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在当今数字经济时代中，既裹挟着诸多潜在的发展机遇，也潜藏着各类不容小觑的风险挑战，形成了复杂而多元的局面。聚焦于这一时代背景下的女性劳动领域，其所处境遇在数字浪潮的冲击下，呈现出鲜明且独特的新态势。一方面，在数字资本持续累积扩张的格局中，传统的性别不平等问题在女性劳动范畴内依然顽固存续，诸如薪酬差距、职业发展受限以及劳动权益保障不足等状况未有根本改观，继续制约着女性在劳动领域的全面发展；另一方面，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与深度渗透，催生出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新问题，如数字技能培训的性别差异鸿沟、新型劳动形式中女性劳动价值的隐性化等现象日益凸显，给女性劳动带来新的困扰与挑战。这些传统与新兴交织的问题，深刻影响着数字时代女性的劳动境遇，关乎社会的公平正义与可持续发展，无疑成为当下学术研究与社会实践中亟待深入探究和高度关注的重要议题。本文将从资本积累历史演进角度对数字时代女性劳动进行探讨分析。
2. 资本积累的演进
资本积累就是将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来使用，即剩余价值的资本化。其本质就是资本家不断地利用无偿占有的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来扩大自己的资源规模，从而进一步扩大和加强对工人的剥削和统治[1]。在资本家对利益无限的追求之下，资本积累这一行为应运而生，其目标指向无限的利益获取。从发展脉络来看，资本积累主要历经原始资本积累、工业资本积累以及数字资本积累这三个阶段。若要深入探寻当代女性解放路径，从资本积累的演进历程中去考察女性劳动所扮演的角色，无疑是关键的切入视角，这将为女性解放发展的研究提供不可或缺的历史纵深。
2.1. 原始资本积累时期的女性劳动
马克思最初用原始积累概念来解释英国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他指出：“所谓原始积累只不过是生产者和生产资料分离的历史过程。”[2]资本积累就是资本家运用极端血腥且暴力的手段，强行将劳动者与生产资料进行剥离，进而使得原本拥有一定生产资料的个体逐步丧失其资产基础，沦为无产阶级，深刻地塑造了当时社会的经济结构与阶级格局。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作出的关于资本原始积累和雇佣劳动的经典论述，他认为原始积累是资本主义的“史前史”，是资本主义迅速发展起来的经济根源，也是为什么马克思将资本家的发家史称为是“一部罪恶的掠夺史”。作为资本主义发展后备军的重要组成部分，女性劳动由于资本主义发展需要，沦为其掠夺工具。
在历史进程中，猎巫与殖民、圈地运动几乎同时发生，资本原始积累的秘密就隐藏在针对女性的猎巫运动之中[3]。猎巫运动于资本原始积累阶段，构成了资本主义性别分工的起点。该运动借助“圈地运动”以及土地私有制的制度框架，持续地对女性的有偿劳动空间进行压缩，致使女性被逐步排除在有薪劳动的范畴之外，甚至借助“工资父权制”这一形式，强化了女性对男性的依附程度，进一步加剧了男女两性之间的性别对立，进而促使生产活动与再生产活动相互分离。与此同时，猎巫运动还致使生育走向资本化路径，严重剥夺了女性的身体自由权利，将女性牢牢束缚于再生产的职能角色之中，使其丧失了对自身身体的掌控能力。在资本主义与父权制的极端压迫下，女性联合起来，为争取自身权益而进行反抗运动，例如女性通过参与其他手工或者家务活动等途径展开抗争，在一定程度上为当时的女性群体争得了部分自主权利。然而，鉴于早期资本主义与父权制的双重桎梏束缚，女性劳动解放事业的推进仍然面临着艰巨而漫长的道路。
2.2. 工业资本积累时期的女性劳动
工业革命的到来，推动原始资本积累向工业资本积累发展。资本积累的方式于表面不再那么血腥，但其看似平等自由的掩盖之下仍是可怕的“恶魔”。由于女性具有生殖能力，也证明能生产出无限的劳动力，而只有劳动力的存在才能产生剩余价值，只有无限剩余价值的创造，资本家才能实现其利益无限增殖的目标。资产阶级受其利益追求的驱使，特别是“在计算机时代，对开发新的生殖技术的投资证实，征服女性的身体仍然是积累劳动力和财富的先决条件。这些技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迫使妇女沦为子宫。”[4]女性的身体沦为资本家的增殖机器，导致女性与自己的身体相异化。与此同时，伴随生产技术的持续发展，资本家出于削减劳动成本、压低劳动力价格的目的，打着平等、独立、自由的人道主义幌子，极力鼓动妇女投身工厂劳作。在此情形下，以女性群体为典型代表的相对过剩人口不得不屈从于资本的掌控与支配。此时，资本主义不再对女性施以暴力性的身体惩处，然而这并非源于人道主义理念的真正进步与发展，实则是资本追逐利润最大化的内在迫切需求所驱使。这种现象深刻反映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女性作为劳动力资源在资本逻辑驱动下的被动处境与被利用的现实，也揭示了资本在发展过程中，为实现自身增值而采取的隐蔽性剥削手段的实质。
