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翻译目的论(Skopos Theory)由德国翻译学家汉斯·弗米尔(Hans J. Vermeer)提出，该理论突破传统“忠实对等”的翻译桎梏，将翻译的核心标准确立为其目的或功能——即翻译活动需依据译文的使用语境、受众需求及实际交际场景，来确定译文的形式与内容。翻译目的论有三大原则，包括目的原则、连贯原则和忠实原则，其中目的原则是最重要的原则[1]。在目的论视域下，翻译行为的目标决定了整个翻译过程，即结果决定方法[2]。翻译被定义为一种有明确意图的人类行为，译者应根据特定交际目标，灵活调整译文的风格、结构与内容，以满足具体使用需求。这意味着在保留原文核心意义的前提下，为适应不同的语言环境与文化背景，译文可进行必要的调整与重构。正如弗米尔所言，翻译的终极目标是实现跨文化交际，而非对原文形式的机械复制，因此译者在选择翻译策略时，需以实现预设目的为根本依据，而非僵化遵循原文的表层结构。
2. 荒川紘『龍の起源』的文本定位与翻译导向
赖斯的文本功能理论对文本进行了分类，并认为译者应该针对不同的文本类型及其主要功能采取适当的翻译方法[3]。日本学者荒川紘的『龍の起源』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纯学术专著，而是一部兼具“知识深度”与“传播广度”的学术普及类文本。全书以“龙形象的跨文明演变”为核心线索，通过三重维度展开论述：其一，历史维度，结合两河流域、古埃及、古希腊及中国的考古发现，追溯龙形象的原始雏形；其二，文化维度，对比东西方龙形象的象征差异——如中国龙“司水、佑农、象征皇权”的正面属性，与欧洲中世纪龙“喷火、作恶、代表邪恶”的负面形象；其三，学科交叉维度，融合考古学、文化人类学、神话学与符号学理论，解析龙形象作为“文化符号”的生成机制。
科普文以通俗性为核心特征，其文本隐性信息的处理往往需要更加注重受众的认知能力、文化背景以及语言习惯。尽管书中涉及大量专业概念，但其文本定位明确指向“大众读者”：语言风格避免晦涩的学术术语堆砌，多用案例叙事替代理论阐释。这种“学术内核 + 科普外壳”的属性，决定了其翻译需同时满足“科学性、文学性、通俗性、趣味性”[4]四重要求，不能简单采用“直译”或“学术化翻译”的单一策略。本翻译实践以“降低认知负荷、提升信息传递效率”为核心导向，这与目的论的“连贯性原则”、“目的原则”高度契合：通过语言形式的调整实现“语篇连贯”，通过文化意象的本土化转换实现“文化适配”，最终让中文读者无需额外查阅背景资料，即可顺畅理解“龙形象的跨文明演变”这一核心知识。
3. 『龍の起源』的翻译策略实践
3.1. 归化策略：实现文化适配与语言顺达
归化策略(Domestication)通过将源语中的文化元素、表达习惯及语言结构调整为目标语文化的常规模式与读者预期，最大限度降低跨文化理解障碍。这就要求译者需要具备跨文化意识和能力，以应对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和融合[5]。归化翻译需贴近目标读者习惯，日语惯用长定语与复合句结构，若直译会导致中文译文晦涩拗口。因此，在目的论指导下，采用归化策略调整句式结构，是提升译文可读性的有效手段。
3.1.1. 文化意象的本土化转换
例1：弥生人も予祝や収穫の祭りをおこない、旱天のつづく夏には雨乞いをしていたにちがいない。
初译：弥生人也会举行预祝丰收以及收获时的祭祀，在持续干旱的夏季一定会祈雨。
改译：弥生人也一定会祝丰收、庆丰收，在持续干旱的夏季求雨。
原文“予祝や収穫の祭り”指“预祝丰收的祭祀”与“庆祝丰收的祭祀”，初译采用“预祝丰收以及收获时的祭祀”的描述性表达，虽准确但冗余，且“祭祀”一词重复使用，不符合中文“凝练对称”的表达习惯。改译参考中国农耕文明中“春祈秋报”的传统(春季祈祷丰收、秋季庆祝丰收)，采用“祝丰收、庆丰收”的对称短语，既保留了“两种祭祀”的核心语义，又让中文读者通过熟悉的文化场景理解原文内涵，实现“形式简洁”与“文化共鸣”的双重效果。
