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表明，“两个结合”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1]“两个结合”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充分体现了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性。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中国式现代化被赋予了丰富内涵，其中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凸显了其基于国情的重要特色。物质富足与精神富有共同构成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要求，唯有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协同共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方能稳步前行。“我们党高度重视协调推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正确把握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关系，在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的基础上实现二者协调发展，是中国共产党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经验。”[2]故而，在推进现代化进程中，贯彻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的原则至关重要。
在此时代背景下，儒家“和”思想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瑰宝，其核心要义蕴含着深刻的智慧，并与中国式现代化精神文明紧密相连，为中国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思想基础，为新时代精神文明建设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与深厚的文化滋养。
需注意的是，传统“和”思想的实践语境与现代社会存在本质差异。其“礼之用，和为贵”的价值取向，依托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宗法等级秩序，这种以“礼”定“和”的逻辑，在现代语境下易衍生出其局限：一是强化身份层级差异，将“和”异化为“下对上的顺从”，与现代平等价值形成天然张力；二是过度强调“整体统一”，可能压抑个体多元表达，导致“以和为名的同质化压制”。新文化运动时期，陈独秀、鲁迅等曾批判此类倾向衍生的“吃人礼教”，正是看到了传统“和”思想与个性解放的内在冲突。但这种张力并非不可调和。儒家“和而不同”的原始内涵本就蕴含多元共生智慧，现代转化的关键在于剥离其等级预设——以平等为根基重构“不同”的对话关系，而非保留“上下层级的包容”；以法治规则界定“和”的边界，避免将“无讼”诉求异化为对是非的回避。
深入挖掘并大力推广传播儒家“和”思想，对于丰富和发展中国式现代化精神文明内涵、增强民族凝聚力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本文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身以及文化之间五个维度，深入探讨儒家“和”思想与中国式现代化精神文明的契合点，并进一步探寻其在新时代的发展路径。
2. 人与自然
(一) “天人合一”源起
“天人合一”观念源远流长，可追溯至商周时期，先秦儒家对其精神意蕴更为注重。孔子提倡“仁”，其将对“天人合一”的体认融于自身践仁行义以知天的道德实践当中。孟子学博而思精，尤重对天、天命、人性等形而上问题的系统思考，其核心在于强调人与自然之间的紧密联系与不可分割性。[3]
孔子的“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便流露出对自然规律的敬畏以及自然与人和谐共生的朴素认知。孟子“天人合一”论中更有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义。在儒家思想体系中，“天”并非单纯的自然之天，更是具有道德属性与主宰意味的至高存在，人作为天地间的一部分，应遵循自然规律行事，依循“天道”来规范自身行为，从而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这种观念深深植根于传统农耕文明，人们在长期与自然的互动中，深刻领悟到顺应天时、地利对于生产生活的关键意义，进而孕育出尊重自然、敬畏生命的文化心理。
(二) 现代生态实践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与发展座谈会上明确指出，“天人合一、万物并育”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当中具有时代价值的重要元素。[1]在《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明确提出“中华文明历来崇尚天人合一、道法自然，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4]