在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运行逻辑下，资本家出于对剩余价值最大化的逐利性追求，致力于采取各类手段提升劳动生产率，进而将目光聚焦于女工群体，试图使其更好地契合工厂生产模式。资本家针对女工实施了泰勒制的机械化身体规训，借助对其劳动动作的精准塑造以及肌肉记忆的刻意强化等手段，促使女工的劳动流程呈现出高度机械化特征。这一过程不仅将女工的身体与能力异化为纯粹的生产工具，而且还致使女工彼此间的社会联系以及情感认知被物化，其核心目的在于让女工完全臣服于机器大生产的系统下。在此情境下，女工不可避免地沦为被物化机器所吞噬的牺牲品，其在生产过程中的主体性被严重剥夺。
3. 数字资本积累下女性劳动境遇
伴随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持续推进以及信息技术的蓬勃兴起，全球已迈入数字化生产的崭新阶段，在此背景下，数字技术已然演变为资产阶级实施剥削的全新工具，致使资本积累模式从传统的工业资本积累逐步过渡至数字资本积累，这一转变深刻影响了社会经济结构与劳动关系。脸书、谷歌、亚马逊、推特、微软等成为了当今数字资本主义时代最耀眼的景观，它们创造并主宰了新的劳动形态与剥削模式，也同时创造并主宰了新的生产秩序与权力形态[5]。女性劳动也随之发生了新的变化。一方面它打破地域与时间桎梏，让居家母亲能通过远程办公平衡育儿与职业、农村女性可借电商平台突破资源限制实现灵活就业；同时，社交与动员功能为女性劳动权益维护提供新路径，线上女性劳动社群、维权平台可快速凝聚群体力量，推动薪酬歧视、职场不公等诉求的集中表达与解决。但另一方面却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新型的女性劳动问题。
3.1. 数字时代女性在家务劳动中的境遇
首先是劳动方式的转变，由无偿劳动向隐形的数字家务劳动转变。首先是智能产品的出现，在家务劳动中呈现出复杂的影响态势。扫地机器人、洗碗机等科技的进步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传统家务的体力付出，但同时也增加了隐形劳动。例如，使用者不得不花费时间和精力去学习这些智能产品的操作方法、功能设定以及维护技巧，在不知不觉中增加了家务劳动的难度和整体工作量，呈现出一种看似减负实则增重的矛盾局面，深刻改变了家务劳动的结构与内涵。再者拇指劳动使家务承担者高度依赖手机进行智能设备操作和服务预订，表面便捷实则耗费精力且常被忽视，线上购物也在带来便利的同时，让其面临商品与优惠筛选的复杂决策，消耗大量脑力和体力却不被外界所见，这种情况导致社会对家务者产生“偷懒”的误判，使家务劳动愈发隐形、价值被低估。并且家务者被局限于家庭空间，身体姿势固定，社交渠道减少，导致身心与社会关系出现异化。而大部分家务承担者为女性，她们的劳动在家庭和社会都得不到认可，处于无偿和被边缘化状态。
同时，对于孩子的教育以及老人的照料劳动在如今的父权制社会也被默认为女性的责任，由于数字技术的发展，导致女性在外时间也被挤压，她们不得不利用在外空闲时间，例如通勤，通过监控等科技手段来查看、关注家里的状况。而且由于通信技术的进步，导致班级群的出现，这会无形中给家庭妇女带来更多的任务，例如班级打卡、填表格和问卷、反馈孩子学习状况等，这都无疑增加了其隐形劳动。此外，智能家电的广告宣传标语，如“解放妈妈的双手”等都默认家务劳动属于女性，对相关机器设计的技术也以女性为标准，以更“方便”女性对其的使用，这些技术的设计、宣传和使用被赋予性别倾向，数字技术在家内的引入和使用似乎只是为了“减轻女性的负担”，并为男性的家务缺席提供新的合理借口。因此，数字化的家务劳动仍然被看作“女人的问题”[6]。
3.2. 数字时代女性劳动在职业劳动中的境遇
随着数字技术的蓬勃发展，数字资本主义应运而生，深刻地变革了数字资源的分配格局，资本的流动已跨越资本主义国家的边界，资本家更多地运用线上远程操控手段实施资本管理，进而极大地拓展了劳动力资源的范围。
