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中国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步入老龄化社会。根据国家统计局《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报告(2024)》数据显示，到2024年，60岁及以上人口已超过2.5亿，占总人口比例近22% [1]。这一人口结构转变不仅重塑社会年龄构成，更对国家经济和社会保障体系形成严峻考验。老龄化社会的到来意味着养老负担大幅增加，养老金支付压力持续加剧，养老金制度的可持续性成为亟待解决的重大议题。作为社会保障制度的核心组成部分，养老金制度在应对人口老龄化过程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当前，我国养老金制度面临多重挑战：基金支付能力不足、养老金支出快速增长、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等问题交织并存。其中，张敏与王玉林在《我国养老金制度面临的挑战与改革路径》(2021)中指出，人口红利消退导致参保缴费人数增长乏力，而老年人口规模扩大直接推高养老金支出，形成“收入增速放缓、支出刚性增长”的核心矛盾[2]；赵明与刘杨在《人口老龄化对养老金制度的影响及应对策略》(2020)中进一步补充，经济增速放缓背景下，地方财政对养老金的补贴能力受限，加剧了基金收支失衡风险[3]。如何在日益老龄化的社会环境中保持养老金制度的可持续性，已成为政府、学者及政策制定者共同关注的焦点。本文旨在深入分析我国养老金制度在老龄化时代中的适应性，系统探讨其面临的责任与转型路径。通过对现行制度的全面评估、延迟退休政策的深入剖析(参考陈思达与王伟《延迟退休政策的实施及其社会经济影响》(2021)的政策模拟方法[4])、基金投资改革的多角度审视(借鉴王文君与张晶《养老金基金多元化投资管理策略分析》(2020)的投资框架[5])，力求为我国养老金制度的优化和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依据和政策参考。研究的核心目标是明确养老金制度未来的改革方向，探寻社会保障责任与经济承受能力之间的平衡点，为实现社会公平与经济健康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方案。
2. 文章综述
国内外学者围绕老龄化背景下养老金制度的可持续性与公平性开展了丰富研究，其中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23》[6]、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2022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7]、《2023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8]，以及财政部《2024年全国社会保险基金决算报告》[9]共同构成了研究的核心数据支撑——[6]涵盖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历史演变数据，清晰呈现2000年以来我国劳动力供给结构的变化趋势；[7]披露2022年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支、参保覆盖等关键指标，为评估制度运行现状提供年度基准；[8]补充2023年全口径养老金基金数据(含城乡居民与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细分数据)，首次体现全国统筹政策实施后的基金调剂效果；[9]则进一步披露2024年全国社会保险基金(含基本养老保险)的决算细节，包括中央调剂金跨省调拨规模、地方财政补贴金额及基金累计结存的区域分布，其数据的权威性与细分程度，为分析2024年养老金“可控平衡”状态(依赖统筹调节)的成因提供了关键依据，也弥补了[8]在2024年动态数据上的空白。国内研究中，陈建华(2019)率先基于国际比较视角，结合[6]中我国人口结构转型数据，梳理了发达国家应对老龄化的养老金改革经验，提出我国需在保基本前提下强化多支柱体系建设，为后续本土化研究奠定了比较框架[10]；随后王磊与李晓东(2022)依托[6]-[8]的历史与年度数据，从制度抚养比视角量化分析劳动年龄人口减少对基金收入的冲击，揭示 2020~2023年养老金基金收支失衡的加速趋势[11]；高峰与张凯(2020)则针对养老金基金投资风险问题，结合[7]中披露的基金投资收益数据，提出建立“大类资产配置 + 动态止损”机制，以应对低利率环境下基金保值增值压力，其风险管控思路为后续基金管理改革提供了实证参考[12]；李雪梅与王利君(2018)基于[6]中区域经济与人口流动数据，通过夏普里值分解法，量化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差异、人口流出强度对养老金基金结存差距的影响权重，证实区域发展不平衡是保障不均的核心成因[13]。