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文心雕龙》由南朝齐梁时期著名文学理论家、批评家刘勰撰写，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体大虑周、体系严密的文学理论批评巨著，标志着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进入了一个高度自觉和成熟的阶段，被誉为中国古典文学理论的巅峰之作。全书共50篇，分为总论、文体论、创作论以及批评论。刘勰将《神思》称为“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列置创作论部分的第一篇，探讨文学创作活动中最核心、最根本的环节——想象。刘勰认为想象是创作过程的起点和灵魂，统领着后续的风格、修辞、声律等具体技巧问题。《神思》篇历来备受瞩目，是第一篇对文学创作中的艺术想象活动进行系统、深入、理论化探讨的专论。作为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经典著作，《文心雕龙》的英译历程跨越了半个多世纪。主要译本包括施友忠于1959年出版的第一个全译本The Literary Mind and the Carving of Dragons，该译本成为西方学界早期了解该书的重要窗口；黄兆杰等人于1999年合作完成的第二个全译本The Book of Literary Design；以及杨国斌于2003年基于周振甫注释出版的第三个全译本Dragon-Carving and the Literary Mind。此外，还有多个重要的节译本，例如：宇文所安在其著作《中国文学思想读本》中，采用“中文原文–英文译文–重点字词解析–文本思想评价”的四段式解读方法翻译了包括《神思》在内的18篇重要章节；杨宪益与戴乃迭于1962年选译了《神思》等5篇核心篇章；蔡宗齐则基于众多国内学者的专著并参考了施译本和宇文译本进行节译。值得注意的是，不同译本的诞生背景、翻译策略和目标受众存在显著差异。施译本诞生于20世纪50年代，彼时中国文论在西方处于失语状态，需通过异化策略确立话语权。施友忠有着比一般人更多的对家国的眷恋和对本国文学的热爱，导致他的译作保持原文的风格特色，即原文本身的晦涩难懂会被继承到译文中。而杨国斌译本出版于2003年，此时中国文论已逐步融入国际学界，更需解决现代阐释问题，这决定了杨译本是一部传播中华文化的译本，且目的语读者必须为普通大众读者，是响应国家号召、弘扬中华传统文化、让中国古典文学走向世界的成果，应具有通俗易懂的风格。鉴于施友忠译本与杨国斌译本在翻译策略、预期风格及目标受众方面存在的显著差异，本研究选择这两个全译本中的《神思》篇作为研究对象，并构建语料库进行定量分析，从词汇、句法、情感分析三个层面对比分析类符形符比、词汇密度、词汇频度、平均句长、文本可读性等特征。同时，本研究将运用布迪厄的场域理论，剖析造成两译本在语言特征和翻译策略上差异的社会文化动因。
2. 《神思》篇研究现状
《神思》篇的学术价值持续吸引着国内外学者的深入研究。学界对《神思》篇文本本身的研究持续深入，如李逸津对“杼轴献功”的解读提出独到见解[1]；夏虹就创作想象的论述抒发新解[2]；黄小伟借助西方互文性理论对篇中叠合多种相关文本的差异性进行考察分析[3]；段亚广考释了刘勰对“玄解之宰”一词的语义建构[4]。这些研究凸显了《神思》篇持续的学术价值和解读空间。与此同时，针对《神思》篇的英译研究也经历了显著的演变，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研究聚焦译本比较与核心术语“神思”的翻译争议。杨国斌在《文心雕龙·神思》英译三种之比较中首次系统对比施友忠、黄兆杰及杨宪益夫妇的译本。他指出“神思”兼具想象活动的动态性与理性构思的综合性，认为黄兆杰译Imagination最贴近刘勰原意，因其与柯勒律治的想象论高度契合，而杨宪益夫妇和施友忠的译本均存在文化误读。此研究奠定了译本批评的基础框架，强调译者需兼顾文论深度与语言风格[5]。2010年后，学者转向批判西方中心主义对“神思”本义的遮蔽。邹清华在《翻译过程中文化专有项的文化亏损》中分析施友忠、宇文所安、杨国斌译本，指出“神思”被简化为灵感、幻想或想象，割裂了其“虚静–神游–言意统一”的有机过程[6]。戴薇的语料库研究进一步量化文体差异，杨国斌译本平均句长显著短于黄兆杰译本，且主动态动词占比更高，更贴近原文刚健简约的风格[7]。此阶段研究揭示直译策略的局限性，呼吁尊重中国文论术语的整体性。近年研究提出“去西方化”译释范式与跨学科方法。戴文静在英语世界《文心雕龙》“神思”范畴的译释中系统梳理13种译本，批判将“神思”等同于西方灵感或想象的简化主义，指出其导致中国古代文论“话语贫困化”[8]。她提出音译和多重定义的策略推动“以中国为方法”的海外传播范式。本研究开创性地将语料库语言学的定量分析与布迪厄社会学场域理论的定性阐释相结合，进行系统对比研究。这超越了以往研究多侧重于单一译本评价、术语争论或纯文体特征分析的局限，为译本对比提供了更客观、全面、多维度的分析框架。
