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马克思的异化理论是贯穿其思想发展历程的核心线索。本文系统考察了该理论的形成、发展与当代价值。首先，论文梳理了其理论渊源，指出马克思在批判性吸收黑格尔的精神辩证法与费尔巴哈的宗教人本学基础上，将异化主体锚定为“现实的个人”，并将异化场域从思辨领域转向物质生产领域。其次，论文勾勒了其历史演进脉络，揭示了异化理论如何从人本主义的价值批判，经历史唯物主义重构，最终以“商品拜物教”为核心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最后，论文重点阐发了其当代意蕴，论证该理论为批判数字劳动异化、消费社会符号支配等现象提供了敏锐的分析工具，并为反思现代性悖论、探索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尺度的文明新形态提供了深刻的价值指引。研究表明，马克思异化理论仍是诊断当代社会病症、指引人类解放道路不可或缺的思想资源。
Abstract: Marx’s theory of alienation is a core thread running through his intellectual development.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examines the formation, development, and contemporary significance of this theory. Firstly, it traces the theoretical origins, highlighting how Marx, by critically absorbing Hegel’s dialectic of spirit and Feuerbach’s humanistic critique of religion, anchored the alienated subject as the “real individual” and shifted the field of alienation from the speculative realm to the domain of material production. Secondly, it outlines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the theory, revealing how it transformed from a humanistic critique of values, through the reconstruction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to a political economy critique centered on “commodity fetishism”. Finally, it elaborates on its contemporary implications, demonstrating that the theory provides a sharp analytical tool for critiquing phenomena such as the alienation of digital labor and the symbolic domination in consumer society, and offers profound value guidance for reflecting on the paradoxes of modernity and exploring new forms of civilization measured by the free and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human beings. The research indicates that Marx’s theory of alienation remains an indispensable ideological resource for diagnosing contemporary social ills and guiding the path of human liberation.
1. 引言
马克思异化理论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它既是对早期资本主义的深刻批判，也为历史唯物主义与政治经济学批判奠定了哲学基础。对异化理论的研究在国内外学术界已有很多，在国外方面，卢卡奇通过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研究提出了与异化理论相类似的物化理论，认为“人自己的活动、人自己的劳动，作为某种客观的东西，某种不依赖于人的东西，某种通过异于人的自律性来控制人的东西，同人相对立”[1]。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们相继提出了科技理性异化、心理异化等思想。在国内方面，学者或者通过对《手稿》和《资本论》的比较研究力图论证马克思早期异化理论和后期资本批判理论的内在统一[2]。或者认为“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延续了异化劳动思想，完整阐释了拜物教理论。”