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时间问题是马克思和海德格尔共同关注的哲学问题，对两人时间观的梳理有助于深入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海德格尔哲学的内在价值。马克思从历史唯物主义与劳动实践出发，将时间视为社会关系的产物，强调时间的社会性与历史性，揭示资本主义中时间异化与剩余价值的剥削机制，并指向自由时间与人类解放的可能性。海德格尔则基于存在论与现象学方法，以“此在”的时间性为基点，提出时间作为存在之根本境遇，强调时间的绽出结构与历史性对个体生存的意义，寻求生存境遇自由的可能。研究表明，二者均超越传统形而上学的抽象时间观并转向对人之存在的现实关切，在时间视域下对自由阐释了各自的见解。马克思的时间观更具社会现实性与实践指向，目的达到“自由人联合体”；而海德格尔则更注重个体生存的时间性体验，意欲实现此在的自由在世。探究两人在时间视域下对自由的见解不仅可以深化对两种时间哲学的理解，还能对当代社会中的时间异化问题与自由的实现提出独特的见解。
Abstract: The issue of time is a philosophical concern shared by Marx and Heidegger, and sorting out their views on time can help deepen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inherent values of Marxist philosophy and Heideggerian philosophy. Marx, starting from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labor practice, views time as a product of social relations, emphasizing the social and historical nature of time, revealing the mechanism of time alienation and exploitation of surplus value in capitalism, and pointing to the possibility of free time and human liberation. Heidegger, based on existentialism and phenomenological methods, takes the temporality of “Dasein” as the starting point, proposing that time is the fundamental condition of existence, emphasizing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emergent structure and historicity of time to individual existence, and seeking the possibility of freedom in the condition of existence. Research has shown that both transcend the abstract view of time in traditional metaphysics and turn to the practical concerns of human existence, explaining their respective views on freedo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ime. Marx’s view of time is more socially realistic and practically oriented, aiming to achieve a “free association of free individuals”; while Heidegger pays more attention to the temporal experience of individual existence, intending to achieve the freedom of Dasein in the world. Exploring the two men’s views on freedo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ime can not only deepen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ir respective time philosophies, but also provide unique insights into the issue of time alienation and the realization of freedom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1. 引言
