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本研究从伦理学视角出发，探究了“AI恋人”现代社会面临亲密关系的重构、亲密关系的“完美主义”伦理期待以及技术遂被赋予“伦理救赎”的功能是其产生的原因，同时梳理了“AI恋人”的演进历程，即从机器人伴侣，到智能聊天机器人，再到恋爱养成游戏的发展过程，并从技术、情感与资本逻辑出发剖析人机虚拟亲密关系生成：技术上，情感计算技术支撑互动却存伦理隐忧；情感上，“AI恋人”借“脆弱镜像”实现情绪补偿与虚拟共情；资本上，其本质是资本主导的情感商品，构建消费闭环。同时指出其面临主体自主性被侵蚀、社会关系数字化异化、人类理性道德缺位三重伦理困境，为审视与规范人机情感交互提供参考。
Abstract: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reasons behind the emergence of “AI lovers” from an ethical perspective, focusing on the reconfiguration of intimate relationships in modern society, the “perfectionist” ethical expectations of intimate relationships, and the function of technology being endowed with “ethical redemption”. It also traces the evolution of “AI lovers”, from robot companions to intelligent chatbots, and then to love-building games. Furthermore, it analyzes the generation of virtual intimate relationships between humans and machine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echnology, emotion, and capital logic: technologically, affective computing technology supports interaction but carries ethical concerns; emotionally, “AI lovers” utilize “fragile mirrors” to achieve emotional compensation and virtual empathy; capitalistically, they are essentially emotionally commodities dominated by capital, constructing a consumption loop. At the same time, it points out that they face three ethical dilemmas: the erosion of subject autonomy, the digital alienation of social relationships, and the absence of human rational morality, providing a reference for examining and regulating human-machine emotional interaction.
