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加深，越来越多人选择前往海外工作或生活，形成了具有独特社会文化的“侨乡”地区。在这些地区，由于父母长期外出，大量青少年成为“侨乡留守儿童”，他们在成长过程中面临着家庭关怀缺失、人际问题敏感、行为问题风险较高以及社会适应能力欠佳等方面的问题(林丽丽，2012；陈美芬等，2014；Lu et al., 2020; 陈美芬，于海涛，2022)。尤其是在青春期阶段，初中生正处于身心发展的关键时期，若缺乏足够的心理支持和情绪引导，极易产生焦虑、抑郁甚至自我伤害等心理问题。而在这种境遇下，侨乡初中生群体会面临更为严峻的心理困境。研究表明，侨乡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状况不如非留守儿童和普通留守儿童，学校对其心理健康的支持不足，社会资源支持也较弱(Leskauskas et al., 2020; 金茜茜，2022)。因此，围绕侨乡初中生的心理问题进行研究，关心其心理健康状况，对该群体的健康成长意义重大。
自我伤害行为，又称为非自杀性自伤行为(Non-Suicidal Self-Injury, NSSI)，指个体在无明显自杀想法的情况下，故意对自身造成身体损伤的行为，如割伤、烧伤等(江光荣等，2011；杨佳欣等，2023)。在我国中学生群体中，自我伤害行为的检出率为25.20%，处于较高水平(Ying et al., 2021; Zhang et al., 2022)。经验回避模型(Chapman et al., 2006)指出，个体在面对极端负面情绪时，若倾向于通过压抑、逃避等方式来摆脱这些内在体验，反而可能加剧情绪困扰，当这种回避策略失效时，个体可能会采取自我伤害行为作为一种非适应性的情绪调节手段，以期快速缓解难以承受的心理压力。因此，自我伤害常被视为个体试图控制或逃离极端负面情绪体验的一种应对方式，且相关研究也证实这一发现(Holden et al., 2021; 林峰等，2024)。
压力反应是指个体在面对挫折、冲突、负担、环境变化或过高自我期望等压力源时，所产生的一系列心理与生理层面的适应性变化，这些反应通常表现为情绪波动、行为调整、认知改变等，是机体应对内外部挑战的重要调节机制(Gadzella, 1994)。在中学生群体中，压力已成为普遍存在的一种心理状态。研究发现，中学生不仅承受着较大的学业竞争压力，还面临来自社会、学校、家庭以及同伴关系等多方面的外部影响(Wrzus et al., 2013)。而过高的压力水平不仅对个体的心理健康构成威胁，还可能诱发多种生理疾病。已有研究证实，压力是引发心理痛苦及自我伤害行为的重要诱因(白荣等，2023；哈丽娜等，2022)。
心理痛苦是个体在压力或困境中体验到的强烈负面情绪，常表现为羞耻、内疚、恐惧、焦虑和孤独等情感(Shneidman, 1993)。研究表明，个体的压力反应水平会显著影响其心理痛苦程度，当压力反应增强时，心理痛苦也随之加剧(时勘等，2024)。同时，大量研究证实心理痛苦与自我伤害行为之间存在密切关联，心理痛苦能够显著预测青少年的自我伤害行为(张嘉旗等，2017；顾红磊等，2022)。基于上述研究可以推断，心理痛苦在压力反应影响自我伤害行为的过程中起到中介作用。
现有研究表明，家庭因素对青少年心理健康具有重要影响(李宝丽，2020)。而侨乡初中生因家庭结构特殊、文化背景多元等因素，面临更为复杂的社会心理环境，在压力反应、心理痛苦和自我伤害行为上的表现可能呈现特异性变化。相较于普通地区青少年，侨乡地区的初中生，特别是父母在国外的留守初中生，因缺乏直系亲属的支持，在处理与父母的关系时，可能遭遇更大的社会和文化差异挑战(王晓，童莹，2019)，更易受到负面生活事件的冲击(Liao et al., 2023)。这些因素共同作用，极易加剧其对压力的情绪反应，加重心理痛苦，并提高通过自我伤害行为来应对情绪困扰的风险。因此，本研究拟考察侨乡初中生的心理健康现状，揭示其独特心理机制，为针对性干预提供依据。研究中的侨乡初中生是指在中国侨乡地区接受中学教育的学生群体；侨乡留守初中生是指父母一方或双方在国外务工，本人作为华侨家属留在国内侨乡就读初中的学生；非侨乡留守初中生则涵盖除前述侨乡留守学生之外的所有其他初中生群体，包括一般的国内留守儿童。
2. 研究设计
2.1. 问卷修订与信效度检验
