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影视作品作为直观、生动的文化载体，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出去”中扮演着关键角色[1]。近年来，《长安三万里》等文化历史题材动画电影在海外受到关注，其英文字幕成为传播唐代诗歌、官制、哲学思想等文化元素的重要渠道。这类影片的翻译不应停留在语言转换层面，而应以文化移植为根本准则，实现有效的跨文化交际[2]。因此，此类历史文化题材影片的字幕翻译面临着特殊挑战：如何在有限的屏幕空间与瞬时呈现条件下，既准确传达高密度的文化专有项，又能克服汉语意合结构带来的转换困难，实现字幕翻译的语篇连贯。
目前，语篇衔接理论在影视翻译中的应用研究已取得显著进展，但多数成果集中于通用或现代题材。针对《长安三万里》这类文本，其字幕在处理如“中丞”、“大鹏”、“二十解书剑”等富含盛唐历史语境的表达时，所暴露出的照应指代矛盾、文化意象复现混乱、逻辑连接隐晦等衔接失当问题，尚未得到系统性的专项探讨。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影视字幕翻译深受时空限制(如单句时长、字符数)与瞬时性不可回溯的制约，国际上通行的准则是一个画面字幕持续的时间最长不可超过6秒，最短不可少于1秒[3]。在此条件下，语篇衔接的成败直接决定了海外观众的理解流畅度与文化认知效果，这使得对该片英译字幕进行专项衔接研究具有显著的紧迫性与独特性。
鉴于此，本研究选取《长安三万里》官方英文字幕为研究对象，以韩礼德和哈桑的语篇衔接理论为分析框架，旨在系统考察其汉英转换过程中在语法衔接(照应、省略、连接)与词汇衔接(复现、共现)两个层面的典型问题。本研究将采用文本细读与案例分析的方法，首先识别字幕中的衔接失当现象，进而剖析其成因及对文化传递和语篇衔接的损害，以此为基础提出针对性的优化策略。
另外，本研究具有显著的实践价值与理论意义。在全球化背景下，推动中国文化产品高质量“走出去”已成为重要课题。《长安三万里》作为一部承载了丰富唐代诗歌、哲学与历史意象的动画作品，其英文字幕的翻译质量直接关系到文化信息的传递效度与国际观众的接受程度。本文系统剖析该片字幕在语篇衔接层面的具体问题，所提出的显化、补全、统一文化意象等优化策略，对同类影视文本的翻译实践具有直接参考价值，有助于提升中国历史题材作品在国际市场的可理解性与感染力。同时，在理论层面，研究不仅验证了语篇衔接理论在影视翻译领域的适用性，更进一步拓展了其于高文化密度文本中的解释边界，为构建更具操作性的历史文化翻译分析框架提供了有益探索。
2. 理论基础
韩礼德(Halliday)和哈桑(Hasan)在《英语中的衔接》(Cohesion in English)中系统提出的语篇衔接理论，为本文提供了核心分析框架。韩礼德和哈桑指出，句子能否构成语篇，关键在于彼此之间是否具有衔接与连贯关系[4]。该理论在中国学界也获得了深入探讨与拓展，如胡壮麟[5]、张德禄[6]等学者对其进行了完善与应用，进一步巩固了其作为语篇分析基石的地位。
根据韩礼德与哈桑的经典分类，衔接手段可分为语法衔接与词汇衔接。语法衔接主要包括照应、替代、省略和连接四大类。照应通过代词等成分实现指代关系；替代通过语法手段替换前文成分以避免重复；省略则以零形式隐含已知信息；连接则借助连接词明确句间逻辑关系。这四种机制共同运作，在语法层面为语篇提供结构上的黏着性。词汇衔接则通过词汇间的语义关系网络实现连贯，具体表现为复现(如重复同义词、近义词、上下义词等)与共现(即意义上关联的词项习惯性同现)两种方式。
尤为重要的是，语篇衔接理论在翻译研究领域已被证明具有强大的解释力[7]。翻译的本质是语篇的跨语言再生，成功的译文必须重构出与原文等效的衔接网络。对于《长安三万里》这一特定字幕文本而言，其翻译过程本质上是将汉语高语境、意合式的隐含衔接，转化为英语形合式的显性衔接。这一转换因唐代文化负载词的存在而难度倍增，若衔接处理不当，极易导致海外观众的理解断层，这也构成了本文分析的核心出发点。
3. 《长安三万里》英译字幕语篇衔接示例分析
本文将依照韩礼德与哈桑的语篇衔接理论从语法衔接与词汇衔接对《长安三万里》英译字幕进行逐项分析。分析以英译字幕语料为基础，侧重揭示字幕在形合目标语中如何显化或未能显化汉语意合衔接，进而影响海外观众理解。需要注意，笔者经过细读字幕文本，发现该字幕翻译在语法衔接方面未存在明显的替代衔接手段，故下文主要从照应、省略和连接三个维度进行案例分析。
3.1. 语法衔接
3.1.1. 照应
例1
“吐蕃大军将长安团团围住”
“The Tubos have besieged Chang’an.”
