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随着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贸易活动的数智化转型加速推进，对贸易经济专业人才的金融素养提出了全新要求[1]。《金融学》作为培养学生金融思维与贸易金融应用能力的核心课程，其教学质量直接影响数智化贸易人才的培养质量。然而，传统《金融学》教学模式基于工业经济时代的知识体系构建，难以适应数字金融工具创新、贸易流程数字化重构的行业新需求，教学内容与实践脱节、理论与应用割裂、国际视野与本土情怀失衡等问题日益凸显。
当前，新文科建设强调学科交叉融合与应用型人才培养，OBE理念推动教学范式从“教为中心”向“学为中心”转变[2]。在此背景下，贸易经济专业《金融学》课程亟需突破传统教学框架，构建适应数智时代要求的教学体系[3]。本文基于某高校贸易经济专业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的教学实践，系统梳理课程教学中的现实矛盾，阐述“立足专业重构内容、双驱共育对接需求、思政融合价值引领”的创新思路与实施路径，为同类课程教学改革提供参考。
2. 《金融学》教学现状与问题分析
2.1. 学情特征解析
课程授课对象为贸易经济专业二年级学生，其知识结构与学习需求呈现鲜明特点：
基础与兴趣并存。已修《微观经济学》《国际贸易学》等先修课程，具备贸易流程与经济理论基础，对“金融工具 + 贸易场景”的应用逻辑接受度高；同时，学生对就业竞争力提升需求强烈，对企业真实任务驱动的教学模式参与积极性较高。
能力短板突出。金融实务认知不足，73%的学生表示对金融机构运作流程“仅了解基本概念”；跨学科整合能力薄弱，在“数字金融 + 贸易”复合型任务中，仅31%的学生能同时兼顾技术可行性与合规要求。
学习风格鲜明。偏好合作学习与情境化体验，对短视频、案例研讨等互动形式关注度高，对本土金融实践案例的兴趣显著高于纯理论讲授。
2.2. 教学核心矛盾
为找出课程核心矛盾，课程组成员通过问卷调查、访谈等方式，对近三届239名毕业生、157名在校生以及后续专业课程共计26名授课教师展开调研，发现课程教学存在三重矛盾：
内容稳定性与行业动态性的矛盾。教材更新周期平均为3~5年，而数字金融领域年均出现20余种新业态(如跨境区块链支付、供应链金融数字化平台)，76.8%的毕业生反馈“课程内容滞后于行业实践”。
理论抽象性与实践需求性的矛盾。传统教学侧重货币银行学、国际金融等理论讲授，82%的后续课程教师认为学生“难以将汇率理论应用于贸易报价核算”，43%的企业反馈毕业生“贸易融资方案设计能力不足”。
全球案例与本土需求的矛盾：现有教学案例中65%源自欧美市场(如美联储货币政策、华尔街金融创新)，对中国特色金融实践(如数字人民币跨境结算、普惠金融支持外贸小微企业)的系统性分析不足，导致学生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金融思想”的理解停留在表层。
3. 教学创新思路与框架设计
3.1. 核心理念
以OBE理念为指导，确立“三维目标”：
知识目标：构建“数字金融 + 贸易应用”的融合知识体系，使学生掌握数智化贸易场景中的金融工具应用逻辑[4]；
能力目标：培养贸易金融方案设计、风险管控、跨学科协作等核心职业能力；
素质目标：厚植“经世济民”的家国情怀，增强对中国特色金融发展道路的认同。
3.2. 创新框架
针对教学矛盾，设计“三位一体”创新框架：
内容重构。打破传统“货币–信用–机构”的线性结构，建立基于贸易全流程的模块化内容体系；
模式创新。推行“校企双驱”育人模式，通过混合式教学与实践拓展实现“学用对接”；
价值引领。融合中西案例开展课程思政，实现“知识传授–能力培养–价值塑造”协同。
4. 教学创新举措与实施路径
4.1. 立足数智贸易，重构课程内容体系
4.1.1. 模块化内容设计
按照贸易活动“宏观环境调研–交易磋商–合同履行”全流程，将课程内容重构为三大模块：
宏观金融模块：整合货币制度、货币政策、国际金融等内容，重点分析数字人民币对跨境贸易结算的影响、美联储加息对贸易融资成本的传导机制等现实问题[5]；
报价核算模块：融合汇率理论与贸易实务，通过“汇率避险工具选择–报价方案设计–成本核算”任务链，培养学生应对汇率波动的实操能力；
融资结算模块：聚焦数字贸易融资、数智化结算工具，结合企业真实案例解析操作流程[6]。
4.1.2. 动态资源库建设
开发“进阶式案例库”：包含基础型、应用型、创新型三类案例共136个，每月更新行业动态案例；
构建“证书–竞赛”资源池：将CFA、国际贸易单证员等资格考试真题、POCIB竞赛典型任务转化为在线题库，累计上线习题2350道；
搭建智慧学习平台：自建SPOC课程，链接中国大学慕课优质资源，开发知识图谱可视化系统，实现“金融术语–贸易场景–政策法规”的关联查询。
4.2. “双驱共育”的教学实施模式
4.2.1. 混合式教学组织
采用“案例引导–任务驱动–三阶联动”教学法：
课前：发布基础型案例任务(如“分析某外贸企业汇率损失案例”)，学生通过线上微课自学知识点，完成分组讨论并提交初步方案，教师依托平台数据进行精准备课；
课中：通过小组汇报、师生研讨剖析案例，导入应用型任务(如“为该企业设计汇率避险方案”)，引入人工智能工具进行方案可行性验证，实时检测学情并调整教学节奏；