为更全面地了解侨乡地区初中生的心理健康现状，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共发放问卷850份，在剔除填写不完整或回答无差异等无效样本后，最终获得有效样本767份，有效率为90.24%。其中，男生占比17.47%，女生占82.53%；年级分布方面，初一学生占比最高，达62.84%，初二为26.08%，初三为11.08%；从家庭背景来看，侨乡留守初中生的比例为10.82%，非侨乡留守初中生则占89.18%。
为保障测量工具的信效度，研究采用已有文献支持的量表，并结合侨乡学生特点对压力反应与自我伤害问卷进行适当修订。鉴于心理痛苦量表在多群体中表现稳定，故保留原条目，最终形成三级心理筛查问卷初稿。为进一步验证其适用性，邀请侨乡初中生和心理学领域的相关专家参与评估，围绕题项表述与内容合理性提出意见，并据此进行修改完善，最终问卷的条目及相关指标详见表1。
为检验问卷的信效度，将数据随机分为两组。第一组(n = 384)用于SPSS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各因子载荷均大于0.5，Cronbach’s α系数均超过0.7，内部一致性良好。在效度方面，本研究所采用的测量工具均基于已有成熟量表，并结合实际情境进行了适当调整，确保内容具备理论支撑。第二组(n = 383)用于AMOS验证性因素分析，平均方差提取值(AVE)均高于0.5，组合信度(CR)均达0.7以上，表明量表具备良好效度与结构稳定性。
2.2. 研究对象
本研究以浙江省温州市某中学学生为调查对象，采用线上问卷方式进行数据收集，共发出问卷300份，收回有效问卷275份，有效率为91.67%。其中，男生126人(占45.82%)，女生149人(占54.18%)；七年级学生137人(占49.82%)，八年级学生84人(占30.55%)，九年级学生54人(占19.64%)；城市户籍者162人(占58.91%)，农村户籍者113人(占41.09%)；其中侨乡留守初中生47人(占17.09%)，非侨乡留守初中生228人(占82.91%)。基于该样本，本文将进一步探讨侨乡初中生的心理健康现状，并在理论模型的基础上构建包含压力反应、心理痛苦与自我伤害行为之间的中介效应模型，以揭示其内在作用机制。
Table 1. Questionnaire variables, indicator content, sources,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表1. 问卷变量、指标内容、来源及信度和效度
变量 |
序号 |
因子载荷 |
序号 |
因子载荷 |
Cronbach’s α |
AVE |
CR |
参考文献 |
压力反应 |
1 |
0.76 |
11 |
0.80 |
0.92 |
0.55 |
0.96 |
时勘等，2024 |
2 |
0.70 |
12 |
0.73 |
3 |
0.71 |
13 |
0.75 |
4 |
0.58 |
14 |
0.63 |
5 |
0.69 |
15 |
0.75 |
6 |
0.60 |
16 |
0.79 |
7 |
0.58 |
17 |
0.80 |
8 |
0.79 |
18 |
0.63 |
9 |
0.71 |
19 |
0.77 |
10 |
0.62 |
20 |
0.67 |
心理痛苦 |
1 |
0.70 |
10 |
0.61 |
0.94 |
0.62 |
0.97 |
Li et al., 2014 |
2 |
0.55 |
11 |
0.62 |
3 |
0.72 |
12 |
0.96 |
4 |
0.65 |
13 |
0.79 |
5 |
0.77 |
14 |
0.79 |
6 |
0.77 |
15 |
0.82 |
7 |
0.70 |
16 |
0.67 |
8 |
0.70 |
17 |
0.82 |
9 |
0.96 |
|
|
自我伤害 |
1 |
0.55 |
13 |
0.75 |
0.92 |
0.60 |
0.97 |
时勘等，2024；
王淼等，2020 |
2 |
0.73 |
14 |
0.70 |
3 |
0.73 |
15 |
0.84 |
4 |
0.77 |
16 |
0.77 |
5 |
0.70 |
17 |