在此背景下，女性在数字化劳动领域的参与度显著提升。一方面，线上沟通平台的日益多元与广泛，催生出新型的线上远程劳动模式，这为部分家庭主妇开辟了全新的就业渠道，使其得以凭借线上工作获取经济收益，助力家庭经济来源的增加。但另一方面，这类工作大多属于非正式雇佣形式，游离于劳动法的保障范围之外，致使从事此类工作的女性无法享受正式劳动所附带的福利与社会保障权益。她们在付出更多劳动精力的同时，所获报酬不仅未增加，反而往往更少。这一现象实则反映了资本借助数字技术手段对女性劳动的深度剥削，通过榨取女性的剩余价值，以达成其数字资本积累的根本目的。
而中高级技术女工同样没有能够逃离数字资本的剥削困境。资本家出于招揽人才和削减生产成本的双重目的，凭借其所掌控的大数据信息，将触角伸向劳动力价格相对低廉的发展中国家地区，运用一种“身体采购”的手段，大量招揽当地的女性劳动力，以此来满足其在生产过程中的人力需求，同时实现对劳动成本的严格控制和对剩余价值的最大化榨取。何为“身体采购”？“博罗斯公司，与印度新兴的计算机产业有往来，意识到雇用印度员工为美国的客户安装软件的成本优势。这就是‘身体采购’”。[7]在资本主义的经济逻辑下，对于新购置的劳动力，相关国家会着手安排签证事宜、居住场所及工作岗位等，在这样的情境之下，女性工人于发达国家从事劳务工作期间所获取的劳动报酬较之于其在本土开展工作时所得到的收入呈现出增长的态势。然而，这一表象实则掩盖了背后深层的不平等关系。那些被吸纳进来的女工，不仅要承受地域转换带来的文化冲击，而且无法享受本土工人所具备的福利保障体系。同时，伴随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线上远程工作模式的推陈出新，促使资本家得以突破地域的限制，极大地扩充了劳动力资源的获取范围。因此，资本家纷纷采用线上远程雇佣的形式招募技能女工，临时聘用她们，却不给予资本主义国家所有的福利保障待遇，这导致其女工丧失了本应享有的基本权益，即便她们所创造的剩余价值与资本主义国家线下工人相当。再者，资本主义国家呈现出资本主义与父权制相互交织的社会结构，在数字时代，数字规则的制定权掌握在男性手中，主要为男性群体的利益服务，从而忽略甚至剥夺了女性应得的权益。女工群体深陷多种表现形式的性别歧视困境，如在职业晋升与薪酬提升方面的机会屡屡受限，以及自身具备的专业能力无端遭受质疑否定等情况频繁发生，这些歧视现象致使女工不仅在物质获取上遭遇阻碍，更在精神层面承受巨大压力，她们最终无可避免地沦为资本主义与父权制双重压迫下的牺牲者。她们一方面在劳动力市场中创造价值，成为社会生产和再生产劳动的重要部分，另一方面又被视为全球数字经济的残余物，被排除在资本主义制度福利和职业保障之外，成为数字社会中的赤裸存在，也成为数字血汗工厂中被剥削的新的边缘群体[8]。
4. 数字资本积累下女性劳动困境突围途径探索
4.1. 实现性别平等，明晰社会分工
在社会劳动的整体格局中，相较于男性，女性始终处于一种不公平的境遇。无论是在传统观念下被视作无偿付出的家务劳动领域，还是在以获取经济报酬为目的的有偿劳动场景里，女性所得到的待遇都与其实际劳动价值严重不符，长期遭受着低薪甚至无薪的不公平对待。从本质上讲，女性不仅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生产力，承担了繁重的家务劳动，还在资本主义经济链条中谋取有限的经济收入，形成了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系统性补贴[9]。可见，女性在劳动价值创造中发挥的积极作用并不比男性要少，但却被社会忽视，造成更深层次的剩余价值剥削。然而她们的劳动价值理应得到充分的认可与尊重。在当今数字化浪潮席卷的时代背景下，家务劳动呈现出显性和隐性的多样形态，对于这些劳动形式所蕴含的价值，绝不能再因循旧有的观念，将其简单地定义为女性的所谓“责任”，更不可对其实际创造的价值视而不见、肆意贬低。而应当将其置于与男性劳动同等的价值评估体系之下，给予公正、客观的认定与衡量，进而矫正长期存在的性别歧视问题，推动社会朝着更加公平、和谐的方向迈进，实现男女两性在劳动价值认可与回报上的真正平等，促进社会整体的良性发展与进步。