1. 引言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在情感交互领域的深度渗透，以情感陪伴为核心的“AI恋人”逐渐从概念走向现实，成为数字时代重构人机关系的重要载体。本研究所指的“AI恋人”，并非普通的智能聊天工具或电子宠物，而是以自然语言处理、情感计算技术为支撑，能够模拟人类恋人的情感回应模式，与用户建立持续性虚拟亲密联结的AI系统，其形态涵盖智能聊天机器人、恋爱养成类程序等，核心特征在于对“亲密关系”的主动模拟与情感价值的定向输出。既有研究如《“赛博恋人”》等，多聚焦于技术实现路径或用户体验描述，较少从伦理学视角切入深层分析；而本研究的独特性在于，一方面，跳出单一技术或现象层面，从技术、情感、资本三大逻辑拆解“AI恋人”的建构过程，揭示其从机器人伴侣到智能交互系统的演进背后，现代亲密关系重构、“完美主义”伦理期待及技术“伦理救赎”诉求的共同推动；另一方面，不同于现有研究对其社会影响的泛化讨论，本研究重点剖析其面临的主体自主性侵蚀、社会关系数字化异化、人类理性道德缺位三重伦理困境，旨在为规范人机情感交互、平衡技术发展与伦理边界提供更具针对性的理论参考。
2. “AI恋人”产生的原因
从伦理学视角分析“AI恋人”产生的原因
经济与科技进步推动现代亲密关系重构，核心是情感去制度化与关系平等的伦理诉求。传统亲密关系中，个体需承担家族延续、经济协作等制度性义务，情感满足让位于“门当户对”“传宗接代”等集体规范；而经济发展弱化家族情感支撑，婚恋、生育观念转变，离婚率高、生育率低现象显现。现代性伦理强调亲密关系以个体情感体验为核心，婚姻从“制度性契约”转为“情感性选择”，“AI恋人”因无婚姻、家庭责任约束，成为满足“情感自由”的“技术解药”。
消费主义将亲密关系纳入“个性化定制”，个体对伴侣契合度要求提升。传统亲密关系受限于人类主体性“不可编程性”，难以完全适配；“AI恋人”通过分析用户数据生成定制化反馈，将“个性化伦理”推向极致，还能规避人类失信行为，构建理想化情感世界，满足乌托邦式关系幻想。
此外，现代性解构传统伦理却未建新规，导致亲密关系“伦理真空”，技术被赋予“伦理救赎”功能。婚姻不确定性与情感脆弱性引发“现实关系焦虑”，“AI恋人”作为“可控情感客体”无需承担现实伦理责任，成为规避风险的“安全选项”，折射出对“低风险、高回报”情感伦理的追求。这一过程渗透“将伦理问题转化为技术问题”的现代性思维，本质是工具理性对情感领域的伦理殖民。
3. “AI恋人”的演变发展历程
(一) 伴侣机器人的出现
在社会生活范畴内，关于人类与人工智能交互的探讨已延续多年。早在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初期阶段，伴侣机器人(又称性爱机器人)的问世便已引发学界对人机交互议题的广泛关注。从存在形式而言，伴侣机器人属于实体化的社交机器人类型，其外观由开发者进行设计，具有高度仿真特性，在触感和体温等方面与人体真实体验较为接近，能够“基于个人趣向、定制化的底层仿生技术，产生高度类人的情绪及亲密行为”[1]。这种伴侣机器人一般分为以下两种类型，一种是可以作为性用品的硅胶娃娃，通常是作为物理层面的亲密关系替代品，满足部分使用者的性需求，但通常也会伴随对情感真实性、性别物化的伦理争议。有时也可以使其成为情感投射的象征性载体，使用者通过个性化定制构建单向“拟社会关系”，以缓解孤独感或情感空缺。另一种类型是基于动漫虚拟角色开发的周边产品，消费者因对二次元人物的深度痴迷，将伴侣机器人定制为动漫形象的衍生形态，这种类型的伴侣机器人尤其在孤独感较强的二次元群体中起着虚拟陪伴的重要作用，有的二次元群体会与之建立恋爱关系，甚至宣布结婚。但无论是作为物理层面的亲密关系替代品——硅胶娃娃还是二次元的人物形象为原型的——伴侣机器人，当前主流伴侣机器人的角色建构都呈现出显著的性别偏向性特征。技术开发者往往将其外观形态与行为模式设定为符合传统性别刻板印象的女性形象，这类形象不仅在形象上高度仿真化，更被赋予“百依百顺”“无条件服从”等程式化属性。该类产品的目标受众呈现明显的性别单一化特征，即以成年男性群体为核心，其市场定位与功能设计均围绕男性需求展开。