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秉持着儒家“天人合一”的文化基因，一系列积极有效的生态建设举措得以广泛实施。从国家层面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定严格的环境保护法规与可持续发展战略，致力于推动产业结构的绿色转型，淘汰高污染、高耗能产业，积极扶持清洁能源、节能环保等新兴绿色产业发展。在城市规划中，注重生态空间的预留与建设，打造城市公园、湿地保护区等绿色生态系统，以提升城市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促进城市与自然的有机融合。乡村地区也积极探索生态农业模式，减少化肥农药使用，推广生态循环农业技术，实现农业生产与生态保护的良性互动。例如，某些地区推行的“稻鱼共生”模式，既保障了粮食产量，又维护了水域生态平衡，生动诠释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实践路径。
(三) 生态智慧启示
儒家“天人合一”的生态智慧为当代生态保护提供了深刻且丰富的启示。首先，它提醒我们要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摒弃人类中心主义的狭隘观念，树立尊重自然、平等对待自然万物的生态伦理意识。在发展过程中，应充分考量自然的承载能力，避免过度开发与掠夺式利用自然资源，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协同共进。其次，儒家在生态伦理方面所倡导的“取予有度”、“用之有节”的资源利用理念，对于现代社会解决资源短缺与浪费问题具有重要指导意义。通过培养人们适度消费、节约资源的生活习惯，建立资源节约型社会，确保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再者，儒家“君子之于物也，爱人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中所强调的“仁民爱物”思想，有助于培育人们对自然的关爱之情，激发公众参与生态保护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形成全社会共同守护生态环境的良好氛围，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可持续发展筑牢坚实的生态根基，让儒家“和”文化在人与自然的和谐乐章中绽放新的时代光彩。
3. 人与社会
(一) 礼义和谐思想
儒家“礼义和谐”思想源于西周时期的礼乐制度。周公旦制礼作乐，构建起一套涵盖政治、伦理、道德等多方面的规范体系，为“礼义和谐”思想奠定基石。经后世儒家学者不断丰富发展，影响深远。“礼”是社会秩序的外在规范，大到国家政治制度，小到人际交往礼节，都有明确规定。如“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强调人应依礼行事，各安其位，使社会有序运转。“义”则是内在道德准则，是判断行为正当与否的标准，《孟子·告子上》讲“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突出“义”高于生命的价值。儒家认为，当个体遵循礼义，各安其位、各尽其责，社会便能实现和谐有序。在人与社会关系层面，“礼义和谐”思想倡导通过道德教化与自我修养，促使人们自觉遵守社会规范，以礼待人、以义行事，从而化解矛盾冲突，构建和谐稳定的社会秩序。
(二) 社会治理模式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治理模式，在诸多方面与儒家“和”文化的礼义观念相呼应。但传统“和”伦理中的等级预设需进行现代转化。如将“父慈子孝”的双向对等要求，升维为“平等主体间的道德责任”，既保留“仁爱”内核，又契合现代平等价值。“礼义和谐”思想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协调人与社会关系、推动精神文明建设提供了深厚的文化滋养。一方面，我们秉持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通过完善的法律法规明确社会行为的边界与准则，这与礼义文化中对秩序的追求有着相似的目标导向。另一方面，在基层治理、社区建设等实践中，注重民主协商、道德教化等柔性治理手段的运用。例如北京市N社区推行的“基层议事共治”机制，[5]鼓励民众积极参与公共事务讨论，以协商达成共识，这一过程中既有全过程人民民主精神的彰显，也有儒家“和为贵”思想中重视群体和谐、共同参与决策的影子。这种刚柔并济的治理模式，旨在促进社会不同阶层、不同群体之间的沟通与协作，凝聚社会发展的合力。
(三) 促进社会发展
