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北京中轴线胡同作为北京古都风貌的核心载体与历史文化记忆的活态样本，其地名系统不仅承担基础的空间指代功能，更凝结了深厚的地域认知模式、社会记忆与集体情感。
国内关于街巷道路地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层面：一是共时层面研究街道的语言特点与文化内涵，如薄丽丽(2008) [1]、韩欣汝(2023) [2]、钟道会(2023) [3]；二是历时层面探讨国内某城市街道地名的历史变迁，如王卓男、王罡(2010) [4]、彭晓(2014) [5]、蓝春柳(2015) [6]。迄今为止，针对北京街道地名的专题研究还不多，只有张清常(1990) [7]、艾京(2002) [8]、尹钧科(2009) [9]从语言本体入手，分析地名的用字、用词等语言文化特点。董明、陈品祥(2007) [10]、郝田(2015) [11]、王伶(2019) [12]从语言应用入手，引入地理学、测绘学等手段，调查街巷的语言规划或语言景观。
近年来，有学者运用SPEAKING模型研究中国地名。殷树林等(2022) [13]分析伊春市汤旺河林海奇石景区的地名标牌。李晨、刘敏(2023) [14]分析北京五道营胡同胡同地名的“参与者–目的–媒介”互动关系。鲍思思(2024) [15]分析安徽省烔炀镇标牌的“语码–受众”特征。肖雨芳等(2024) [16]研究湖南美丽乡村标牌的“置放场合–功能”。靳亚铭等(2024) [17]分析河北滦州古城标牌的“体裁–媒介”联动。
迄今为止，对北京胡同地名的大规模系统性理论阐释仍显不足，特别是基于SPEAKING模型的综合分析更为少见。有鉴于此，本研究以SPEAKING理论为基础，建构北京中轴线胡同地名的新型分类，在此基础上依次讨论胡同通名、专名的认知机制与文化动因，以期为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后的地名文化遗产保护、多模态文化传播提供帮助。
2. 基于SPEAKING模型的北京中轴线胡同地名分类
2.1. 北京中轴线胡同地名的传统分类
北京胡同地名的分类研究由来已久，学者们出于不同研究目的，从各个角度进行了探讨。翁立(2003) [18]分为四类：① 以人名命名，包括民族英雄、平民百姓；② 以市场商品命名，如花市；③ 以建筑物命名，涵盖官署、仓库等；④ 以地形景物命名，包括河流、山丘等。陈光中(2008) [19]分为5类：① 以标志性建筑与设施命名；② 以自然与生活环境元素命名；③ 以市井生活与职业形态命名；④ 以胡同形状命名；⑤ 以历史典故与人物传说命名。骆玉兰(2010) [20]分为6类：① 官署与权贵；② 寺庙与信仰；③ 自然地理与景观；④ 市井生活与经济业态；⑤ 人物与姓氏；⑥ 吉祥寓意与抽象概念。
其中，翁立(2003) [18]、陈光中(2008) [19]都注意到了“雅化”，即通过更文雅的词语替代原本粗俗、不雅或带有负面意义的名称。如“狗尾巴胡同”更名为“高义伯胡同”。但他们在进行地名分类时，都没有把“雅化”单独作为一类。我们认为，对于历史悠久的北京胡同而言，“雅化”这一维度贯穿于许多地名旧称的演变中，宜单独立类。
综上，北京胡同地名的已有分类貌似覆盖面广，却存在分类标准随意、所用术语不一、分类结果细碎零散、类与类之间有交叉、不够缜密完整等问题，难以真正揭示北京胡同地名系统背后复杂的社会文化认知动因。
2.2. 基于SPEAKING模型的新分类
美国语言学家Dell Hymes (1972) [21]提出SPEAKING模型，有以下8个相互关联的维度：① 场景与情景(Setting and Scene)：场景(Setting)指涉言语事件发生的时间与地点等物理环境；情景(Scene)关注心理环境与文化氛围；② 参与者(Participants)包括说话者、听话者及其他相关人员；③ 目的(Ends)涵盖言语行为的预期结果和个人动机；④ 行为序列(Act Sequence)描述言语行为的形式与内容；⑤ 基调(Key)反映言语的态度或精神状态；⑥ 媒介(Instrumentalities)涉及语言使用的渠道和代码形式；⑦ 规约(Norms)指社会互动和阐释的准则；⑧ 体裁(Genre)指代言语行为的类型类别。