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所强调的“实践”与海德格尔的“此在”在“时间”视域下都有着对继承历史条件并将其发展展开的阐释，两人在“时间”视域下对自由的异同了解得以区分两人不同的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并在当前下更好地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出发点来分析和探索当今时代问题。时间是哲学中的核心议题。时间可以分为自然时间与社会时间，前者在物理学领域已经有了公认的定义，而后者则在千百年的哲学运动中不断的更新。近年来，国内外多路学者对此进行了批判并提出新的观点，莫伊舍·普殊同批判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时间观，强调在资本主义特定生产方式下，以“劳动–时间辩证法”为核心批判资本主义所支配社会时间的核心机制，并认为“(时间)是人类活动的尺度，并最终成为人类活动的强迫性规范”[1]，提出在“转化–重构辩证法”中实现一种“自由王国”但是，普殊同的取缔了革命主体，认为无产阶级作为资本主义内在构成的产物无法实现在社会时间下的“自由”而使得其理论在实践中没有了载体。黄志军则从哲学结构入手，对“自然–社会”、“感性–理性”“劳动–闲暇”“必然–自由”的逻辑蜕变进行系统分析。提出“时间的社会性在于为了人的发展需要对时间进行合理的分配，在于整个社会生产活动对时间的调控，而这正是在社会时间的视域下实现人的解放和发展所必须解决的现实问题。”[2]，但如果仅仅从人的需要出发就毫无疑问地陷入到了一种超历史的语境当中而忽视了资本主义特定生产方式的情况。德里达则在《文字学》中解构海德格尔“本真时间”的设定。他指出时间总是通过书写与记号系统(trace)表现出来，这种“痕迹”是“差异”的结果，即时间既延异又生成。德里达认为“时间作为存在的基础并非透明或本质性的结构，而是语言结构中不可还原的延宕”[3]。他批评海德格尔在追求“原初时间”时仍未摆脱形而上学传统使得重新思考海德格尔时间观成为了可能。另外国内也有学者认为海德格尔的时间观仅仅建立在个人主体性视角进行活动从而使得“此在”的本真状态在现实中无从下手[4]，也如张一兵指出，海德格尔的“此在–时间性结构”虽以个体存在为出发点，但其“本真时间”在开放性与投射性方面与马克思的“历史实践时间”具有某种结构性互文。两者在对人的“未完成性”理解上殊途同归，但马克思更强调“历史行动”，海德格尔则更关注“生存体验”[5]。所以，重新将马克思和海德格尔的时间–自由观联系起来研究成为了一种新命题，本文在这样一种背景下重新梳理马克思和海德格尔的时间–自由观并加以分析，借此研究对当今异化社会生活的转向机遇。
2. 历史唯物主义时间观下的自由
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供》开始，马克思就一种针对德国古典哲学进行新的哲学革命的探索。他认为“我们要开始谈到前提不是任意提出的，不是教条，而是一些只有在臆想中才能撇开的现实前提。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因此，这些前提可以用纯粹经验的方法来确认。”([6] p. 146)相比于以往哲学的抽象的人和“观念的人”，马克思最大的革命在于通过“生产”的方法来观察“现实的人”，并在吸收黑格尔哲学的革命性同时也将其“用头立地”改为了“用脚立地”。因此，围绕着“现实的人”的剖析，马克思的时间观在此凸显出来。马克思认为：人必须通过自己的劳动构建出属于自己的现实时间来，这种时间是具有现实性作为存在的，而不是与人无关的抽象概念实体。人们只有在生产中才能感受到时间性的传递，如一个民族总在他以往过去了的活动中所进行的生产实际中，从事新活动的，这就是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谈到的历史四要素。对马克思而言，历史是人们有目的的实践活动过程，是自我创造与发展的历程。而这种时间性的体系(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中)就是商业和工业在“一定的生产方式或一定的工业阶段始终是与一定的共同活动方式或一定的社会阶段联系着的”([6] p. 156)中得到体系的。
剩余价值学说作为马克思的理论巨就之一，是“货币占有者支付了劳动力的日价值，因此，劳动力一天的的使用即一天的劳动就归他所有……因此，劳动力使用一天所创造的价值比劳动力自身一天的价值大一倍。”([6] p. 178)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讲绝对价值分为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这也是工人进行生产和再生产所需要的必要的物质资料的生产时间，抛开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后的一切剩余价值全部被资本家无偿占有，这种占有和剥削工人的行为被马克思所批判。马克思同样也对劳动价值论进行了革命并重新梳理了经济学领域当中对于价值、劳动的杂乱表述和理解，为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规律”奠定基础。在此过程中，时间成为劳动的自然尺度，劳动时间成为可被量化计算的“活劳动”。而马克思超越古典经济学之处在于，他将这一结论应用于劳动二重性与商品二因素的分析：既然劳动是价值的源泉，那么劳动时间也就成为衡量与表现财富的载体，时间因此与商品交换紧密绑定，成为兼具社会性与自然性的统一体。在生产实践的基础上，时间成为政治经济学中一个具有社会关系内涵的新命题。
