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孕症患者疾病获益感的研究进展

Research Progress on the Perception of Disease Benefits in Infertile Patients

摘要: 为提升不孕症患者的心理健康水平并推动疾病获益感研究的深入发展，本文从不孕患者疾病获益感的评估工具、影响因素以及干预策略等多个维度展开系统性综述，以期为医护临床实践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

Abstract: To improve the mental health level of patients undergoing assisted reproductive technology and promote the in-depth development of research on disease benefit perception, this article conducts a systematic review from multiple dimensions such as the assessment tools,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intervention strategies of disease benefit perception in infertile patients. In order to provide theoretical basis and practical guidance for the clinical practice of medical staff.

1. 引言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生育观念的转变，我国总和生育率持续下降，女性生育年龄不断推迟，不孕症已成为育龄期夫妇面临的重要生殖健康问题[1]。全球不孕症患病率处于10%~15%的区间[2]。而我国育龄期女性不孕率已攀升至18%，显著高于全球平均水平[1]。世界卫生组织(WHO)将其列为全球性公共卫生问题，呼吁加强早期诊断与治疗[3]。随着辅助生殖技术的发展，许多不孕症患者已经将其视为实现生育梦想的最后期望[4]。由于患者在接受辅助生殖治疗期间需要进行注射、取卵、胚胎移植等大量的侵入性操作，同时还要面临受孕失败的风险，因此会承受巨大的身心压力[5]。既往针对不孕症患者的心理研究已经较为成熟，多集中于探讨其消极情绪和社会压力，如焦虑、抑郁、病耻感等负性情绪体验[6]。然而，对于如何提升患者的积极心理体验，研究相对较少，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临床医护人员在改善患者心理体验方面的实践指导。近年来，随着积极心理学的兴起，人们开始关注患者在疾病经历中可能获得的积极心理体验。尽管如此，目前关于不孕症患者疾病获益感的研究仍处于初步阶段，缺乏系统性的总结和深入的探讨。鉴于此，本文系统综述不孕症患者疾病获益感的起源与概念、评估工具、影响因素及干预策略，旨在为临床医护人员制定针对性干预措施、提升患者疾病获益感水平提供有效指导。

2. 疾病获益感的起源与概念

Seligman [7]作为积极心理学的奠基人之一，他早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习得性无助”即个体在反复失败后产生的一种消极的心理状态。随着研究的深入，他逐渐意识到，心理学不应该仅关注心理疾病和负面情绪的治疗，还应致力于提升个人的积极情绪和幸福感。疾病获益感作为积极心理学的重要概念，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最早是由Talyor根据认知适应理论提出。他的研究发现[8]，癌症患者在治疗过程中感受到家庭和社会的更多支持，从而增强对生活的信心和面对疾病的积极心态。目前研究对疾病获益感的解释分为以下三种[9]：1) 当个体面对极端压力时，试图去理解在疾病或创伤事件中的意义，寻找积极价值。2) 个体将被动化为主动，获得对应激情境的控制感，帮助更好地管理疾病或创伤。3) 努力提升自我价值感，增强自信心和自我效能。

3. 不孕症患者疾病获益感的评估工具

3.1. 疾病获益感量表(Benefit-Finding Scale, BFS)

疾病获益感量表最初是由美国迈阿密大学的Antoni [10]于2001年编制，为单维度量表，其中包括17个条目，用于评估乳腺癌患者的获益感水平。随后，由Tomich和Helgeson [11]在改良研究中确定为单维度结构，形成包含20个条目的测量工具。我国学者胡晔[12]在跨文化调适过程中对该量表进行了本土化改良，最终形成的汉化版调整为19个条目，仍保持单维度特征。各条目采用Likert 4级评分法，从“完全没有”至“非常多”依次计1~4分；该工具在乳腺癌患者中表现出良好的信度，其Cronbach’s α系数达0.911 [13]。目前，该量表已被广泛应用于我国糖尿病、癌症、不孕症等患者[13] [14]。该量表具有简便快捷的特点，侧重于评估个体自身的整体疾病获益感，但无法区分具体方面的差异。

3.2. 疾病获益感量表修订版(BFS-RC)

2008年由Weaver [15]等学者在BFS量表基础上进行修订，增加了健康行为相关条目，共6个维度，22个条目。直到2015年，刘谆谆将BFS量表汉化为中文版，进行了初步的信效度检验，并广泛应用于评估癌症患者及其家属的疾病获益感[16]。随后，由边静[17]等人将该量表进一步修订，形成了疾病获益感量表修订版(BFS-RC)，包含5个维度的22个条目，分别为接受、家庭关系、个人成长、社会关系、健康行为。采用了Likert 5级评分法，1分表示“完全没有”，5分表示“相当多”总分范围为22~110分，得分越高表示疾病获益感水平越高，该量表Cronbach’s α系数为0.933。BFS-RC相较于BFS量表，能够更深入、全面地测量患者的获益感状态，也适用干预效果评估，具有一定的普适性，但测量过程耗时较长，需要调查人员具有较高专业性[18]。

