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才能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1]。这一重要论断为我们回到原文、阅读经典以指导新时期中国实践指明了重要意义。《费尔巴哈论》是恩格斯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的重要著作，分析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中是如何批判和继承黑格尔辩证法的和恩格斯所阐述的唯物辩证法的核心要义对当今时代有着重要启示。
当前学界对《费尔巴哈论》中辩证法范式转换的研究，多聚焦于恩格斯与黑格尔、费尔巴哈的直接理论关联，而对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关于黑格尔与马克思关系的解读不足。张国启认为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中遵循通过批判旧世界发现新世界的理论逻辑、在劳动发展史中找到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锁钥的历史逻辑、在理想的意图勾勒中生成理想的力量的实践逻辑进行唯物史观叙事话语塑形；吴政宏指出，从该著作中可见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存在着肯定性继承关系；钟启东认为，该著作是思政教育文献，能够发现恩格斯确立了无产阶级思政教育哲学基础并揭示相关意识形态规律。综上，相关探讨在黑格尔与马克思关系这一重要维度上，尚存在较大深化空间。故而，在既有研究成果的支撑下从“破旧”和“立新”两个维度展开分析，旨在厘清两者之间的内在关联与作用机理，从而探明唯物辩证法的当代启示。
2. 破旧：对黑格尔唯心辩证法的“扬弃”
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中阐明了撰写本文的目的之一就是“把我们同黑格尔哲学的关系，我们怎样从这一哲学出发又怎样同它脱离，作一个简要而又系统的阐述”([2], p. 251)。这一“脱离”并非简单割裂，而是通过批判继承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内核”，剥离其唯心主义外壳这一过程与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对黑格尔辩证法的复兴形成跨时空呼应，却又在理论重心上存在显著差异。基于此《费尔巴哈论》在扬弃黑格尔哲学和费尔巴哈哲学的基础上实现了对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不仅是理论上的，更是实践上的，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的统一。
2.1. 思想淬炼：马克思主义哲学对黑格尔辩证法“合理内核”的批判性接纳
恩格斯从黑格尔的“凡是现实的都是合乎理性的，凡是合乎理性的都是现实的”([3], p. 11)这一命题切入，深刻揭示其真实革命含义。在他看来，现实性这种属性仅仅属于那同时是必然的东西([2], p. 279)，也就是说现实性在其展开过程中表明为必然性。恩格斯认为，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内核”在于对发展本质的把握即旧事物因丧失必然性而灭亡，新事物因符合历史规律而产生，这一逻辑直指“旧事物必然灭亡、新事物必然战胜旧事物”的历史唯物主义结论。而卢卡奇则从物化理论出发，将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内核”界定为历史总体性与主体能动性的统一。他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指出，黑格尔辩证法的核心价值在于把历史理解为一个统一的、辩证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作为历史主体创造着自己的历史。卢卡奇认为，马克思对黑格尔的继承，关键在于将抽象的绝对精神替换为具体的无产阶级，使辩证法成为无产阶级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武器。这一解读与恩格斯形成互补，恩格斯更强调辩证法的客观历史规律，卢卡奇则突出其主体实践介入。二者的分歧源于理论语境差异，前者旨在构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系统性，需兼顾自然与历史领域；后者则身处无产阶级革命低潮期，更需强调主体意识对历史规律的激活作用。
2.2. 批判唯心倾向：马克思主义哲学对黑格尔辩证法核心缺陷的剖析
黑格尔辩证法的抽象性体现为，在黑格尔哲学体系中，辩证法的革命力量被束缚在唯心主义的框架中。恩格斯认为：“黑格尔哲学的真实意义和革命性质，正是在于它彻底否定了关于人的思维和行动的一切结果具有最终性质的看法”([2], p. 269)。这种辩证哲学“推翻了一切关于最终的绝对真理和与之相应的绝对的人类状态的观念”([2], p. 270)。然而在哲学体系中，不得不以某种绝对真理来完成，所以黑格尔不得不给这个不断发展的过程一个终点，黑格尔在《逻辑学》中又把终点当作了起点，“把历史的终点设想成人类达到这个绝对观念的认识，并宣布对绝对观念的这种认识在黑格尔的哲学中达到了”([2], p. 271)。这就同黑格尔消除一切教条东西的辩证法是矛盾的。在这个意义上就能理解恩格斯何以说“彻底革命的思维方法竟产生了极其温和的政治结论”，黑格尔因此“拖着一根庸人的辫子”([2], p. 272)，使得辩证法沦为一种抽象思辨。