“郭子仪郭元帅军在何处？”
“Marshal Guo Ziyi’s army, where are they?”
分析：该句中代词“they”回指前文出现的“Marshal Guo Ziyi’s army”。根据韩礼德与哈桑的衔接理论，有效的照应关系必须建立在形式与语义的一致性基础之上。周巧红[8]在论述语篇衔接途径时也指出，成功的照应有助于实现语篇内部词句的有机结合，否则将引发编码与解码过程中的障碍。就英语中集合名词的指代习惯而言，译者需在单复数形式上保持统一，及满足形义一致性原则[9]。本例中，先行项为单数形式的“army”，而指代代词却选用复数形式的“they”，导致指称不一致，进而增加了解码的认知负担。原译者之所以选择“they”，或许是出于语义层面的考虑：意图强调“军队”是由众多士兵构成的集体，从而在认知上更贴近“人”的复数概念，而非抽象机构。然而从衔接机制来看，照应的本质是在避免重复的同时确保所指的可还原性；一旦代词与先行项在“数”或“类型”上出现冲突，便会导致照应失效，语篇衔接也因此被削弱。因此，建议将原句调整为“Marshal Guo Ziyi’s army—where is it？”或“Marshal Guo Ziyi’s troops, where are they?”，以恢复数的一致性与语篇的连贯性，降低读者的理解成本。
例2
高适：公公但问，高适知无不答
Gao Shi: Ask, sir, and I’ll say all I know.
公公：李白
Gong Gong: Li Bai
分析：此例凸显了中文意合与英语形合在逻辑衔接上的根本差异。中文“李白”作为一个独立的话轮，是高度依赖语境的话题开启标记，其完整含义“我要问的是关于李白”对于对话双方是不言自明的。原译者将其直译为“Li Bai”，或是为了保留中文对话的简洁风格与原话轮的突然转折效果，试图再现公公单刀直入的提问语气。然而，直译为孤立的“Li Bai”在英语中则造成了逻辑断层，因为它与上文“Ask, sir, and I’ll say all I know”之间缺乏形式上的关联，使得英语观众难以瞬间理解其功能是提问、命令还是陈述。英语作为形合语言，依赖显性的语法结构来构建逻辑关系[10]。因此，将隐含的语义显化，例如译为“My questions are about Li Bai”，通过补充“My questions are about...”这一主谓结构，明确建立了与上文的因果联系，符合英语的表达规范。从字幕翻译的特点来看，该译法在信息传递上更具优势：它以简洁的句式在单行字幕内完成了语义补充，确保了观众在瞬时观看中的理解流畅，实现了信息密度与接收效率的平衡。因此，诸如此类翻译不能只是简单地进行直译，更要将英汉两种语言形合意合的不同纳入考虑范围之内。
3.1.2. 省略
例3
“弃城”
“Abandon the fort.”
“退向泸水关。”
“Retreat to Lushui Pass!”
