的证据。
综上所述，本研究作为一项探索性案例研究，其价值在于提出了有价值的初步关联和假设。本文方法论上的考量，旨在为未来更精确、更深入地揭示笔记语言与口译质量之间的复杂机制提供借鉴。
基金项目
本文系云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基金项目(依托互联网协作翻译项目驱动的高校MTI创新型人才培养模式探究，项目编号：2019J0214)的研究成果。
NOTES
*通讯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