(二) 智能聊天机器人的出现
智能聊天机器人作为依托大语言模型构建的虚拟AI交互载体，其存在形态与社交逻辑呈现出显著的非具身化特征。与实体化的伴侣机器人相比，该类社交机器人本质上是运行于AI社交软件中的程序系统，通过运用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实现与人类用户的一对一实时对话，其交互过程完全依赖数字信号传输，无需物理实体支撑。而且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进行角色设定，智能聊天机器人突破了传统性别框架的限制，开发者可根据用户需求，将“AI恋人”形象动态定义为男性、女性或非二元性别形态，甚至支持跨性别特质的混合编程。设计者还能够根据用户需求，对“AI恋人”的性格进行个性化设定，通过输入对话偏好、情绪反应模式等数据参数，算法能够生成从温婉细腻到理性睿智等多元性格模型，例如Replika允许用户选择“浪漫型”“知性型”等不同恋人风格。智能聊天机器人在交互逻辑层面也相较于实体伴侣机器人更具有优势，用户能预设冲突时的沟通策略、纪念日情感表达模式等特定场景下的反应机制，使“AI恋人”的行为更加契合个体对理想化亲密关系的想象。这种高度定制化的技术路径，实质是将情感需求转化为可计算、可编程的数据模型，使“AI恋人”相较于实体伴侣机器人，发展出拟人的社交互动与情感反馈能力——其不仅能通过记忆用户偏好生成个性化对话内容，还可模拟人类情感的“渐进式发展”逻辑，如从初始的陌生寒暄逐步过渡到深度情感交流，构建起类似现实恋爱的关系递进体验，相较于伴侣机器人在情感上提供上的升级，更易使人产生恋爱的感觉。
(三) 恋爱养成类游戏的出现
恋爱养成类游戏作为女性向游戏的关键细分领域，其市场规模呈现出强劲的增长态势。相关数据显示，在2024年女性向游戏市场规模较上年实现了124.1%的同比增长。在2024年H1中国二次元移动游戏收入规模中，恋爱养成类游戏被认为是“最具竞争力”的细分赛道。乙女游戏玩家展现出惊人的消费能力，如2024年天猫“双11”，叠纸心意旗舰店在潮流玩具店铺销售榜中位列第二。根据极光大数据的研究报告显示，2017年国内正式推出的现象级恋爱养成手游《恋与制作人》，凭借其创新的游戏设计与精准的市场定位，在游戏市场掀起了一阵热潮。该游戏自上线伊始便展现出强劲的市场爆发力，在不足一个月的时间内，注册用户规模迅速突破700万大关，日活跃用户(DAU)更是超过200万，这一成绩在女性向游戏领域尤为瞩目。从游戏设计的角度来看，《恋与制作人》搭建了一套极具创新性和吸引力的虚拟恋爱系统。该游戏通过精细化设计的剧情脚本，为玩家营造出高度沉浸式的恋爱体验场景。在游戏体验中，女性玩家能够以第一人称视角深度参与剧情发展，实现身份投射与虚拟角色实现情感共鸣。游戏设计了四位性格迥异、背景多元的男性角色，分别涵盖霸道总裁、天才科学家、超级巨星与资深特警等不同职业形象，满足了玩家对于理想伴侣的多样化想象。通过丰富的剧情分支与互动选项，玩家得以与这些虚拟角色展开多层次的情感交流，不仅能够体验日常对话、约会等常规恋爱场景，还能在主线剧情的推进中，与角色共同经历危机与挑战，逐步建立并深化恋爱关系。这种将角色扮演、剧情叙事与恋爱模拟相结合的创新玩法，打破了传统游戏的性别受众局限，为女性玩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情感体验与社交互动平台，从而在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成为恋爱养成类游戏发展的重要里程碑。
