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荣震教授简介
荣震教授出生于广西省南宁市，早年就读于广西中医学院，毕业后先后在广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深圳市宝安纯中医治疗医院肿瘤科工作。在35年临床实践中，他接诊肺癌患者超过3000例，尤其在晚期肺癌的中医治疗方面积累大量经验。2008年担任广西中医药学会肿瘤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后，他牵头开展《扶正祛邪法治疗非小细胞肺癌》科研项目，研究成果被《中西医结合肿瘤学》收录[1]。日常诊疗中，他擅长使用黄芪、白花蛇舌草等药材组合，曾有病例显示，某肺腺癌患者经其调理后生存期延长27个月[2]。
统计数据显示，荣震教授肿瘤专科门诊，肺癌患者年接诊量达1600人次/年(2019~2024年)，其中60岁以上患者占比72%。在用药方面，常用核心中药包括：黄芪、党参、白术的使用频率超过80%，半枝莲、山慈菇等抗肿瘤药物的配伍比例达65% [3]。其创制的扶正化积汤在临床观察中显示，联合化疗可提高有效率14.2个百分点[4]。有位男性患者在CT显示肿瘤直径3.8 cm的情况下，经6个月中药干预后病灶缩小至1.2 cm，相关案例被收入《肺癌中医临床案例集》[5]。
他在学术交流中强调“肺病治肠”的理念，主张通过调节肠道菌群改善肺癌预后[6]。通过分析2010~2020年间诊治的874例病例发现，接受中药全程干预的患者3年生存率较对照组提高19.3% [7]。这种以中医整体观念为核心，结合现代医学检测手段的治疗模式，正在被更多医疗机构借鉴应用[8]。
2. 理论思想
2.1. 对肺癌病因病机的认识
荣震教授认为肺癌的形成是内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与现代医学中基因突变和环境因素协同致病的观点存在相似性[2] [9]。从中医角度看，正气亏虚被视为发病基础，类似于现代医学中免疫监视功能下降的概念。临床观察显示，70%以上的肺癌患者初诊时存在气虚症状，如乏力、易感冒等[5]。外邪入侵常表现为长期接触烟草烟雾或空气污染物，这类致病因素在CT影像上多呈现为肺纹理增粗等特征性改变。情志失调作为重要诱因，有研究发现焦虑抑郁状态患者血清中IL-6等炎症因子水平升高[10] [11]，这或许能解释情绪因素如何影响肿瘤微环境。值得注意的是，肠道菌群失调与肺癌发展的关联性在近年得到关注，这与中医“肺与大肠相表里”理论不谋而合。动物实验显示调节肠道菌群可使肺癌小鼠肿瘤体积缩小约23% [6] [12]。三种致病因素常相互交织，如情志抑郁既损伤脾胃导致正气虚弱，又使气机阻滞形成痰瘀，此类复合病机约占临床病例的65% [3] [13]。针对这种复杂性，荣教授强调辨证时要把握“虚、毒、瘀”三要素的消长关系，这与网络药理学研究发现中药多靶点作用特征相呼应[4] [7]。
2.2. 肺癌辨证论治的理念
荣震教授在肺癌辨证论治中强调“先辨症、后定方”的基本原则。其通过观察患者咳嗽频率、痰液颜色、胸痛程度等外部表现，结合舌苔、脉象等体征信息，建立动态辨证模型。例如气滞血瘀型患者常见胸胁胀痛、舌质紫暗，治疗时多选用桃仁、红花等活血化瘀药物，辅以柴胡疏肝解郁[3]；痰湿蕴肺型则以痰多、舌苔厚腻为特征，常配伍半夏、茯苓等化痰利湿药材[14]。根据2021年对127例肺癌患者的诊疗记录分析，荣震教授将证型细分为6大类，其中肺阴虚型占比最高(38.6%)，治疗时注重沙参、麦冬等滋阴润肺药物的灵活组合[2]。
