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完成于1844年，这部著作是马克思在巴黎生活期间，于1844年4月至8月期间所完成的。该著作原版是马克思在较长时间内完成并且尚未发表的草稿，在马克思逝世近50年之后的1932年才发表问世。该著作一经发表就凭借其蕴含的丰富内涵引起巨大反响，对于马克思主义学说和当时人们思想界产生重要影响。
马克思原本是一名法学博士，他学习和研究的方向是法学、哲学领域。但是在马克思担任《莱茵报》报刊编辑时，在工作过程当中他“遇到对于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他认为“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他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作为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他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1]等等一些事件促使马克思开始着手研究现实社会各种关系、研究政治经济学。
《手稿》就是在马克思研究方向和思想转变的关键时期完成，表明了马克思本人从哲学领域逐步涉猎到关注现实的经济领域，《手稿》当中蕴含的思想结晶是马克思早期进一步研究人的解放问题的重要思想成果，也是他进行政治经济学和哲学研究的早期成果。《手稿》的完成品标志着马克思思想由革命民主主义转向共产主义、由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再到创立新的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是马克思进而形成新的世界观的重要转折点。
以马尔库塞、弗洛姆、早期卢卡奇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以及前南斯拉夫实践派的哲学家为主要代表人物对《手稿》进行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的解读，他们认为《手稿》是马克思全部思想的顶峰和核心，在《手稿》这里马克思的哲学表述最为深刻和完整。《手稿》以“人的类本质”、“异化劳动”和“人的解放”为核心范畴，建立了一套系统的“人本学”批判理论，并将其视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非人化状况最深刻、最富伦理力量的批判。与此同时，《手稿》中的人本主义思想是贯穿马克思一生著作的红线，后期的经济学分析(如《资本论》中的商品拜物教理论)是早期异化理论的具体化和深化。他们对于《手稿》的这种解读高扬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和人道主义精神，但是可能将马克思主义伦理化，从而忽视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严谨性。
阿尔都塞的“认识论断裂说”正是与人本主义解读《手稿》针锋相对的观点，这个观点由法国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路易·阿尔都塞在《保卫马克思》中系统提出。他认为在马克思的思想发展过程当中，存在一个决定性的“认识论断裂”，并且阿尔都塞推断其大概发生在1845年，其标志是《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两本原著的问世。这个断裂将马克思的思想划分为两个不同的阶段：“断裂前”以《手稿》为代表，这个时期马克思思想深受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影响；“断裂后”马克思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他扬弃了“人的本质、异化”等哲学范畴，转而使用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阶级斗争等全新的历史唯物主义范畴来考察社会、认识现实[2]。他认为《手稿》仍带有浓厚的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印记。阿尔都塞对于《手稿》的解读极大地挑战了当时占主导地位的人本主义思潮，强调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结构性维度。但是他将马克思的思想发展割裂为两个部分的做法也显得过于僵化了，一定程度上忽略了马克思早期思想与后期思想之间复杂的联系和过渡性。
对于《手稿》地位的争论关乎到如何深刻科学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如何界定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以及如何明晰马克思思想发展的整体脉络。也正是因为关于《手稿》的种种争论，彰显了《手稿》经久不衰的理论魅力。
2. 《手稿》之“催化剂”：费尔巴哈的人本唯物主义
马克思的思想有一个由青年黑格尔派转向费尔巴哈唯物主义进而建立自己学说体系的过程。在马克思思想转变的关键时期，费尔巴哈的人本唯物主义哲学对于马克思的思想转变产生了关键催化剂作用。
由此观之，要想明晰《手稿》的写作由来，必须对于费尔巴哈的哲学思想有所了解。关于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唯物主义哲学大概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3]。
2.1. 用唯物主义对当时的神学进行人本学批判
在探讨费尔巴哈对神学的人本学批判时，我们要明确费尔巴哈是从唯物主义视角来分析当时社会的，从而对其进行人本主义批判，进而揭示其背后的深层人性含义。费尔巴哈站在现实的人的立场上去批判。费尔巴哈的批判核心在于指出神学现象实际上是人对自身本质的一种异己的反应，神学的本质实质上是人的本质的异化。费尔巴哈认为神学的兴起源于人类对自然界的无力感和对生活困境的无奈。在当时现实的大背景下，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困苦煎熬无法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只能将自己的理想、愿望和力量投射到一个超越现实的实体上也即神学的“神”。这种投射使得将现实映射在超现实的过程当中导致了人的本质的自我异化，使得人类在精神上依赖于一个虚构的神，而忽视了自身的潜能和创造力，也即忽略了人之所以作为人的本质力量[4]。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人本学批判是对当时神学现象的一种深刻反思。它强调了在神学氛围笼罩下的人的主体性和人对于现实世界的改造，为人类思想史上的神学批判理论贡献了独特的视角。