分析：此例揭示了汉英命令句在主语省略上的深层差异，其根源在于两种语言不同的意义构建模式与认知路径。汉语作为高度意合的语言，其命令句“弃城”、“退向泸水关”典型地体现了“动作优先”的思维模式：语言的核心信息直接由动词承载，主语在共享的戏剧语境(如战场、将军与士兵的身份)中被默认，听话人的理解过程是从动作到执行者。王玉英和张莲[11]也在研究中指出，汉语语篇中主语的省略是常见现象，其理解依赖于语篇构建的语义环境。然而，英语作为形合语言，其句法结构要求一个更稳定的“主谓”框架。英语母语者的认知习惯更倾向于从执行者到动作的路径，即先锚定行为的发出者或接收者，再处理具体行为。因此，将中文的“动作优先”模式直译为“Abandon... Retreat...”，虽然在语法上构成了祈使句，但在瞬时性的字幕语境中，却抽离了英语赖以清晰理解的潜在框架。这使得指令如同没有明确目标的流弹，导致观众在解码时会产生“谁去执行？”的瞬时疑问，从而增加了认知负荷。因此，字幕翻译的优化策略，本质上是完成一次从“动作中心”到“主–动结构”的认知转换。通过增补呼语，如“Men, abandon the fort! Retreat to Lushui Pass!”，译者并非简单增加词汇，而是为英语观众搭建了符合其认知习惯的桥梁：先利用“Men”一词瞬间锚定指令对象，建立起明确的“主–动”关系，再呈现具体动作。这一策略以最小代价，确保了信息在高速流动中的即时清晰度，是形合原则与字幕媒介特性双重作用下的精准适配。
3.1.3. 连接
例4
“为何又要入世”
“Why tangle with worldly affairs?”
“我修道总无进展”
“I failed to advance my spiritual state.”
分析：在中文语境中，“为何又要入世”与“我修道总无进展”之间虽未使用显性连接词“因为”，但母语者仍能自然推断出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这体现了中文作为意合语言的特点，句间逻辑常依赖语义隐含与语境推断。原译者将其处理为两个独立的英文句子，很可能并非有意的风格保留，而更可能是一种受限于“逐句对应”直译思维的结果，未能深入处理句间深层的逻辑衔接。这种译法直接复制了源语的表面形式，却忽略了英语作为形合语言对显性逻辑标记的内在依赖。正如韩礼德与哈桑所指出的：连接成分是构建语篇连贯的关键手段。当前译文逻辑链的断裂，会迫使英语观众在瞬时观影中进行额外的逻辑推理，从而增加认知负荷。因此，为弥补这一缺陷，建议将后句调整为以“because”引导的从句，如“because I failed to advance my spiritual state.”从字幕翻译的特点来看，这种增补展现了极高的效率：它仅增加一词，成本极低，却能将两个信息碎片无缝焊接为一个完整的因果陈述。这种处理不仅遵循了英语的形合规范，更关键的是，它主动保障了信息在快速流动中的“一次性理解”成功率，是字幕翻译在严格时空限制下，为实现清晰沟通而必须采取的积极策略。
例5
“唐军已经吓破了胆”
“The Tang soldiers are terrified.”
“你看到了”
“You’ve seen that.”
分析：在原文对话中，“唐军已经吓破了胆”与“你看到了”之间构成一种举证关系，即前者所陈述的事实是后者所预设的视觉或认知经验的结果。中文作为高语境语言，无需显性连接词即可通过语序和语义隐含传达这一关系[10]。两句之间存在举证关系，但译文未用典型连接成分显化，直译缺少原文意味。因此，在字幕条件下，加入轻微连接词“as”或者“as you have seen”，能更明确地把事实与观众经验连接起来，从而增强语篇连贯。建议改为“The Tang soldiers are terrified, as you’ve seen.”，既不长也能恢复逻辑连带。
3.2. 词汇衔接
作为语篇衔接的重要手段，词汇衔接依赖于词汇的复现与同现关系以确保语义连贯。下文将从这两个方面出发，审视字幕翻译中存在的衔接问题。
3.2.1. 复现
例6
“吐蕃大军将长安团团围住”
“The Tubos have besieged Chang’an.”
“那是我第一次到长安，长安”
“It was my first time there. Chang’an...”
分析：该例句中，“长安”一词的连续复现，在源文本中既起到了语篇衔接作用，也承载了人物凝视故都时的复杂情感。然而，在英译时若仅作字面重复“Chang’an”，虽保留了词汇衔接的形式，却可能削弱其历史文化意蕴，亦不符合英文惯于避免重复的表达习惯。词汇复现不仅限于同一词项的重复，也可通过上下义词、同义词或概括词来实现语义关联[4]。因此，建议在翻译策略上加以调整：首次出现时可采用显化注释，译为“Chang’an (the Tang capital)”，以确立其文化身份；后续指代则可灵活使用“the capital”、“the imperial city”等上义或同义表述。如此调整，其优势在于：首先，通过首注确立了明确的历史地理坐标，降低了文化隔阂；其次，利用词汇变换避免了英文的单调重复，使行文更符合目标语习惯；最后，更重要的是通过“the capital”与“the imperial city”这类蕴含权力与文明中心的宏大叙事词汇，成功地将“长安”从一个单纯的地名，升华为一个承载着帝国气象与历史命运的情感符号。这样既维持了语篇的连贯性，又能通过词汇变化传递“长安”作为帝国中心的丰富内涵，更符合英文读者的认知习惯，实现文化信息与情感氛围的有效传递。
例7
“当为大鹏！”
“We shall be Great Eagles!”