当马克思对社会劳动必要时间进行剖析批判的同时，他也阐述了另一个发现：“在必要劳动时间之外，为整个社会和社会的每个成员创造大量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这样创造的非劳动时间，从资本的立场来看，和过去的一切阶段一样，表现为少数人的非劳动时间，自由时间”([7] p. 786)马克思认为，自由时间是“个性得到自由发展，因此，并不是为了获得剩余劳动而缩减必要劳动时间，而是直接把社会必要劳动缩减到最低限度，那时，与此相适应，由于给所有的人腾出了时间和创造了手段，个人会在艺术、科学等等方面得到发展”([7] p. 784)这是因为资本家赖以获得剩余价值的固定资本本身并非自己的产物，是社会的人们所通过自己的手创造出来的，劳动人民通过自己创造了便于自己生活劳动的机器，理应也有自己所享有。当资本内部的矛盾愈发尖锐，而一旦“生产力的增长再也不能被占有他人的剩余劳动所束缚了，工人群众自己应当占有自己的剩余劳动”([7] p. 786)的时候，自由时间就会成为衡量社会财富的尺度。而这种自由时间在阶级斗争的前提下必定会成为代替“劳动时间”的时间，使得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得以大大缩短，人们的劳动仅仅是为满足必需“生产”的劳动。
3. 海德格尔时间观下的自由
海德格尔曾说：“此在由之出发的视野就是时间。我们必须把时间摆明为对存在的一切领会及解释的视野。必须这样本然地领会着存在的此在的存在，并从这一时间性出发解说时间之为存在之领会的视野。”([8] p. 21)此在(Dasein)即人，其总是“去存在”(to be)和有着“向来我属性”的，前者意味着此在总是为其生活的种种可能性而存在，后者意味着此在总是作为其本身而存在。海德格尔此在的生存状况，即操心、操劳、操持进行分析，而这种分析展现了此在内在的时间性，这种时间观是以将来为核心的，其之所以能落实就在于此在始终处在“去存在”之中，“去存在”始终面向未来。此在本性的“去存在”的整体性在操心，而操心的本真结构则是时间性，时间性就是曾在的有所当前化的将来而统一起来的现象，所以时间性也不是线性的，是曾在的将来释放出当前：是此在被抛在世的可能性的境遇。总的来说，在早期《存在与时间》思想中，海德格尔的时间观植根于此在，此在生存在世总是以“去存在”作为本真状态生存着的，而这种去存在则是表现为“向死而生”的“畏”，此在在人生的有限性中意识到自己总有“死”的一天，其必须面对这种无可替代的人生的有限性来开展自己的无限可能性，而此在沉沦在世，是通过时间性感受死亡的，其以任何一种样式到时，如，当时间性显现为持守死亡这种可能性就代表着将来，显现为重演这种可能性时就代表着过去，而显现了能够让某物存在则代表着现在，这样时间性的统一就保证了作为时间性到时的任意时间都是一个整体的时间，也就保证了此在存在的整体性。
海德格尔认为：“此在的存在在时间性中有其意义。然而时间性也就是历史性之所以可能的条件，而历史性则是此在本身的时间性的存在方式”([8] p. 23)，时间性与历史性其实是自身同样为源始的，对历史进行“基础存在论”的考察是以历史“如何”的方式进行。海德格尔认为，本真的生产方式是对于时间性的解释，而其也被描述为决心，决心是“缄默的、想着本己的罪责存在的、准备去畏的自身筹划。”([8] p. 433)决心是本真性的一大本质，此在只有在决心中才能在向死而生的生命生存中承担自己的命运使然，其必须“下定决心”来承担自己的责任，不过，即便人们能够下决心，但却依然无法预料未来的可能性以何种方式向他们呈现。海德格尔就此认为：此在虽然被抛在世，但是此在在这个被抛世界中是和其他共在一同生存着，此在来到世界，接受的则是世界“主流”的解释，即所谓“社会规训”来向此在展开了生存的可能性。而决心在这里则是“作为被抛的决心承受遗业”([8] p. 434)，这就是对流传下来的可能性进行重新组建，将其与自身连接在一起，在这里，海德格尔提出了关于历史的一种观点，即“只有先行到死才排除开一切偶然的和‘暂先行之的’可能性。只有自由的为死存在才干干脆脆地把目标给予此在并把生催推入有终性中。”([8] p. 434)这就是说，本真决心进行源始的筹划自身的活动，此在在这种演历中自由的面对死亡，并有选择性地选择继承来的可能性的展开。从而，此在有了自由，这种自由是“面对死的此在就在自己有终点限的自由所固有的超强力量中领会自己，于是此在便在这种有终限的自由中——唯有选择了去作选择，这种有终限的自由才‘存在’”([8] p. 435)。那么，此在的存在本来作为一种整体的存在，是一个有限的、有生死的时间性的存在，自由对于此在来说，就不再是脱离时间的、无限的抽象精神的自由(传统的意志自由观)，而是以时间为根基的、有限的、具体生存的自由。所以在他的存在过程中，他才既有可能选择本己的生存，显现出自己的自由的本真存在，也有可能选择沉沦于他人之中，遮蔽自身的自由的非本真存在。
4. 历史唯物主义与海德格尔的“历史性”
