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春晚，作为全球华人共同关注的文化盛宴，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与情感寄托。小品节目以其贴近生活、诙谐幽默的特质，深受观众喜爱，成为春晚舞台上不可或缺的亮点。赵本山的经典小品《卖拐》，凭借独特的幽默风格与深刻的社会洞察，在春晚小品发展历程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至今仍为观众津津乐道。
语言，作为小品幽默表达的关键要素，在构建喜剧效果中起着核心作用。语言变异作为小品创作的常用手法，通过巧妙打破常规语言规则，构建出新颖独特的表达形式，引发观众的强烈共鸣与开怀大笑。深入剖析《卖拐》中的语言变异现象及其所产生的幽默效果，不仅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春晚小品的语言艺术魅力，还能为喜剧语言创作提供重要的理论支撑与实践参考[1]。
本研究将从语音、词汇、语法、语义等多个层面，系统分析《卖拐》中的语言变异现象，探究其背后的创作规律与幽默生成机制。
(本文语料来源于赵本山小品《卖拐》台词。)
2. 语言变异理论概述
2.1. 语言变异的定义
语言变异是指在语言使用过程中，因社会、文化、心理等因素的影响，语言形式偏离常规规则的现象。这种变异不仅体现在语音、词汇、语法等语言结构层面，还涉及语用层面的变化。
2.2. 语言变异的类型
在语言结构层面，语言变异可划分为语音变异、词汇变异以及语法变异这三大类别。语音变异具体表现为发音方式的改变、韵律节奏的调整等；词汇变异的形式包含新造词汇、旧词赋予新含义的运用以及方言词汇的融入；语法变异则涉及语序的重新排列、词性的灵活使用、句子成分的省略或者增添。从语用的角度来看，语言变异体现为对合作原则、礼貌原则等语用规则的打破，还有特殊语境的构建与运用。
2.3. 语言变异与幽默的关系
幽默通常源于对常规的突破以及意外元素的呈现。语言变异借助打破人们习以为常的语言模式，构建出一种超乎预期的表达，进而引发乖讹之感。在理解这些发生变异的语言时，观众会通过认知的调节与语境的融合，消除乖讹感，最终达成幽默的效果[2]。
3. 《卖拐》中的语言变异现象分析
3.1. 语音变异
3.1.1. 押韵的使用
押韵，就是在句子末尾选用韵母相同或相近的字，这样一来，整个语段读起来朗朗上口、铿锵有力。相声和小品常常运用这一语言技巧，让内容趣味十足，更具感染力[3]。小品《卖拐》中的台词运用了很多押韵技巧。
例(1)：高秀敏：听说人家买马上人家那卖车套，听说人家买摩托上那卖安全帽，听说人家失眠上那人家卖安眠药……
例(2)：赵本山：我能把正的忽悠斜了，能把蔫的忽悠谑了，能把尖人忽悠嗫了，能把小两口过的挺好，我给他忽悠分别了。
例(3)：脑袋大，脖子粗，不是大款就伙夫。
例(1)、例(2)和例(3)通过“套、帽、药”、“斜、谑、嗫、别”和“粗、夫”的押韵，使得该小品的台词朗朗上口，富有韵律，同时强化了表达效果，使观众在欣赏节奏感时产生幽默感受，生动风趣。
3.1.2. 同音字(词)和谐音的使用
例如《卖拐》中赵本山脑筋急转弯的对话。
例(4)：赵本山：请听题：树上骑(七)个猴，地上一个猴，加一起几个猴？
范伟：八个猴！
赵本山：错！
高秀敏：俩猴！
赵本山：树上骑着个猴，地下一个猴，加一起俩猴。
范伟：骑着呀？
高秀敏：骑马那个骑。
对话中，因为“七”在东北方言中读阳平，所以与“骑”同音，从而使得“树上骑个猴”听起来如同“树上七个猴”，这也与言语者的说话意图有关，听话人故意对说话人使用的同音字(词)或谐音字(词)进行错误解读，歪曲原本含义，这样的做法也能营造出幽默的效果。