儒家“和”文化所孕育的礼义和谐思想，对于推动社会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从社会凝聚力来看，它能够增强民众对社会的认同感与归属感，使人们在共同遵循的价值规范下紧密相连，形成互助互爱、团结奋进的社会风气，为社会发展汇聚强大的精神动力。在经济发展层面，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有利于吸引投资、促进产业升级，企业在遵循诚信、合作等儒家理念的基础上，更易建立良好的商业生态，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同时，在社会矛盾化解方面，礼义观念引导人们秉持温和、理性的态度解决问题，避免矛盾的激化升级，从而保障社会发展进程的平稳性，助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在和谐有序的社会轨道上稳步前行，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与繁荣，让社会发展成果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达成社会整体的和谐发展愿景。
4. 人与人
(一) 仁爱道德观念
儒家“和”文化体系中，人与人的关系构建处于关键地位，其核心道德观念深刻影响着人际互动，其中，仁爱观念是人际和谐的基石，为构建和谐人际关系提供根本遵循。孔子言“仁者爱人”，这种爱从血缘亲情出发，推己及人，形成有差等的爱之秩序，却又蕴含着普世关怀。仁爱并非无原则的溺爱，而是基于人性的善念与道德自觉，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的忠恕之道。它要求个体在人际交往中换位思考，理解并尊重他人的意愿与处境，从而奠定了温和、友善人际关系的心理与道德基础。
(二) 人际构建需求
儒家倡导“和为贵”，追求人与人之间和谐共处，这一理念深深融入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国式现代化强调社会公平正义，致力于构建和谐稳定的人际关系。儒“和”思想中的“仁爱”观念，即爱人、关心他人，为实现这一目标提供了深厚的道德基础。在现代社会，从日常人际交往到社会各阶层关系协调，“仁爱”促使人们相互尊重、理解与包容，减少冲突矛盾。例如，在社区治理中，秉持“和”思想，居民间互帮互助、共商共建，能营造温馨和谐的社区氛围。在企业内部，倡导“和”，可促进员工团结协作，提升企业凝聚力与竞争力。再如，通过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举措，缩小贫富差距，减少社会矛盾，为构建和谐人际关系奠定基础，体现了儒家“和”思想中追求均衡、协调的理念。鼓励人们参与支援服务活动，增强社会凝聚力和向心力，与“仁者爱人”、“博施济众”思想相契合，对于营造人与人之间互相关爱、和谐共处的社会氛围具有重要意义。
(三) 指导交往价值
在日常交往里，遵循礼义规范，以和颜悦色、温和谦逊的态度对待他人，能有效减少摩擦，促进沟通理解。团队协作中，秉持“和而不同”原则，尊重成员个性差异，汇聚各方智慧，激发创新活力，提升合作效能。在社会纷争面前，以仁爱之心调解矛盾，息事宁人，营造和谐稳定的社会氛围。其价值更在于塑造一种积极向上的人际生态，让每个人在和谐关系中感受到人性的美好，提升整个社会的文明程度与幸福感，最终为中国式现代化精神文明注入温情而坚韧的力量，以人际之和助推社会整体和谐发展，彰显儒家“和”文化的当代生命力。
5. 人与自身
(一) 修身养性理念
人与自身的和谐是儒家“和”文化体系中重要的价值维度，这深刻地体现在修身养性的理念之中。儒家倡导通过自省、慎独、诚意、正心等修养方法来实现内心的平和与安宁，达到“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礼记·大学》)的境界，将个体内心的和谐作为构建和谐外在世界的起点和根基。“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论语·学而》)这种不断自我反思、自我修正的修身实践，正是引导个体在复杂多变的生活情境中寻回内心本真的“和”，让个体的行为、情感与道德准则相契合，实现身心的统一。此外，“致中和”的思想所讲“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礼记·中庸》)，强调人的内心修养与外在行为的平衡协调，追求一种恰到好处的和谐状态。宋明理学时期，理学家们对“致中和”进行了深入的阐发和实践。朱熹通过对儒家经典的重新诠释，将“致中和”纳入其理学体系，倡导人们通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等修身功夫，达到内心的中正平和以及外在行为的适度和谐，以实现个人道德的完善和社会秩序的稳定。
(二) 现代精神困境
然而，随着物质文明的飞速发展，个体面临的精神困境愈发凸显。生活快节奏、工作高强度以及信息爆炸带来的精神冲击，使人们的内心世界变得浮躁不安。物质生活的日益丰富与精神家园的相对荒芜形成鲜明对比，焦虑、抑郁、迷茫等负面情绪逐渐侵蚀着人们心灵。现代社会中人们在追求成功与自我实现的道路上，往往陷入功利主义的漩涡，过于注重外在的功名利禄，而忽略了内心真正的需求，导致自我的迷失与精神的分裂，这无疑是人与自身“不和”的突出表现。
(三) 培育平和心态
