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当今世界，综合国力竞争既是经济、军事、资源等“硬实力”的竞争，更是文化、教育、制度建设等“软实力”的竞争，文化自信已成为国家和民族发展的重要支撑。书法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象征，不仅具备深厚的文化内涵，还蕴含着经济特性。本文首先构建了一个整合“资源禀赋–政府行为–市场机制–产业联动”四维度的分析框架；进而运用此框架，采用多案例比较研究方法，系统剖析了乌海市、浙江书法村和绍兴兰亭三个典型案例的发展模式与内在机理。研究揭示了书法产业化过程中资源是基础、政府是关键引导、市场是核心动力、产业融合是重要路径的基本规律。同时，本文探讨了书法产业化进程中面临的产业定位与学科归属存在模糊性、市场机制不健全与产业链薄弱、政策支持与专业人才不足等挑战与风险。最后，论文强调文化自信、市场导向、产业融合和政策支持在推动书法产业繁荣中的关键作用。
Abstract: In present-day world, competition in comprehensive national strength is not only about the contest of “hard power” such as economy, military, and resources, but also about the competition in “soft power” such as culture, education, and institutional building. Cultural confidence has become a crucial founda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a nation and its people. As an important symbol of Chinese culture, Chinese calligraphy embodies profound cultural connotations and possesses significant economic characteristics. This paper constructs an integrated analytical framework encompassing four dimensions: resource endowment, government action, market mechanism, and industrial linkage. Applying this framework through a multiple-case study approach, it systematically examines three representative cases: Wuhai City, Zhejiang Calligraphy Village, and Lanting in Shaoxing. The study reveals the fundamental dynamics of calligraphy industrialization, where resources form the foundation, government plays a key guiding role, the market acts as the core driver, and industrial integration serves as a vital pathway. Concurrently, the paper addresses challenges in the industrialization process, including ambiguities in industrial positioning and disciplinary belonging, underdeveloped market mechanisms with weak industrial chains, and insufficient policy support alongside professional talent shortages. Finally, it emphasizes the critical roles of cultural confidence, market orientation, industrial integration, and policy support in promoting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calligraphy industry.
1. 引言