2.2. 费尔巴哈的感性、对象性原则
以往的哲学认为理念的表现形式是第一位的。比如在黑格尔那里，理念、观念、法理是第一位的东西，占有第一性的地位。黑格尔及其以前的哲学认为感性的东西永远不是理想的，而是一种低级的、低俗的东西，第二性的永远不能成为第一性的东西。因此，在费尔巴哈以前的哲学理念是第一位的理念的表现形式。但是费尔巴哈打破了这种错误的“桎梏”，费尔巴哈打破了唯心主义的笼子，将唯心主义拉下“神坛”。费尔巴哈认为以往的哲学所谓“理念的表现形式是第一性的”论断是堕落的、有缺陷的。
2.2.1. 费尔巴哈的感性原则
马克思认为，费尔巴哈恢复了唯物主义的权威，提出了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在费尔巴哈那里，他认为感性的东西远远比理念的东西要重要得多。费尔巴哈是从人本主义的角度来展开唯物主义、展开自己的哲学，因此费尔巴哈必然从现实的角度出发、从感性的角度出发来建构自己的理论。
2.2.2. 费尔巴哈的对象性原则
关于人的本质的定义，费尔巴哈认为人的“对象”决定了人的本质，这就是费尔巴哈的对象性原则。现实的事物都有对象，事物的对象就是该事物的本质。举个简单的例子，“人就是人吃下去的东西”，人吃东西，此时此刻人吃的食物就是人的对象，按照费尔巴哈的观念观点，食物就是人的本质。
人以某种东西为对象，那么这个被当作对象的东西就是人的本质。在这里可以用“对象性原则”从三个方面理解费尔巴哈所规定的人的本质。首先认识自然存在物，人在改造自然过程中生存。在这个过程当中自然界是人类活动的对象，因此按照费尔巴哈的“对象性原则”来看，人的本质就是自然存在物。这里的“自然存在物”也就是马克思所讲的人类的自然属性。其次，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交往的扩大，人与人之间产生密切的关系，进而形成人类社会。人类在社会中生存发展，人通过自己的社会劳动在社会中生存[5]。
在这里社会就是人类活动的对象，按照费尔巴哈的“对象性原则”社会性就是人的本质。在这里费尔巴哈从“对象总原则”出发，认为自然和社会分别是人的活动的对象，因而规定了人本质的自然规定性和社会规定性。这相比于费尔巴哈之前的关于人的本质的观点具有极大的进步意义。但是，费尔巴哈虽然在关注人的本质时将目光锁定在“人本身”，但是也仅仅是“付诸感性的直观”，并没有看到人在从事物质生产活动的同时一定是处于一定的社会关系当中，也并没有看到人的实践活动的意义。关于这点，马克思在被恩格斯誉为“包含着新世界的萌芽的第一个文献”《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当中这样写到：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他们当做人的感性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6]在马克思看来，费尔巴哈只是看到了直观的现实的活动，并不了解实践的关键意义，对于人的本质的理解是感性的、肤浅的。
3. 《手稿》中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类本质”概念的继承与批判性转化
3.1. 费尔巴哈的“类本质”
19世纪德国哲学深受神学统治的影响，这种意识形态的束缚使得哲学思考难以摆脱神学的框架。在此背景下，费尔巴哈试图通过提出“类本质”这个概念来突破神学对人性探讨的限制，将哲学关注的焦点重新拉回到人的本身。他强调以人本主义为核心，并且试图从人的自然属性出发，探讨人类区别于其他存在物的本质特征。这一思想不仅反映了当时哲学界对神学异化现象的反思，也为后来马克思的思想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契机[7]。
在费尔巴哈的体系当中，“类本质”的概念处于核心地位。这个概念贯穿于他对神学本质的剖析以及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解之中。此外，在探讨人与自然的关系时，费尔巴哈强调人的“类本质”是一种普遍的本质属性，它既包含自然属性，也包含精神属性，体现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内在统一性。费尔巴哈对于“类本质”的解读定义为人的本质属性，表现为情感、爱、意志等方面的内容。他认为，“类”概念是对神学批判的重要手段，也是其哲学思想的起点和归宿。在费尔巴哈看来“类本质”是人类以自身为对象所意识到的本质属性，它超越了个体的局限性，具有普遍的抽象性。
费尔巴哈试图通过“类本质”概念揭示人类区别于其他存在物的独特性质。但由于其深度仍停留在抽象层面还不能能充分关注社会实践和物质利益关系，因此存在一定的理论局限性。
3.2. 马克思对于费尔巴哈“类本质”的继承与超越
马克思在早期思想形成过程中，深受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哲学的影响。在《手稿》中，马克思明确表达了对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的追求，这一理念与费尔巴哈所倡导的“类本质”思想具有明显的相似性。费尔巴哈强调人的本质属性在于理性、意志和爱，并将这些属性视为人类跳出神学笼罩的关键力量。马克思在这一阶段同样关注如何通过哲学实现人的解放，并试图揭示神学异化对人类本质的压制。在《手稿》的基础之上，马克思在《德法年鉴》时期的著作中进一步探讨了人类如何在现实社会中实现其“类本质”。
相较于费尔巴哈的“类本质”，马克思引入了实践的概念，更加强调人的“类本质”应是自由自觉的生命活动。人能通过实践改造世界，从而证明自身为有意识的类存在物。实践不仅是人与外界互动的桥梁，更是人类本质的具体体现。通过劳动实践，人能够主动地面对自己的产品，并按照美的规律进行创造，这体现了马克思对费尔巴哈抽象“类本质”的重塑与超越[8]。同时，马克思进一步将“类本质”的概念放在社会历史领域来认识，强调人的本质的历史性，从而超越了了费尔巴哈脱离历史抽象地谈“类本质”的缺陷。马克思则认为，人的本质并非固定不变，而是随着社会关系的变化而变化。在《手稿》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逐渐从“自然的人”转向“社会的人”，他明确指出人的本质是其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一转变不仅揭示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也为理解人的本质提供了更加全面的视角。这些内容明显反映了马克思对于费尔巴哈“类本质”思想的扬弃[9]。