儒家“和”文化为培育个体的平和心态提供了宝贵的精神滋养。一方面，它引导个体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目标，不被世俗的纷扰所左右。如孔子所言“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启示人们要坚守内心的道德底线，追求真正有价值的东西，不为一时的利益得失而动摇内心的平静。另一方面，儒家倡导的“中庸之道”有助于个体在面对生活的各种境遇时保持平衡、稳健的心态。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都能泰然处之，避免过度的情绪化反应和极端行为，在喜怒哀乐之间找到恰当的平衡点，使情感的表达适度、合宜，从而达到内心的和谐稳定。通过践行儒家的修身方法，如冥想、读书、践行礼仪等，个体能够逐渐排除外界的干扰，回归内心的宁静，重新建立起人与自身的和谐关系，以平和、从容的心态应对现代化进程中的种种挑战，实现个体生命的内在圆满与精神升华，为中国式现代化精神文明建设筑牢个体精神基石，使儒家“和”文化在个体心灵深处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6. 文明之间
(一) 文化包容特性
儒家“和”文化从根源上便蕴含着强大的包容特性。孔子在《论语·子路》中提出的“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起源于当时百家争鸣的文化背景，这一理念深刻地渗透到文化领域，意味着儒家承认并尊重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并不追求单一文化的一统天下，而是主张多元文化和谐共处。历代对此理念多有实践，唐朝时期的文化繁荣，统治者秉持开放包容的态度，使得佛教、西域文化等在唐朝得以传播发展，同时儒家文化也不断向周边辐射，各种文化在保持自身独特性的同时，共同营造出了大唐丰富多彩、和谐共生的文化盛景，促进了文化的创新与发展，丰富了人们的精神世界，这正是“和而不同”理念在文化维度的成功实践，也与中国式现代化精神文明所追求的文化多样性发展高度契合，为现代文化建设中如何对待不同文化形态提供了典范。这种包容并非是无原则的接纳，而是在坚守自身文化根本的同时，以开放的胸怀欣赏其他文化的独特魅力，犹如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为文化的交流互鉴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二) 现代文化交流
随着全球化的推进以及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不同国家、民族的文化得以广泛传播与深度接触。文化交流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活跃态势。从国际文化节的举办到各类学术交流活动的开展，从影视作品的跨国传播到文学作品的全球译介，文化交流的形式日益丰富多样。中国式现代化秉持着儒家“和”文化的精神底蕴，积极参与到这一文化交流的浪潮中，既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向世界展示，也热情地欢迎外来文化成果在本土的传播，促进了不同文化间的相互了解与认知。
(三) 推动文化共荣
儒家“和”文化更是成为推动文化共荣的精神动力。以“和”为贵的思想促使中国在文化交流中寻求与其他文化的共鸣点与合作契机，通过文化产业的合作、文化遗产的联合保护、文化教育的交流互鉴等多种途径，实现文化资源的共享与互补。例如，在中外联合考古项目中，各国考古学家秉持着和谐合作的理念，共同探索人类文明的起源与发展，使得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考古成果能够相互印证、相互补充，丰富了人类对自身历史的认知。同时，在文化艺术创作领域，国际间艺术家们相互汲取灵感，融合多元文化元素，创作出了许多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作品，推动了全球文化艺术的繁荣发展，彰显了儒家“和”文化在促进文化共生共荣、构建人类文化共同体进程中的独特价值与重要作用，为中国式现代化精神文明增添了绚丽的世界文化色彩。
7. 儒“和”思想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精神文明建设的发展路径
(一) 融入教育体系，夯实思想根基
将儒家“和”思想系统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在基础教育阶段，应将儒“和”思想的经典内容巧妙融入语文、道德与法治等课程。通过对《论语》《孟子》等经典篇章的学习，让学生从小接触“仁者爱人”、“和为贵”等理念，在诵读与理解中，培养其仁爱之心与和谐共处意识。同时，组织以儒“和”思想为主题的校园文化活动，如举办传统礼仪展示、道德故事演讲等，营造浓厚的文化氛围，使学生在潜移默化中受到熏陶。
职业教育中，融入儒“和”思想有助于塑造学生的职业道德。通过传授“敬业乐群”等理念，培养学生对工作的敬业精神和团队协作能力，使其在未来职场中能更好地与同事合作，营造和谐的工作氛围。高等教育阶段，可设立专门的儒“和”思想研究课程与学术讲座，鼓励学生深入探究其哲学内涵与当代价值。相关专业可结合学科特点，从不同视角挖掘儒“和”思想与专业知识的结合点。例如，社会学专业研究儒“和”思想对社会结构与人际关系的影响；伦理学专业探讨其在构建现代道德体系中的作用。引导学生运用儒“和”思想分析解决现实问题，培养具有深厚文化底蕴和社会责任感的高素质人才。
此外，还应加强教师队伍培训，提升教师对儒“和”思想的理解与运用能力，确保在教学过程中能准确、生动地传递其精髓。通过家庭、学校、社会的协同教育，让儒家“和”思想扎根于每个人心中，为中国式现代化精神文明建设筑牢坚实的思想根基，推动社会和谐发展。
(二) 借助媒体传播，扩大社会影响