当今世界，综合国力竞争既是经济、军事、资源等“硬实力”的博弈，更日益侧重于文化、教育、制度建设等“软实力”的竞争。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命脉，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1]。《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要“加快发展文化产业，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2]，从政策层面引领文化产业迈向新的发展阶段[3]。党的二十大报告站在国家发展与民族复兴的战略高度，明确将“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列为重大任务，并系统规划了“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实施路径，为新时代文化建设与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4]。在此背景下，中国书法艺术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象征与载体，其传承创新与产业化发展既是文化自信的切实落实，也是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响应新时代文化产业战略部署的重要实践。金元浦指出，我国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文化艺术既有商品性，又有非商品性；既有精神价值，又有物质价值[5]。因此，中国书法可视为一种兼具文化价值与经济属性的资源。从经济视角看，书法文化自古以来就与经济活动密切相关，例如书画家的润格、书法工具的产销、书法作品的展卖、书法教育等[6]，书法产业的发展又能为各种工艺品行业带来商机[7]。书法产业化进程为考察文化生产与市场机制间的互动提供了典型案例。中国书法文化所具备的特性，决定了其发展不能局限于创作层面这一单一文化现象范围，而应依托其强大的文化联动性与相应的衍生链条，推动形成一个涉及社会经济多领域的“大书法文化”产业格局[8]。书法产业作为我国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下，在物质基础和文化内涵建设上均实现了长足发展。基于上述背景，本文旨在通过理论分析与案例比较，深入探讨书法产业发展的动力机制、典型模式与潜在风险。与既有研究相比，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第一，构建一个理论分析框架，系统阐释书法产业发展的主体及其互动关系；第二，采用多案例比较研究方法，选取乌海市、浙江书法村和绍兴兰亭三个具有代表性的案例进行剖析，增强研究的实证基础。厘清书法产业发展的理论基础与总结现有实践路径，对推动我国书法产业在新时代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 书法产业发展理论分析
马克思关于文化生产力的理论论述，最早见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9]。马克思指出：“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马克思认为文化在本质上是一种生产形式，它具有社会生产所有的生产、流通、交换、消费等基本环节，并非仅仅是艺术家个体的内在认知与情感[5] [10]。因此，书法艺术作为文化生产的一种具体形态，其发展演变同样遵循客观的生产规律。与其他产业类似，书法产业在诸多因素的影响下，呈现出不断变化、动态构造的发展过程，通过生产供给发展、消费需求发展、产业组织效率水平和布局合理水平提高而发展[11]。
2.1. 书法产业的概念内涵
文化部于2003年9月颁布的《关于支持和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首次正式将文化产业定义为“从事文化产品生产和提供文化服务的经营性行业”，并将文化娱乐、文化旅游、艺术培训等九大行业划归文化产业范畴[12]。2003年首届中国书画产业论坛在杭州成功举办，2004年中国书协组联工作会议上提出“书法产业”的概念，2007年中国书法艺术产业博览会首次明确将书法视为一项产业来发展[13] [14]，书法产业逐步从理论探讨走向实践。关于书法产业的概念内涵，目前学术界尚未有统一的观点。周一红将书法产业定义为“以产业化、市场化的方式组织书法艺术活动，从事书法用品、书法作品及其衍生产品的生产、流通和服务性活动的行业”[6]；马应福基于产业经济学视角，强调书法产业是由多行为主体参与，涵盖书法创作与交易、书法用品生产、教育培训、拍卖收藏等多种经济活动的集合[15]；杨冬青从产业链构成切入，提出书法产业可理解为围绕书法衍生出的各类配套行业的总称，其中包括艺术创作、教育培训、作品销售、收藏、拍卖、投资等多个细分领域[14]。吴彦颐从市场供需的理论视角出发，将书法产业界定为一种基于市场供求机制，对现有的书法资源进行优化配置和整合的产业形态。书法产业以上游的策划与研发、中游的生产与制作、下游的营销与引导为主要环节[16]。黄建新参考文化部对文化产业的定义，指出书法产业是“以书法为资源进行生产经营，向社会提供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以及与此有关的经济社会活动的集合体”[17]。郑付忠指出，书法产业是一个集创作、展销、收藏、投资和审美批评等于一体的书法产业链[18]。