从存在论的角度来说，马克思和海德格尔都是从现实的个人出发，探索个人在现在、过去、将来的动态性统一过程中进行着生存，这种时间观使得两人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有着可以对话的可能。同样，在两人各自的时间观视域下也谈及过对自由问题的分析。马克思的自由代表着扬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后使得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大幅度减少，在共产主义制度的前提下实现按需分配的自由人联合体。其前提在《共产党宣言》论述得很清晰：“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6] p. 422)，而海德格尔的自由也是建立在此在历史性的时间性之上的，他认为，“只有这样一种存在者，它就其存在来说本质上是将来的，因而能够自由地面对死而让自己以撞碎在死上的方式反而抛回其实际的此之上，亦即，作为将来的存在者就同样源始地是曾在的，只有这样一种存在者能够在把握继承下来的可能性承传给自己本身之际承担起本己的被抛境况并当下即是就为‘它的时代’存在。”([8] pp. 435-436)即只有当此在有勇气来直面自己终有一死的命运时，这种有终性会把此在抛回到现实的、真实的具体生活之中，而正因为此在是从未来思考的，其必须植根于自己的过去，理解并接纳过去带给其的种种资源和可能性，主动地选择如何继承和回应这些传统，当此在做到这些时，其就达成了一种本真的、高度清醒的“当下”状态，其不再是非本真的旁观者或被动产物，而是能够自由、果断、负责地活在他的时代中并塑造他所生存的时代。自由在马克思和海德格尔看来是现实的人(此在)必须面对现实所作出的一种行为，这种行为虽然在马克思和海德格尔看来源自于不同的角度：一个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扬弃，一个是对此在在世的本真状态的回应，但自由必须建立在当下对过去继承的前提下，现实的人(此在)所能够做出的一种选择，这种选择根植于对过去的承传，也是面向未来的能展开自身生命活动的选择，这种选择使得海德格尔与马克思的思想能够走到一起。
海德格尔的时间观建立在一种先验的基础之上，而对于时间观本身，海德格尔也并没有给出具体的筹划自身未来可能的路径，对于历史性而言，海德格尔的历史更是从此在的存在论结构出发，抛弃了“专题化”的历史学，使得历史与个体紧密相连，这种“存在主义”的历史能否真的代替“历史”成为了疑问。对于马克思而言，这些似乎都不是问题，在《形态》中，马克思就杜绝了一切先验的范畴作为他的哲学基础，“我们开始要谈的前提不是任意提出的，不是教条，而是一些只有在臆想中才能撇开的现实前提。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因此，这些前提可以用纯粹经验的方法来确认。”([6] p. 146)相比于此在的预设可能，马克思对于“现实的人”则是完全根植于感性的、现实的、实践的条件中形成的，他完全不给予思辨唯心哲学一点可能。对于自由而言，海德格尔的自由建立在此在的本质状态之上，是在历史的演历中得以存在的，这种自由在于对自身可能性的展开选择，是向死而生的自由展开，但是这种自由依然是建立在形而上学基础之上的，本真状态的自由“它要么走向虚无，要么将整个世界吞噬在抽象意识当中——因此，海德格尔要么让‘此在’背负整个‘存在’，要么走向神秘主义，如果他不想走向虚无的话。”[4]相反，马克思的自由则是建立在完全的自由共同体之上，这种自由，或者说自由时间是工人阶级扬弃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后，建立的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实现的。马克思给予了广大工人阶级以实践指导的方向，使得这种自由不是建立在预设的、先验基础之上，而是真正的、科学的理论指导。当然，海德格尔建立在时间上的自由也并非错误，但是这种自由必须建立在物质基础及其产生的生产方式之上的，海德格尔在这点上并没有进行过多深入的分析。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异化分析中，提出了剩余价值学说，其中牵扯就有关于时间的观点，如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并得出了劳动时间与自由时间的辩证关系，在《资本论》中，时间看似变成了与人无关的客观“世界时间”，但是这种时间其实是异化的产物，时间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前提下变成了“死劳动”控制“活劳动”的标准，依靠时间来榨取工人阶级的剩余价值成为了资本家走上荣华富贵的手段。这相比于海德格尔对于时间的分析仅仅停留在是此在的本质结构中无疑更上一层，时间的确是与此在紧密相连，此在在时间中在世，但是也受制于时间，此在之所以感受到非本真状态，时间在其中有着不可小觑的作用，但海德格尔并没有分析时间与“异化”此在之间的关系，这就使得从非本真到本真存在着鸿沟，此在若想要跨越这般的鸿沟何以可能？就马克思所而言，“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6] p. 152)海德格尔之所以会有存在论的思考就在于其所处的时代环境，黑格尔哲学解体后，人类社会的思想发生了翻天覆地的转变，反传统、反潮流成为了主流，但是当西方哲学一直流传的科学思维方式，理性的思辨哲学被颠覆后，留给后人的哲学似乎只能是走向虚无主义的道路。20世纪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得个体被分离与隔离，这从根本上难以撼动整个社会，因此，个体只能改变自己以适应时代的发展；而19世纪的自由竞争时代使得马克思在面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将个体联合起来的过程中看到了解放的可能。