[3]或者关注“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可分前期和成熟时期两个阶段。前期的异化理论在马克思当时的思想中占据重要位置，但依旧带有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痕迹；而创立唯物史观之后的异化思想则是对原先异化理论的扬弃，且主要是在历史价值论层面体现的。”[4]这些研究或是局限于对其劳动异化的阐释，或是或者集中于理论源流梳理和经典文本解读，对数字时代劳动形态变革、社会关系重构以及人的生存困境等现实问题缺乏足够回应，使得这一理论的现实解释力和批判力未能充分展现。有鉴于此，本文试图对马克思异化理论进行系统性再考察：首先追溯其理论渊源，厘清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继承与突破关系；其次梳理其历史演进，揭示批判范式的转变轨迹；最后着重探讨其当代意义，通过将这一理论应用于分析数字异化、消费社会、生态危机等现代性问题，展现其跨越时代的理论生命力。
2. 马克思异化理论的理论渊源
“异化”概念最早可追溯至拉丁语，初现于基督教《圣经》叙事中。据记载，亚当因违背上帝告诫偷食禁果，从神性境界中“异化”而堕落为人，此处的“异化”具有“脱离”本源的含义[5]。至近代，霍布斯在《利维坦》中提出，国家意志与公民权利实质上是个人自然权利让渡的结果，从而为“异化”概念注入了“转让”的内涵[6]。马克思的异化理论正是在这一概念史背景下，通过对德国古典哲学的批判性吸收，实现了理论上的重大突破。
黑格尔将异化问题提升至哲学核心范畴，将其理解为绝对精神通过外化自身、并在历史进程中扬弃外化而回归自身的辩证运动。在《精神现象学》关于“主人与奴隶”的著名分析中，奴隶通过劳动改造对象世界，在对象化活动中实现自我意识的觉醒。黑格尔的深刻洞见在于，他认识到劳动不仅是改造外在世界的过程，更是建构自我意识的关键环节。然而，马克思指出，黑格尔的异化观始终局限于思维领域，将现实的历史运动转化为纯粹思维的运动，因而“唯一知道并承认的劳动是抽象的精神的劳动”。
费尔巴哈则从宗教批判的角度推进了异化理论的发展。他在《基督教的本质》中提出，宗教的本质是人的类本质(理性、意志与爱)的异化，人将自己最宝贵的品质投射为超越的神圣实体，然后又反过来崇拜这一自我创造的幻象。他认为是人按照自己的外表和性格创造了上帝，并且把人所具有的、甚至超越人的能力都赋予了上帝。正如他所说：“上帝乃是纯粹的、绝对的、摆脱了一切自然界限的、人格性的，他原本就是属人的个体所仅仅应当是的、将要是的，所以对上帝的信仰就是人对他自己的本质的无限性及真理性的信仰，属神的本质就是属人的本质”。[7]这一分析实现了哲学基点向“感性的人”的回归，将异化问题从思辨领域引向现实生活。但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仍停留在直观层面，未能深入探究宗教异化产生的社会历史根源。
马克思在批判性吸收黑格尔辩证法与费尔巴哈人本学的基础上，实现了异化理论的根本革新。他一方面扬弃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唯心主义外壳，拯救其关于劳动辩证法的合理内核；另一方面超越费尔巴哈的直观唯物主义，将批判视角从宗教领域转向其世俗基础。在这一过程中，马克思还借鉴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但尖锐地指出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产品与劳动者相异化的悖论：“劳动对工人来说是外在的东西……他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8] p. 50)。
通过这一系列批判与综合，马克思将异化的主体确立为“现实的、从事物质生产的人”，将异化的场域定位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并严格区分了确证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劳动与在特定社会条件下发生的“异化”劳动。这一理论创新不仅实现了异化理论从思辨哲学向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范式转换，也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奠定了坚实基础，展现出持久的思想生命力。
3. 马克思异化理论的历史演进：从哲学批判到政治经济学批判
(一) 人本主义异化观的初步阐发：《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通过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研究，首次系统阐述了以劳动异化为核心的理论框架。这一时期的分析建立在对经济现实的观察基础上，揭示了资本主义私有制下劳动的深刻矛盾：工人创造的劳动产品非但不属于生产者，反而成为独立于工人之外、并反过来支配工人的异己力量。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的直接结果就是人同人相异化。”([8] p. 54)劳动产品的异化现象构成了其他形式异化的基础。由此产生的劳动活动异化，使原本体现人类自由自觉特性的劳动蜕变为被迫的谋生活动。在这种异化劳动中，工人感受到的不是自我实现，而是肉体的损耗与精神的压抑。这种双重异化进一步导致人与自身类本质的疏离——当劳动不再是确证人类本质的活动，而沦为维持生存的手段时，人就丧失了其区别于动物的本质特征。