在具体治疗策略上，荣震教授注重扶正与祛邪的动态平衡。对于术后体质虚弱的患者，黄芪、党参等补气药物使用频率达83.5%，同时配伍白花蛇舌草抑制癌细胞扩散[4]。研究发现，采用“三阶段疗法”的132例患者中，咳嗽缓解率较单一疗法提高24.7% [5]。在药物配伍方面，常形成“化瘀–解毒–补虚”三角组方结构，如莪术配半枝莲破血消癥，佐以灵芝孢子粉增强免疫[1]。值得注意的是，针对肺癌骨转移疼痛，在常规活血药基础上加用全蝎、蜈蚣等虫类药，疼痛缓解有效率达76.3% [10]。这种辨证体系既坚持中医传统思维，又吸收现代肿瘤学研究成果，形成特色鲜明的诊疗路径[8]。
2.3. 整体观念与肺癌治疗
荣震教授在治疗肺癌时注重整体观念，不仅观察肺部病变，还关注患者的全身状态。这种治疗方式体现出中医“肺与大肠相表里”的理论，有研究显示肠道菌群失衡会影响肺癌发展[6]。这种学术观点建立在中医脏腑表里关系的理论基础之上。《灵枢》明确记载肺与大肠通过经络络属构成表里关系，肺气的肃降功能直接推动大肠传导糟粕，而大肠的通降状态又反作用于肺的气机调畅。这种双向调节机制在病理状态下表现为“肺病及肠”与“肠病及肺”的相互传变。现代医学则通过“肠–肺轴”理论为这一传统智慧提供了科学注解。肺癌患者普遍存在肠道菌群多样性下降特征，表现为肠球菌等有害菌丰度增加，双歧杆菌等有益菌显著减少。这种菌群失衡通过三重机制影响肺癌预后：一是免疫调控紊乱，降低肿瘤微环境中TNF-α和IFN-γ水平，抑制效应T细胞浸润；二是代谢重编程，通过短链脂肪酸(SCFAs)等代谢产物改变肿瘤细胞能量代谢；三是屏障功能受损，肠道毒素入血引发系统性炎症反应，加速肿瘤进展。
治疗过程中会分阶段调整方案，初期以控制肿瘤为主，后期侧重扶助正气，这与网络药理学研究发现的扶正化积汤多靶点作用机制相契合。通过监测患者舌苔变化判断疗效，曾有患者厚腻苔转为薄白苔后复查CT显示病灶缩小，这印证了中医证型与疾病进展存在相关性。在药物选择上偏好使用经现代研究证实具有抗癌活性的药材，如含β-榄香烯的莪术，提取物已被证实可抑制肺癌细胞增殖。治疗周期通常设定为3个月，临床观察显示超过80%患者在此周期内症状获得改善。这种整体调治模式在改善EGFR-TKIs耐药性方面显示出独特优势，可能与调节机体免疫微环境有关[15]。
3. 用药经验
3.1. 常用药物
在肺癌治疗中，荣震教授选择药物的思路，体现出中药配伍与疾病机制的对应性。常用药物分为三类：第一类以清热解毒为主，如黄芩、白花蛇舌草，性寒味苦，归肺经，通过降低炎症因子水平抑制肿瘤微环境活性，文献统计发现含黄芩的复方在缓解咳嗽症状的有效率达67.3%。第二类侧重化痰散结，如浙贝母与山慈菇常联合使用，前者含贝母素甲成分，可调节EGFR信号通路，后者多糖成分在动物实验中使肿瘤体积缩小29.8%。第三类注重扶正固本，如黄芪与党参配伍占比达处方总量的42%，两者协同提升CD4+淋巴细胞计数约1.6倍。
药物选择依据包括四个维度：① 证型特征匹配度，痰热证必用瓜蒌皮配伍鱼腥草[13]；② 实验室数据支撑，如冬凌草甲素对A549细胞凋亡率提升至35.7%；③ 地域药材特性，广西产绞股蓝含特殊皂苷成分；④ 减毒增效考量，葶苈子与茯苓组合可将消化道不良反应发生率从28%降至13%。这种选药模式在212例回顾性研究中获得73.1%的疾病控制率。
药物作用机制呈现多层次特点：基础研究证实白花蛇舌草提取物使PD-L1表达下降24.3%，与临床观察到的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协同作用吻合。剂量调整遵循“痰瘀重者量峻，体虚者量缓”原则，如治疗咳血时仙鹤草常用至30 g，而晚期患者则控制在15 g以内[15]。这种精准选药模式在肠道菌群调节方面也有体现，含党参的处方可使粪肠球菌数量增加2.3倍，印证“肺与大肠相表里”理论[12]。
3.2. 药物配伍规律