为了达成真正的公平与正义，亟需构建明晰的社会分工体系，坚决冲破资本主义与父权制交织而成的压迫性藩篱。家务劳动作为社会劳动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当被赋予经济价值，转化为有偿劳动形式，也应使那些长期处于隐匿状态的数字隐形劳动得以“显形”，获得社会劳动体系的正式认可。这就要求我们清晰界定家务活以及新型数字隐形劳动的社会分工边界，摒弃将其默认为女性专属“责任”的陈旧观念。此类劳动既然具备创造价值的属性，就不应被强行贴上性别的标签，沦为某一性别的无偿付出范畴。若这种不合理的状况持续存在，那么性别歧视与不平等现象必将顽固存续，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剥削也难以得到实质性的消除。唯有以科学、合理、公平的态度对待各类劳动，尊重每一个劳动者的付出与贡献，打破不合理的制度与观念束缚，才能推动社会朝着更加公正、和谐、进步的方向稳步前行，实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与全面解放。
4.2. 完善女性劳动权益相关制度与法律
在数字时代的浪潮之下，追求女性劳动的解放已成为当务之急，而首当其冲的是要对女性为社会经济发展所贡献的价值予以认可。这意味着必须打破由数字资本积累所构筑的社会体系架构，为女性劳动的发展营造更为公平的环境。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明确表明：“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运动。”[10]用变化发展的眼光对待数字时代女性劳动符合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和观点，也符合数字时代女性劳动解放的现实状况。因此，一方面，应着力提升女性的数字素养与专业技能，通过开展多样化的培训项目和教育活动，增强她们在数字领域的竞争力和适应能力，使其能够更好地融入数字经济的发展潮流之中。另一方面，完善社会福利机制与劳动权益保障体系不可或缺，这包括构建全面的福利覆盖网络，确保女性在生育、养老、医疗等方面的权益得到切实保障，构建以公有制为基石的社会体系迫在眉睫，这一举措旨在打破由数字资本积累所塑造的私有制与父权制相互勾连的具有压迫性的社会格局，为社会的公平正义与和谐发展创造条件。因此，应在公有制所营造的平等社会框架下，持续推进并优化那些旨在保障女性权益、促进性别平等的法律法规的制订与施行，这对于冲破数字时代加诸于女性劳动之上的禁锢，具有切实且关键的意义。诸如构建确保女职工在职场中晋升与薪酬待遇公平公正的保障制度，以及夯实女性劳动基本权益的防护屏障等，都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与此同时，高度重视并强化女性劳动基本权利保护的法律体系建设同样不容忽视。通过谋划、完善相关法律法规，让女性能够凭借法律这一有力武器，使其各项权利得到公正且平等的捍卫。例如，加强在家庭暴力情境下对女性充分保护的法律条文的创设以及在劳动法的各个维度上对女性劳动待遇进行全方位的优化与提升，从而全方位地为女性劳动权益的保障筑牢坚实的法律根基，推动社会朝着更加平等、公正、和谐的方向稳健前行。
首先，应修订《劳动合同法》设立“不完全劳动关系”专章，将零工经济从业者纳入法律保障范围，明确平台企业必须提供符合劳动基准的协议保障，特别是确保女性在孕期、哺乳期等特殊阶段享有平等的工作机会和社保权益；其次，要建立性别敏感的算法审计机制，通过立法要求企业定期对用工管理系统进行性别平等影响评估，重点监测招聘、薪酬和任务分配算法中的潜在偏见，并建立女性劳动者参与算法设计的民主协商机制；最后，应改革财税政策促进家庭内部劳动公平，推行以家庭为单位的个人所得税征收模式，增设家务劳动专项税收抵扣，同时扩大婴幼儿照护服务的税收优惠幅度，通过经济激励推动家庭责任共担。这些措施共同构成了保护数字时代女性劳动权益的制度体系，有助于实现劳动领域的性别平等。
4.3. 女性主义意识觉醒与父权制壁垒击破
追溯于猎巫运动，女性在各个领域受到来自社会的严苛规训，即便人类社会已经实现重大发展、进步，资本主义与父权制的双重桎梏仍使女性处于艰难的生存境地，“猎巫”现象也在数字时代以新的面貌呈现，沦为资本主义数字资本积累的工具。由此可见，数字时代女性的意识觉醒以及为自身权益抗争，乃是实现女性劳动解放的关键一环。
首先，女性必须主动揭开自身所受剥削压迫的“面纱”，若女性自身甘愿在这种不平等状态中沉沦，那么其解放便无从谈起。其次，需明确在资本主义与父权制交织的社会中，男性同样是被剥削者，性别偏见也给男性带来了诸多危害，使其难以达成真正的自由解放。事实上，追求性别平等与女性解放，绝非挑起性别对立，而是旨在达成各性别间的共同自由平等发展。唯有男女两性携手共进，形成合力对抗资本主义与父权制，从根本上动摇数字资本积累的根基，推动无产阶级获得解放，才能最终实现全人类的自由发展与解放，构建一个更加公平、和谐、美好的人类社会新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