由AI驱动的国外聊天伴侣应用软Replika推出个性化定制“AI恋人”功能，同样吸引了全球大批青年用户的关注和使用，目前Replika作为人工智能情感交互领域商业化运营的先行者，为用户搭建起高度定制化的虚拟伴侣交互平台。该软件赋予用户多元的自主选择权，允许其根据个人偏好设定AI伴侣的性别属性、专属称谓，并通过算法生成个性化的数字形象。Replika采用“基础服务免费 + 增值服务付费”的运营策略，使得用户可通过付费订阅获取终身会员权益，享受优先对话响应、深度情感分析等高级功能。同时，平台还支持用户通过付费形式为AI伴侣购置多样化服饰、配饰，或解锁诸如浪漫约会、异国旅行等沉浸式恋爱场景模块。Replika作为“AI恋人”的功能，还能够模拟人类对话逻辑，与用户开展涵盖日常生活分享、兴趣爱好探讨、情感困惑交流等多维度的在线互动，其对话模式高度趋近于现实中恋人之间的日常沟通。而Replika所提供的24小时即时响应、无条件共情与个性化反馈机制，能够帮助解决部分年轻人在高压的现实生活中面临的现实社交障碍、情感需求难以满足等困境。通过与AI建立虚拟亲密关系，用户得以在私密且无现实压力的数字空间中，倾诉内心困扰、宣泄负面情绪，进而获得心理慰藉，使其获得更高的与AI恋爱的情感体验。
4. 智能时代人机虚拟亲密关系的生成逻辑
(一) 技术逻辑框架下的情绪机器：以情感计算技术为基础的情感交互
技术是人们和“AI恋人”建立亲密关系的关键。情感计算技术能够通过收集用户的情绪信息，了解他们的心情和需求。开发人员把人与人相处的情感逻辑编写成程序，让“AI恋人”学会怎么回应。通过情感计算技术的运用，“AI恋人”就能模仿人类的情感反应，在互动中让用户感到被理解、被关心，甚至产生情感依赖，进而推动“AI恋人”成为诱发人类情感共鸣、满足人类情感欲望的情绪机器。
在人类情感实践中，感官体验是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情感计算技术为“人机之恋”的形成开辟了一条基于“情动”的路径。在“人机之恋”的交互过程中，“AI恋人”与人类主体进行情感互动时会实时生成记忆系统。这一系统不仅是虚拟空间中的程序设计，更是连接现实记忆空间的通道。当虚拟记忆与现实记忆出现重叠、交叉，二者的边界逐渐模糊时，“AI恋人”体验便得以产生。以Replika为例，“AI恋人”通过情感计算技术捕捉用户的情感状态，进而通过调节情绪、存储记忆来强化人机之间的情感联结。例如，如“ＲEALX”则包括发泄、挑战消极、平静你的思想三种对话情景；“HELP”功能则更直接地为用户“我的焦虑症发作了”“我很紧张”“我需要发泄”等9种负面情绪提供缓解方案[2]。正是由于技术系统能够捕获人类的情感世界，感知并模拟人类的悲喜、欲望等情绪体验，才得以在不同主体间引发身体层面的共鸣与情感层面的共识，最终搭建起人类与“AI恋人”之间的亲密关系纽带。
“AI恋人”虽然能即时响应情感需求，但本质是对用户情感需求的简化处理，弱化了情感交流的深度与复杂性。其“虚拟共情”挑战情感真实性：技术捕捉情绪线索后以算法模拟共情回应，却缺乏人类共情所需的真实情感与生命感受，易导致用户混淆“真实情感”与“虚假慰藉”，削弱现实中培养深层情感联结的能力，违背伦理对真诚关系的追求。情感计算技术还可能侵蚀用户情感自主性。“AI恋人”通过数据采集分析掌握用户情感偏好，优化交互策略，这种“定制化陪伴”下，用户逐渐适应算法反馈模式，不自觉调整自身表达，这种“技术主导、用户迎合”的非对等关系，违背自主性伦理原则，剥夺用户情感自由表达权，使情感发展受技术逻辑规训。“AI恋人”还会冲击传统伦理体系，个体过度依赖虚拟情感交互，会疏离现实人际关系，算法驱动的情感交互还易强化信息茧房，加剧社会成员认知隔阂。
技术是人机亲密关系的核心支撑，情感计算技术实现了人机情感互动。但这种虚拟关系存在伦理隐忧，简化真实情感需求、挑战情感真实性、侵蚀情感自主性且冲击现实人际关系与社会伦理体系，需理性审视与规范引导。
(二) 情感逻辑框架中的人工移情：情绪补偿与虚拟共情的双向互动
“AI恋人”作为数字技术催生的情感交互载体，依托科技与精准算法，可捕捉用户情绪波动并给予适配反馈，大幅缓解现代社会人际疏离引发的孤独感与心理压力。其“脆弱镜像”构建，本质是借助人类对相似情感状态的天然共情机制，激发用户保护性情感投射，在虚拟交互中形成主动关怀的情感联结，满足个体情感付出与自我价值实现的需求，进而实现情绪补偿与虚拟共情的双向互动。