3. 研究工具选择及研究结果分析
本研究采用以下工具及操作步骤进行数据分析：
1) 语料准备：利用PixPin软件的OCR功能识别施杨《神思》篇英译本文本。经校对和清洗去除注释后，语料保存为UTF-8编码的.txt格式文档。
2) 词性赋码：采用英国兰卡斯特大学计算机研究英语语言项目组研制的CLAWS4工具对清洗后的语料进行词性标注，标注标准遵循CLAWS C7标注集。以施友忠《神思》篇译本第一句词性标注举例：An_AT1 Ancient_NN1 said_VVD,_, One_PN1 may_VM be_VBI on_II the_AT rivers_NN2 and_CC sea_NN1 in_II body_NN1,_, but_CCB his_APPGE mind_NN1 remains_VVZ at_II the_AT palace_NN1 gate_NN1。
3) 词汇及语言特征分析：利用Python编程语言及其相关工具包，包括自然语言处理工具包NLTK、数据处理模块Pandas、语言结构分析模块SpaCy、文本处理库TextBlob等，进行分析。
4) 词汇统计特征分析：使用WordSmith Tools 9.0计算施杨译本的类符形符比(TTR)，使用AntConc 4.3.1软件分析词汇密度及词汇频度。
5) 文本可读性分析：采用Flesch Kincaid Calculator工具对两个译本进行可读性评估，计算其Flesch Reading Ease Score和Flesch Kincaid Grade Level两个标准化指标，以此量化并比较译本对于英语读者的可读性水平。基于上述研究方法与数据处理流程，本研究将对施杨英译本展开多维度实证分析，下文将逐项呈现量化分析结果。
3.1. 词汇分析
1) 类符形符比。形符(tokens)指的是语料库中出现的所有单词，同一单词的重复出现也计算在内，而类符(types)指该库不重复计算的形符，重复出现的词只计算一次。类符形符比即类符数除以形符数的比值(Type/Token Ratio, TTR)，反映出语料库中的词汇多样性(lexical diversity)或词汇丰富度(lexical richness)。语料库的类符形符比越高，反映出语料库中的类符越多样化，意味着单词的重复度越低[9]。本研究采用WordSmith Tools 9.0对施杨译本进行语料分析，统计其类符与形符数量。鉴于所构建的语料库规模相差较小，单词重复率较低，研究仅通过计算类符形符比作为衡量两位译者译本词汇丰富度的指标。量化结果见表1。
Table 1. Type-token ratio of Shih’s and Yang’s translations
表1. 施杨译本类符形符比
译本 |
类符 |
形符 |
类符形符比 |
施译本 |
564 |
1351 |
41.75% |
杨译本 |
444 |
958 |
46.35% |
观察表1中类符形符比数据可知，杨译本(46.35%) > 施译本(41.75%)。杨译本更高的TTR值说明其词汇丰富度更高，倾向于避免重复使用相同词汇。施译本形符量显著高于杨译本，而TTR通常与文本长度呈负相关。在此背景下，杨译本仍保持更高TTR值，进一步佐证其词汇选择更具多样性。
2) 词汇密度。词汇密度这一概念最初由Ure在其探讨语域差异的研究中界定。她强调词汇密度反映了文本中实义词占总词数的比例，并明确了实词与虚词的划分。该指标主要应用于评估语篇的信息承载量和语体特征，通常被理解为由动词、名词、形容词及副词构成的实词在总词数中的占比。一般而言，具备较高词汇密度的文本比词汇密度较低的文本信息量更大[10]。本研究基于已标注的施杨语料库，使用AntConc 4.3.1软件检索并统计了其中主要实词词性，包括名词：NN、NNB、NNO、NNT、NP等；动词：VV、VVD、VVG、VVI、VVN、VVZ；形容词：JJ、JJR、JJT、JK；副词：RR、RRR、RRT的出现频次。随后，依据Ure的词汇密度计算公式，将所得实词总数除以语料库总词数，进而求得词汇密度百分比。结果如表2所示。
Table 2. lexical density comparison of Shih’s and Yang’s translations
