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至1949年老上海花砖纹样设计的艺术特征与转化研究
Artistic Characteristics and Transformation Research on Pattern Design of Old Shanghai Cement Tiles from 1912 to 1949
摘要: 本文以1912年至1949年时期老上海花砖为研究对象,探讨其纹样设计的艺术特征、文化内涵及现代转化路径。文章系统梳理了花砖的历史发展、工艺技术及其纹样在几何抽象、结构秩序和色彩运用等方面的艺术特点,指出其体现了海派文化中西融合、创新求变的风格。在此基础上,提出通过符号解构、几何重构和跨界应用等方法,实现花砖纹样在当代设计中的创新转化,为传统文化遗产的保护与活化提供实践思路。
Abstract: This paper takes the old Shanghai cement tiles from 1912 to 1949 as the research object, exploring the artistic characteristics, cultural connotations, and modern transformation paths of their pattern design. It systematically reviews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craftsmanship, and artistic features of the tiles in terms of geometric abstraction, structural order, and color application, highlighting their embodiment of the Shanghai-style culture that integrates Chinese and Western elements with an innovative spirit. Based on this, the paper proposes methods such as symbolic deconstruction, geometric reconstruction, and cross-border application to achieve the innovative transformation of tile patterns in contemporary design, providing practical insights for the preservation and revitalization of traditional cultural heritage.
文章引用:徐欣彤, 杨紫妍, 万佳怡, 姚佳, 张晖, 李春晓. 1912年至1949年老上海花砖纹样设计的艺术特征与转化研究[J]. 艺术研究快报, 2025, 14(4): 494-498. https://doi.org/10.12677/arl.2025.144074

1. 引言

1912年至1949年时期的老上海花砖作为二十世纪初至中叶流行于上海地区的重要建筑装饰材料,其纹样设计不仅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文化特征,更体现了中西文化交融下的设计创新。近年来,随着文化遗产保护意识的增强和数字技术的发展,传统纹样的当代转化已成为设计领域的研究热点[1]。本文旨在系统研究1912年至1949年老上海花砖纹样的艺术特征和文化内涵,探索其在当代设计中的创新应用路径,为传统装饰纹样的保护与传承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本研究选取上海历史博物馆馆藏及《上海近代建筑装饰图录》中收录的50例典型1912年至1949年时期老上海花砖作为研究样本,采用形态分析法和符号学分析法,系统解析其纹样构成、色彩搭配与文化寓意。通过实地调研与文献梳理相结合,建立花砖纹样数据库,并运用数字化工具(如Adobe Illustrator、Rhino + Grasshopper)进行图案重构与衍生设计实验,以增强研究的系统性与可操作性。通过对花砖纹样的深入研究,不仅可以更好地理解1912年至1949年时期上海的设计发展历程,更能为当代设计创新提供丰富的文化资源和创意灵感,推动传统纹样在现代社会中的活化利用和创新发展。

2. 1912年至1949年老上海花砖纹样概述

2.1. 历史发展

初期阶段(1910~1920年代),花砖纹样主要以模仿西方设计为主,呈现出明显的欧洲装饰艺术特征。这一时期的花砖多为进口产品,纹样设计采用几何图案和植物纹样,强调对称和重复的构图方式,主要应用于教堂、领事馆、银行等西式建筑,体现了上海作为国际化都市对西方现代性的接受和追求。

1920年代后期至1930年代,随着本土花砖制造业的蓬勃发展,纹样设计进入本土化创新阶段。上海的设计师和工匠积极将中国传统纹样与西方现代设计语言相结合,创造出独具特色的海派花砖纹样。这一时期的纹样设计呈现出传统纹样的现代化转译特征,设计师们对云纹、水波纹、回纹、卍字纹、钱币纹、方胜纹等传统纹样进行简化和几何化处理,使其既保留传统文化内涵,又符合现代审美需求。

至1930~1940年代,上海花砖纹样设计进入成熟期,形成了完整的设计体系和丰富的纹样类型。这一时期的纹样设计充分体现了海派文化包容创新的特点,纹样类型包括几何纹、植物纹、吉祥纹样等多种类别,构图方式也更加灵活多变,成为1912年至1949年时期上海都市美学的重要代表。花砖纹样的发展历程反映了上海在中西文化交融过程中的创造性转化,展现了海派文化兼收并蓄、创新发展的特点。

2.2. 工艺技术

花砖采用“湿法压制”工艺,其制作过程包括模具准备、注色层填充、基层压制、脱模养护、打磨抛光等步骤。色彩层使用白水泥与矿物颜料混合,基层则为普通水泥与砂石,经高压机械成型后自然养护[2]。该工艺无需烧制,成本较低,且图案耐磨耐用,体现出1912年至1949年时期工业技术与手工艺的结合。