这些观点无疑不体现出了马克思与海德格尔时间观下对自由本身得以实现的路径的不同和差异。在此就很有必要分析两者差异的来源。马克思的时间观及其自由来自于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考察，正如他自己所说：“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去解释。”([7] p. 3)马克思所处的时代是根植于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发展时代，资本主义主要发达国家都以谋求利润为主要的目的，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工人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并成为“革命的阶级”是历史必然的，其势必要冲破现有的生产秩序并建立新的、完全不同于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新型生产方式，而对于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上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和法哲学，有无数人对其进行了批判。其中既有资产阶级内部的经济学家，也有所谓代表无产阶级的“革命家”，但只有马克思和恩格斯发现了工人阶级被剥削的奥秘，并提出了颠覆现状的可能与科学方针。马克思是师承黑格尔的，这就势必使得他改革黑格尔的辩证法并唯物主义的使用，运用在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上面，形成了以《资本论》为代表的一系列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著作。可以说马克思是从德国古典哲学中吸收精华并运用在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代下的生产方式批判中的，这就意味着马克思一定是以唯物辩证法为方法论作为指导，通过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来进行时间视域下的“自由”问题阐述，其自由势必带有集体主义的、现实生产实践的特点。而反观海德格尔，在20世纪20~30年代，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德国魏玛政权的消极执政，世界范围内的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完善，这就使得海德格尔生存的年代充斥着资本的无限控制，列宁就此认为：“帝国主义阶段的资本主义紧紧接近最全面的生产社会化，它不顾资本家的愿望与意识，可以说是把他们拖进一种从完全竞争自由走向完全的社会化过渡的新的社会秩序。”[9]不过海德格尔并没有走向批判资本主义的道路，而是继续沿着传统哲学之路进行哲思，在人的“神圣形象”与“非神圣形象”解体后，社会上(19世纪末)只留下了虚无主义的境地。早年的海德格尔由于出生在“黑深林”的原因使得他对现代化有着天然的疏离感，更喜欢“林中路”式的思考，面对“上帝死了”的世界，尽管尼采的意志哲学与“超人”思想却给了海德格尔一些角度来思考作为“个人”如何在“世界”生存，但是这并不能使得海德格尔满意，对于“终极关怀”的考量，使得他通过“存在论”而非“实践论”进行思考来通达对未来现实可能性的展开。因此，从生平和面对的问题来看，这是使得马克思和海德格尔时间视域下“自由”问题思考的不同，两人给出的答案也是不同的，但尽管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并没有直接回答海德格尔时代的问题，但历史唯物主义给出的科学方法论确实超越海德格尔时间视域下对“自由”问题思考的局限。