表2. 施杨译本词汇密度对比
译本 |
名词 |
动词 |
副词 |
形容词 |
实词总数 |
词汇密度 |
施译本 |
343 |
137 |
39 |
111 |
630 |
46.63% |
杨译本 |
247 |
120 |
25 |
69 |
461 |
48.12% |
基于表2的词汇密度数据，杨译本(48.12%) > 施译本(46.63%)，结合实词分布特征可得出结论，杨译本承载信息量更多。杨译本实词绝对数量显著低于施译本，且四类实词频次均较低，其通过降低功能词比例实现信息浓缩。相较而言，施译本在各类实词上均呈现更高频次，反映了更强的词汇多样性与句法扩展性，但总词汇量的增加稀释了实词占比。两译本差异的核心在于信息分布策略的选择，杨译本倾向于通过高实词占比实现信息凝练，而施译本则通过词汇扩容增强表达的精细度。
3) 词汇频度。词汇频度是指在特定语料库中，某个特定词汇出现的次数。词汇频度是对该词汇在该语言样本中使用普遍性和重要性的最基础量化指标。基于AntConc 4.3.1对施杨译本语料库的词汇频度进行统计分析，其前20位高频词对比数据揭示出二者显著的文体风格差异。如表3所示，两译本在前8位核心高频词分布上呈现高度一致性，均被英语基础功能词所主导，此现象符合语言普遍规律，印证了语法要素在文本结构中的基础性作用。自第9位高频词起，二者实词选择呈现本质性分化。杨译本高频词集群凸显出“文学创作”语义场的强关联性，writing、words、writer及关联概念ideas、mind集中分布于前20位高频区。该词汇分布特征与《神思》篇的核心主题，即文学创作中的艺术想象机制形成深度语义映射，表明译本内容高度聚焦创作本体论范畴。而施译本虽含thought等抽象概念，但未形成指向文学创作的密集语义网络。其高频实词更倾向于表达逻辑连接关系，如only、or、when、but及泛化存在概念，如one、be、it，此分布模式表明译本在话语建构上侧重于普适性论述。词汇频度差异作为量化文体特征指标，有效佐证了杨译本对《神思》篇主题的语义聚焦，而施译本则呈现出更具哲学思辨特质的阐释路径。这种高频实词集群的分野，实质反映了译者对源文本核心概念的差异化重构策略。
Table 3. Word frequency comparison of Shih’s and Yang’s translations
表3. 施杨译本词汇频度对比
序号 |
施译本 |
杨译本 |
序号 |
施译本 |
杨译本 |
1 |
the |
the |
11 |
a |
he |
2 |
of |
of |
12 |
with |
are |
3 |
and |
a |
13 |
one |
as |
4 |
his |
and |
14 |
be |
with |
5 |
in |
to |
15 |
it |
writing |
6 |
is |
his |
16 |
only |
be |
7 |
to |
in |
17 |
or |
ideas |
8 |
he |
is |
18 |
thought |
if |
9 |
are |
can |
19 |
when |
words |
10 |
as |
mind |
20 |
but |
writer |
3.2. 句法分析
1) 平均句长分析
在语料库语言学中，平均句长(Mean Sentence Length)是一个基础且重要的计量指标。平均句长的计算基于终端标点符号，句号、问号、感叹号，作为句子边界标记，其数值为文本形符总数与句子总数的比值。平均句长是衡量文本难易程度和可读性的重要参数，句子越长，文本的难度就越大，可读性就越低[11]。本研究基于Python计算生态，综合利用自然语言处理工具包NLTK进行基础文本切分、数据分析库Pandas进行计量统计与处理，以及语言结构分析模块SpaCy进行深层句法解析，对施杨译本的句子总数、平均句长进行了量化分析，得到平均句长数值取整数，结果见表4。通过对表4数据的系统考察，旨在辨析两位译者在处理原文结构时所呈现的策略性差异，重点探究其倾向性，即更侧重于源语句法结构的对应性，抑或更注重译入语意义的流畅性。此分析将作为核心依据，用于评估译者对形式对等与动态对等翻译原则的实践程度。
Table 4. ASL comparison of Shih’s and Yang’s translations
表4. 施杨译本平均句长对比
译本 |
句子总数 |
平均句长 |
施译本 |
48 |
31 |
杨译本 |
65 |
17 |