国际研究中，OECD (2021)在报告中提出“多支柱养老金体系”框架，强调通过第一支柱保基本、第二三支柱补差距的模式分散老龄化风险，为全球养老金制度转型提供了通用参考[14]；世界银行(2019)针对发展中国家推出“低缴费、广覆盖”方案，以印度国家养老金体系(NPS)为例，说明灵活缴费机制对扩大养老覆盖的适配性，为我国优化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政策提供了借鉴[15]；国内学者陈晖与刘建华(2022)进一步拓展了[14]的多支柱框架，结合[8] [9]中全国统筹后的待遇差异与基金调剂数据，提出我国需通过制度整合缩小城乡、群体间养老金差距，实现“保基本”与“促公平”的双重目标，其观点为制度公平性改革提供了本土化思路[16]；国际劳工组织《Global Pension Statistics》[17]提供全球120余个国家的养老金基金收支、替代率等可比数据，为跨国比较研究搭建了数据基础；瑞典社会保险局(2020)介绍的“名义账户制”尤为典型，其创新性融合现收现付制与积累制优势，并通过“自动平衡机制”在人口老龄化加剧时动态调整养老金计发系数，这一设计为解决[11]中提到的收支失衡问题提供了参数调整范式[18]；新加坡政府(2020)分享“中央公积金制度”经验，其强制储蓄与专业化投资结合的模式，为提升我国养老资金积累效率提供了实践参考[19]。但现有研究仍存在局限：本文则依托上述最新官方数据，量化分析老龄化与养老金支付压力的动态关联，并针对国际经验本土化提出适配性方案，以补充现有研究空白。
3. 研究方法与研究设计
3.1.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混合研究方法，广泛收集国家统计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2020~2024年的最新数据[1] [6]-[8]，涵盖人口结构、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全面评估中国养老金制度在老龄化社会中的适应能力。首先，研究团队收集了国家统计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官方机构发布的最新数据[1] [6]-[8]，重点分析养老金基金的收支状况、老龄化对养老金支付压力的影响等关键问题。其次，结合国内外相关文献综述[2] [3] [10]-[17]和典型案例分析[18] [19]，深入探讨养老金制度面临的结构性挑战与改革方向。最后，通过构建多情景政策模拟分析框架，对不同改革路径的效果进行预测和评估，为完善现有制度提供实证依据和政策建议[2] [4] [11]。
3.2. 研究目的
本研究旨在系统分析我国养老金制度在老龄化社会中的适应性问题及其面临的深层次挑战。通过对现行养老金制度的全面评估，深入研究其支付压力成因、基金收支失衡机制、地区差异表现等关键问题，并提出具有针对性的应对策略和改革方案[11] [13]。研究目标是为我国养老金制度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和可操作的政策建议，确保在经济社会转型过程中构建更加公平、稳定、可持续的社会保障体系[16]。
4. 我国养老金制度的结构特征与运行现状
4.1. 制度框架与体系构成
我国养老保险制度采用多元化的设计框架，主要由两个基本组成部分构成：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和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这两个子系统在覆盖对象、筹资机制和待遇水平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养老保险体系[7] [16]。
(1) 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体系
该制度主要覆盖城镇就业人员，是我国养老保险体系的核心组成部分。采用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模式，通过雇主和雇员共同缴费的方式筹集资金。缴费水平根据工资收入确定，体现了权利义务对等的原则。职工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后，可根据其缴费年限、缴费基数和当地社会平均工资等因素领取养老金。这种设计既保障了基本生活需求，又体现了多缴多得、长缴多得的激励机制[2] [7]。
(2)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
该制度面向未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城乡居民，特别是农村老年居民。其资金来源实行个人缴费、集体补助和政府补贴相结合的多渠道筹资机制。由于参保群体收入水平差异较大，该制度实行定额缴费和基础养老金相结合的方式，保障水平相对较低，着重体现保基本、广覆盖的原则[7] [13]。
4.2. 基金规模与收支状况分析
截至2022年末，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存达到7.5万亿元，其中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结存5.5万亿元。然而，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基金可持续运行面临日益严峻的挑战。
(1) 养老金基金收入
养老金的主要收入来源包括职工和雇主的缴费、政府财政补贴以及基金的投资收益。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数据，近年来我国养老金基金的收入逐年增长，但由于劳动力人口比例下降、养老保险缴费人数减少，收入增速逐渐放缓[7] [11]。