3.1.2. 并列结构的逻辑重构
例2：ヒクソス人によるエジプトの支配、ギリシア・ミュケナイ王国の成立、アーリア人のインド侵入、中国でも殷・周の勢力拡大に不可欠な軍事力だった。
译文：不论是喜克索斯人统治埃及，还是希腊·迈锡尼王国的建立，不论是雅利安人入侵印度，还是殷周时代扩张势力，(马)都是不可或缺的军事力量。
原文以四个并列名词短语作主语，核心观点“(马)是不可或缺的军事力量”置于句末，形成“前重后轻”的日语典型句式。赵甜甜等在处理英语科普文本长句时，提出“先拆分逻辑、再重组句式”[6]的方法，本例的逻辑重构正是这一方法在日汉翻译中的适配应用。若直译，中文会出现“喜克索斯人统治埃及、希腊·迈锡尼王国的建立、雅利安人入侵印度、中国殷周时代扩张势力，(马)都是不可或缺的军事力量”的冗长表达，读者需读到句末才能理解核心语义，认知负荷较高。改译采用“不论……还是……，不论……还是……”的双重并列关联词，将四个事件两两分组，既明确了“多文明案例共同证明同一观点”的逻辑，又通过语义分层使句子节奏更舒缓。
3.1.3. 长定语句的拆分重组
例3：それによると、魏王から卑弥呼に賜られた品物のなかに「絳地交龍の錦」というものが記載されているが、それは、深紅の地に二匹の交合する龍が描かれた錦のことである。
初译：书中记载，魏王赐给卑弥呼的物品中有“绛地交龙锦”，即在深红色布料上绘有双龙缠绕图案的锦织品。
改译：书中记载，魏王赐给卑弥呼之物有“绛地交龙锦”，这是一种深红色锦缎，上面绣有双龙交尾图。
原文后半句“深紅の地に二匹の交合する龍が描かれた錦”是典型的长定语结构，中心词为“錦”(锦)，定语包含“颜色(深红色)”、“图案(双龙交合)”、“工艺(绘制)”三个层次。初译将长定语译为“在深红色布料上绘有双龙缠绕图案的锦织品”，虽完整传递语义，但“布料”与“锦织品”存在语义重复，且“绘有”一词未准确对应中国传统织物工艺。改译通过两步优化实现归化：一是拆分长定语，将“深红色”作为“锦缎”的属性前置(“深红色锦缎”)，将“双龙交合图案”拆分为分句(“上面绣有双龙交尾图”)，符合中文“短定语前置 + 分句补充”的表达习惯；二是文化细节校准，将“绘有”改为“绣有”——中国传统“锦”的图案多通过“织”或“绣”呈现，而非“绘”，“绣有”更贴近中国读者对传统织物的认知；同时将“交合する龍”译为“双龙交尾”，既避免“交合”的生硬感，又符合中文对龙纹图案的传统表述。
3.1.4. 复合句的逻辑分层
例4：しかしながら、中国の龍も新石器時代の農耕文化にさかのぼれる蛇の信仰に淵源するのであり、しかも、蛇の信仰は全地球的なものであった。
译文：然而，中国龙亦起源于蛇信仰，这种信仰可追溯至新石器时代的农耕文化，且具有全球普遍性。
原文包含两层递进语义：第一层“中国龙起源于蛇信仰”，第二层“蛇信仰有两个属性——可追溯至新石器时代农耕文化、具有全球普遍性”，两层语义通过“のであり”、“しかも”嵌套连接。若直译，易形成“中国龙起源于可追溯至新石器时代农耕文化的蛇信仰，且蛇信仰具有全球普遍性”的嵌套句式，“蛇信仰”重复出现，且逻辑层次模糊。改译通过“指示代词衔接 + 短句拆分”实现逻辑分层：用“这种信仰”指代前句的“蛇信仰”，避免名词重复；将“可追溯至新石器时代农耕文化”与“具有全球普遍性”拆分为两个短句，通过“且”明确递进关系，使“中国龙–蛇信仰–农耕文化–全球普遍性”的逻辑链条呈线性展开，符合中文“先主后次、逐层递进”的语篇逻辑[7]，降低读者理解难度。
3.1.5. 长修饰语的语序调整
例5：それに、灌漑農業を基盤としたシュメール人の国を倒して前一八三〇年ごろにバビロニア第一王朝をたてたアモリ人もまたシリア方面の草原や山地で牧畜に従事していたセム系の民族であった。
译文：此外，阿摩利人属于闪米特民族，原在叙利亚草原与山地从事畜牧业；公元前1830年左右，他们推翻以灌溉农业为基础的苏美尔政权，建立巴比伦第一王朝。