4. 《手稿》之核心内容
4.1. 以“异化劳动”为核心的国民经济学的批判
首先，马克思指出，国民经济学家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视为自然和永恒的，而没有看到劳动者在其中的异化状态。他认为，国民经济学家只关注了劳动的生产力，而忽视了劳动者的生存条件。其次，马克思通过“异化劳动”的概念，揭示了劳动者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的四重异化：劳动者与劳动产品的异化、劳动过程的异化、人的类本质的异化以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异化。劳动者生产的商品不属于自己，而是成为资本家的财产，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失去了自主性和创造性，变成了劳动的奴隶。马克思批判了国民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认为它掩盖了劳动者的剥削和异化。国民经济学家将劳动视为价值创造的唯一源泉，但却没有认识到劳动者在创造价值的同时所遭受的剥削和不公正待遇[10]。
马克思认为，国民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的，因此它无法解释资本主义内在的矛盾和危机。马克思通过异化劳动的批判，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局限性和过渡性，预示了社会变革的必然性。
总之，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以异化劳动为核心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劳动者的异化状态，为后来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4.2. 以“异化的积极扬弃”为核心的共产主义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阐述了共产主义的理念，其核心在于“异化的积极扬弃”，即通过消除异化状态，恢复人的本质，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不仅仅是对私有制和异化劳动的简单废除，而是一个积极的过程，它包含了人的本质的复归和全面发展的可能性。在这一社会中，劳动不再是被迫的、异化的活动，而是成为人的自我实现和自我发展的手段。私有制和阶级差别的消灭是这一社会变革的基础，它使得生产资料公有，劳动者能够自由地享受自己的劳动成果。在这样的社会中，人不再是片面发展的存在，而是物质和精神生活丰富、各方面能力得到提升的全面发展个体。
马克思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是一个“自由人的联合体”，在其中，个体与集体实现了和谐统一，劳动与享受达到了统一，人的活动不再是生存的压力，而是生活的第一需要，通过劳动创造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实现了自我价值和自我完善。《手稿》中这一理念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提供了深刻的理论支撑。
4.3. 以“对象性”为核心的哲学批判
马克思以“对象性”为核心展开哲学批判，揭示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异化状态。马克思认为，人的对象性活动归根到底说本应是人的本质力量的体现，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这种活动变成了异化劳动，劳动者与劳动产品、劳动过程、类本质以及他人相异化。私有制导致劳动不再是自我实现的方式，而是劳动者被迫的非人活动，劳动者创造的财富越多，自身越贫穷，因为劳动变成了外在于他的统治力量[11]。
这种异化导致人的类本质丧失，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变成了生存手段，社会关系被货币关系所取代。马克思的批判指向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人的生存困境，并指出克服异化的途径在于消除私有制，建立共产主义社会，恢复人的对象性活动的本质，实现自由和全面发展。
5. 结语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在马克思主义诞生中占据关键地位，标志着马克思思想的重要转变，为其理论体系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手稿中异化劳动理论的提出，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阶级的剥削和人的本质的扭曲，为剩余价值理论的形成提供了理论准备。同时，马克思对费尔巴哈哲学和黑格尔哲学的批判，展现了他哲学思想的唯物主义转向，并且强调现实世界是人的实践活动的基础。经济学研究方面的探索，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起点，通过对资本主义经济范畴的分析，揭示了经济的内在矛盾[12]。此外，手稿中对共产主义的初步阐述，明确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想和目标。手稿将哲学批判与经济学研究相结合，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统一的特征。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成的重要里程碑，是马克思由旧哲学转变为新哲学的转折点。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在这个基础之上《手稿》可以称之为马克思的思想“拐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