黑格尔辩证法的神秘性体现为抽象性的外壳掩饰了对现实矛盾的批判性。在哲学所应当认识的真理和历史同认识一样，“永远不会在人类的一种完美的理想状态中最终结束”([2], p. 270)，但他又试图为人类历史和思维发展设定一个终点，这就使得辩证法成为了这种体系背叛方法本身。卢卡奇对此有相似批判，但更聚焦于抽象思辨对现实矛盾的遮蔽。他认为，黑格尔辩证法的神秘性不仅在于体系终点的设定，更在于其将历史主体抽象为绝对精神，忽视了现实的人在具体社会关系中的实践活动。黑格尔虽然看到了历史的辩证运动，却没有看到这一运动的承担者是无产阶级，没有看到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直接动力，这一批判与恩格斯对思维脱离存在的唯心主义症结的剖析高度契合，进一步将批判指向理论与实践的割裂。
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中强调，推动哲学前进的“主要是自然科学和工业强大而日益迅猛的进步”([2], p. 280)，这一论断为破解唯心主义桎梏提供了关键线索即唯心主义的根本问题在于思维的自我封闭，而自然科学与工业实践则打破了这种封闭，证明存在决定思维的唯物主义原则。卢卡奇虽未直接提及自然科学的作用，但其物化理论同样以资本主义工业文明为批判对象，认为只有通过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觉醒，才能打破物化造成的思维异化，二者虽路径不同，却共同指向破除抽象思辨、回归现实实践的理论目标。
3. 立新：从“唯心”到“唯物”的颠倒
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中完成的辩证法范式转换，核心是将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颠倒为唯物主义辩证法，通过确立思维与存在关系的哲学基本问题，以实践为中介融合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与黑格尔的辩证法，构建马克思主义哲学新范式。
3.1. 核心目标：将破解唯心范式症结作为颠倒根本方向
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中，通过剖析黑格尔辩证法的唯心本质，明确了颠倒工作需直指“概念先于现实”的核心症结。恩格斯明确了哲学基本问题，即“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2], p. 277)。而围绕这一问题的回答被划分为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两大阵营。这一划分明确了唯心主义的本质特征，特别是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二个方面，即思维和存在同一性问题的分析。恩格斯指出推动哲学家们前进的绝不只是纯粹的思想的力量，“恰恰相反，真正推动他们前进的，主要是自然科学和工业强大而日益迅猛的进步”([2], p. 280)。恩格斯对自然科学和工业进步推动哲学发展这一论断的强调，为我们揭示唯心范式症结提供了关键线索。唯心主义阵营在回答哲学基本问题时，往往陷入了一种思维的自我封闭，将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颠倒，过分夸大思维的能动性，而忽视了存在对思维的根源性作用，尤其是在思维和存在同一性问题上，唯心主义倾向于从思维出发去构建存在，认为思维可以脱离客观现实而独立地塑造世界，这种范式完全割裂了哲学与现实世界的联系，使其成为悬浮于空中的纯粹思辨。而破解唯心范式症结，需要在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基础上，融入实践的维度，形成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把实践引入唯物主义，实践是检验认识真理性的唯一标准。
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卢卡奇从历史实践维度出发，在恩格斯的理论基础上深化了破解唯心范式症结的具体路径。他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指出，黑格尔辩证法的唯心性不仅体现为概念的自我运动，更在于其脱离了无产阶级这一历史主体的实践活动，导致辩证法沦为无人身的理性的自我展开。卢卡奇认为，恩格斯确立的颠倒方向需要与阶级实践深度结合，破解唯心范式不能仅停留在理论逻辑的矫正，更要让辩证法成为无产阶级认识和改造社会的武器——通过唤醒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将黑格尔抽象的历史辩证法转化为现实的阶级斗争辩证法，从而克服唯心范式将历史视为精神自我实现的虚幻性，使颠倒的方向真正落地于改变世界的实践。
3.2. 根基铸就：唯物基础对新范式建构的支撑作用
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的出版使唯物主义重新登上了王座。但费尔巴哈将黑格尔哲学体系炸开之后，简单地把它抛在一旁，把黑格尔哲学体系中的“合理内核”——革命性的辩证法也一起抛开了，他只在自然领域中驱除了唯心主义，使历史领域成为唯心主义最后的避难所。这种简单地宣布一种哲学的终结是错误的，还制服不了这种哲学，“必须从它的本来意义上‘扬弃’它”([2], p. 276)。才能建立起科学的唯物基础。