原文主语为“アモリ人”(阿摩利人)，但主语前附加了长达20余字的修饰语，形成“修饰语冗长、主语后置”的逆向结构。若直译，中文会出现“此外，推翻以灌溉农业为基础的苏美尔人政权并在公元前1830年左右建立巴比伦第一王朝的阿摩利人，也是在叙利亚方面的草原和山地从事畜牧业的闪米特系民族”的复杂句式，读者需读完所有修饰语才能定位主语，增加了认知负荷。改译采用“倒译 + 分号隔断”的策略调整语序：先明确主语“阿摩利人”的核心属性(“属于闪米特民族”、“原从事畜牧业”)，符合中文“主体优先”的认知习惯；再用分号将“属性描述”与“历史事件”分隔，将“推翻苏美尔政权、建立巴比伦王朝”的事件按“时间(公元前1830年左右)–行为(推翻)–结果(建立)”的正向时序重构，使复杂信息模块化呈现。这种调整既保留了原文的全部信息，又使译文符合中文“先总后分、时序为纲”的叙事逻辑，实现“信息完整”与“阅读流畅”的平衡，符合中文读者更倾向于“线性逻辑”的信息呈现方式[8]。
综上，归化策略在本翻译实践中体现为三重维度：一是文化意象的本土化转换，通过联想目标文化中的对应概念，实现读者认知的无障碍接入；二是句式结构的适应性调整，针对日语“重后饰”与中文“重前饰”的语法差异，通过拆分、倒译等手段重构句法；三是逻辑关系的显性化处理，利用关联词与指示代词，使隐含信息显化。这种以读者为中心的策略，有效消解了跨语言差异造成的理解障碍，正如奈达所言，翻译的实质是使接受者获得与源语接受者大致相同的感受[9]。
3.2. 意译策略：确保意义传递与功能对等
译文内容一致而形式不同谓之意译[10]，即意译策略(Free Translation)并非“脱离原文的自由创作”，而是在“忠实于原文核心意义”的前提下，突破字面形式束缚，通过解释、补充、重构等方式，使译文准确传递原文的深层语义与交际功能。在本次翻译实践中，意译主要用于解决三类问题：隐含逻辑模糊、形象描述歧义、专业概念晦涩。
3.2.1. 隐含逻辑的显性化表达
例6：子孫や食料となる動植物の多産を願う呪的なシンボルでもありうるだろう。
初译：这些象征也可能是为了祈求子孙繁盛和丰富的食物来源。
改译：这也可能是一种巫术象征，祈求动植物丰饶以保障食粮充足、子孙兴旺。
科普文本隐性信息处理需锚定读者认知水平[11]，该句若不通过显化处理，中文读者可能因“缺乏相关文化预设”而产生理解偏差。原文包含两层隐含逻辑：一是“属性逻辑”——“呪的なシンボル”(巫术性质的象征)是对“龙相关符号”的属性定义，初译遗漏了“巫术”这一核心属性，导致文化内涵缺失；二是“因果逻辑”——“动植物多产”是“食粮充足、子孙兴旺”的前提，原文通过“子孫や食料となる動植物”的语序隐含这一关系，初译将三者并列(“子孙繁盛和丰富的食物来源”)，割裂了内在关联。改译通过两处意译实现逻辑显化：其一，补充“巫术”属性，将“呪的な”译为“巫术”，既准确对应原始信仰中“通过超自然力量实现愿望”的内涵，又让中文读者理解“象征”的文化背景；其二，用“以保障”衔接“动植物丰饶”与“食粮充足、子孙兴旺”，明确“前者为因、后者为果”的逻辑，使语义链条更完整。同时，将“多産”译为“丰饶”，比“繁盛”更贴合“动植物”的描述语境，语言表达更精准。
3.2.2. 形象描述的场景化重构
例7：蛇が土器の縁で体をくねらせ、それに沿ってつけられた穴が把手の役を果している。
初译：蛇在陶器的边缘扭动着身体，沿着蛇的孔起到把手的作用。
改译：蛇形纹饰在陶器边缘蜿蜒盘绕，沿其轮廓所开孔眼可作把手之用。
原文的核心歧义点在于“蛇”的所指——结合上下文(描述新石器时代陶器纹饰)可知，“蛇”实际是“蛇形纹饰”，而非真实蛇类。初译采用字面直译(“蛇在陶器的边缘扭动着身体”)，易让读者产生“陶器上真的有蛇”的误解，且“沿着蛇的孔”表述模糊，无法明确“孔”与“蛇”的空间关系。改译通过场景化重构消除歧义：第一步，明确“蛇”的属性，补充“纹饰”二字(“蛇形纹饰”)，直接告知读者描述对象是“陶器装饰”，避免认知偏差；第二步，优化形象描述，将“体をくねらせ”(扭动身体)译为“蜿蜒盘绕”，更贴合纹饰“静态且连续”的特征；第三步，补充空间逻辑，将“それに沿ってつけられた穴”译为“沿其轮廓所开孔眼”，通过“轮廓”一词明确“孔眼”是沿着“蛇形纹饰的线条”开凿的，帮助读者想象“纹饰与孔眼结合”的陶器形态，实现“文字描述”到“具象认知”的转变。