课后：布置创新型拓展任务(如“设计跨境电商综合金融服务方案”)，学生通过校内SimBank实验平台模拟操作，或赴合作企业开展实地调研，形成实践报告。
4.2.2. 校企协同育人机制
建立“企业命题库”，每年组织学生调研合作企业(如中外运、本地外贸公司)，提炼真实业务痛点(如“中小微外贸企业融资难”“跨境电商回款周期长”)，转化为教学任务；
推行“双导师制”，企业导师进课堂开展专题讲座，校内教师带队赴企业开展认识实习，年均组织企业实践活动42次；
共建实践基地，与12家企业合作建立校外实践基地，开展“金融赋能贸易”项目式学习，学生参与企业真实业务处理，如协助设计跨境电商供应链金融方案[7]。
4.3. 课程思政的融合路径
4.3.1. 双轨案例教学
西方案例侧重分析基础理论的理解。分析美国次贷危机、硅谷银行破产等案例，引导学生认识金融自由化的风险，理解中国金融监管政策的必要性；本土案例强化价值观教育探讨。通过日昇昌票号的诚信文化、陕甘宁边区银行的红色金融史、福建农信“共富金融”模式等案例，厚植学生诚信经营、服务实体经济的理念。
4.3.2. 三平台联动育人
素材平台建设思政案例库，包含“金融安全”“普惠金融”等6个主题，收录康美药业财务造假案(法治意识)、蚂蚁集团整改案例(监管重要性)等素材48个；
授课平台构建“问题发现–理论批判–中国方案”教学闭环，如在“金融市场”章节，通过“美国股市熔断现象→西方金融理论局限性→中国资本市场稳定机制”的逻辑链，深化学生对中国金融运行机制与效果的分析的认识；
组织学生参与“金融支持乡村振兴”调研、撰写“数字人民币助力外贸小微企业”报告，将思政教育融入实践环节。
4.3.3. 多元化评价体系
采用“过程性评价(60%) + 终结性评价(40%)”模式：过程性评价涵盖线上自学(15%)、案例任务完成度(20%)、企业实践表现(15%)、小组互评(10%)；终结性评价采用“标准 + 非标”试题结合，标准化试题考查知识掌握，非标准化试题评估综合能力；引入企业评价维度，由合作企业对学生实践报告、方案设计的可行性进行打分，确保评价与行业需求接轨。
5. 教学创新实施成效
5.1. 学生学习成效显著
5.1.1. 知识应用能力提升
期末考试中，知识目标(CO1)达成度 ≥ 0.7的比例为81%，能力目标(CO2)达成度 ≥ 0.7的比例为79%，显著高于改革前的62%；学生在POCIB大赛中获团体三等奖2项，全国高校商业精英挑战赛获三等奖6项，较改革前获奖数量增长42%；82.31%的毕业生能熟练运用金融工具处理贸易业务，企业对毕业生的满意度达96.63%。
5.1.2. 思政素养强化
课程作业中引用本土政策文件、典型案例的密度达3.2处/千字，课堂讨论中“金融服务实体经济”“防范金融风险”等中国话语使用频次同比增长24%；通过课堂表现、小组活动表现、期末考试的开放性试题等等方式测定素质目标的达成情况，其中期末考试中素质目标(CO3)达成度 ≥ 0.7的比例为86%，学生在开放性试题中能结合中国实践分析金融问题。
5.2. 未达预期部分分析
尽管整体知识应用能力提升显著，但仍存在分层差异。期末考试中，CO1达成度 < 0.6的学生占比12%，CO2达成度 < 0.6的学生占比15%；竞赛获奖虽数量增长，但高等级奖项(一等奖、二等奖)较少；企业反馈显示，部分毕业生在应对跨境贸易突发金融风险时，灵活处理能力不足，与企业“即岗即战”的需求存在一定落差。素质培养方面，学生尚不具备结合具体贸易场景的个性化解读政策的能力；期末考试开放性试题中，学生虽能结合中国实践，但分析深度不足。
6. 讨论与展望
6.1. 创新价值
内容重构的针对性。将数字金融与贸易流程深度融合，解决了传统课程“重理论轻应用”的问题。从数据来看，改革后CO1、CO2达成度较改革前提升17~19个百分点，82.31%的毕业生能熟练运用金融工具，印证了内容重构对知识应用能力的促进作用，但需注意基础薄弱学生的能力短板，未来需针对性补充分层教学方案。
模式设计的实践性。通过校企双驱、三阶联动，实现了“学–练–用”的闭环，提升了学生解决复杂贸易金融问题的能力。竞赛获奖数量增长42%、企业满意度达96.63%，体现了实践模式的有效性，但高等级奖项占比低、部分毕业生应急处理能力不足，反映出实践训练的“深度”仍需加强，需优化竞赛指导与企业实践实训方案。
思政融合的自然性。依托中西案例对比与本土实践调研，避免了思政教育“贴标签”现象，实现了价值引领与知识传授的有机统一。思政融合虽然取得一定成效，但学生分析深度不足、形式化倾向，提示需进一步优化思政案例设计，强化“理论–实践–价值”的联动解读。
6.2. 研究局限性
单一课程案例局限。本研究仅基于《金融学》一门课程的改革实践，结论难以直接推广至《国际结算》《国际金融》等同类课程，不同课程的知识体系、实践场景差异可能导致改革方案的适配性不足。
缺乏对照组缺陷。改革成效评估仅采用“改革前vs改革后”的纵向对比，未设置未改革的平行班级作为对照组，无法完全排除“同期教育政策调整”“学生整体素质提升”等外部因素对成效的影响，结论的因果性还需进一步优化。
样本学校特殊性。本研究样本来自地方应用型本科院校，学校定位以服务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应用型人才为主，与研究型大学“培养高端研究型人才”、高职高专“培养技能操作型人才”的目标差异较大，结论在不同类型院校的适用性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