“大鹏不曾展翅就夭折异乡。”
“The Great Eagle never spread its wings—dying young and far from home.”
分析：此例是符合词汇复现原则的典型，但译文处理方式揭示了在文化专有项翻译中维持语篇衔接的挑战。在源文本中，核心文化意象“大鹏”的重复出现构成了清晰的词汇复现，这一手法不仅在语篇层面将人物李白在不同时空的豪情与挫折紧密串联，更在主题层面强化了“大鹏”作为其人生理想与命运象征的连贯性。译文将“大鹏”统一译为“the Great Eagle”，基本维持了词汇复现的形式，有助于目标语观众识别这一贯穿性意象。然而，这种处理存在优化空间，因为对于不熟悉中国文化的观众而言，“Eagle”虽能传达“雄健、高飞”的字面意思，却难以瞬间承载“大鹏”在道家哲学和李白诗作中象征“至高自由与抱负”的神话内涵；直译虽保持了词项复现，但文化语义场的共现关系有所丢失。根据语篇衔接理论中的复现原则，理想的优化策略是采用“首次显化 + 后续统一”的方法，即在首次出现时通过简短括注进行文化显化，如译为“the Great Eagle (a mythical bird symbolizing lofty aspirations)”，后续则统一使用“the Great Eagle”。尽管初看可能稍长，但英语母语者较快的阅读速度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时空限制的压力，且后续复现仅使用简单译名“the Great Eagle”，能有效降低观众的整体解码成本，从而在文化深度与字幕可读性之间取得平衡。
3.2.2. 共现
例8
“二十解书剑，西游长安城。”
“At twenty, I mastered books and swords, and went to Chang’an.”
分析：汉语短语“书剑双全”在唐代语境具有“文武双全、以此取功名”的共现含义；英文直译为“books and swords”虽保留字面，但丧失文化场域下的概念联结，如“文指代仕途、武指代军功”的功能性指向。共现衔接的作用在于建立语义场内的预期搭配；当目标语受众对文化场域未知时，直译会使共现网络失效。笔者建议译为“At twenty, I mastered both literary learning and martial arts (a common path to official rank)”，或在上下文首次显化“文武双全”的文化含义，从而恢复共现语义链。
例9
“不去应试，倒也免了这一番羞辱。”
“Failed the exams，at least I avoided this humiliation.”
分析：“the exams”在映像语境中实际上指“科举(civil service exams)”——这是与“功名官职”强相关的概念组合。直译为“the exams”会令不熟悉中国历史的观众无法将“失败”与“社会或者身份羞辱”之间建立文化逻辑连接。按共现原则，译文应恢复该搭配的指向性，如“Failed the civil service exams (the main path to office in the Tang), at least I avoided this humiliation”，以使语篇内部的因果和情感色彩可被目标语观众理解。
本章基于语篇衔接理论，从语法衔接与词汇衔接两个层面对《长安三万里》英文字幕进行了系统分析。在语法衔接方面，研究发现译文在照应、省略和连接三个维度均存在不同程度的衔接失当：照应指代存在数的不一致问题，导致指称模糊；省略成分未得到适度补充，增加了观众在瞬时阅读中的推理负担；句间逻辑关系缺乏显性连接词引导，影响了语篇的连贯性。这些问题集中反映了汉语意合结构向英语形合要求转换过程中的适配失衡。在词汇衔接方面，研究重点考察了复现与共现两种机制。分析表明，文化意象的译名虽在部分案例中保持了形式复现，但其深层文化内涵未能有效传递，削弱了主题关联的感染力；而特定文化词项之间的共现关系则因直译导致语义链断裂，使目标语观众难以构建完整的文化语义场。造成文化折扣。两类问题的根源在于译文未能充分协调语言形式衔接与文化语义传递之间的张力。总体而言，本章的分析揭示了历史文化密集型字幕翻译的核心难点，即如何在有限的时空条件下，实现从汉语高语境、隐含式衔接到英语显性、形合衔接的有效转换，为后续优化策略的提出奠定了实证基础。