3.2.3. 专业概念的通俗化阐释
例8：渦巻文は、縄を輪切りしたときにできる形状の図形化であると考えている。
初译：旋涡纹则是将绳子圆切后形成的形状图形化。
改译：一般认为，旋涡纹是绳子横向切割后所形成断面形状的图案化呈现。
在科普文本的翻译过程中，译者需要在保持(术语)科学准确性的同时，灵活运用目标语言中的表达方式，以重现原文的通俗性和趣味性[12]。原文“輪切り”字面意为“圆切”，但“圆切”并非中文通用表达，读者难以理解“如何切”、“切后是什么形态”。初译“将绳子圆切”虽保留字面意思，但未解释“圆切”的具体方式与结果，仍存在认知障碍。改译通过“操作场景化 + 结果可视化”实现通俗化：其一，将“輪切り”译为“横向切割”，明确切割方向(“横向”比“圆切”更易理解)，让读者可联想“将绳子横放切断”的场景；其二，补充“断面”二字(“形成断面形状”)，解释“横向切割”的结果——绳子切断后会呈现“圆形断面”，而旋涡纹的雏形正源于这种圆形断面的形态；其三，优化术语表达，将“図形化”译为“图案化呈现”，比“图形化”更符合中文科普文本的语言风格，既保留学术严谨性，又避免术语生硬感。
综上，意译策略的运用需把握“度”的平衡：一方面要突破原文形式束缚，避免因直译导致的语义晦涩；另一方面需坚守“意义对等”底线，防止过度阐释造成的信息失真。正如纽马克所言，意译是在直译无法实现交际功能时的必要选择，其核心是在保持原意的前提下，使译文在目标语中产生与原文在源语中相同的效果[13]。
4. 归化与意译的协同逻辑：以“目的”为核心的策略平衡
需特别说明的是，归化与意译并非独立使用，而是在目的论指导下形成“协同互补”的关系：归化解决“语言形式与文化习惯的适配性”问题(如句式调整、文化意象转换)，意译解决“深层意义与认知效率的传递性”问题(如逻辑显化、概念阐释)，二者共同服务于“降低认知负荷、实现科普功能”的核心目的。
这种协同性在例1 (文化意象转换)与例8 (专业概念阐释)的对比中尤为明显：例1中，“祝丰收、庆丰收”采用简洁的四字对称结构，因“丰收祭祀”是中文读者熟悉的文化场景，简洁表达即可实现认知无障碍；例8中，“横向切割后所形成断面形状的图案化呈现”采用偏长的解释性表达，因“绳子切割与旋涡纹的关联”是读者陌生的知识，需通过细节补充降低理解难度。这种“简洁”与“冗长”的差异选择，本质是对“读者认知成本”的权衡——无论采用何种策略，最终都以“能否高效实现交际目的”为判断标准，而非固守单一的翻译风格。
5. 结语
通过本次翻译实践可见，翻译目的论为科普文本翻译提供了“理论框架–策略选择–效果验证”的完整路径，其核心价值在于打破“原文中心主义”的束缚，确立“目的导向”的翻译逻辑，使译文真正成为“跨文化知识传播的载体”，而非“原文的机械复制品”。
具体而言，目的论对科普文本翻译的启示可归纳为三点：
第一，翻译目的的精准定位是前提。科普文本的核心目的是“专业知识的大众化传播”，这要求译者在翻译前明确“目标受众的认知水平”、“文本的知识传递重点”，以此为基础制定策略，避免“过度学术化”或“过度简化”的偏差。
第二，策略选择的灵活性是关键。归化与意译的协同运用表明，科普翻译需根据“语言差异”、“文化距离”、“知识陌生度”灵活调整策略，在“学术严谨性”与“大众可读性”之间找到动态平衡。
第三，读者认知的适配性是检验标准。科普翻译的成功与否，最终取决于“读者能否以最小认知成本获取准确知识”。无论是句式调整、文化转换，还是逻辑显化，都需以“读者的理解体验”为落脚点，避免因“忠于原文形式”而牺牲知识传递的效率。
从更广泛的视角来看，随着跨文化知识传播的日益频繁，科普文本作为“连接学术与大众”的重要桥梁，其翻译需求将持续增长。翻译目的论所倡导的“目的导向”、“功能优先”理念，不仅适用于『龍の起源』这类文化类科普文本，也可推广至科技、医学、环境等领域的科普翻译实践中，为更多“专业知识大众化”的翻译需求提供可借鉴的路径，最终实现跨文化交际的根本目的——知识的共享与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