黑格尔辩证法的革命性在于它揭示了事物运动、变化、发展的内在逻辑，矛盾是推动一切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这一“合理内核”恰恰是费尔巴哈唯物主义所缺失的关键要素，费尔巴哈眼中的自然，是一成不变、供人静态观察的物质集合，他理解的人类社会，是抽象个体的机械叠加，而非充满矛盾运动的有机整体。这种缺乏辩证法支撑的唯物主义，既无法解释自然领域中物种的进化、天体的演化，也无法说明社会领域中朝代的更替、制度的变革，最终只能在历史观上陷入唯心主义的泥潭，将人类之爱视为解决社会矛盾的万能钥匙，这与黑格尔通过辩证法把握历史发展规律的尝试相比，反而形成了理论上的倒退。而“要从费尔巴哈的抽象的人转到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就必须把这些人作为在历史中行动的人去考察”([2], p. 294)是马克思唯物主义历史观对以往英雄决定历史发展的英雄史观的突破和超越。“费尔巴哈没有走的一步，必定会有人走的”([2], p. 294)即马克思奠定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
唯物基础作为新范式建构的核心支撑，关键在于将理论逻辑锚定于现实的物质生产与社会关系，这一特质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的研究中得到进一步深化与拓展。葛兰西《狱中札记》中的实践哲学理论强调唯物基础对新范式的支撑不仅体现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宏观逻辑，更在于通过文化霸权的争夺，让唯物原则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意识建构中——他认为，新范式若脱离唯物基础，便会重蹈唯心主义抽象化的覆辙，只有立足物质生产中形成的阶级关系与文化实践，才能构建出真正具有现实解释力与实践影响力的理论范式。他以无产阶级文化建设为例指出，新范式的建构需从工厂的物质生产实践、农村的土地关系等具体唯物场景出发，将抽象的理论转化为群众可感知、可参与的文化实践，使唯物基础成为新范式扎根现实、凝聚共识的根本支撑。
3.3. 哲学革命：马克思主义新范式的开创
马克思这种既批判地克服了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非历史性，又批判地克服了黑格尔唯心主义地抽象性和神秘性，在这个基础上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不简单等于费尔巴哈唯物主义与黑格尔辩证法之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公式。恩格斯总结了唯物主义辩证法的基本内容：“一个伟大的基本思想，即认为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其中各个似乎稳定的事物同它们在我们头脑中的思想映象即概念一样都处在生成和灭亡的不断变化中，在这种变化中，尽管有种种表面的偶然性，尽管有种种暂时的倒退，前进的发展终究会实现”([2], p. 298)。这表明，其一，唯物主义辩证法坚持世界的本质是过程的集合体，而非既成事物的集合体；其二，唯物主义辩证法指出事物的稳定性是相对的，变化性是绝对的；其三，唯物主义辩证法认为发展是偶然性和必然性的统一，尽管表面上有暂时倒退的情况，但总的来说是前进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新范式还在于实现了哲学革命。马克思强调了实践的重要性，“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4], p. 502)，且马克思在根本上“改变了哲学的出场和存在方式，它超越了现代性学科体制的规训和界限，使哲学与人们的现实社会生活建立了一种密不可分的内在关系，使哲学成为一种内在于社会生活并推动社会生活运动的一种有机力量，甚至可以说，哲学本身就是社会生活及其跃迁过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5], p. 4)。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哲学使哲学回到了现实的生活之中，落脚于人的现实的生活过程，进而发展到推动人们改变现实生活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马克思主义哲学要在解释世界的过程中成为无产阶级的理论武器，肩负起改变世界的重任。在《费尔巴哈论》结尾中，恩格斯也这样写道：“科学越是毫无顾忌和大公无私，它就越符合工人的利益和愿望。在劳动发展史中找到了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锁钥的新派别，一开始就主要是面向工人阶级的，并且从工人阶级那里得到了同情，这种同情是它在官方科学那里既没有寻找也没有期望过的。德国的工人运动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继承者”([2], p. 313)，德国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必将在工人运动的实践中呈现其巨大的革命性力量，也必须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科学的行动指南，最终实现解放自身乃至解放全人类的历史使命，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马克思实现了哲学史上的变革。
4. 启示：唯物辩证法范式的当代价值
