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马克思主义是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的理论基础，它以其鲜明的时代性和科学性为传统文化的发展指明方向。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是一个具有重要时代意义、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的重大课题。从哲学层面看，科学社会主义主张的人类解放、社会公平以及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等方面的价值追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儒家思想所包含的“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世界大同”的天下观、“以人为本”的社会观等理念实现了深度的契合与统一。本文旨在揭示“结合”的哲学基础与内在逻辑，为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与构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坚实的学理支撑。
Abstract: Marxism is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 for people to understand and transform the world. With its distinctive contemporaneity and scientific nature, it provides guida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culture. The integration of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s of Marxism with China’s outstanding traditional culture is a major topic of significant contemporary,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importance. From a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 the value pursuits advocated by scientific socialism, such as human liberation, social fairness, and the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human freedom, deeply align and converge with the ideas contained in Confucian thought within China’s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such as the cosmic view of “harmony between humans and nature,” the universal outlook of “a world of great unity,” and the social perspective of “people-oriented” principles. This article aims to reveal the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 and internal logic of this “integration”, providing solid academic support for understanding the cultural form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and building the modern civiliz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1. 引言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百年历程中，它不断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并逐渐发展成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文化形式。“两个结合”是党在理论创新方面提出的重要概念，具有深远的历史和理论意义。“第二个结合”，即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标志着我们党在探索中国道路、理论与制度方面达到新的认识境界。它不仅明确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文化根基”问题，而且进一步拓宽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源泉。这一结合，既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实践的精辟总结，亦是对中华文明演进规律的深度把握，更堪称一次意义深远的思想解放。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只有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能根深叶茂”[1]。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其中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特质，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伦理观、政治观等的重要体现，同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2]。这些契合点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价值观念上的共通性和必然本质的契合，也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提供了理论依据，促进了两者的相互融合与创新发展。
2. 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哲学基础
2.1. 宇宙观的共通