3.3. 创伤后成长量表(Posttraumatic Growth Inventory, PTGI)

创伤后成长量表是由Tedeschi和Calhoun [19]于1996年编制，是具有广泛适用性的心理评估工具。主要用于评估个体在重大疾病或创伤性事件中所体验到心理的积极变化。该量表包含21个条目，5个维度，分别为与他人关系、新的可能性、个人力量、精神变化、对生活的欣赏。并采用Likert 6级评分法，从“完全没有这种改变”(0分)到“这种改变非常多”(5分)，总分范围0~105分。2010年由学者汪际[20]将量表修订为20个条目的简体中文版创伤后成长量表(C-PTGI)，总分范围为0~100分，其信效度较高，Cronbach’s α系数为0.90。目前该量表已经用于中国大肠癌和艾滋病患者疾病获益感的测量[21] [22]，信效度良好，但尚未在辅助生殖助孕患者中应用，需要进一步研究探索。

4. 不孕症患者的疾病获益感的影响因素

4.1. 人口社会学因素

根据朱晶晶[23]的研究发现，不孕症患者的年龄、居住地、家庭收入、生育状况等因素都会显著影响疾病获益感的水平。具体而言，年龄较小的患者往往表现出更高的疾病获益感水平，这主要归因于年轻患者对未来的期待和适应能力较强，相比之下，高龄的患者随着年龄的增长，其身体机能逐渐下降，生育风险显著增加，疾病获益感也会相对较低[24]。此外，居住在城区的不孕症患者获益感水平显著高于居住在农村的患者，这主要与城区患者更容易获得优质医疗资源和社会支持有关。家庭收入也是影响疾病获益感的重要因素，家庭收入较高的患者往往表现出更高的疾病获益感，这可能是因为经济条件较好的家庭能够更好地应对不孕症带来的心理和经济压力。此外，已有子女的不孕症患者疾病获益感水平相对较高，因为这部分患者在面对不孕问题时，心理压力主要集中在对现有子女的养育和未来规划上，而无子女的患者则更倾向于从自身成长和心理调适中寻找积极意义[25]。

4.2. 疾病相关因素

辅助生殖治疗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给患者带来了多重挑战，从疾病生理角度看，卵巢过度刺激综合征(OHSS)和多胎妊娠等并发症不仅增加了患者的痛苦，还可能导致治疗过程的中断和延迟[26]。OHSS作为一种严重的并发症，可能引发腹胀、腹水、电解质紊乱等一系列症状，严重时甚至威胁生命。而多胎妊娠则可能增加早产、低出生体重和围产期并发症的风险。这些身体上的痛苦不仅直接损害患者健康，更会侵蚀其对治疗的信心和满意度，从而降低其疾病获益感[27]。此外，治疗周期和妊娠结果的不确定性都会影响患者的疾病获益感，若经历多次妊娠失败，会使患者的生育能力进一步下降，对治疗产生恐惧紧张的情绪，与之相对，成功的妊娠并生育健康后代，无疑是患者在治疗全过程最为核心的获益所在[28] [29]。

4.3. 家庭支持因素

家庭支持因素作为助孕患者情感支持体系的核心要素，在缓解不孕症患者心理压力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30]。研究表明[31]，家庭支持水平与患者的心理适应能力呈显著正相关，获得高水平家庭支持的助孕患者表现出更积极的应对方式和更高的心理获益程度。此外，Kubicka [32]的研究发现夫妻支持在助孕过程中的独特价值，研究结果显示，女性患者对支持性行为的心理感受更为敏感，而男性患者的心理获益则更多依赖于妻子的支持行为。这种双向互动机制不仅有效增强了夫妻关系的韧性，还能显著降低因不孕问题引发的婚姻冲突风险。从作用机制来看[33]，家庭成员通过情感共鸣和积极反馈，帮助患者建立积极的心理状态，既强化了其面对治疗挑战的信心和勇气，又有效缓解了因社会偏见导致的病耻感和社交回避行为，从而整体提升患者的疾病适应能力和心理获益水平。

4.4. 病友支持因素

对于不孕患者而言，与经历相似困境的病友交流，能够互相鼓励并分享成功案例，从而为其提供额外的心理支持，让患者们收获情感上的共鸣与慰藉[34]。在治疗过程中，病友间的陪伴也十分关键，比如一同前往医院就诊、参加生殖健康讲座等，能在很大程度上增强患者治疗的依从性和积极性[35]。不过，尽管病友支持对助孕患者有着显著的积极影响，但也有潜在弊端，较为常见的一种情况是患者过度信赖病友所提供的信息，而忽视专业的治疗建议[36]。鉴于此，在未来的研究和实践活动中，应当进一步优化病友支持的形式与内容，强化专业指导，以便充分发挥病友支持的积极作用，更好地助力不孕症患者的治疗与心理调适。