学者们从不同视角对“书法产业”所进行的界定，不仅反映出书法产业的复杂性和系统性特征，也为全面把握其未来发展方向与制定相应发展策略提供了理论依据，但仍缺乏一个能够系统分析其发展动力与模式的分析框架。应当认识到，书法产业涵盖艺术创作、教育推广、市场交易、资本运作等多个层面，各环节彼此关联、相互支撑；书法产业的健康发展应坚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推动文化与经济的有机结合，实现中华文化的有效保护和当代传承，持续提升书法产业竞争力和社会经济效益。
2.2. 书法产品供求机制
书法产业的提出，旨在使书法艺术在当代商业文化中找到自身的价值地位和生产方式，也为书法家明确其在产业链中的角色。书法家需通过书法市场检验创作成果，依赖市场反馈调适和提升作品的艺术与经济价值；另一方面，书法市场也依赖书法家持续供给高质量书法作品，以满足日益多元的文化消费与收藏需求[19]。所谓书法市场，是指以书法作品交易为核心所形成的市场机制与空间集合，主要包括一级市场(画廊营销等)、二级市场(拍卖会交易)、文化产权交易所、金融产品、要素市场、书法文化旅游和书法主题产业园等多种形态[15]。供求理论认为，在大多数自由市场上，商品价格由商品的供给与需求的均衡水平决定，尽管市场或许不能在市场条件突然变化时立即出清，但市场的趋势总是出清[20]。具体到书法产品，从供给层面看，书法作品主要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已故书法家的作品，其供给完全无弹性，稀世作品往往随宏观经济好转或收藏需求增长而待价而沽；二是在世书法家的作品，这类作品供给具备一定弹性，能够根据市场行情灵活调整书法产品的投放量。书法作品的市场规律与普通生活消费品相比存在差异：普通商品(正常品)供过于求时价格下降；书法作品具有鲜明的观念性、精神性和文化性，且单个书法家的创作能力存在客观上限，书法市场拓展初期往往需要一定数量的作品进行市场培育，有影响力的书法家创作的高水平作品，随着市场占有量的增加与个人知名度的提升，其书法作品的市场价格往往不降反升[10] [19]。然而，当前书法产业化推进的关键并不在于书法产品的供给端的拓展，而是在于对市场需求进行有效激发和引导。市场经济条件下强调以需求为导向进行生产，书法产业要实现可持续发展，除更新观念之外，还要顺应时代发展，契合当代大众的审美取向和消费需求；同时，书法市场的规范化、成熟度及整体繁荣亦是发展的重要前提，应依据市场经济运作规律，系统推进书法产业的有序发展与规模化经营[14] [19]。
2.3. 产业融合理论
产业融合是一种经济现象，其起源可追溯至数字技术的兴起促进了通信、邮政、广播及印刷等传媒行业间的交叉[21]。早期的研究普遍认为，技术创新是产业融合的基础，这一观点主要源于信息技术推动的业态变革。随着产业融合实践与理论认识的不断加深，更多学者指出，技术创新依然至关重要，但在高附加值环节——例如产品设计和品牌营销中，文化创意对于推动产业深度融合与价值提升更为关键[22]。文化具有环境友好型、辐射力强、经济附加值高等特点，特别在互联网时代背景下，文化产业的产业渗透性与融合能力显著增强。作为创意的来源，文化要素与技术、管理共同作用，为产业融合提供持续动力。从产业演进规律来看，非物质生产部门逐渐向实体产业部门渗透，产业的知识化与软性化程度越高，对整体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就越强。这是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内在规律，也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必然表现[23] [24]。具体到书法产业，注重书法文化与经济产业的融合发展，推动书法产业与教育、旅游、文化创意等产业的融合，有利于提升书法作品的市场价值，有利于书法产业在现代经济体系中找到新的增长点，发挥其独特的文化价值和社会影响力，为实现文化与经济的双重发展注入新的动力。例如，“书法 + 教育”——通过开设书法培训课程、夏令营和在线教育平台，在传承和弘扬书法文化的同时培养书法爱好者和从业者；“书法 + 旅游”——通过在历史文化名城设立书法文化旅游园、举办书法主题旅游活动等，吸引游客体验和参与；“书法 + 文化创意”——将书法艺术与现代设计、广告、影视、游戏等领域结合，创造出具有时代特色的书法衍生品，丰富文化创意产品的种类和内容；“书法 + 金融”——书法作品通常是具有较高艺术价值和收藏价值的文化产品，通过艺术品基金、拍卖和金融信托等方式，为书法产业提供更多资本支持和发展机会。
2.4. 理论分析框架构建
基于对既有理论的梳理与整合，本文试图构建一个包含“资源禀赋–政府行为–市场机制–产业联动”四个维度的分析框架，用以系统剖析书法产业的发展。
第一，资源禀赋。指一个区域拥有的书法文化资源基础，包括历史文化遗产(如名家、名作、古迹)、人才资源(书法家、传承人)、群众基础以及相关自然与人文景观等。这是书法产业发展的物质与精神基础。第二，政府行为。指各级政府通过政策制定、战略规划、资金投入、平台搭建、品牌推广等方式对书法产业发展进行引导与扶持。在书法产业发展初期和转型期，政府行为往往起着关键的启动和引导作用。第三，市场机制。指书法产品与服务在供求关系、价格机制、竞争机制作用下的生产、流通、消费与资本运作过程。一个健康、成熟的市场是书法产业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动力。第四，产业联动。指书法产业与教育、旅游、创意设计、制造业、金融等其他产业部门的交叉融合与协同发展。产业融合是拓展市场空间、提升附加值、实现创新发展的重要路径。这四个维度相互影响、相互依存，共同构成了推动书法产业发展的动力系统。