对于马克思和海德格尔时间观的对比可以发现，前者对比后者而言，更具感性与还原，对于看待历史本身，马克思在关注人本身的同时却更加宏大，考虑到了如何才能具体地使得人“本真的生存着”，即通过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寻找工人阶级们超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具体方法，利用“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这点对于海德格尔，特别是早期的他来说是鲜有的。而即便到了后期，海德格尔在寻找此在的“家”时，对于马克思的思想海德格尔也并未透彻地了解清楚，对于马克思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6] p. 136)的观点，海德格尔并没有领悟到马克思与其的相似性，即这句话作为《提纲》的总结是站在实践唯物主义的高度对以往所有旧哲学的总结，后者都是在理论的领域绕圈，其都仅仅为自己提出了理论的任务而非实践的任务。这点无疑是遗憾的。另一方面，即使在现代化的社会，现代性的危机也依然没有被消除，人们在异化现实中依然会萌发虚无主义的念头，近年来的各路思潮也无不预示着现代性危机的加剧，海德格尔的哲学并非过时，对于当代人来说，寻找遗忘的存在对于面对虚无主义来说是一剂良药，其可以帮助人们重新审视自身与世界的关系。但海德格尔哲学最大的问题也在于此，如果仅仅是以此在为中心点，那么如果此在在世筹划自身历程受到了严重阻碍，这对于个体来说是难以逾越的。因此，如果说海德格尔的存在哲学让人们敢于向死而生，勇敢地面对未来的种种可能性而筹划自己，那么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就教会了人们如何在谋划自身未来中夺得真正自由，通过种种的实践来实现“自由人共同体”。
5. 结论
当前的世界仍然处于一种异化的状态，虽然“上帝已死”、绝对精神也早已覆灭，然而虚无主义的难题从19世纪末一直延续至今，尽管人们面临的问题不同，但如何在这个时代生存依然成为问题。无论是海德格尔还是马克思，两位的思想任何一人直接放在当今都不可能直接解决问题。时间在当前社会变得愈发异化，其不仅依然是规定人们劳动生产的理性工具，还是一种“以精神政治调节主体对资本的依从性；资本通过与技术的共谋，对劳动者的劳动时间与闲暇时间进行双重剥削，使得劳动主体被碎片化、劳动内容被标准化，加深了劳动对资本的从属关系”[10]。当代人即便在“自由时间”所进行的娱乐方式也依然受到资本的影响与控制，在娱乐时代，消费主义、文化渗透席卷而来，商品拜物教似乎从未远去，这为当今的理论发展提出了挑战。在虚无主义充斥着各个领域的今天，海德格尔似乎确实能给人们提出精神上的“慰藉”，向死而生的生存，在“畏”的状态下展开未来的可能性，人们必须意识到自己的有限性存在，来谋求本真的生存境遇，而非盲目听从公众舆论，为自己谋划自己的未来，但问题在于，无论人们如何意识到自己的局限性并试图做出改变，他们依然逃不出资本之下的逻辑现实。而在这种生存境遇之中又如何才能真正地“生存”？回顾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和《资本论》及其手稿，我们无不发现马克思超越以往所有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一点：一方面是对资本主义特定历史方式的分析，他使用抽象–具体的方法来从资本主义社会生产中的最一般入手，并展开到前者的各个环节，深入剖析资本主义内在结构的方法值得深入学习，科学的理论论证成为了马克思主义的标志，这相比于海德格尔而言显得更加具体和可实践性，后者在存在主义方面无疑是一位巨匠，他在哲学史的地位也无可撼动，特别是对于虚无主义的反对和对历史主义的思考，海德格尔一部《存在于时间》无疑是居功至伟。两位伟人在此相聚，在如此多后世学者的精耕细作之下，他们的思想又被深入发掘并呈现给我们。
在此，我们依然需要历史唯物主义来宏观地思考世界与个人的关系，即便人们可以以“生存论”的方式直面死亡，可以在无限的可能性中展开自身，但在物质文明充分发展的今天，也必须要学会运用物质文明带来的一切来让自身生存并加以思考其带给我们的影响，从根植于他们所处的时代和时代条件来分析这点来说，历史唯物主义与海德格尔哲学有着相同之处。但不同之处在于，历史唯物主义告诫人们，历史的发展并非个人的“向死而生”所存在着，单独个人的“向死而生”即便是在海德格尔那里以“此在”和“他在”作区别，但是他仅仅关注着的是“此在”，而非“此在”与“他在”的关系，特别是在马克思所看来的“社会关系”。历史仍然是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发展所推动的，分析当前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变革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才能真正地推动社会发展，从唯物辩证法的角度来看，否定现状才能更好地超越自己，个人生存“在世”，但也生产着“世界”，只有通过实践、生产运动才能真正地寻找到一条“谋划自身”的道路，这是马克思与海德格尔最不相同的一点。而自由则必须建立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缩短的基础之下，人们常说的“财富自由”也就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充分剩余，也只有在这个条件下，人们才能真正的“自由地谋划自身未来的诸多可能性境遇的展开”。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逻辑及其当代价值研究”(22BKS004)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