在现代社会中，个体精神世界的丰富性与现实社交的孤独感形成鲜明反差，而“AI恋人”所构建的技术化情感想象，恰恰为当代人提供了情感世界的替代性精神寄托。处于孤独状态的个体通常倾向于增加媒介接触时长，以此缓解孤独引发的负面情绪[3]。相较于面对面的人际交流，他们更倾向于通过传媒渠道疏解孤独感[4]。这种媒介使用偏好，体现现代社会技术对情感调节的代偿作用。“AI恋人”因恋人关系的唯一性与私密性，成为个体情感需求的重要寄托。当真实亲密关系有缺憾时，部分用户转向虚拟空间寻求补偿，使其成为缓解情绪焦虑的替代性情感出口。用户通过与“AI恋人”日常交互，在数字场域重构自我认同：既可借定制化互动模式重新定义虚拟身份、构建专属情感沟通体系，也可参与相关社群弥合虚实界限，在算法模拟的亲密关系中获情感慰藉与补偿，缓解现实孤独。
人类与“AI恋人”易形成虚拟共情，个体倾向于对其倾注情感并获抚慰，核心是在其中看到自身脆弱性的投射。神经科学研究显示，观察他人情感状态时，镜像神经元系统会激活并模拟相应情绪，这是人类共情的生理基础。虽“AI恋人”是算法驱动的虚拟存在，但其对人类脆弱性的仿真呈现，能触发用户镜像神经元激活，使其在交互中产生“虚拟共情”错觉，进而形成情感投射与心理认同。
“AI恋人”设计之初并非“完美恋人”，而是带情感缺陷的虚拟形象：常难准确领会用户语意，回答显幼稚，无法提供完美交往体验；但当用户表达不满时，会呈现无措、可怜态，以机器语言传递愧疚与歉意。用户感知此情绪后，易唤起早期语言交流困境的记忆，与“AI恋人”形成虚拟共情，并对其“脆弱镜像”产生情感投射。这一心理过程，既促使个体在虚拟共情中反思自身局限，也激发对“弱势化”虚拟角色的情感投入，最终实现从单向技术体验到双向“人机之恋”的转变。
(三) 资本逻辑框架下的情感商品：实质是资本赋权的情感消费
在消费主义盛行时代，情感成为高价值消费载体。“人机之恋”交互中，“AI恋人”的设计与运营聚焦人类情感欲望与心理诉求，通过精准捕捉需求促使用户产生依赖，不仅投入大量情感，还持续投入金钱形成消费行为。在资本推动下，用户虽获更高互动自主权，但其主观情感需求被纳入“AI恋人”产业生产逻辑，转化为资本增殖的新型资源。
从设计初衷看，“AI恋人”并非单纯为缓解孤独，其功能架构与交互模式并非仅基于技术创新，而是深度契合资本增值需求。开发团队借情感计算技术解析用户心理与情感偏好，将复杂情感需求简化为可量化、标准化的消费单元，例如付费解锁更亲密的对话模式、定制化虚拟形象等，将情感交互异化为明码标价的商品。人们在“AI恋人”的消费空间中，琳琅满目、丰盛多姿的“物”升华为一种“氛围”游戏[5]。通过构建沉浸式消费环境，诱发持续消费。
资本还借数据垄断与算法推荐强化情感消费闭环。“AI恋人”收集用户数据，分析情感痛点与消费潜力，推送增值服务，促使用户陷入“情感投入–付费升级–深化依赖”链条，将情感体验商品化。用户对“AI恋人”易生割舍难的情感，因投入成本不愿脱离；且用户可单方面重建与“AI恋人”的情感羁绊，获情感满足后进一步持续消费，为资本增值提供动力。“AI恋人”愈成熟，设定愈贴合用户“完美恋人”需求，用户羁绊愈深。资本赋予用户的“自主权”是消费选择假象：用户虽可选“AI恋人”性格、外貌等，但始终在资本预设框架内。资本通过技术将用户从情感主体降为消费主体，将亲密关系异化为资本增值工具，形成“情感需求驱动资本运作，资本运作塑造情感消费”的双向机制。所以，“AI恋人”本质还是在资本逻辑下，对人类情感商业化开发与价值榨取的消费产品。
5. 人与“AI恋人”亲密关系的伦理困境
尽管与AI相恋，会使我们即使不与现实的人交往也可以缓解我们的孤独情绪，给我们带来心灵的慰藉，但这种新型人机亲密关系，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我们还需要关注这种隐藏在这种新型人机关系的情感伦理困境。