《卖拐》中设计了许多巧妙的语音变异。例如，“大忽悠”中的“忽”字，本应读阴平调，但赵本山却将其念成类似阳平调。这种独特的发音方式瞬间赋予角色狡黠、夸张的气质，让观众觉得诙谐有趣。
3.2. 词汇变异
3.2.1. 方言词的运用
《卖拐》中大量运用东北方言词，为小品增色不少。例如，“忽悠”在东北方言中表示欺骗，赵本山通过夸张的语气和表情反复使用这个词，将其喜剧化。观众在熟悉与陌生之间找到笑点，同时感受到东北方言的直爽和幽默，为小品增添了浓郁的东北风情，使场景更加生动。然而，这些方言词汇的运用远非仅为增添地方色彩，其背后蕴含着深刻的社会语言学意涵。
《卖拐》围绕“忽悠”一词展开，以核心词“忽悠”为例，它在东北方言中本身就承载着一种独特的文化张力。一方面，它体现了机敏、变通与语言技巧；另一方面，它又明确指向欺骗、蒙蔽的负面含义，带有狡黠甚至不道德的成分。这种“智慧与狡黠并存”的复杂语义，恰恰是《卖拐》中角色魅力和喜剧张力的核心来源。“大忽悠”赵本山将“忽悠”技艺发挥到极致，既展示了语言操控力的惊人效果，也暴露了小品中所塑造角色的欺诈本质。
再看其他方言词。
例(5)：范伟(对高秀敏)说：“哎呀大姐你就别老跟着瞎搅和了行不行啊？”
这里的“瞎搅和”和“掺和”是典型的东北方言表达，意为“胡乱参与”、“多管闲事”、“添乱”，它们常用于熟人之间，尤其是长辈对晚辈、平辈表达不满或划定界限时，带有强烈的口语化、情绪化和地域化色彩。例句中范伟用此词试图将高秀敏排除在“医患交流”之外，这种词汇的使用，反映了东北文化中直率、不客套的人际交往方式。
例(6)：高秀敏：“什么玩应严重啊？”
这里的“玩应”(也常写作“玩意儿”)在东北方言中相当于“东西”、“事情”、“家伙什儿”，带有浓厚的口语化、随意化甚至略带贬义或戏谑色彩。用“玩应”来指代范伟那“严重的病”，既符合高秀敏角色作为“托儿”的表演需要，假装无意透露，又以一种粗粝的语言方式消解了“疾病”话题本身的沉重感，为后续荒诞的“诊断”做铺垫服务于喜剧效果。
这些方言词汇绝非孤立存在，它们共同作用，将东北地域特有的直率、市井、江湖气、情感表达方式以及人际互动规则，淋漓尽致地呈现在观众面前。它们使小品的讽刺对象——那些利用信息差、情感操控和语言技巧进行的欺诈行为——深深植根于具体的地域文化语境之中，赋予了其更鲜活的生命力和批判深度。小品对这些方言词汇的成功运用，使其成为传播东北文化、反映特定社会交往形态的鲜活语言标本。
小品依托春晚这一国家级平台的巨大传播力，瞬间将方言词汇推至亿万观众面前。“忽悠”一词本身简洁、生动、形象，其行为模式即用语言诱导他人相信不实之事，在社会生活中具有普遍性，极易引发共鸣。《卖拐》通过夸张的艺术手法，将“忽悠”的效果展现得淋漓尽致，使其具备了成为文化符号的潜力。“忽悠”的全国化流行，不仅是语言接触和传播的结果，更是小品对社会心理精准把握的体现。《卖拐》的巨大成功，直接推动了“忽悠”一词从东北方言进入全国通用语词汇库，并迅速流行开来，成为描述花言巧语进行欺骗的代名词。这一现象的文化动因值得深究。
3.2.2. 新造词与旧词新用
小品中还创造出许多新奇的词汇和表达。
例(7)：赵本山：双脚离地了，病毒就关闭了，聪明的智商又占领高地了。
其中“占领高地”是军事术语，却被用来形容智商提升，这种反差强烈的旧词新用打破了观众的常规认知，产生了幽默效果。此外，类似“防忽悠热线”这样的新造词，结合了“忽悠”主题，增强了小品的诙谐感。
3.3. 语法变异
3.3.1. 语序颠倒
小品中存在多处语序颠倒的现象。例如，“缘分啊！”正常的语序应为“啊，缘分”，但通过前置“缘分”，突出了该概念，同时让语言更具情感色彩和调侃意味。