3. 书法产业发展案例研究
在当代语境下，书法的功能已超越传统的审美范畴，其产业化发展模式也突破了以往单纯、零散的书法作品交易形式。当前书法产业的构建，需要在实现产销关系的基础上，进一步整合宣传推广、品牌包装及关联产业资源，多环节协同带动[18]。当前书法产业正积极整合利用社会相关资源，逐步衍生出艺术创作、教育培训、作品销售、收藏、拍卖交易、投资等多种经济活动，催生出多元化业态模式，进而构成了一条中国特有的文化产业链[6] [19]。同时，积极探索将书法文化与文化旅游、教育培训等相关产业的融合，有助于拓宽书法产业的市场空间，提升衍生产品的附加值，增加产业的经济效益。本节采用多案例比较研究法，运用本文所构建理论分析框架，分析具备典型性与多样性的书法产业发展的若干案例，旨在梳理其成功经验与运作机制，以期为其他地区推进书法产业化提供参考依据和实践路径。
3.1. 首个“中国书法城”——乌海
自1994起，内蒙古乌海市将书法艺术确立为城市形象的核心特色，历经14年系统建设，于2008年成功获评首个“中国书法城”称号。乌海市基于当地社会经济状况，探索出一条“政府主导、系统构建”的书法产业化路径。从其发展模式解析，可观察到“资源禀赋–政府行为–市场机制–产业联动”四维度的协同作用。从资源禀赋看，乌海虽非传统书法文化富集区，但通过持续的“书法城”品牌塑造与氛围营造，形成了独特的“后天型”文化资本。在政府行为层面，其主导作用极为突出——不仅在全国范围内率先提出“书法产业化”理念，更通过顶层设计系统推动战略落地：持续举办“中国乌海书法艺术节”、“国际书法博览会”、国际书法艺术作品大展等国家级和国际级大型书法活动以打造核心品牌，并构建起集教培、创作、展销于一体的产业链。这一系列强有力的政府行为，有效激活了市场机制：品牌影响力吸引了海内外艺术家、学者、商家与观众的广泛参与，带动了可观的会展交易规模；同时，民间资本在政策引导下逐步涌入，推动了画廊、拍卖、文房四宝专卖及书法培训等市场的繁荣，显示出市场要素的积极响应。最终，在产业联动维度，乌海成功将书法文化内核与地域特色相融合，把书法元素融入城市建设，并以书法城建设为核心驱动力，带动文房四宝制作、书画奇石交易、文博会展、文化创意设计等文化产业部门的协同发展与提质升级；乌海通过打造“书法 + 旅游”、“书法 + 文创”等业态，有效促进了移民文化、书法文化、草原文化、黄河文化的深度融合与协同发展，形成以书法为引领的区域文化产业集群，实现了文化传承与产业经济效益的双重提升[25]-[27]。总的来说，乌海市作为首个“中国书法城”的发展之路，代表了政府顶层设计驱动、资源后天培育型的城市级书法产业化模式。
3.2. “浙江书法村”
2013年，浙江省文联与省书法家协会共同推动“浙江书法村”创建工作，这一政府与行业组织的主导行为，旨在通过培育乡村基层书法文化典范，发挥区域示范效应，是典型的自上而下的政策引导，从而更好地满足广大农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高质量精神文化需求。在资源禀赋方面，这些乡村依托于“白天握锄，夜间舞墨”的深厚群众书法基础与历史传统，挖掘本地独有的书法文化资源，为书法文化与传统优势经济产业融合发展提供了内生动力。在市场机制层面，各书法村积极回应市场需求，将文化资源转化为经济价值。例如：上田村用书法元素对当地竹产业与茶产业等特色农业进行品牌赋能，通过设计具有书法美学的农产品包装，增强农产品的IP认知度、品牌价值与市场竞争力；中兴村、金源村则凭借丰富的书法旅游资源，定期举办书法作品展、讲座与小型笔会，吸引书法家、历史学和考古学学者及文化爱好者等前来参观，直接带动文化旅游消费；洪坑桥村与东乡村基于悠久的习书传统，催生了一批书法教培机构，形成了以书法技能培训为核心内容的服务性消费市场[28]。在产业联动维度，“浙江书法村”成功催生了“书法 + 农业”、“书法 + 旅游业”以及“书法 + 教育培训业”等特色发展模式，推动了书法与农业、旅游、教育等多产业深度融合，不仅实现了文化传承与产业创新，也促进了乡村在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多维度的振兴。例如，温州宁村以打造书法文化艺术高地为契机，推动“书法 + 红色”、“书法 + 非遗”、“书法 + 文创”等多业态融合发展。通过整合红色文化、书法文化和非遗资源，推出“寻根海滨 文人丹心”等研学旅游线路，吸引了大量游客前来，让书法和乡村旅游相得益彰，实现村集体年收入约700万元，人均收入约1.5万元。综上所述，浙江书法村代表了基层自发与政府引导相结合、书法赋能乡村振兴的乡村模式。
3.3. 中国书法文化朝圣地——绍兴兰亭