0.73 |
6 |
0.81 |
18 |
0.68 |
7 |
0.70 |
19 |
0.76 |
8 |
0.69 |
20 |
0.75 |
9 |
0.78 |
21 |
0.70 |
10 |
0.71 |
22 |
0.81 |
11 |
0.88 |
23 |
0.79 |
12 |
0.75 |
24 |
0.82 |
2.3. 研究工具
2.3.1. 压力反应
根据修订后的压力反应量表，对个体在特定情境下所表现出的压力水平及情绪状况进行测量，总分范围为1至80分，分数越高，表明其心理压力与情绪困扰越明显。依据吴明隆(2010)的研究界定，将压力反应得分位于前27%的学生作为重点分析对象，即量表得分达到67分及以上者，视为存在较高程度的压力与情绪反应。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5，信度良好。
2.3.2. 心理痛苦
本研究采用Li等(2014)编制的三维心理痛苦量表(TDPPS)对个体的心理痛苦水平进行评估。该量表包含三个维度，共计17个项目，总分区间为1至85分，根据的研究标准，若个体总分超过61.89分，则可判定其处于较严重的心理痛苦状态。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6，表明其内部一致性良好。
2.3.3. 自我伤害
本研究采用修订版的自我伤害问卷，该问卷共包含25个项目，其中最后一题用于调查个体伤害自身的频率及具体实施方式。评定内容依据被试在过去四周(即一个月)内的实际表现进行。参照吴明隆(2010)的相关划分标准，将自我伤害问卷得分位于前27%的被试作为重点分析对象，即总分达到57分及以上者，视为存在较为严重的自我伤害行为倾向。该测量工具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4，表明其信度较高。
3. 研究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采用Haman单因素检验法对所有变量进行共同方法偏差分析，结果显示共有8个因子的特征值大于1，其中第一个因子的方差解释率为36.01%，未达到40%的临界标准，因此可以判断数据中不存在明显的共同方法偏差。
3.2. 描述性统计
根据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侨乡初中生在三个量表上的总体得分情况如表2所示：总体在三个量表上的得分虽未超过临界值，但是仍处于较高水平，需要进一步关注，以防止心理问题出现恶化。通过皮尔逊积差相关分析可知，压力反应、心理痛苦和自我伤害三个变量两两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p < 0.01)。
Table 2. Overall mental health status and related analysis of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in overseas Chinese towns (N = 275)
表2. 侨乡初中生心理健康总体状况及相关分析(N = 275)
变量 |
M |
SD |
压力反应 |
心理痛苦 |
自我伤害 |
压力反应 |
57.59 |
14.33 |
1 |
|
|
心理痛苦 |
48.94 |
17.52 |
0.48** |
1 |
|
自我伤害 |
48.80 |
14.50 |
0.45** |
0.77** |
1 |
注：**代表p < 0.01。
为进一步探讨侨乡初中生中存在的群体差异，研究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对侨乡留守初中生和非侨乡留守初中生两类群体在压力反应、心理痛苦以及自我伤害量表上的得分进行了对比分析，具体统计结果见表3。分析结果显示，侨乡留守学生在各项量表中的得分均高于非侨乡留守学生，且在各个维度上均呈现出高度显著的组间差异(p < 0.01)。由此可推测，相较于非侨乡留守学生，侨乡留守初中生的心理健康状况可能更为严重，亟需引起重视，并需提供更具针对性的心理支持与干预策略，以促进其心理状态的有效改善与健康发展。