例(8)：哎呀妈呀，你说这玩意儿，到时候别整岔劈了。
这种语序调整突出了说话者的急切情绪，增加了幽默效果。
3.3.2. 词类活用
例(9)：高秀敏：啊——大忽悠！大忽悠！
赵本山：喊啥大忽悠，今儿出来卖这玩意儿，别叫我艺名行不行？
这里的“大忽悠”用作称呼，“忽悠”本是动词，意为用欺骗、蒙骗等手段让别人上当。但在语言的实际运用中，存在词类活用现象，这里“忽悠”被当作名词性成分使用，“大”作为形容词修饰它，“大忽悠”就成了一个具有指称意义的词语，用来指称擅长忽悠、经常忽悠别人的人。
例(10)：赵本山：今天卖拐，一双好腿我能给他忽悠瘸了。
“瘸”本是形容词，但在此被用作动词，表达“使……瘸”的含义。这种词性活用打破了常规语法规则，创造出简洁而富有表现力的语言形式，引发观众的新奇感和幽默感。
例(11)：高秀敏：啊，拐了噢，拐啦，拐了噢！拐啦，拐啦！拐啦！
范伟：我说你瞎指挥啥呀你啊？你知道我要上哪你就让我拐呀你啊？
这里的“拐”，说话人的本意是卖“拐”，意思是“卖拐杖”，但是听话人当时正在骑自行车，所以在听到这个指令时，以为是有人提醒他“拐弯”，这里我们在台词中考虑为词类活用，这里的用法不仅可以强调该小品的主题，还可以引出人物，推动情节发展，更重要的是同时也能体现小品的幽默感。
例(12)：你这不是瞎白话嘛！
这里“白话”本是名词，但在此被用作动词，表示“乱说”，使语言更加生动活泼。
3.4. 语用变异
3.4.1. 合作原则的违背
格赖斯所提出的合作原则，涵盖数量准则、质量准则、关系准则以及方式准则。
在经典小品《卖拐》里，赵本山的言语行为多次背离这些准则。
当范伟向赵本山询问拐杖价钱付钱时，赵本山通过高秀敏的回答利用谐音转移话题，将“付钱”的话题转移到“自行车”上，使得听话者自然地将“付钱”和“自行车”联系在一起，将“自行车”当作“抵押”付款。这一行为显然违背了关系准则。这种信息传递的不对称，巧妙地营造出悬念与冲突。观众在信息接收的对比过程中，能够切实感受到其中的幽默元素。
此外，赵本山在介绍拐杖时，过分夸大其功效，这无疑违反了质量准则。这种传递虚假信息的行为，与观众的日常认知形成强烈反差，进而产生了极具趣味性的幽默效果。
3.4.2. 礼貌原则的偏离
小品中，赵本山对范伟使用了一些不太礼貌的语言。
例(13)：赵本山：站下！非常严重。
高秀敏：啥呀？
赵本山：太严重了。
范伟：说啥呐？
赵本山：呵呵，没你事儿。
高秀敏：什么完应严重啊？
赵本山：应该告诉他……不告诉这病，危险……没事儿，我这看出点问题来，媳妇儿不让我说，你也不能信，你走吧，没事儿……呵呵……没事儿……走!
范伟：神神叨叨的你可真是。
赵本山：就这病发现就晚期！
范伟：你怎么回事你啊？大过年地说点好听的！怎么回事儿！
大忽悠直言不讳地说他这种病发现就是晚期，而被忽悠的人听到这种话，则会造成双方的冲突与矛盾，这样的对话则偏离了礼貌原则，这种表达在特定情境下成为制造矛盾的手段，观众在观看两人争执时觉得有趣，从而引发笑声。
4. 《卖拐》语言变异产生幽默效果的机制
《卖拐》的幽默并非语言技巧的简单堆砌，而是小品作者精心构建的“语言变异”作用于观众认知心理所产生的综合效应。乖讹–消解理论与认知不协调理论为理解其机制提供了重要视角，本节将结合《卖拐》的系统性特征进行更深层次的剖析。
4.1. 乖讹–消解理论
乖讹–消解理论认为，幽默源于对预期或常规的打破及其后续在特定语境下的合理解释[4]。在《卖拐》中，这一过程并非单一、孤立地发生，语言变异打破了观众对正常语言表达的预期，产生乖讹感。
4.1.1. 语言单位变异