我们认为，胡同地名的产生、演变与使用本身是一个复杂的命名事件和持续的言语实践，SPEAKING模型能为北京胡同地名的重新分类提供一个更好的理论统摄。经过梳理与筛选，我们发现场景、参与者、目的、媒介这4个维度，跟北京胡同地名关联最为密切，即：
① 场景(S-setting)：涉及地名所指代的物理空间、环境特征，涵盖自然地理与建筑景观。这一维度能整合翁立(2003) [18]的“建筑物”、“地形景物”，陈光中(2008) [19]的“标志性建筑与设施”、“自然与生活环境元素”，骆玉兰(2010) [20]的“胡同形状”、“自然地理与景观”等类别。
② 参与者(P-participants)：涉及命名者、使用者及名称所指涉的社群群体。这一维度整合了翁立(2003) [18]的“人名”，陈光中(2008) [19]的“历史典故与人物传说”，骆玉兰(2010) [20]的“官署与权贵”、“宗教与信仰”、“人物与姓氏”等类别。
③ 目的(E-ends)：涉及命名行为背后的社会心理与文化动机。这一维度整合了翁立(2003) [18]的“市场商品”，陈光中(2008) [19]的“市井生活与职业形态”，骆玉兰(2010) [20]的“市井生活与经济业态”、“吉祥寓意与抽象概念”等类别。
④ 媒介(I-instrumentalities)：聚焦于地名本身的语音形式与流变过程，尤其体现于地名雅化现象。演变目的往往是为了美化视听、顺应语言习惯或避免语言禁忌。
上述讨论可总结为下表1。
Table 1. Classification of Beijing Hutong toponyms based on four elements of the SPEAKING model
表1. 基于SPEAKING模型四要素的北京胡同地名分类
SPEAKING模型的四要素 |
翁立(2003) |
陈光中(2008) |
骆玉兰(2010) |
场景 (S-setting) |
建筑物 地形景物 |
标志性建筑与设施 自然与生活环境元素 胡同形状 |
自然地理与景观 |
参与者 (P-participants) |
人名 |
历史典故与人物传说 |
官署与权贵 寺庙与信仰 人物与姓氏 |
目的 (E-ends) |
市场商品 |
市井生活与职业形态 |
市井生活与经济业态 吉祥寓意与抽象概念 |
媒介 (I-instrumentalities) |
雅化 |
雅化 |
|
综上，基于SPEAKING模型的框架有效整合了既往零散的分类，通过场景、参与者、目的、媒介四个分析维度，可以将胡同地名从表层的命名现象深化为承载社会、历史与文化多重意义的言语实践，有助于系统阐释北京胡同地名的生成机制、功能意图与文化内涵，为北京胡同地名研究提供新的方法论路径。以下依次从专名、通名角度，进一步探讨胡同地名背后的认知文化机制。
3. 北京中轴线胡同专名的认知阐释
3.1. 转喻
借助部分指代整体，以对胡同主体进行概括的命名方式。在专名中占比最高，常用跟空间密切相关的部分指代空间，凸显人与地的互动，映射参与者(P-participants)和场景(S-setting)维度。有以下四类：① 人物：将人名、家族名命名为地名，表达对历史人物或家族的尊敬和纪念。如“张自忠路”以抗日英烈张自忠将军命名。② 自然景物：用当地的自然景物命名，是对自然环境的忠实记录。如“苇坑胡同”以当地的芦苇坑来命名。③ 建筑/机构：凸显该地重要的建筑物或机构。如“西堂子胡同”因明清时期堂子(祭祀机构)得名。④ 行业：以出售的商品指代市场功能。如“灯草胡同”因该地曾售卖灯草得名。
3.2. 描摹
对胡同地理位置、自然景观进行直接客观的描写。主要映射场景(S-setting)维度，大致有三个角度：① 方位：描写胡同所处的绝对或相对方位，体现人们对空间关系的认识，服务于实际指位功能。如“前赵家楼胡同”揭示胡同相对于赵家楼的方位。② 走向：描写胡同的具体走向。如北京东城区的“横街”，是横向跨越多条“条”的街巷。③ 顺序：在北京规整的棋盘式街巷布局中，以数字或次序标识位置。如“东四头条”属于东四地区14条东西向胡同中的第一条。
3.3. 谐音
因语音相同或相近而发生转化，通常伴有雅化、避讳或口语简化目的。主要映射媒介(I-instrumentalities)维度，根据谐音来源，有自源型(源自汉语内部)和他源型(源自满语、蒙古语等其他语言)。如“高义伯胡同”原为“狗尾巴胡同”，通过谐音雅化提升社会接受度。
3.4. 隐喻