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化浪潮与科技革命深度交织，各类矛盾与问题层出不穷，唯物辩证法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今天指导中国实践，在新时代革命浪潮中不断推动我们前进有着重要启示。
4.1. 认识论启示：破除形而上学思维
反对抽象道德论，坚持历史唯物主义道德观。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中指出“旧的研究方法和思维方法，黑格尔称之为‘形而上学的’方法，主要是把事物当作一成不变的东西去研究”([2], p. 299)，这种将事物看成一成不变的思维，割裂了事物的暂时性与永恒性的辩证统一。而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社会科学没有所谓的‘抽象真理’‘绝对真理’，只有适用于一定历史条件和一定时空范围的‘具体真理’和‘相对真理’”([6], p. 4)，这正是对形而上学思维的根本否定，也为我们在认识世界、探索规律的过程中提供了科学指南。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虽挣脱了黑格尔唯心主义的束缚，却仍困在形而上学的牢笼之中，面对费尔巴哈形而上学的伦理学说，恩格斯指出“费尔巴哈的道德论是和它的一切前驱者一样的。它是为一切时代、一切民族、一切情况而设计出来的”([2], p. 294)。也就是说费尔巴哈的伦理学说是形而上学思维的产物，要破除这种形而上学思维，就必须回归道德的现实根基，以辩证唯物主义的视角把握道德的历史属性与阶级属性。正如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中所倡导的，考察道德问题必须“转到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就必须把这些人作为在历史中行动的人去考察”([2], p. 294)。这意味着我们在分析道德现象、构建道德体系时，不能脱离特定的历史条件与社会结构，而要深入探究道德背后的经济基础与阶级诉求。以无产阶级道德为例，它并非凭空产生的抽象理念，而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中，伴随着无产阶级的觉醒与斗争逐渐形成的，其核心是维护无产阶级的整体利益，追求人类的解放与社会公平正义。这种道德体系既承认自身的历史局限性即它是适应无产阶级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需求的道德形态，也明确自身的实践指向是服务于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任务，完全摒弃了形而上学伦理学说的抽象性与永恒性。总之，根据《费尔巴哈论》的理论指引，要破除这种思维范式，关键在于立足现实的人及其实践活动，以辩证、历史的视角把握道德的本质与发展规律，让道德真正成为反映社会现实、推动社会进步的有力工具，而非脱离实际的抽象教条。
4.2. 实践论启示：指导现实改造
摒弃直观被动实践观，确立能动改造的实践观。从《费尔巴哈论》对形而上学思维的批判中，我们不仅能获得认识论层面的启示，更能从中提炼出指导现实改造的实践论启示。在马克思看来，以往的哲学家们之所以陷入主客二分的困境，是因为旧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没能从根本上理解实践。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从实践观点出发明确指出旧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都不懂得实践的真正含义。费尔巴哈作为旧唯物主义的代表，对实践的误解在现实改造中表现为被动适应的实践逻辑，他承认自然界的客观性，却将人对世界的认识局限于感性的、直观的反映，认为人只能被动接受自然界的赋予，而无法通过实践改变世界的存在形态。费尔巴哈“只是从它的卑污的犹太人活动的表现形式去理解和确定”([4], p. 500)人的实践，“不能把满足人的自然生命需要的物质生产实践活动作为思维过程的动力基础，而是抽象地在思想自己运动的圆圈中打转”([7], p. 17)。这种对实践的狭隘认知，从根本上割裂了实践与物质生产的内在关联，使实践失去了推动社会发展的核心动力。与费尔巴哈的实践观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马克思倡导的科学实践观，它始终将物质生产实践置于核心地位，强调实践是人能动地改造世界的物质活动。这种实践观不仅注重人的主体性发挥，更强调实践与物质生产、社会发展的深度融合。在现实改造中，科学实践观要求我们以物质生产实践为出发点，既尊重客观规律，又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费尔巴哈对实践的误解，本质上是形而上学思维在实践领域的集中体现，它将实践孤立化、抽象化，割裂了实践与物质生产、社会发展、认识进步的内在联系。而《费尔巴哈论》对这种实践观的批判，正是为了确立科学实践观在现实改造中的指导地位。在当代社会，无论是推动经济发展、建设生态文明，还是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我们都必须摒弃费尔巴哈错误的实践观，始终以物质生产实践为基础，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前提下充分发挥人的主体性，让实践真正成为连接认识与现实、推动社会进步的强大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