小品中东北腔调对标准音的偏离，如“忽”的变调、谐音误导“骑”——“七”、押韵的刻意强化“斜、谑、嗫、别”等，瞬间打破观众对标准、清晰语音的期待，产生初步的陌生感和趣味性。方言词“忽悠”、“玩应”、“瞎搅和”等对通用语的偏离，旧词新用“占领高地”对语义常规的颠覆，新造词“防忽悠热线”对词汇库的临时扩充，都制造了理解上的短暂障碍。
同时，“忽悠”一词的反复使用让观众觉得奇特，但随着剧情推进，观众理解其在欺骗情境中的含义，乖讹感被消解，幽默效果随之产生。再如押韵台词“脑袋大，脖子粗，不是大款就伙夫”，这种独特的表达打破了常规，但结合剧情，观众理解其用于描绘人物特征，乖讹感消解，幽默感显现。
4.1.2. 语用规则变异
在语用上，小品中“病毒关闭”、“智商占领高地”严重夸大拐杖功效，故意提供不足信息如隐瞒真实意图或冗余信息，使用模糊、歧义、冗长的表达，如“非常严重……太严重了…就这病发现就晚期！”来制造悬念等，故意答非所问、转移话题，如“付钱”谐音引向“自行车抵押”等。“大忽悠”的整个话语策略建立在系统性违背格赖斯合作原则之上，这构成了更核心的乖讹动力。
这些语用层面的乖讹，其消解依赖于对整个“忽悠”情境和叙事逻辑的把握。观众作为“全知视角”的观察者，洞悉大忽悠的欺骗意图，理解其违背语用规则是服务于“设局”到“行骗”的核心目标。当范伟一步步落入圈套，观众在对其“上当”行为的认知中，完成了对语用乖讹的消解，即认识到这些违背是“骗子”角色的合理行为逻辑。这种消解伴随着对角色愚蠢或狡诈的评判，强化了喜剧效果[5]。
4.2. 认知不协调理论
认知不协调理论强调，当个体同时经历两种或多种在心理上不一致的认知时，会产生紧张、不协调的感觉，并倾向于减少这种不协调。从认知语言学角度看，语言变异会引发观众的认知不协调[6]。
在《卖拐》中，语言变异正是制造认知不协调的关键触发器。《卖拐》的高明之处在于，它并非简单地堆砌不协调，而是通过系统化的语言变异和叙事推进，诱导观众进行暂时的“框架转换”。
例如，“占领高地”被用来形容智商提升，观众原本的认知被打破，需要重新建立联系以消除冲突。在这个过程中，幽默效果产生。再如，方言词的运用也让不熟悉东北方言的观众产生认知陌生感，但随着剧情发展，观众逐渐理解其含义，感受到语言变异的幽默。同时，小品演绎的整个骗局的前提，健康人变瘸，及其“理论依据”双脚离地病毒就会“关闭”与观众牢固的现实认知和科学常识发生根本性冲突，这是最强烈、最核心的不协调来源[7]。
《卖拐》通过其系统化的语言变异，精心构建了一个内部自洽的“忽悠话语场域”。它一方面在微观和中观层面制造认知不协调，并通过局部语境和框架内的“合理性”诱导观众进行认知重构，产生即时幽默；另一方面，在宏观层面制造无法调和的荒诞逻辑，与现实逻辑产生了认知冲突，在观众最终跳出框架、识别这种冲突的欺骗本质时，将不协调升华为深刻的讽刺。乖讹的消解与认知的转换，共同构成了《卖拐》幽默效果生成的深层心理机制，完美服务于其对社会“忽悠术”进行夸张化模拟与批判的核心目标。
5. 《卖拐》语言变异的文化内涵
5.1. 地域文化的呈现
例(14)：范伟：哎呀大姐你就别老跟着瞎搅和了行不行啊？这是病人和病人之间在探讨病情，你老跟着掺啥呀这是……我看这腿怎么回事……
在赵本山的小品《卖拐》里，东北方言的大量运用成为一大亮点，比如例子中的“哎呀大姐”、“瞎搅和”、“掺”这些在东北话中的表达方式淋漓尽致地展现出东北地域文化的独特韵味。东北方言特有的豪爽、幽默以及生动活泼的特质，与小品的情节相互交融、相互映衬，共同营造出强烈的喜剧效果。
小品中，诸多东北方言词汇的频繁亮相，为观众搭建起一座通往东北生活情境的桥梁。就拿“忽悠”一词来说，在《卖拐》里堪称核心词汇。大忽悠凭借一连串的“忽悠”话术，成功把好端端的范伟“忽悠”瘸了，像“颠勺”、“切墩”、“你跺你也麻！”、“缘分呐！”等台词，看似毫无关联的言语，在“忽悠”逻辑下，让范伟一步步掉进陷阱。