读取表4中平均句长数值，施译本(31词/句) > 杨译本(17词/句)，直观揭示了二者在翻译策略上的根本分野。施友忠译本的长句特征鲜明体现其对形式对等的坚持。其翻译策略力求还原中文原句的句法结构与文化意象，导致英语译文常呈现嵌套繁复的句式。例如处理原文“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时，施译构建为包含分号连接的复合句Quietly absorbed in contemplation, his thinking reaches back one thousand years; and with only the slightest movement of his countenance, his vision penetrates ten thousand li.此译法严格对应中文的并列分句结构与“千载/万里”的数量表达，甚至保留“里”(li)的文化计量单位，但牺牲了英语的流畅性。同样，在转化“疏瀹五藏，澡雪精神”这类哲学概念时，施译采用抽象名词短语the achievement of this state... entails the cleansing of the five viscera and the purification of the spirit，以动词entails机械对应中文的意合关系，形成冗长句式。这种对源语结构的亦步亦趋，虽在学术层面保留文本的原始肌理，却使英语读者面临较高的认知负荷。
反观杨国斌译本，其显著较短的句长揭示对动态对等原则的贯彻。杨译通过拆分中文长句、显化逻辑关系、简化文化隐喻，优先保障译入语的自然度。同一句“寂然凝虑，思接千载”被转化为两个主谓明晰的短句：When he is absorbed in silent thought, his mind ranges across a thousand years，通过时间状语从句When...自然衔接动作与结果。对于抽象概念如“意授于思，言授于意”，杨译Ideas come from the mind; the choice of words is guided by ideas用come from与guided by明示因果关系，消除中文的意合模糊。这种重构在“方其搦翰，气倍辞前”的译文中尤为典型，Holding up his brush, he feels too overwhelmed by his vital energy to concentrate... overwhelmed by vital energy转化“气倍”的哲学概念，使英语读者直观感知创作时的情感张力。
2) 译本可读性分析
为评估施杨译本在英语读者群体中的可接受性，本研究采用量化分析方法，依托Flesch Kincaid Calculator工具，通过计算Flesch Reading Ease Score (FRES)与Flesch-Kincaid Grade Level (FKGL)两项核心指标，对译本文本的阅读难度进行客观测量。FRES指标由Rudolf Flesch于1948年提出，用于量化文本的易读性(Readability)。该指标分值区间内，得分越高，表征文本越易于阅读和理解[12]。其计算公式为：FRES = 206.835 − (1.015 * ASL) − (84.6 * ASW)。其中，ASL (Average Sentence Length)指平均句长，ASW (Average Syllables per Word)指单词平均音节数。FRES数值的等级界定标准详见表5。FKGL指标由Flesch与美国海军研究员J. Peter Kincaid合作开发，并于1975年正式定名。其初始应用场景为评估技术手册的阅读难度是否与士兵的教育水平相匹配[13]。历经多年发展，FKGL已成为广泛应用于文本可读性评估的标准工具之一，例如辅助教材编纂者将内容难度与目标读者年级水平进行精准适配。其计算公式为：FKGL = (0.39 * ASL) + (11.8 * ASW) − 15.59。与FRES指标相反，FKGL数值呈现正向关系，即数值越大，表征文本复杂度越高，阅读难度越大；数值越小，则难度越低。FKGL数值对应的阅读等级界定详见表6。运用Flesch Kincaid Calculator对施杨二人译本进行分析后，本研究获取了包括FRES、FKGL及对应阅读等级在内的多项关键可读性参数。相关数据汇总及分析结果详见表7。
Table 5. FRES reference table
表5. FRES易读性分数对照表
分数范围 |
对应学段(美国) |
说明 |
100.00~90.00 |
小学5年级 |
极易阅读：普通11岁学生可轻松理解。 |
90.0~80.0 |
小学6年级 |
容易阅读：日常会话英语水平，适合普通消费者阅读。 |
80.0~70.0 |
初中7年级 |