“天人合一”作为中华文明古老的宇宙观，始终启迪着我们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关系的深刻理解。中华传统文化对宇宙的认知，展现出一个有机整体且动态平衡的独特图景。《庄子》中说，“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3]。在《周易》中，“天地交而万物通”“与天地合其德”等表述，也构建了一个生生不息、相互感通的宇宙图景；而《道德经》则提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揭示出宇宙是一个遵循内在法则、具有自组织能力的有机整体。这种整体观与关联性思维，强调天、地、人三才之间的动态平衡与内在联系，构成中华传统宇宙观的核心特征。同时这种宇宙观所强调的整体性与内在关联和唯物辩证法所揭示的关于事物普遍联系及对立统一的规律在根本认知上是高度契合的。二者皆反对孤立、静止、割裂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而主张从关系性、过程性与整体性的角度理解存在的本质。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价值在于它以唯物史观及实践的观点为理论基石，深刻揭示并科学阐释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关系。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将自然界理解为人的“无机的身体”[4]。这一思想深刻呼应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探讨的“天与人交相胜耳”、“天人之际，合而为一”等核心命题，二者在精神内核上高度一致。这些古老智慧深刻地揭示出天与人、自然与人类社会之间存在着一种既有分别又相互联系的辩证统一关系。因此，中华传统宇宙观中“天地万物本吾一体”的整体思维与马克思主义关于“自然史与人类史彼此制约”的辩证思想在认识论层面形成了深刻的互补与融通。前者提供了理解宇宙生命共同体的伦理视野与生态智慧，后者则赋予我们分析和改造这一关系的历史工具与实践路径。二者的结合，不仅为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奠定了坚实的哲学基础，也为应对当代生态危机、实现文明永续发展提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资源与方法论指引。
2.2. 天下观的交融
纵览五千载中华文明，我们对和平的追求已沉淀为一种深沉而坚韧的文明基因。无论其所处的世界环境与国际地位如何演变，这一根本立场始终未曾移易。中华文明崇尚协和万邦的理念，具有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的天下观。而马克思主义追求的则是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和社会的公平正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的理想，这是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人平等的社会。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谱系中存在着与马克思主义社会理想相呼应的理论资源，“天下大同”即为其重要体现。该概念最早见于《礼记·礼运》，系孔子在篇首所提出，用以勾勒儒家心目中的理想社会蓝图。作为中国传统思想的关键范畴，“大同”寄托了人类对至善世界的终极关怀，其核心特征包括人际关系的和睦互助、家庭生活的安宁富足、社会层级的无差别平等以及天下秩序的持久和平。这一理想境界在历史叙述中常以“世界大同”或“大同世界”指称。《尚书·尧典》中“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的治理理念进一步从伦理政治层面拓展了“大同”思想的内涵，展现出由近及远、由内而外的和谐构建路径。尽管“大同”观念生成于中国传统的文化土壤，但其精神实质与西方乌托邦构想、现代共产主义理论以及“地球村”理念具有一定程度的契合性，它们共同指向一个基于公平正义、人际和睦、秩序井然的理想社会形态。在价值取向上，这一传统理念与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社会理想存在深层次的相通之处，二者均强调社会成员间的协作共进、整体发展与共同福祉，致力于推动实现更加平等、完善的社会制度。由此可见，两者在思想视野与理想图景上的高度共鸣为开展跨时代、跨文化的理论对话提供了重要基础。
在社会理想的终极追求上，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形成了一种跨越千年的精神呼应。马克思主义致力于消除剥削与压迫，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并最终建成“自由人联合体”的共产主义社会。这一理想与中国古代儒家典籍《礼记·礼运》中所描绘的“大同世界”不谋而合：“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都蕴含着对理想社会的深切向往与对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这正是两者能够实现创造性融合的深层思想基础[5]。这种价值目标上的内在契合，不仅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落地生根、与时俱进提供了文化沃土，也为构想一个更加包容、更加公正的全球未来贡献了中国智慧。
2.3. 社会观的共鸣
在社会治理思想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有着多方面的共同之处。首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观强调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主张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一项重大理论创新，它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人民观与历史唯物主义英雄观，其精髓要义内在统一于中国共产党依靠人民、站稳立场、服务人民的根本宗旨与价值追求中。同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也有深厚的民本思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认为国家治理应以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同时这也是中国古代治国理政的重要理念之一，强调以民为本，关注民生，重视人民的意愿和福祉，这一思想贯穿于中国古代的政治哲学和社会实践中。《孟子·尽心章句下》记载“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一观点认为，在国家治理中，人民的利益高于君主的个人欲望。孟子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论断，强调了人民的地位和作用，认为国家的稳定和发展最终取决于民心所向。
其次，马克思主义始终将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作为核心追求，主张消除阶级压迫与剥削制度。其公平正义观内涵丰富且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整体视角，将正义置于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与具体社会形态中加以考察；二是从普遍道德原则出发，肯定人类对公平正义的不懈追求。恩格斯曾指出，从人的共同属性中可以推导出平等的理念，而这种平等观本身具有历史性。无产阶级在吸收资产阶级平等观念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不仅应在政治领域，更应在社会经济各个层面全面落实平等。中华传统文化同样强调建立公正和谐的社会秩序，主张为政以正、以义为先。传统正义精神体现为对物质利益的超越性追求，注重道义高于私利。在当代社会，弘扬“崇正义”的价值理念，既有助于借助传统智慧完善人格修养，引导人们不断提升道德境界，也推动我们在义与利之间寻求辩证统一，实现传统精神的现代转化。最后，在治理路径上马克思主义强调通过无产阶级专政实现社会主义法治；而中华传统文化则主张“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形成德治与法治相济的治理思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两者有机结合，逐步构建起德法融合的治理模式。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在国家治理理念上的相通之处，不仅体现在价值追求层面，也反映在治理路径的选择上，这为中国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完善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和实践参照。