将一个领域的意象(喻体)映射到目标空间(本体)上，以表达抽象的文化内涵或情感体验，主要映射场景(S-setting)这一维度。如“月牙胡同”因整个胡同形似月牙而得名。
3.5. 复合
由上述两种或以上认知机制复合而成。如：① 描摹 + 隐喻：如“北月牙胡同”(方位“北”【描摹】+ 形状“月牙”【隐喻】)；② 描摹 + 谐音：如“福绥境”(源自“苦水井”【自源谐音】 + 寓意平安吉祥、家庭幸福【描摹】)。
4. 北京中轴线胡同通名的认知阐释
北京中轴线胡同地名中的通名系统，是不同历史时期的城市规划、社会活动与自然环境互动关系的反映，具有显著的空间特征与历史功能差异。
首先，“胡同”是最重要的通名命名方式。
北京中轴线总共960条胡同中，以“胡同”一词作为通名的有637条，占比高达66%。“胡同”是元朝时期从蒙古语借入汉语，蒙古语中的原义是“水井”，有水井处即有人家，成为汉语小巷的意思(张清常，1990) [7]。“胡同”作为北京中轴线街巷通名的最主要命名方式，是汉蒙民族交融在北京和北方城市的深刻反映。
其次，“街”、“条”、“巷”是较重要的通名命名方式。
以“街”为通名的有113条，占比约12%。“街”始于汉朝，通常以商业功能为主或承担主要交通功能。现代以来又出现了“大街”、“小街”、“斜街”等新通名。
以“条”为通名的有90条，占比达9%。“条”是长条形胡同，多见于规整的棋盘式路网区域，常与数字序号连用，排成胡同的顺序，如“东四四条”。
以“巷”为通名的有65条，占比近7%。“巷”多为连接性次级通道，体现出从属和衔接的空间特征。“巷”在周朝《诗经》中就有，大约从元朝起，“胡同”这个词借入后，北京和北方的一些城市就把新的巷叫“胡同”。
此外，还存在一批数量较少但地域特色鲜明的通名。
“湾”因河道弯曲得名，“夹道”因建筑夹峙形成，“里”、“大院”、“境”则映射出社会聚居与领域观念，指代具有较强认同感的居住单元或开放院落群。这些通名极大地丰富了北京地名文化的层次。
5. 结语
本研究基于SPEAKING模型，对北京中轴线960条胡同地名进行了系统分析，获得以下三个重要发现：
首先，是社会文化动因的系统性，SPEAKING模型在地名研究中的有效性得到充分验证。譬如，转喻型地名占比最高，主要映射场景和参与者维度，体现了以局部代整体的空间认知特征；描摹型地名主要映射场景维度，反映了对地理环境的直接记录；复合型地名体现多维度融合特征，显示出地名命名的复杂性。这表明地名绝非随意产生的语言符号，而是场景、参与者、目的、媒介等多维度因素复杂互动、共同塑造的社会文化产物。每个地名都承载着特定历史时期的“地方记忆”，构成了自然地理、历史事件、经济活动、社会心理和语言规律共同书写的“城市传记”。
其次，是认知逻辑的层次性特征，专名呈现出清晰的认知深化谱系。从描摹型的直观再现(如“横街”)，到转喻型的关联指代(如“灯草胡同”)，再到隐喻型的形象比拟(如“月牙胡同”)，最后到谐音型的语音美化(如“高义伯胡同”)。这一认知谱系反映了北京市民对城市空间认知的逐步深化过程：从最初的感知记录发展为社会标记，从文化表达提升到语言艺术创造。这种认知深化体现了地名命名过程中人地关系的复杂化和抽象化趋势，同时也显示出北京作为历史文化名城在地名系统中蕴含的深厚文化底蕴。
第三，是功能分化的历史逻辑，通名系统的功能分化体现出深层的历史合理性。“胡同”占比66%，主要承担居住功能，体现了北京传统居住空间的基本特征；“街”占比12%，多为商业通道，反映了历史上商业活动的空间布局；“条”占比9%，多见于规整路网区域，体现了城市规划的理性思维；“巷”占比7%，多为连接性次级通道。这种“胡同–居住”、“街–商业”、“条–序列”、“巷–连接”的功能适配模式并非历史偶然，而是长期社会实践中行为序列和规约维度相互选择的结果，为现代城市规划中地名功能延续提供了历史依据和语言学支撑。
地名是城市的活化石，承载着一个民族的文化基因与集体记忆。通过科学的分类研究和深度的文化阐释，我们必将能够让这些古老的名字在新时代继续发挥文化传承的重要作用，为建设具有历史文化特色的现代化首都提供理论依据与实践指导。
基金项目
本文是北京林业大学2025年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北京市级项目“基于SPEAKING模型的北京中轴线胡同语言景观研究”(项目编号：202510022391)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