在材料选择上,高档建筑使用进口颜料与精细水泥,普通民居则多用国产材料,反映出一定的社会等级差异[3]。花砖的物理特性表现为图案渗透入砖体一定深度,因此即使经年使用,图案仍清晰可见,具有良好的耐久性与装饰性。

3. 花砖纹样的艺术特征

1912年至1949年老上海花砖纹样的艺术特征是其文化价值的集中体现,它并非对中西风格的简单拼凑,而是在特定历史语境下进行创造性转化的结果,形成了独具一格的海派装饰美学。其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层面:

3.1. 体现几何抽象美的符号元素

花砖纹样的核心魅力在于其图案母题的“中西合璧”。它并非生硬地并置东方与西方元素,而是对两者进行了深度的融合与再创造。一方面,它深受西方“装饰艺术”(Art Deco)运动的影响[4]。大量采用几何化的构成语言,如菱形、圆形、三角形、锯齿纹、太阳光束纹等,强调构图的对称、重复与韵律感,体现出强烈的现代主义机械美学特征,如图1所示。另一方面,工匠与设计师并非全盘西化,而是有意识地对中国传统纹样进行筛选与重构。他们将云纹、回纹、卍字纹、钱币纹、方胜纹及各类花卉纹样等进行高度的简化、抽象与几何化处理,剥离其繁复的细节,保留最核心的文化意象。例如,绵延的“回纹”被简化为连续的直角线条,“云纹”被概括为流动的几何曲线,“菱花纹”则被解构为精确的放射状图案[5]。这种转译手法,使传统纹样褪去了古典的凝重,焕发出符合现代审美的新鲜活力,既保留了“吉祥富贵”、“连绵不息”等传统寓意,又获得了国际化的视觉形式,成为海派文化“融汇古今、贯通中西”的直观体现。

Figure 1. Pattern symbol elements

1. 纹样符号元素

3.2. 突显秩序与韵律的组织结构

花砖纹样的构成法则严谨而富于变化,是其艺术成熟度的重要标志。其构成主要遵循以下原则:中心对称与放射式构图:常见于单独纹样,强调视觉焦点,形成稳定、庄严的视觉效果,多用于门厅、客厅等空间的核心区域。二方连续与四方连续:通过单位纹样的横向、纵向或四方无限延伸,形成强烈的节奏感和韵律感,极大地拓展了装饰的覆盖面积,适用于走廊、地坪等需要引导视觉流动的空间。模块化组合:利用不同形状(如六边形、方形)的单块花砖,通过预设的拼接逻辑,组合成更大、更复杂的整体图案。这种设计体现了早期工业化生产的模块化思维,不仅提高了铺装效率,更创造了灵活多变、充满趣味的空间装饰效果。

这种高度秩序化却又变化无穷的构成方式,使得花砖既能作为独立的装饰元素点睛,又能作为背景肌理大面积使用,展现出极强的环境适应性与设计系统性。

3.3. 融合商业活力与民俗情感的色彩

在色彩运用上,老上海花砖大胆突破了中国传统建筑装饰色彩的含蓄与典雅,形成了一套极具时代与地域特色的色彩系统。高饱和度与强对比:鲜明夺目是其第一视觉特征[6]。常采用橙与蓝、红与绿、黄与紫等互补色或对比色进行搭配,色彩纯度高,视觉冲击力强,其明快的色调与同时期流行的“月份牌”广告画有异曲同工之妙,反映了上海都市文化中蓬勃的商业气息和大众审美倾向。象征性的延续与转化:在追求现代性的同时,色彩的传统文化象征意义并未完全消失,而是被融入新的语境中。如“红金”搭配仍寓意喜庆与富贵,多见于豪华宅邸;而“蓝白”、“绿白”等清新色调则被广泛使用,既象征自然山水,也迎合了现代都市对明亮、卫生环境的追求。材料与色彩的物理耐久性:由于颜料与水泥经高压渗透融合,花砖的色彩不仅鲜艳,而且异常耐久。即使表面经年磨损,图案依然清晰,这种“历久弥新”的物理特性与其视觉上的“摩登感”相得益彰,共同构成了花砖独特的艺术魅力。

最终,花砖纹样超越了单纯的视觉装饰,升华为一个时代的文化符号。其艺术特征是1912年至1949年上海社会心态与文化认同的物质结晶:一方面,它通过西方的现代形式表达了市民阶层对“摩登”、“进步”生活的向往;另一方面,又借助传统的纹样母题保留了深层的文化记忆与吉祥寓意。这种“西形中意”的特征,完美诠释了海派文化在面对外来冲击时的主体性与创造性——它不是被动接受,而是主动地选择、消化与再造,最终形成了自信、开放且独具特色的都市美学风格。