最终，上述异化形式必然引发人与人关系的异化。在私有制条件下，劳动者与资本家的关系被简化为劳动与资本的对立，社会关系普遍呈现出工具化、对抗性的特征。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时期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仍带有明显的费尔巴哈人本主义色彩，但却蕴含着通向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萌芽，为后来异化理论的科学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 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下的重构：《德意志意识形态》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异化理论进行了根本性的重构，立足于“现实的人”的物质生产活动，将异化问题置于具体的历史社会条件下进行考察。马克思深刻地指出，异化的根源在于社会分工的自发性发展。当分工还不是出于自愿选择，而是自然形成之时，“人本身的活动对人来说就成为一种异己的、同他对立的力量”。“这种力量现在却经历着一系列独特的、不仅不依赖人们的意志和行为反而支配着人的意志和行为的发展阶段”。[9]这一洞见将异化问题从观念领域引向了现实的社会关系层面。
更进一步，马克思将异化的形成机制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联系起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原有的生产关系逐渐从促进力量转变为束缚力量，导致人的活动被固定化，不得不屈从于某种异己的支配。在这一分析框架下，异化不再被简单理解为道德悲剧，而是被视为生产力发展到特定历史阶段的必然产物。基于这一认识，马克思对异化的扬弃路径进行了革命性的重构。异化的克服不再依赖于哲学上的意识觉醒或道德上的本质复归，而必须以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为物质前提。只有通过生产力的普遍提升和普遍交往的建立，才能为真正的解放创造现实条件。因此，共产主义不再是抽象的伦理理想，是通过革命实践改变奴役性生产关系的具体历史进程。这一理论重构标志着马克思异化理论的重要转折，为其后来在《资本论》中展开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三) 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成熟形态：《资本论》及其手稿
在《资本论》及其手稿的理论建构中，马克思的异化理论达到了全新的理论高度。这一时期的研究不再停留于早期的人本主义话语，而是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系统剖析，使异化理论发展成为对资本逻辑的内在批判。其中最具独创性的贡献在于提出了“商品拜物教”理论，揭示了在普遍化的商品生产条件下，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表现为物与物之间关系的虚幻形式。这种物化现象使得劳动的社会性质被掩盖在商品的物的属性之下，人的社会关系异化为独立于生产者之外的客观关系。“随着劳动产品的有用性质的消失，体现在劳动产品中的各种劳动的有用性质也消失了，因而这些劳动的各种具体形式也消失了。各种劳动不再有什么差别，全都化为相同的人类劳动，抽象人类劳动。”[10]马克思进一步分析了资本运动的内在逻辑。在资本流通的总公式G-W-G'中，价值增殖成为自我目的，资本家作为“资本的人格化”，工人则沦为“人格化的劳动时间”，共同从属于资本这一自我增殖的抽象体系。异化因此超越了具体的劳动过程，渗透到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等社会再生产的所有环节，成为一种系统性的社会存在方式。至此，异化理论已经完全融入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论体系，从道德批判转向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科学分析，展现出强大的理论解释力和革命性。
4. 马克思异化理论的当代意蕴
(一) 对数字资本主义背景下新型异化现象的批判力
随着平台经济和数据资本的兴起，异化现象已突破传统生产劳动的范畴，向数字实践、社会交往和主体认知等领域广泛渗透。数字劳动领域的异化首先表现为数据生产与控制的分离。用户在互联网平台上的日常活动被持续转化为可量化的数据资源，成为平台资本无偿占有的生产资料。正如研究者所指出的，“数字异化劳动的根源仍然需要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中去寻找”[11]。在这个过程中，劳动者与劳动成果的原始关系被颠覆，数据产品反而成为支配数据生产者的异己力量。与此同时，算法管理系统的普及催生了新型的劳动控制形式。从任务派发、绩效评估到薪酬计算，整个劳动过程都被纳入算法管理的框架。社交媒体的普及则带来了交往关系的异化趋势。传统的人际互动被简化为可量化的指标系统，“点赞”等数字符号取代了深层次的情感交流。这种“数字人格”的建构过程，使用户在追求虚拟认同的同时，接受了平台资本的商业逻辑。更值得关注的是，技术本身正在演变为新的意识形态。拜物教一词原指对物神的宗教崇拜，马克思用拜物教喻指资本主义社会中商品、货币、资本的“形而上学微妙和神学怪诞”以及人们对商品、货币、资本的盲目崇拜。人工智能时代下，技术支配性地位的提升使技术变得更加难以把握，具有了支配人类社会命运的神秘属性。人们对技术产品狂热追捧，对技术逻辑充分信任与坚定遵循，使技术决定论盛行，“技术拜物教”便成为资本拜物教新的表现形式[12]。“技术拜物教”的盛行使人们习惯于将技术问题与政治经济问题割裂看待，从而忽视数字技术背后的权力关系和资本逻辑。这些现象共同表明，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在数字时代不仅没有失去解释力，反而因其对资本逻辑的深刻洞察而焕发新的生命力，为理解当代人的生存状态提供了重要的分析视角。