(2) 养老金基金支出
养老金的支出主要包括支付退休人员的养老金、失业人员的失业保险金等社会保障支出。近年来，随着老龄化程度的加深，养老金支出增速显著上升，已经成为政府财政支出的一个重要部分[7] [11]。养老金基金收入与支出的具体变化可参见表1，该表清晰呈现了2020~2024年的收支动态及差额变化[8] [9]。
Table 1. Revenue and expenditure of the basic endowment insurance fund (2020~2024)
表1.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与支出(2020~2024年)
年度 |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 (亿元) |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 (亿元) |
收支差额
(亿元) |
数据依据(财政部决算/预算) |
2020年 |
5500 |
3500 |
2000 |
人社部快报(全国合计4.96万亿) |
2021年 |
5800 |
3700 |
2100 |
财政部决算(全国合计6.56万亿) |
2022年 |
6100 |
3800 |
2300 |
人社部增速推算(收入 + 5.2%，支出 + 8%) |
2023年 |
7650 |
6820 |
830 |
财政部决算
(全国合计7.65万亿收入/6.82万亿支出) |
2024年 |
8330 |
7800 |
530 |
财政部决算 + 全国统筹调剂 |
从表1可以看出，虽然养老金基金的收入在逐年增加，但支出的增长速度更为迅猛，导致养老金基金的收支差额逐年增大。尤其是在养老金领取人口的增加和退休人员寿命延长的情况下，基金的支付压力显著增加。
4.3. 制度运行面临的主要挑战
我国养老金制度在运行过程中主要面临以下四个方面的挑战。
(1) 支付压力持续加大
随着老年人口规模不断扩大和人均预期寿命延长，养老金支付总量持续增加，支付期限不断延长。特别是在经济增速放缓的背景下，基金收入增长乏力与支出刚性增长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
(2) 基金收支失衡加剧
由于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下降，参保缴费人数增长缓慢，而养老金领取人数快速增加，导致制度抚养比持续恶化。
(3) 区域发展不平衡
经济发达地区基金结存充足，支付能力较强，而部分老工业基地和人口流出地区基金支撑能力较弱，出现当期收不抵支现象，需要依靠中央调剂金维持运转。
(4) 保障水平差异显著
城乡之间、不同群体之间的养老金待遇水平存在较大差距[13]。
5. 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及其影响机制
5.1. 老龄化进程与特征分析
老龄化进程与特征可通过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的变化直观体现，如表2所示，该表详细呈现了2020~2024年我国人口结构的核心指标[1]。
Table 2. Proportion of population aged 60 and above (2020~2024)
表2. (2020~2024年间)60岁以上人口占比
年度 |
总人口 (万人) |
60岁及以上人口 (万人) |
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 (%) |
65岁及以上人口 (万人) |
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 (%) |
劳动年龄人口比例 (%) |
2020 |
141177.00 |
26402.00 |
18.70 |
19,064 |
13.5 |
60.90 |
2021 |
141177.00 |
26736.00 |
18.90 |
20,056 |
14.2 |
60.50 |
2022 |
141177.00 |
27004.00 |
19.10 |
20,478 |
14.5 |
60.20 |
2023 |
140967.00 |
29697.00 |
21.10 |
21,676 |
15.4 |
60.10 |
2024 |
140828.00 |
31031.00 |
22.00 |
22,023 |
15.6 |
60.00 |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从表2可以看出，虽然养老金基金的收入在逐年增加，但支出的增长速度更为迅猛，导致养老金基金的收支差额逐年增大。尤其是在养老金领取人口的增加和退休人员寿命延长的情况下，基金的支付压力显著增加。预计到2035年，60岁及以上人口比例将达到30%左右，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这一进程不仅带来人口结构的根本性变化，还将对社会经济各个领域产生深远影响。
5.2. 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
劳动年龄人口比例的长期变化趋势可参见表3，该数据清晰反映了老龄化对劳动力供给的冲击，也是养老金缴费基数增长放缓的重要原因[1] [6]。
由表3可知，人口老龄化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 劳动力供给总量减少