这些方言词汇不单单是简单的语言符号，其背后深深蕴含着东北地域的文化内涵，全方位展现出东北人直爽、热情、幽默的性格特征，极大地促进了东北地域文化在全国范围内的广泛传播，让更多观众对东北文化有了更直观、更深刻的认识与喜爱。
5.2. 社会现实的反映
在经典小品《卖拐》中，巧妙运用语言变异手法，对社会里的欺骗现象予以辛辣讽刺。赵本山凭借歪曲语言逻辑、隐匿关键信息等一系列手段，成功“忽悠”住范伟，这一情节生动映照出在现实生活中广泛存在的虚假宣传、诈骗等负面行为。
具体来看，赵本山把极为普通的拐杖大肆吹嘘成具备神奇治病功效的神器，这一表现与现实中那些毫无底线的虚假广告如出一辙。观众在观看小品的过程中，因这些夸张又真实的情节而欢笑不断，与此同时，也在欢笑背后对社会上这类不良现象有了更为透彻且深刻的认知。这种通过艺术形式来揭示社会问题的方式，不仅使小品具有极高的娱乐价值，更赋予其发人深省的社会意义，引发大众对社会现象的反思与探讨。
6. 总结
综上所述，赵本山小品《卖拐》凭借在语音、词汇、语法和语用等维度上灵活运用语言变异策略，巧妙借助乖讹–消解、认知不协调等原理，成功营造出极具感染力的幽默氛围。这些语言变异的运用，一方面极大地丰富了小品的语言表现形式，为观众带来全新的语言审美体验；另一方面，以诙谐幽默的方式展现了地域文化风情，深度映射社会现实，引发观众的广泛共鸣。
通过对赵本山经典小品《卖拐》中语言变异现象的剖析，本文揭示了其幽默效果的生成机制及其深层的文化社会内涵。研究表明，《卖拐》的艺术成就的核心在于它成功构建并运作了一个以“忽悠”概念为中枢、逻辑高度自洽的“语言变异系统”。该“系统”并非零散的语言技巧堆砌，而是围绕“实施忽悠”这一核心行为，在语音——东北腔调、独特发音、谐音误导、词汇——核心方言词“忽悠”的反复强化、新造词“防忽悠热线”、旧词新用——“占领高地”、语法——语序颠倒强调关键信息、词类活用制造新奇表达以及语用——系统性违背合作原则制造信息差、偏离礼貌原则引发冲突等多个层面进行协同性、系统性的语言规则偏离。这种偏离并非无目的，而是服务于“忽悠”这一行为的逻辑链条，即制造悬念(语用违背)–歪曲认知(词汇、语法变异)–强化荒谬(语音变异、夸张表达)–达成目的。各层级的变异相互支撑、环环相扣，形成一个内部逻辑自洽的“忽悠话语场域”。
这一高度系统化的语言变异系统，其根本功能在于对社会现实中存在的欺诈、虚假宣传、信息不对称等现象进行夸张化的艺术模拟与讽刺。大忽悠的语言策略，夸大其词(违背质量准则)、转移焦点(违背关系准则)、利用认知盲点(谐音、歧义)这些正是现实中种种“忽悠术”的戏剧性放大。观众在识别这些精心设计的语言变异、体验“乖讹–消解”带来的幽默快感的同时，实质上也在完成对社会上类似欺骗逻辑的认知与批判。语言变异在此成为透视社会病灶的棱镜。
因此，《卖拐》的经典价值，不仅在于其精湛的语言技艺和即时的喜剧效果，更在于它通过构建一套高度系统化、自洽的语言变异体系，以幽默为武器，完成了对社会现实一次深刻而巧妙的讽刺性模拟与文化批判。其“忽悠话语系统”的成功运作，为喜剧创作如何将语言形式创新、地域文化表达与社会议题反思有机融合，提供了极具启发性的范本。
从《卖拐》这一经典小品中，我们得以窥见语言变异在喜剧创作中的独特价值。未来，无论是喜剧创作者，还是语言研究学者，都可以继续深挖这一领域。创作者可将这些变异手法融入新作品，创作出更多像《卖拐》一样，既好笑又有内涵的喜剧。语言学者则可拓展研究范围，从更多喜剧作品中剖析语言变异规律，为喜剧创作和语言发展提供理论助力。期待喜剧语言在不断探索中，绽放更多光彩，为观众带来更多欢乐与思考，让喜剧艺术的魅力经久不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