Table 3.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left-behind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in overseas Chinese towns and non-overseas Chinese towns
表3. 侨乡与非侨乡留守初中生的对比分析
变量 |
侨乡留守初中生 (M ± SD) |
非侨乡留守初中生 (M ± SD) |
t |
p |
(n = 47) |
(n = 228) |
压力反应 |
66.45 ± 9.88 |
55.76 ± 14.43 |
6.18 |
<0.01 |
心理痛苦 |
63.23 ± 12.95 |
46.00 ± 16.90 |
7.85 |
<0.01 |
自我伤害 |
59.98 ± 13.55 |
46.50 ± 13.61 |
6.19 |
<0.01 |
3.3. 基于心理痛苦的中介效应分析
为更全面地揭示影响侨乡初中生自我伤害行为的心理机制，并为学校开展有针对性的干预措施提供理论依据，本研究在总样本的基础上，运用SPSS-PROCESS宏中的model 4构建以压力反应为预测变量、自我伤害为结果变量、心理痛苦为中介变量的模型。结果显示(见表4)：在未引入中介变量时，压力反应对自我伤害具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Beta = 0.43, t = 7.74, p < 0.01)；加入心理痛苦后，压力反应对自我伤害的直接效应仍具统计学意义(Beta = 0.12, t = 2.64, p < 0.01)。此外，采用Bootstrap法对中介效应进行验证，重复抽样5000次，结果见表5：心理痛苦的中介效应显著(95% CI不包含0)，且中介效应值为0.32，占总效应的72.73%。表明压力反应不仅直接影响自我伤害行为，更主要通过心理痛苦的中介路径起作用。
Table 4. Test of the mediating model of psychological pain
表4. 心理痛苦的中介模型检验
|
模型1：自我伤害 |
模型2：心理痛苦 |
模型3：自我伤害 |
Beta |
t |
Beta |
t |
Beta |
t |
性别 |
−0.002 |
−0.05 |
0.12 |
2.22 |
0.08 |
1.52 |
年级 |
−0.005 |
−0.12 |
−0.04 |
−0.83 |
−0.04 |
−0.67 |
户籍 |
−0.03 |
−0.68 |
−0.01 |
−0.23 |
−0.04 |
−0.65 |
是否独生子女 |
0.01 |
0.34 |
−0.02 |
−0.32 |
0.001 |
0.02 |
压力反应 |
0.12 |
2.64** |
0.44 |
8.05** |
0.43 |
7.74** |
心理痛苦 |
0.71 |
16.07** |
|
|
|
|
R2值 |
0.60 |
0.24 |
0.22 |
F值 |
67.17 |
17.32 |
14.81 |
注：**p < 0.01。
Table 5. Results of the mediating effects of psychological pain
表5. 心理痛苦的中介效应结果
效应 |
效应值 |
Boot标准误 |
95% CI |
效应占比 |
总效应 |
0.44 |
0.06 |
0.33~0.55 |
|
直接效应 |
0.12 |
0.05 |
0.03~0.21 |
27.27% |
中介效应 |
0.32 |
0.05 |
0.23~0.42 |
72.73% |
4. 讨论
4.1. 侨乡留守初中生的心理健康现状
研究显示，侨乡留守初中生在压力反应、心理痛苦及自我伤害行为方面的得分显著高于非侨乡留守初中生，面临严重的心理困境。这一发现与已有研究一致(Leskauskas et al., 2020)，进一步揭示了侨乡背景下特殊家庭结构和成长环境对青少年心理状态的深远影响。相较于一般留守儿童，该群体与父母分离时间更长，多数由祖辈监护，家庭教育功能显著弱化(钟佑洁等，2024)。王佑镁(2010)指出，亲子关系缺失和隔代教育的局限性是导致其心理与行为问题的重要因素。在学校层面，文峰(2014)发现学校往往缺乏针对该群体的差异化支持，部分学生因学业或人际问题长期处于边缘状态。此外，在社会环境层面，侨乡特有的多元文化背景可能对青少年成长带来一定负面影响，如西方享乐主义、金钱至上的观念以及不良生活方式等，均可能潜移默化地影响其价值观形成(何毅，2008)。总体来看，家庭、学校与社会三方面因素共同作用，加剧了这一群体的心理脆弱性和行为风险。