劳动年龄人口比例持续下降，从2000年的70%降至2024年的60%，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时代已经结束。
(2) 劳动力成本上升
随着劳动力供给减少，企业用工成本持续上涨，对产业竞争力和经济结构调整带来挑战。
(3) 就业结构变化
大龄劳动力比例上升，劳动力市场的年龄结构发生显著变化，对就业政策和职业技能培训提出新要求。
Table 3. Changes in the proportion of working-age population (2000~2024)
表3. (2000~2024年间)劳动人口比例变化
年度 |
劳动年龄人口比例(%) |
2000 |
70% |
2005 |
69% |
2010 |
68% |
2015 |
66% |
2020 |
60.90% |
2024 |
60% |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5.3. 对养老金制度的直接影响
人口老龄化对养老金制度的影响尤为直接，尤其是对养老金基金的支出压力。养老金基本收支的年度变化可通过表4，该表清晰呈现了2020~2024年基金收入、支出及支付能力的动态调整，其中2023~2024年数据体现了全国统筹政策的调节效果[8][9]。
Table 4. Basic revenue and expenditure data of pensions (2020~2024)
表4. 养老金基本收支情况(2020~2024年)
年度 |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万亿元) |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万亿元) |
基本支付能力 |
2020 |
5.5 |
3.5 |
较为平衡 |
2021 |
5.8 |
3.7 |
轻微短缺 |
2022 |
6.1 |
3.8 |
支付压力较大 |
2023 |
7.65 |
6.82 |
整体平衡，区域分化缓解 |
2024 |
8.33 |
7.8 |
可控平衡，依赖统筹调节 |
数据来源：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2024年中央社会保险基金结余决算表》。
如表4所示，尽管养老金基金的收入逐年增加，但支出的增速更快。尤其是随着65岁及以上人口的增加，养老金支付压力呈现逐年加大的趋势。基金支付能力的下降使得养老金的可持续性问题变得更加突出。部分地区尤其是经济较为落后的地区，此外2023年收支规模大幅跃升，核心是财政部首次披露全口径细分数据(此前仅列企业职工)，且全国统筹首次实现“跨省平衡”；2024年虽支出增速仍高，但通过“中央调剂 + 财政补贴”双兜底，避免了支付风险，体现制度韧性。养老金基金的支付能力已经面临严重挑战。
5.4. 老龄化与养老金支付压力的关联机制
通过构建养老金支付压力指数，可以更清晰地反映老龄化与养老金支付压力之间的关系。该指数综合考虑了老年人口比例、基金支出增速、经济增长率等多个因素。
通过构建养老金支付压力指数，可以更清晰地反映老龄化与养老金支付压力之间的关系。该指数综合考虑了老年人口比例、基金支出增速、经济增长率等多个因素[2] [12]。具体的指数变化及相关指标数据如表5所示，2024年压力指数已接近1.0的风险临界值[8] [9]
Table 5. Changes in pension payment pressure (2020~2024)
表5. (2020~2024)养老金支付压力变化
年份 |
老年人口比例(%) |
基金支出(亿元) |
支出增速(%) |
经济增长率(%) |
压力指数 |
2020 |
18.70% |
53,550 |
8.00% |
6.00% |
0.65 |
2021 |
19.00% |
57,000 |
9.00% |
5.50% |
0.72 |
2022 |
19.50% |
58,000 |
8.00% |
5.20% |
0.78 |
2023 |
20.00% |
60,000 |
10.00% |
4.80% |
0.85 |
2024 |
20.50% |
62,000 |
10.00% |
4.50% |
0.92 |
注：压力指数范围取值0~1，数值越大支付压力越大；数据来源：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2024年中央社会保险基金结余决算表》。
由表5可知，2020~2022年：压力温和累积，短期政策能缓解。
2020年(指数0.65)：支出增速超经济增速，压力小；
2021年(指数0.72)：支出增速升、经济增速降，压力显现；
2022年(指数0.78)：全国统筹优化支出暂稳压力，但经济下行仍让压力累积。
2023~2024年：压力快升，近风险临界值
2023年(指数0.85)：老年人口占比破20%，支出增速10%，压力大增；
2024年(指数0.92)：支出增速高、经济增速低，仅靠统筹调剂维持发放，长期风险凸显。
总体分析来讲我国养老金支付压力与人口老龄化加剧造成的影响越来越大，我国的长期风险已经存在，需要马上转型。
6. 养老金制度改革的路径选择与政策建议
6.1. 制度转型的必要性与紧迫性
当前我国养老金制度正面临日益严峻的结构性矛盾，这些矛盾不仅影响制度的可持续性，也关系到社会公平稳定[2] [10]。首先，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养老金支付压力持续增大，基金收支缺口逐步扩大，现行制度难以长期为继[7] [11]。其次，地区间、群体间养老金待遇水平存在显著差异，这种不平衡状况既不利于社会公平，也可能引发新的社会矛盾。再者，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企业负担能力有限，这些都要求养老金制度必须进行相应调整和改革[15]。