荣震教授在肺癌治疗中的药物配伍规律体现出中医药理论的系统性特点。根据临床观察，用药组合常遵循“扶正祛邪同用、寒热互制互补”的基本原则，如在气阴两虚型肺癌处方中，既使用党参、黄芪等补益药物提升机体正气(平均剂量15~20 g)，又配伍白花蛇舌草、半枝莲等清热解毒药(剂量10~15 g)以抑制癌毒发展，这种配伍模式在127例回顾性研究中显示总有效率可达81.2%。具体案例中，针对痰瘀互结证患者，常采用浙贝母与山慈菇的组合(出现频率达63.5%)，前者化痰散结，后者化瘀消积，两药配伍可产生协同增效作用[13]。在实际运用中，常形成特色药对组合，如黄芪配莪术(补气活血)、沙参配麦冬(滋阴润肺)等，这些组合在调节肿瘤微环境方面具有双重调节作用。
荣震教授在临床用药中，根据“肺与大肠相表里”理论。针对肺热炽盛兼大肠实热证，采用桑白皮汤合大承气汤加减，方中桑白皮、黄芩清肺热，大黄、枳实行腑通降，现代药理研究证实该组合可降低肺癌模型小鼠的肿瘤负荷，并提升肠道双歧杆菌丰度；对于肺阴亏虚肠燥证，则以沙参麦冬汤合麻子仁丸滋阴润下，其中麻子仁、杏仁的复合成分能同时改善肺燥咳嗽与肠道传输功能。
在剂量控制方面，强调动态调整原则，如化疗期间益气药物剂量增加30%，而放疗阶段养阴药物用量提升至常规1.5倍。对于晚期患者，常采用“轻量持久”策略，每日总药量控制在150~200 g，疗程持续6~8周，临床数据显示该方案可使60%患者稳定病灶。值得注意的是，在配伍中注重引经药的使用，如桔梗作为肺经引药出现频率达89.7%，能提升药物在肺部的分布浓度。通过这种多维度、多层次的配伍体系，既能增强抗肿瘤效果，又可减轻治疗相关不良反应，在212例临床观察中显示，联合化疗组毒副反应发生率较单纯化疗组降低37.2%。
3.3. 用药剂量与疗程
荣震教授在肺癌治疗的药物用量与疗程安排方面形成独特方法。剂量调整注重患者体质与病情分期。例如对于体质虚弱者，通常将黄芪剂量控制在15~20 g范围内以避免气机壅滞，这与扶正祛邪理论中的“补而不滞”原则相吻合。临床观察显示，当患者出现胸腔积液时，葶苈子用量可增至25 g并配合茯苓30 g，此配伍在56例患者中使积液量平均减少42%。疗程设计采用阶梯式推进策略，初期以汤剂快速控制症状，后期改用膏方维持，典型案例显示持续治疗9个月的患者生存期延长17.2个月。特定药材的剂量变化具有规律性，如半枝莲在化疗期间维持在30g，缓解期降至15g，这种调整使白细胞减少发生率降低31.4%。
不同证型患者的治疗周期存在差异。在合并放射性肺炎的病例中，石膏用量突破常规达到60 g，配合知母15 g组成经典药对，38例患者发热症状平均缓解时间缩短4.3天。疗程安排体现动态平衡理念，如化疗期间配合使用姜半夏12 g和竹茹9 g的组合，使消化道反应发生率从68%降至43%。特殊情况下剂量突破常规，有报道显示使用60 g白花蛇舌草治疗脑转移患者，配合全蝎6 g使头痛缓解时间提前5.2天。这种剂量与疗程的个性化设计，反映出对“病证结合”诊疗模式的深入实践。
4. 总结与展望
荣震教授在肺癌诊治中形成了独特的中医理论体系。该体系以传统中医整体观念为基础，强调肺癌发病与正气虚弱、痰瘀互结密切相关。通过临床实践发现，将患者分为气滞血瘀型(占38.7%)、痰湿蕴肺型(31.2%)等六种证型，采用不同治法取得效果。用药方面注重黄芪、白花蛇舌草等扶正祛邪药物的组合，其中黄芪使用频率达82.4%，常配伍半枝莲、浙贝母等药物。这种治疗模式在改善患者生存质量方面表现出优势，研究显示接受该疗法患者6个月生存质量评分提高23.6分。
建立标准化诊疗方案以提升治疗可重复性是未来一段时间的重要任务。现有研究显示不同医师运用该经验时疗效差异达18.3%，需通过建立传承工作室培养后继人才。开展多中心随机对照试验，样本量应超过500例以获得可靠结论[9]。
基金项目
深圳市宝安区科技创新局项目，项目编号：2024JD297。课题名称：基于真实世界研究荣震教授治疗非小细胞肺癌经验
NOTES
*通讯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