(二) 对消费社会与文化异化的剖析力
当代消费社会的运行机制为马克思异化理论提供了新的验证场域。资本积累的逻辑已从单纯的生产领域扩展至消费环节，通过系统性地制造欲望和操纵符号价值，将异化现象渗透到日常生活的各个层面。这种转变使得异化不再局限于劳动场所，而是深入到了个体的心理结构和文化认同之中。消费主义通过精密的营销策略和媒体传播，不断塑造着人们的需要体系。使消费行为超越了对使用价值的追求，转而寻求其背后的符号意义，消费活动呈现出异化的特征。这种符号消费的盛行进一步导致了主体性的异化。市场机制通过文化工业不断输出标准化的审美趣味和情感模式，使个体的选择看似自由，实则被限制在资本预设的框架内，重复着资本逻辑所规定的差异化游戏。这种异化如此深入，以至于人们将外部强加的欲望内化为自我的真实需求，在追求消费自由的同时，不自觉地再生产着支配自身的权力结构。人们对商品的崇拜已从具体的物质属性转向其象征的符号价值，整个文化领域都被纳入资本增值的轨道。艺术创作、节日庆典甚至伦理价值都被商业逻辑重新编码，成为促进消费的手段。这种状况不仅扭曲了人的需要体系，也遮蔽了真实的社会关系。对消费异化的批判，其目的是要揭示隐藏在消费自由表象下的支配机制。只有通过这种批判，才能打破符号统治的幻象，为建立一种真正符合人的真实需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文明形态创造条件。
(三) 对人类文明发展路径的启示力
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在当代的意义在于它为反思现代性困境和探索文明新路径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这一理论促使我们重新审视现代文明的发展模式，揭示出资本主义现代化过程中的内在矛盾：在理性化和解放的承诺之下，却不断产生新的非理性支配和人的自我异化。当经济增长、技术进步等现代性指标脱离了人的全面发展这一根本目的，其本身就可能转化为新的异化形式。异化理论推动我们质疑以资本增值为核心理念的文明发展路径，促使我们思考：在物质繁荣和技术进步的背景下，人的创造性能量是否得到充分释放？社会关系的质量是否得到真正提升？真正的文明进步应当体现在异化形式的消解程度，以及人的自由个性与社会本质的回归程度，而非单纯的经济规模或技术复杂度。面对当前生态恶化、精神空虚和全球治理失衡等严峻挑战，这一理论指引文明必须突破对增长和消费的盲目追求，建立人与自我、他人及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异化理论作为一种历史辩证法，通过持续的社会批判保持文明的反思性和开放性。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不仅是社会批判的工具，更是引导文明走向人性化发展的价值指南，时刻提醒我们：任何技术和制度创新都应当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和生命意义的实现这一根本目标。
5. 结语
经过一个多世纪的理论发展与社会实践，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依然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本文通过对其思想源流的梳理、理论演进的分析以及在当代语境下的意义阐释，展现了这一理论从德国古典哲学中孕育，经过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塑，最终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确立其科学形态的完整历程。该理论的价值不仅体现在对数字异化、消费异化等当代社会问题的诊断能力上，更在于其为我们审视文明发展方向提供了重要的价值尺度。在当代社会深刻变革的背景下，重新阐释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具有特殊的时代意义。这既不是对经典理论的简单重复，也不是怀旧式的回顾，而是要通过其批判视角，帮助我们破除对技术万能论和市场原教旨主义的迷思。该理论启示我们，真正的社会进步应当以消除各种异化形式、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这一思想对于我们构建更加人性化的社会形态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因此，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不仅是理解现代社会的关键分析工具，更是指引我们走向更加合理的社会形态的重要思想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