4.2. 心理痛苦的中介作用
研究表明，侨乡初中生的心理痛苦在压力反应与自我伤害行为之间的中介效应占比高达72.73%，在两者之间起主导作用。这可能与侨乡青少年所处的社会文化背景密切相关。作为多元文化交汇群体，他们既要适应本土文化，又受海外价值观影响，易产生身份认同困惑和文化适应压力。而且，许多侨乡青少年长期缺乏父母陪伴，亲子关系疏离，情感支持不足，情绪调节能力受到很大影响。部分人还因未来移民预期而承受高期望与不确定性，加剧心理负担。从理论视角看，该结果也符合广义紧张理论(Agnew & White, 2010)和经验回避模型(Chapman et al., 2006)。广义紧张理论认为，个体在遭遇压力事件后若缺乏有效应对机制，容易通过偏差行为缓解负面情绪；经验回避模型则指出，情绪回避行为会加重心理痛苦，提升自我伤害风险。此外，该结果也得到了多项实证数据的支持(张嘉旗等，2017；顾红磊等，2022；时勘等，2024)。
5. 结论与启示
本研究发现，侨乡留守初中生在压力反应、心理痛苦和自我伤害方面的得分均显著高于非侨乡留守初中生，心理健康状况更差。进一步分析表明，压力反应可通过心理痛苦的中介作用间接影响自我伤害行为的发生，心理痛苦在其中发挥主要作用，这也揭示了侨乡学生心理痛苦在外部压力与自我伤害行为之间的关键传导路径。基于此，亟需构建系统化、分层次的心理干预体系，从学校、家庭和社会三个层面协同推进，全面融入“三级分层干预”理念(时勘等，2024)，实现预防、干预与危机应对的全链条覆盖。
在学校层面，应构建“一级预防–二级干预–三级防护”的递进式心理支持机制。面向全体学生开展“跨文化适应”“情绪调节训练”等主题课程，提升情绪管理能力，预防心理问题的发生。针对二级风险的学生，引入认知行为疗法、接纳承诺疗法等循证干预技术，帮助其识别并调整消极思维，增强心理韧性。对三级风险的高危个体则建立动态监测系统，配备专职心理教师，制定个体化安全计划，开展危机评估与应急响应，筑牢心理危机防御屏障。
在家庭层面，应将三级干预思想延伸至亲子支持系统。通过“亲子沟通工作坊”等初级干预措施，提升海外家长的情感回应能力，预防情感疏离。对已出现沟通障碍的家庭提供结构化对话工具，实施二级支持。对存在自我伤害风险的家庭，则启动家校协同的危机响应机制，必要时引入远程心理干预。同时，开展“祖辈养育支持项目”，提升监护人的心理陪伴能力，强化家庭情感功能。
在社会层面，应依托学校心理教师、侨联专员与海外志愿者，构建“三角支持网络”，并贯穿三级干预逻辑。通过开展相关的心理健康活动，进行普及性的一级干预；再组织“韧性训练营”“跨文化支持小组”等专题活动为有困扰的学生提供二级心理支持；对属于三级风险的高危个体实施三方联动的个案管理，确保及时跟踪与干预。此外，结合侨乡青少年的文化特征，设计艺术表达、情绪日记等替代性情绪宣泄方式，引导其以健康途径释放心理压力。整个干预体系应保持动态调整，依据学生心理状态变化定期评估与优化策略，实现从普遍预防到精准干预的全覆盖，切实阻断心理风险传导路径，提升侨乡留守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水平。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防治中心高校大学生心理健康促进课题“高校心理健康管理者的胜任特征及其培养模式”(编号：GX25A012)、浙江省(2021)哲学社会科学规划新兴(交叉)学科重大课题“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公众风险感知、行为规律及对策研究”(编号：21XXJC04ZD)、温州大学生态文明与环境治理实验室、温州大学“一点灵心理服务平台温州模式发展研究”(编号：2022-071)、温州大学研究生创新基金研究项目(编号：3162024003017)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