较为容易：句子结构简单，词汇常见。 |
60.0~50.0 |
高中10~12年级 |
稍有难度：含复合句及学术词汇(如科普杂志)。 |
50.0~30.0 |
大学水平 |
较难阅读：需高等教育背景(如学术期刊入门文章)。 |
30.0~10.0 |
大学毕业生水平 |
非常困难：仅大学毕业生能充分理解(如专业文献)。 |
10.0~0.0 |
专业级 |
极度困难：需领域专家级知识(如法律条文、尖端科研论文)。 |
Table 6. FKGL reference table
表6. FKGL分数对照表
FKGL |
阅读等级 |
对应学段 |
年龄范围(美国) |
0~3 |
基础级 |
幼儿园/小学 |
5~8岁 |
3~6 |
基础级 |
小学 |
8~11岁 |
6~9 |
平均级 |
初中 |
11~14岁 |
9~12 |
平均级 |
高中 |
14~17岁 |
12~15 |
进阶级 |
大学 |
17~20岁 |
15~18 |
进阶级 |
研究生 |
20岁以上 |
Table 7. FRES, FKGL and readability levels comparison of Shih’s and Yang’s translations
表7. 施杨译本FRES、FKGL、阅读等级对比
译本 |
FRES |
FKGL |
阅读等级 |
施译本 |
53.2 |
12.4 |
高中10~12年级 |
杨译本 |
66.3 |
7.3 |
初中8~9年级 |
结合表7数据可知，FRES差值13.1分，表明杨译本与施译本相比，可读性较高，更易读；FKGL差值5.1级，表明施译本与杨译本相比，可读性较低，阅读难度更大。此结果也与二者译本平均句长分析结果相契合。结合文本可对二者译本可读性数据差异的成因进行分析。施译本倾向于使用多层嵌套结构和抽象名词化表达，显著提升平均句长(ASL)。例如在阐释“神居胸臆，而志气统其关键”时，施译：The spirit resides in the mind, and the key to its secret is controlled by feeling and vital force.此句包含两个并列主句，抽象名词短语the key to its secret需二次解码。杨译：Vital energy holds the key to the spirit, which resides in the heart.此句由主语和定语从句线性推进，核心动词holds直指动作。二者对于文化负载词的处理方式也是造成差异的重要原因。例如“玄解之宰”一词，施译：commission the ‘mysterious butcher’ [who dwells within him] to write in accord with musical patterns.杨译：with a heart of thorough understanding, one can start writing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ules of prosody.施采用直译加注策略，引入陌生文化概念，未解释“玄解之宰”典故，强加文化认知负荷于读者。杨则进行概念化改写，舍弃典故意象，提取核心语义，降低解码难度。施友忠译本以学术考据为导向，通过句法复杂化与文化直译构建哲学文本的厚重感；杨国斌译本则以读者认知友好为原则，运用词汇通俗化及语义显化实现大众可及性。
3.3. 情感分析
情感分析(Sentiment Analysis)是自然语言处理领域中一项核心且应用广泛的技术，是通过对提取出来的文本特征加以情感识别，并判断情感的极性的过程[14]。在文本情感分析研究中，极性(Polarity)与主观性(Subjectivity)构成两个核心度量维度，分别从不同层面揭示文本的内在特征。极性用于量化文本所蕴含的情感倾向及其强度，反映作者对特定对象的态度立场，如支持、反对或中立。其度量范围界定为[−1, 1]，其中−1表征极端负面态度，1表征极端正面态度，0则代表绝对中立状态。主观性用于评估文本表达的立场来源与表述性质，旨在区分客观事实陈述与个人主观评价。其度量范围界定为[0, 1]，其中0表示完全客观事实，1表示纯粹主观观点。本研究采用Python环境下的TextBlob模块对施杨语料库进行自动化情感分析处理。处理过程中所提取的极性与主观性数值结果均保留至四位小数精度，数据详见表8。
Table 8. Sentiment analysis comparison of Shih’s and Yang’s translations
表8. 施杨译本情感分析对比
译本 |
极性 |
主观性 |