5. 提升不孕症患者疾病获益感的干预策略

5.1. 促进认知适应的干预

在传统观念的影响下，人们普遍认为生育后代是人生圆满的必要条件。这种观念可能导致助孕患者对不孕症产生非理性认知，进而引发羞愧、焦虑、抑郁等一系列负面心理反应[37]。近年来，多项研究探讨了认知行为干预在辅助生殖治疗中的应用效果。张碧娟[38]将184名辅助生殖助孕患者分为两组，并采用认知行为疗法进行对照干预，首先通过专业引导患者识别并打破错误认知，再采用多媒体或传统文字材料进行健康宣教，达到患者认知重建的目的，最后指导患者通过渐进式肌肉放松、音乐疗法及适度运动等方式进行行为调节，研究结果表明，认知行为干预对患者心理健康具有显著的改善效果，不仅能有效提升患者的治疗积极性和生活质量，还能帮助患者获得较强的心理获益感。但有研究发现[39]，意向对话疗法相对于认知行为干预具有可行性高、更简便的优势，在治疗过程中，咨询师能够与患者达成深度共情，在潜意识层次调整患者的不良情绪。李倩[40]采用一对一的意向对话疗法，首先使患者进入完全放松的状态，再引导患者想象“房子”和“山洞”来映射内心世界，帮助患者对消极情绪进行修改和重建，最终实现自我认知的积极转变，获得更多心理资源，显著提升主观幸福感和治疗获益感。

5.2. 提升心理健康的干预

近年来，正念干预疗法被广泛应用于慢性病及心理障碍患者的辅助治疗中，其在提升疾病获益感方面的作用逐渐受到关注[41] [42]。Jing Li [43]对38名首次接受正念干预疗法的助孕患者进行访谈，结果显示正念干预能够显著提升其获益感，包括生活质量、情绪、亲密关系等多方面的改善，且增强觉察、重新获得生活控制感可能是正念干预疗法影响助孕患者获益感的潜在机制。周利娜的研究进一步证实了这一发现[44]，其采用正念减压疗法联合音乐生物反馈的干预方案，通过系统化的正念呼吸、身体扫描等技术训练，练习频率为每周两次，共四周，有效降低了不孕症患者的病耻感、改善负性情绪和睡眠质量，并优化应对方式，从而提升其对疾病的获益感。从神经科学角度看[45]，正念干预通过激活前额叶皮质和前扣带皮质增强患者的情绪调节能力和注意力控制能力，促使患者注意到疾病之外的积极生活事件，从而构建更积极的认知。综上，正念干预是帮助助孕患者发展疾病获益感的重要心理干预手段。

5.3. 聚焦外部支持的干预

外部支持主要包括社会和家庭层面的支持性干预策略。马为梅等学者[46]对674例不孕症患者进行人文护理干预，从改善诊疗环境、优化医护服务态度、强化心理疏导及开展特色催眠训练四个维度进行干预，能够有效提高患者疾病获益感，并提升临床妊娠率。在另一项研究中，陈茹[47]采用基于积极心理学理论的团体辅导模式，对63例不孕症患者实施了为期8周的系统干预。具体方式为，先由团体辅导老师进行健康知识宣教，引导患者描绘自我理想蓝图，再鼓励患者加强与家属的沟通交流，积极投身社会活动、帮助他人，同时养成记录快乐事件的习惯。干预频率为每周一次，每次持续时间90 min左右。结果显示，该方法能有效降低患者负面情绪，有效激发其积极心理，从而获得更多益处。刘洋[48]等人选取医院就诊的284例不孕症患者和该院体检中心的284例正常育龄期女性进行对照调查，研究发现不孕症组的家庭功能和社会支持水平与心理获益程度成正比。这进一步印证了外部支持系统在不孕症患者心理获益中的重要作用。

6. 小结

提升不孕患者的疾病获益感具有改善心理调适能力、增强治疗依从性并促进生殖健康结局的重要意义。目前，针对不孕症患者疾病获益感的特异性测量工具尚不成熟，结合我国文化背景和不孕症疾病生态，开发适用于我国助孕患者的疾病获益感评估工具尤为重要，未来需进一步探索如何让评估工具更精准捕捉患者复杂且动态的获益体验。同时，现有研究虽揭示了人口社会学、疾病、家庭支持等多方面影响因素及部分干预策略，但各因素间交互作用、干预策略的长期效果及作用机制等尚不明确，未来研究者可制定更多的干预方案以提升不孕患者的疾病获益感，实现更有针对性的精准干预，并通过多方法、长周期的研究深入解析其内在逻辑。

NOTES

^*通讯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