4. 《长安三万里》英译字幕的衔接优化策略
基于前述案例分析，本章旨在提出一套在字幕翻译时空限制下，兼具操作性与系统性的衔接优化策略。这些策略的核心目标是在有限的字符与瞬时呈现中，实现语篇连贯与文化信息的有效传递。
4.1. 语法衔接优化策略
4.1.1. 照应的显化与一致
字幕的瞬时性要求指代关系必须瞬间清晰。针对集合名，如例1“army”指代不一致的问题，策略是确立并维持单一指称视角。若视其为整体，则全程使用it；若强调其中成员，则动词与代词均采用复数，或直接更换为troops等复数名词，以避免观众产生“数”的认知摩擦。对于中文里依赖语境的话题性指代，如独立成句的例二“李白”，需进行“句法完形”，通过增补主谓结构如“My questions are about Li Bai”，将其转化为一个语法自足、逻辑显化的英文句子，从而在缺乏充足上下文支撑的字幕流中，为观众提供明确无误的理解锚点。
4.1.2. 省略的适度补充
汉语中的零主语或省略成分在英译字幕中往往难以由观众自动推理补全，尤其当画面信息不足时更易造成理解障碍。字幕翻译在处理此类省略时，可在不显著增加长度的情况下适度补入指称词，使句子主语或宾语更明确，实施“认知补位”，即由译者补全中文受众凭借共享语境自动还原的信息。在命令句等高风险场景中，通过增补一个简短的呼语，如例3增加“Men”，可在呈现动作前先锚定指令对象。这种补充以1至2个词的极小代价，主动完成了从中文“动作优先”到英文“主体先行”的认知框架转换，能有效预防观众产生“谁在执行？”的瞬时疑问，显著降低解码负荷，同时满足字幕的时空限制。
4.1.3. 连接手段的显性化
中文意合的逻辑关系在直译后，极易在字幕中形成逻辑断层。翻译时应该主动“焊接”句间逻辑。利用英语中短小精悍的逻辑连接词是性价比最高的方式，如例4增加逻辑连词“because”，将隐含的因果关系通过“because”显化，能将两个信息碎片整合为一个完整的因果陈述。这一策略严格遵循了英语的形合规范，其本质是在字幕的严格限制下，以最低成本保障逻辑链的清晰与“一次性理解”的成功率，是提升语篇连贯性的关键操作。
4.2. 词汇衔接优化策略
4.2.1. 复现的统一与层级化
在文化负载词的翻译中，保持复现的一致性至关重要。对首次出现的文化意象或专有名词，可以采取“显化 + 统一”的策略：首次出现时通过括注或解释性表达说明其文化内涵，之后保持同一译法反复使用，以维持语篇内的连续指向。同时，必要时还可通过层级化复现，以既保留文化信息，又兼顾目标观众的理解。
4.2.2. 共现的语义恢复
汉语特定词汇搭配蕴含丰富的文化语义场。英译若仅做字面对应，往往会导致共现链条断裂。优化策略是适度恢复文化语境中的语义关联，文化词汇首次出现时，应采用“核心译名 + 简短文化标签”的方式，为观众建立文化认知坐标。后续复现时，则灵活使用已建立的上义词或同义表述来维持衔接。这种方法既在关键时刻注入了必要的文化背景，避免了后续理解中的文化折扣，又通过符合目标语习惯的词汇变化保持了语篇的流畅与生动。
5. 结论
本研究以语篇衔接理论为指导，对《长安三万里》英文字幕在语法与词汇两个层面的衔接问题进行了系统分析。研究显示，该字幕在语法衔接上存在照应不一致、省略不当与连接隐晦等问题，在词汇衔接上则出现文化意象译名不统一、共现语义丢失等现象，其根源在于汉语意合结构向英语形合表达转换过程中的适配不足，以及历史文化专有项在跨语际传播中的特殊挑战。
针对上述问题，本文提出相应优化策略：在语法层面，通过显化指称、补全省略成分、增强逻辑连接以提升句间连贯；在词汇层面，采用“首次显化 + 后续统一”的复现策略，并重建文化词项的共现语义网络，以强化语篇整体性与文化传递效果。
本研究虽限于单一文本，未进行大规模受众验证，但所构建的“问题识别–归因分析–策略提出”研究路径，可为同类历史文化影视字幕的翻译实践提供实用参考。未来研究可拓展至更多历史题材作品，进一步验证并完善衔接优化方案，助力中国文化产品通过影视媒介实现更有效的国际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