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精神文明建设进程中，借助媒体传播扩大儒“和”思想的社会影响，是传承与弘扬这一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路径。主流媒体应发挥引领作用，制作并传播深度文化节目。通过纪录片、文化访谈等形式，深度挖掘儒“和”思想的内涵及其在当代社会的价值。如央视《典籍里的中国》以新颖形式展现经典魅力，若制作关于儒家经典中“和”思想的专题节目，定能引发广泛关注。以故事化叙事讲述古人践行“和”的事例，结合现代专家解读，让观众直观感受其穿越时空的魅力，从而加深对儒“和”思想的理解与认同。社交媒体平台也拥有巨大潜力。利用短视频、图文等形式，以通俗易懂、生动有趣的方式传播儒“和”思想。例如，制作简短动画，展示儒家倡导的“礼之用，和为贵”在人际交往中的应用场景，吸引广大网民尤其是年轻群体关注。社交媒体的互动性还能激发大众讨论，形成话题热度，让儒“和”思想在交流碰撞中深入人心。此外，媒体可与学校、社区等合作开展儒“和”思想传播活动。通过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举办知识竞赛、主题讲座等。线上发布活动信息与学习资料，线下组织实施，媒体进行跟踪报道，扩大活动影响力。媒体亦可助力开展儒家文化进校园活动，鼓励学生创作与儒“和”思想相关的作品并展示传播，培养学生对传统文化的热爱。通过这些举措，媒体全方位、多层次地传播儒“和”思想，在全社会营造浓厚文化氛围，为中国式现代化精神文明建设注入强大动力。
(三) 促进国际交流，彰显文化魅力
在全球化背景下，促进国际交流是彰显儒“和”思想文化魅力、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路径。在文化交流活动中，可积极举办以儒家“和”思想为主题的国际学术研讨会、文化展览等。通过深入探讨儒家“和而不同”、“协和万邦”理念，吸引全球学者与文化爱好者参与，让世界深入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和平发展基因。如以“和”为主题的孔子学院文化活动，展示传统艺术、哲学经典，直观呈现儒“和”思想的深厚内涵，促进不同文化间的对话与理解。对外传播领域，借助现代媒体多元化平台，制作并传播蕴含儒“和”思想的优质内容。拍摄讲述中国秉持和平合作理念参与国际援助、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的纪录片，融入“和”思想精髓，向世界展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追求共同发展的实践。利用社交媒体短视频，生动呈现中国民众践行友善、互助等儒“和”价值观的日常生活场景，引发情感共鸣，提升文化影响力。国际合作项目里，将儒“和”思想融入其中。在“一带一路”建设中，通过文化交流项目增进沿线国家人民对中国文化的认知。建设文化中心、开展联合艺术创作，让各国在合作中感受中国“和”文化对构建命运共同体的积极意义，以文化为桥梁，夯实与各国的友好关系，彰显中国式现代化精神文明中儒“和”思想的独特魅力，推动全球文明交流互鉴迈向新高度。
8. 结论
儒家“和”思想与中国式现代化精神文明具有多维度契合性。人与自然层面，儒家“天人合一”的理念与中国式现代化对生态平衡、可持续发展的追求相得益彰，都倡导尊重自然规律、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以构建绿色家园；人与社会方面，儒家的“礼义”秩序和社会和谐思想为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治理、公平正义的实现提供了文化根基，有助于稳定和谐的社会关系的塑造；人与人之间，仁爱、忠恕等道德观念成为现代人际交往中道德规范的源头，促进诚信友善、互助互爱的人际关系的形成；人与自身维度，修身养性的传统智慧为应对现代社会的精神焦虑、塑造平和健全的人格指明方向；文明之间，儒家的包容开放特质契合中国式现代化多元文化交流互鉴的格局，让不同文化在交流中绽放光彩。这些契合具有重大意义。儒家“和”文化为中国式现代化精神文明建设提供了深厚的历史底蕴和丰富的精神滋养，赋予现代化进程以人文关怀和道德指引，避免陷入物质至上、精神荒芜的困境，提升民族的文化自信和精神凝聚力，也为全球现代化进程贡献了中国独特的价值理念和智慧方案，推动人类文明朝着更加和谐、包容、进步的方向发展。
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入推进，儒家“和”文化将在新的时代语境下不断创新发展，其和谐共生、协调发展、和而不同等理念将进一步融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教育、文化产业到公共服务等领域，持续培育民众的和谐意识和道德素养，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在国际舞台上，以儒家“和”文化为内核的中国式现代化精神文明成果，将为解决全球冲突、文化隔阂、生态危机等问题提供中国思路，携手世界各国共同绘制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人类文明新画卷，使“和”理念在全球绽放光彩，引领人类走向更美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