绍兴兰亭自古钟灵毓秀，文化璀璨。东晋永和九年，书圣王羲之于会稽兰亭挥毫写就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的《兰亭集序》，自此，兰亭逐渐成为中国书法文化的圣地与象征。这一深厚的历史底蕴为其产业化发展提供了独特的文化资源禀赋。在政府行为层面，绍兴依托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丰富的旅游资源，持续推动传统书法文化创新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通过规划建设兰亭国家级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营地、支持兰亭书法学院拓展海外教学点等举措，为书法产业体系构建提供了关键支撑。在市场机制方面，兰亭的品牌效应产生了显著的经济效益：绍兴是全国最早形成以书法文化为旅游产业的地方，国内外游客和书法爱好者纷纷前来朝圣，形成了稳定的“书法 + 旅游”市场，2024年兰亭景区全年共接待游客83.05万人次，比2023年同期增长36.86%，总营收比2023年同期增长16.04% [29]；2024年接待研学学生14万人次，全年书法文化研学收入突破500万元[30]。每年超过十万人次参与的书法教育与培训活动，以及来自日本、韩国、美国等10余个国家的学员，构成了规模可观的培训消费市场；同时，“兰亭的故事”文创品牌推出的七大系列、近千款产品，展现了书法创意产品的市场活力。据报道，2017年兰亭镇与书法关联的文化创意产业的年产值已达2.5亿元，年增加值达3000万元，增加值年均增幅30%以上[31]。在产业联动维度，绍兴成功构建了多层次融合发展的产业生态，不仅形成了“书法 + 旅游”、“书法 + 教育”、“书法 + 培训”等成熟业态，更通过“书法 + 创意产业”将书法艺术与纺织、丝绸、黄酒等地方特色产业深度融合，实现了传统文化资源向现代产业体系的创造性转化，显著提升了城市文化形象和产业竞争力[32] [33]。绍兴兰亭作为书法文化圣地，代表了依托顶级历史文化遗产IP，进行全产业链开发与文旅融合发展的模式。
4. 讨论与启示
4.1. 书法产业化的挑战与风险讨论
我们在肯定书法产业化积极意义的同时，必须清醒认识到其进程面临多重挑战与潜在风险。基于对现有文献的梳理，本文认为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第一，产业定位与学科归属存在模糊性，陈志平指出，书法在学科体系中长期徘徊于“文学”与“美术”之间，虽被列为一级学科，却面临“专业化”被曲解为“技术化”、“美术化”趋向削弱其人文内涵的风险，导致行业出现“低端化”倾向，部分从业者与毕业生在社会竞争中处于边缘地位[34]。第二，市场机制不健全与产业链薄弱，马应福分析认为，书法市场存在主体界定不清、价格操纵、赝品泛滥、供求失衡等问题，加之产业链各环节衔接松散，缺乏规模化企业与现代营销模式，制约了产业整体效能[15]。第三，政策支持与专业人才不足，杨冬青强调，当前扶持政策不完善、公共平台缺失，同时书法产业在创意设计、经营管理、鉴定评估等领域的高素质人才严重匮乏，影响产业创新与国际化进程[14]。综上所述，书法产业化不仅需应对市场失序与结构缺陷，更须在学科建设与文化价值传承之间寻求平衡，否则可能在追求经济效益的过程中丧失其作为民族文化的内在精神本质。
4.2. 结语与启示
“书法是可以产业化的国粹。”在当今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书法艺术发展走产业化之路，是顺应时代演进过程的必然结果[13]。中国书法是中外文化对话的重要媒介，承载并传递着中华民族“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文化理念和精神底蕴。书法在个体层面为涵养性情、锤炼心志提供了深植的土壤，在哲学层面则实现了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统一[17]。产业化的生产方式给作为优秀传统文化的书法艺术注入了强劲的发展活力，使其摆脱了单纯的传统技艺形态，发展成为一项新兴产业。书法产业在变现书法文化价值、传承和发扬中华文化、促进文化交流、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随着人们对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日益增加，书法产业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市场机会。实现书法产业化一个前提是书法市场的规范、成熟、繁荣，带动整个书法相关产业的高效运转。通过对书法产业发展的理论分析和案例研究，本文得到以下启示：第一，文化自信是推动书法产业发展的基础。引导公众增强对书法文化的自信，注重书法文化的宣传和教育，提升公众对书法的认知和热爱，通过各种形式的文化活动和教育培训，助推书法产业的发展。第二，书法产业的发展需要遵循市场需求，注重市场调研，同时加强文化创意的融入，通过创意设计、品牌建设和文化包装等手段，提升书法产品的市场竞争力。第三，产业融合是书法产业发展的重要途径。通过与教育、旅游、文化创意等产业的融合，通过跨界合作和资源整合，形成新的产业增长点，拓展书法产业的市场空间和发展潜力。第四，书法产业的发展需要理论指导下的政策支持。政府和相关部门应依据理论研究成果，制定有针对性的支持政策，如提供资金支持、优化市场环境、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等，推动书法产业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