施译本 |
0.0958 |
0.5604 |
杨译本 |
0.0613 |
0.5065 |
通过比较表8中积极性和主观性数值可知，施友忠译本与杨国斌译本的量化差异，本质是二者翻译策略对文本情感倾向与立场显隐度差异化塑造的结果。在极性层面，施译的微弱正向倾向源于其异化策略对中文美学意象的保留。例如，将“珠玉之声”直译为the music of pearls and jade，通过pearls and jade的贵重联想触发算法微弱正向情感；而杨译归化为pearl-like sounds，剥离文化附加值后趋近中性。在主观性层面，施译更高的主观性数值，反映其学术性术语建构。如“神思”译为spiritual thought or imagination，叠加spiritual的宗教性与thought的哲理性，强化理论主观负载；杨译简化为imagination，弱化概念的文化权威性。在译者风格层面，施译通过文化意象直译和术语哲学化塑造高情感残留特征，契合其目标学术读者需求；杨译以意象通俗化和语言简洁化实现情感抑制，服务于大众读者可读性。
4. 结语
二十世纪90年代，西方翻译学界最早开始采纳社会学理论或社会学方法来研究翻译现象，社会学视角下的翻译研究已经发展成为当前翻译研究的一种新兴范式[15]。布迪厄的社会学旨在超越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的二元对立，强调实践是社会结构与个体能动性互动的结果。这一理论被引入翻译研究后，推动翻译学从文本中心转向社会语境分析，形成“翻译的社会学转向”。场域、资本、惯习是布迪厄社会学理论中的三大核心概念，布迪厄认为社会实践是场域、惯习和资本三者通力合作的结果：[(惯习) (资本)] + 场域 = 实践[16]。场域指“位置间客观关系的网络”，是具有独立逻辑的社会空间，如文学场、翻译场等。场域受权力场域支配，同时通过“折射”将外部影响转化为内部规则。例如，在葛浩文早期翻译活动中，被动接受西方编辑的要求，常常对译作进行删改，改变叙事结构，以减少“异质感”，使译作符合市场和目标读者需求[17]，反映出目标语场域中权力场的主导地位。在《区隔》中，布迪厄指出：“行动者根据其在场域中的位置采取策略，但这些策略必须符合场域特定规则才有效”[16]。施译本诞生于西方汉学建制期，场域规则要求学术权威性与术语系统性。彼时西方汉学延续19世纪传统，以中国古典文献为核心研究对象，强调文本考据与训诂，汉学研究中心集中于欧洲及美国哈佛燕京学社，研究以古典语文学为方法论核心，重视版本校勘、音韵训诂。《文心雕龙》被视为文学考古对象，需通过训诂还原历史语境。施将“神思”译作Spiritual Thought or Imagination (Shen-ssu)，保留威妥玛拼音Shen-ssu，体现术语规范化诉求；将“疏瀹五藏，澡雪精神”译为cleansing the five viscera and the purification of the spirit，直译中医概念“五藏”(five viscera)，严格对应源语文化体系，符合传统汉学考据传统；文末将“赞曰”译为The Tsan并保留诗体分行，通过陌生化标记强调文本的古典体制特殊性，维护源语场域权威。杨国斌译本是中国文论从被西方汉学凝视转向主动全球对话的产物，本质是传播效能导向场域规则的实践响应。2000年后，中国启动“文化走出去”工程，旨在提升国际话语权。杨国斌译《文心雕龙》被纳入国家外译项目框架，目标从学术考据转向文化传播效能，要求译本兼顾学术性与可读性，服务于中西文论对话的政治诉求。针对国际学界忽视中国理论现象，杨译旨在破除西方中心主义，但策略上避免对抗，而是通过归化表达实现隐性抵抗。杨将标题简化为Shensi, or Imagination，拼音Shensi去连字符，淡化术语感；将“疏瀹五藏，澡雪精神”译为Dredge the heart, purify the spirit，用heart替代five viscera，舍弃医学细节以突出功能对等，适应西方读者认知习惯；同一“赞曰”译为Summary并转为散文式结语，通过归化重构消解体制隔阂，体现当代翻译场域对可读性的优先考量。施友忠译本是汉学考据场域的学术标本，以术语精确性与体制化权威维护中国文论在西方学术体系中的合法性；杨国斌译本则是全球化传播场域的文化媒介，通过归化策略与普世化表达实现中国文论的跨语际可通约性，二者本质是场域规则从学术本位向传播效能历史性迁移的镜像。
基金项目
黑龙江省艺术科学规划项目，全感元宇宙视域下金源文化跨语言艺术重构与多模态传播途径研究，编号：2025B0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