4. 现代转化应用方法研究

对老上海花砖纹样的现代转化应用,需建立系统性的策略体系,从其核心的符号与形态入手,延伸至其内在的构成逻辑,最终实现其在材料、产品与空间中的全面活化。

4.1. 符号解构与形态抽象

符号解构与形态抽象是转化的基础与起点。这一层面旨在对传统纹样进行“基因提取”,通过符号学方法解析其文化寓意、功能属性与等级隐喻,并建立可被当代设计运用的“符号库”。随后,运用平面构成原理,将具象纹样进行视觉提炼,摒弃繁琐细节,提取其中最富特征性的线条、轮廓与结构关系,得到高度凝练的“形态基因”[7]。最终,通过意义重构,将这些基因元素置于全新的语境下进行跨界融合与叙事设计,赋予其符合当代审美和价值观念的新内涵,完成从“旧义”到“新意”的蜕变,使之成为设计师手中可自由驾驭的现代视觉词汇。

4.2. 线构几何与连续组合

线构几何与连续组合策略侧重于对其构成逻辑的延伸与创新。深入研究花纹背后的数学规律,如对称、比例与拓扑结构,并借助参数化设计工具将其转化为算法逻辑,通过调整参数动态生成无数同源多变的新图案家族,极大拓展设计可能性。更进一步,则需突破静态与边界的限制,利用数字技术实现图案的无缝连续拼接与动态演化,让几何线条在运动中焕发新生,或将其构成逻辑超尺度地应用于建筑结构与空间装置,使图案从表面装饰升华为空间的结构性元素,获得震撼的沉浸式体验。

4.3. 材质媒介与场景跨界

材质媒介与场景跨界是实现“活化”的关键临门一脚,触及转化的最终呈现。通过材料转译,将经典图案以激光切割金属、层叠亚克力、柔软硅胶等创新材质重新演绎,产生传统与未来碰撞的化学反应。通过产品赋能,让纹样脱离建筑基体,广泛应用于时尚配饰、生活家居及跨界联名产品中,使其成为承载文化叙事的消费符号,高效融入日常生活。最终,通过场景再造,将转化后的纹样主题性地应用于公共艺术、城市更新及沉浸式商业空间中,构建完整的多感官叙事体验,使传统文化不再是冰冷的展陈,而是可感、可触、可生活的现代方式,最终完成从“文化遗产”到“文化资本”的华丽转身[8]

5. 结论

1912年至1949年老上海花砖纹样作为海派文化的重要物质载体,其艺术特征集中体现为“中西合璧”的几何抽象、秩序严谨的构图逻辑与富有商业活力的色彩系统。本文通过对其历史脉络与艺术语言的梳理,总结出三种典型的现代转化模式,一是“简化–重复”模式,即对传统纹样进行高度抽象与模块化处理,使其适应现代工业化生产与数字化设计需求;二是“拼接–重组”模式,通过打破原有构图边界,实现纹样的跨尺度、跨媒介组合,拓展其应用场景;三是“寓意–转译”模式,将传统吉祥寓意转化为当代文化符号,赋予其新的叙事功能与情感价值。

这些转化模式不仅为老上海花砖的当代复兴提供了可行路径,也对其他1912年至1949年时期装饰艺术的现代转化具有借鉴意义。未来可进一步结合数字化建档、用户参与式设计等方法,推动传统纹样从“文化遗产”向“文化资本”的持续转化,使其在当代设计中焕发新的生命力。

参考文献

[1] 赖德霖. 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M].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7.
[2] 伍江. 上海百年建筑史(1840-1949) [M]. 上海: 同济大学出版社, 1997.
[3] 张鹏. 都市形态的历史根基: 上海公共租界市政发展与都市变迁研究[M]. 上海: 同济大学出版社, 2012.
[4] 李砚祖. 装饰之道[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3.
[5] 沈榆, 王震宇. 上海近代水泥花砖纹样研究[J]. 装饰, 2018(5): 88-91.
[6] 陈永怡. 装饰艺术运动与中国近代设计——以上海为中心[J]. 新美术, 2015, 36(10): 34-42.
[7] 赵晨, 蔡军. 传统纹样的现代转译与设计应用研究[J]. 包装工程, 2020, 41(10): 267-273.
[8] 吕品田. 为生产完整的人——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看新工艺文化[J]. 装饰, 1992(3): 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