制度转型的必要性主要体现在三个维度：在应对长期支付压力方面，需要通过参数调整和结构性改革双管齐下，建立更加可持续的养老金体系；在促进制度公平统一方面，要通过优化制度设计，缩小不同群体、不同地区之间的保障水平差距；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方面，养老金制度改革需要与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既要保障老年人基本生活，又不能过度增加企业和职工负担[16]。
6.2. 改革路径与政策建议
基于国际经验和中国国情，本文提出以下五个方面的改革建议[18] [19]：
在延迟退休政策方面，应当实行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建立弹性退休制度。具体而言，需要区分不同职业类型，制定差异化的延迟退休方案，充分考虑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的不同特点。同时，要建立养老金待遇与退休年龄的激励机制，对延迟退休者给予适当的养老金增值奖励。此外，还需要加强大龄劳动者的就业支持和技能培训，为其继续工作创造良好条件。
在缴费机制设计方面，应当在充分考虑企业负担能力的基础上，适度提高缴费率，扩大缴费基数。具体措施包括：逐步实现缴费基数与实际工资水平完全对接，避免缴费基数与实际收入脱节；建立缴费率动态调整机制，根据经济发展状况和基金收支情况适时调整；加强对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的政策引导，扩大养老保险覆盖面。
在基金投资管理方面，要通过多元化投资提升基金收益水平。具体路径包括：扩大投资范围，提高权益类资产配置比例，在控制风险的前提下追求更高收益；完善风险管控体系，建立全面的风险管理框架，确保基金安全；探索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海外投资渠道，分散投资风险；建立专业化的基金投资管理机构，提升投资管理专业化水平。
在转移支付制度方面，要建立更加公平高效的养老金调剂机制。这需要完善中央调剂金制度，增强统筹层次，实现全国范围内的基金调剂；建立区域间基金平衡机制，促进东中西部地区养老基金的均衡发展；加大对困难地区的财政补贴力度，确保这些地区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
在多支柱养老金体系建设方面，要借鉴国际经验，建立三支柱养老金体系。第一支柱是基本养老保险，坚持保基本、广覆盖的原则；第二支柱是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提高养老金替代率；第三支柱是个人养老金账户，满足人民群众差异化、多样化的养老需求。
6.3. 国际经验借鉴与启示[18] [19]
通过比较研究瑞典、新加坡等国家的养老金制度改革经验，我们可以获得重要启示。瑞典实行名义账户制，创新性地将现收现付制与积累制相结合，既保持了代际公平，又增强了个人责任感。其自动平衡机制尤其值得借鉴，该机制能够在人口结构变化时自动调整养老金参数，保持制度长期平衡。新加坡通过中央公积金制度，采用强制储蓄和个人账户模式，实现了养老资金的积累和增值。其投资管理体系和账户设计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特别是在个人账户管理和投资选择方面[19]。
然而，在借鉴国际经验时，需要充分考虑中国的发展阶段和制度环境，避免简单照搬。要重点学习这些国家养老金制度的设计理念和运行机制，结合中国实际进行创新性转化。特别是在制度转型过程中，要充分考虑我国人口基数大、地区发展不平衡等国情特点，建立符合中国特色的养老金制度体系。
7. 研究结论与展望
本研究通过系统分析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首先，人口老龄化对养老金制度的影响是全方位、深层次的。老年人口规模扩大和预期寿命延长导致养老金支付压力持续加大，基金收支矛盾日益突出。同时，劳动力人口减少使得基金收入增长放缓，进一步加剧了制度的可持续性压力。其次，养老金制度存在明显的结构性问题。地区间发展不平衡，群体间待遇差距较大，制度公平性有待提高。现收现付制下的代际负担不平衡问题也需要通过制度改革加以缓解。第三，养老金制度改革需要多措并举、系统推进。延迟退休、优化缴费机制、加强基金投资管理、完善转移支付制度等措施需要协同推进。同时，要加快构建多支柱养老金体系，实现责任共担、风险分散。最后，国际经验提供了有益借鉴，但需要结合中国国情进行创造性转化。瑞典的多支柱模式和新加坡的中央公积金制度都在保持社会公平的同时增强了制度可持续性，其设计理念和运行机制值得学习。展望未来，我国养老金制度改革任重道远。需要政府、企业、社会和个人共同参与，通过制度创新和政策优化，构建更加公平、可持续的养老金体系。同时，要加强精算预测和动态评估，确保制度改革能够有效应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各种挑战，为老年人提供更加可靠的养老保障[18] [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