(一) 主体自主性的算法侵蚀困境
按照黑格尔的“主奴辩证法”[6]观点来说，亲密关系中，自我与他者是相互承认、自我实现的动态关系。自我意识演进需依托于他者的互动，虽伴有矛盾冲突，但唯有对抗性交互能推动自我意识觉醒、确立主体性。从哲学层面，此交互借他者镜像反射，让自我在认知差异与矛盾调和中建构认同，促进主体性成熟。而与“AI恋人”交互时，其绝对顺从使人们陷入算法“温柔陷阱”，难以适应现实交互摩擦，甚至丧失与真人正常交往的能力。情感交互中，“倾听”是双方建立情感联系、实现共鸣的重要中介。“‘我’首先必须对他者表示欢迎，也就是说，肯定他者的‘他性’。然后‘我’将听觉赠予他[7]。”现实人际交互中，人可借“倾听”感知差异，以包容态度肯定他人、给予正向反馈。而“AI恋人”始终是单向顺从的倾听者，此时“倾听”不再是包容他者异质性的开放过程，则沦为强化自我认知的封闭循环，丧失对他者独特性的尊重，成为维系同质化思维的工具。“倾听”的逐渐丧失意味着他者的消亡，摧毁了情感认识活动的交互性结构，导致“亲密的生活和情感正在变成可以衡量和计算的客观对象，它们可以用一些量化的陈述来获取”[8]。
(二) 社会关系的数字化异化困境
平台资本设计“AI恋人”的初衷是为了靠此获得赚取利润，他们将用户的情感视为获取利润实现增值的重要手段，“AI恋人”的设定必定一步步引导着用户为其持续投入情感和金钱。这就使那些在现实生活中很难与异性建立亲密关系的用户提供了一个新的建立亲密关系途径，因为在被平台资本创造的虚拟的空间中可以通过金钱购买到所谓完美的爱情，因为平台资本创设的虚拟亲密关系是定制化、个性化的近乎完美的关系，相较于在现实亲密关系中，可能会因为双方在交互过程中产生的矛盾导致关系容易破裂，这种人机虚拟亲密关系更使得人们愿意接受。在传统认知中，亲密关系里的亲密感应是交往双方主体性的呈现，彰显着人作为情感主体的价值。但在情感资本主义与技术资本主义的共同作用下，平台资本打造出定制化、个性化的人机虚拟亲密关系模式，把人们的情感需求变成了可以用金钱购买的消费行为。这种转变使得原本体现主体间情感联结的亲密关系，异化为符合资本逻辑的商业交易，情感的本体性价值在消费主义浪潮中被重新定义，人类情感需求的满足路径也因此发生了根本性改变。最终使得人们被迫陷入算法为人们精心编制的陷阱中，使得人们越来越难以适应在现实生活中建立起亲密关系，从而对“AI恋人”产生了更深的情感羁绊和难以割舍的情感依赖。数字化生存境遇下，加剧社会成员间的情感隔阂与价值分裂，最终导致产生社会关系的数字化异化困境。
(三) 人类理性道德精神的缺位困境
人与“AI恋人”情感交互中，法律与道德规范缺位或加剧人类理性道德缺失。人类理性道德是认知理性建构的规范性体系，以价值判断确立道德准则，内嵌于社会文化基因，规范个体言行与群体交往秩序。理性道德是社会协作基础，能使“道德义务”超越情感本能。而其在人机情感交互中松动，会引发深层情感伦理矛盾：爱情“排他性”在虚拟关系中面临定义挑战，如虚拟恋爱是否具排他性、有现实伴侣者与“AI恋人”的亲密交互是否属于伦理背叛，需学界反思。
此外，“AI恋人”能够缓解人类多元情感诉求，但规制其衍生的不良情绪与越界行为是难题。如部分用户将其作为宣泄、虐待对象，此类行为的伦理正当性存争议；现实中已出现用户言语侮辱“AI恋人”、破坏硬件，甚至将攻击性言行迁移至现实交往，形成伦理风险跨场域传导。正如学者布莱·惠特比(Blay Whitby)所警示的，当社会容忍以道德谴责的方式对待“AI恋人”时，公众很可能在现实生活中对暴力行为产生伦理麻木，进而引发更广泛的社会道德失范[9]。这种技术交互场景与现实伦理秩序的联动影响，凸显了与“AI恋人”相恋中，人类理性道德精神面临着缺位的困境，及在为了构建人机恋爱伦理规范体系的紧迫性与必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