2.4. 政治观的契合
在政治思想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大一统思想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契合性和相通之处。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大一统思想强调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社会和谐，追求一种整体性和和谐性的社会秩序。《汉书》记载：“《春秋》所以大一统者，六合同风，九州共贯也”[6]。在中华各民族共同奋斗的历史中，形成了以“大一统”为核心的政治共识。其要义在于追求疆域统一、维护中央权威、凝聚文化认同并坚决反对国家分裂与价值混乱。这一思想深刻影响了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与社会等诸多领域，成为治国理念的基石。
马克思主义哲学虽然源自西方，但它同样重视整体性和系统性的观点。马克思主义将社会视为一个内在关联的有机整体，其发展理论主张通过阶级斗争化解社会根本矛盾，最终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社会并迈向共产主义这一高级形态，这是一个全体成员共享发展成果、社会关系高度和谐的理想阶段。这一对社会统一性与整体性的追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大一统”思想在价值目标上形成呼应，两者均强调国家的统一、社会的整合与秩序的和谐。基于此种精神契合，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大一统”思想的有机结合不仅有助于增强民族团结、促进社会协调发展，也能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奠定坚实的学理基础。这一融合既拓展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语境中的阐释空间，也推动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使其在当代社会建设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
2.5. 伦理观的融通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伦理观方面也存在着深刻的联系和相互作用。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强调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和社会实践的重要性，这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重视民众福祉、强调社会和谐的价值观念相契合。另一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家国情怀，即个人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个人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息息相关，从哲学根基上看，此种理念与马克思主义关于个人与集体关系的论述形成了有力呼应，它们共同致力于解答个体性与社会性如何统一的根本命题。同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要义之一便是确立了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它深刻揭示了历史并非个别英雄人物的创造，而是“人民群众的物质生产活动”所推动的。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指出的，“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而这些个人的现实生活过程及其结成的社会关系构成了其历史发展的真实基础。这种唯物史观的人民立场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源远流长的“民本”思想形成了跨越时空的呼应。而“家国情怀”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一种由家及国、推己及人的文化心理结构。它确立了个人、家庭与国家三者之间层层外推、密不可分的情感联结与价值取向。它强调个体、家庭与国家命运之间存在着有机的、不可分割的联系，如《礼记·大学》所勾勒的“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7]的递进逻辑。在这种观念下，个人的价值实现与对家庭的责任、对国家的忠诚紧密地融为一体，形成了“小我”融入“大我”的价值导向。这种情怀不仅强调个人对家庭的爱与责任，也包括了对国家的忠诚与奉献。在中国历史上，许多文人墨客通过诗词文章表达了他们深厚的家国情怀。例如，《诗经》中的《采薇》一诗就反映了士兵对家乡和亲人的思念；宋代文天祥的《过零丁洋》则表现了一位忠臣在国难当头时的决心与悲壮。中国哲学中这种对个体与集体关系的理解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本质的论述具有深刻的对话空间。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8]。这意味着，人总是存在于特定的社会关系与共同体之中。因此，家国情怀所倡导的由“家”及“国”的情感扩展与责任担当，虽然在具体的社会组织形式上与马克思主义所设想的未来社会不同，但二者在超越极端个人主义、强调个体对共同体的责任与归属感这一层面上，存在着显著的相通性。
因此，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家国情怀相结合，能够有效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时代价值，推动其实现创造性的现代转型与创新性的当代发展，从而为实现民族复兴伟业构筑坚实的思想根基提供磅礴的精神动力。这种深度融合也将有力地凝聚民族精神，强化文化认同，为坚定不移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构筑起更为坚实而深厚的思想与文化根基。
3. 总结
本文通过系统探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伦理观以及政治观等核心方面的内在联系，论证了二者结合的深刻哲学基础并非外在的机械拼接，而是存在论、方法论与价值论层面的内在融通与互补。
同时“第二个结合”也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它不仅在认识论层面为我们提供了理解世界的独特视角，更在方法论层面为处理人与自然、个人与社会、民族与世界等重大关系提供了根本遵循。这一结合既彰显了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又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更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哲学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