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翻译，指将一种语言文字转译成另一种语言文字，以翻译作为专门的学问来研究的称作“翻译学”。蔡元培在《国文学讲义》中指出，翻译学分作“横译”和“纵译”两类：“外国语之为译学也，以此译彼域，以为地者也，谓之横译；国文之为译学也，以今译古域，以时者也，谓之纵译”[1]。在中国传统历史学研究中，较为注重的是政治、经济、军事以及文化的宏观历史叙事，尽管中国古代翻译活动长达三千年历史，具有深厚的翻译传统，并且留存下极为丰富、内容详尽的翻译文献，但长期以来翻译史并未受到学界的足够重视，将翻译活动的演变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来进行考察相当晚，约在20世纪初才有了部分关于中国翻译的研究篇文[2]。在其中，关于民族翻译群体的关注则更为稀少。《中国翻译史研究百年回眸——1880~2005中国翻译史研究论文、论著索引》一书共收录翻译史研究相关领域的论文和著作924篇(或部)，较全面地反映了百余年来我国学者在此领域的研究成果。有学者依据此书进行统计与分析，发现在这将近一千篇(或部)论文和著作中，与民族翻译史相关的仅有12篇(或部) [3]。对民族翻译活动的研究主要在两部专著中有专门讨论。马祖毅的《中国翻译简史》(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1年)是比较系统地研究整个中国翻译史的著作，将中国古代的翻译活动分为五章进行阐述，其中诸多章节论述民族地区的翻译历史，详细梳理了中国古代到近代的翻译事业产生、演变和发展的历史进程。《西域翻译史》(新疆大学出版社，1994年)一书以编年为主线，将西域翻译历史分为早期萌芽、东汉至隋、唐宋、元明、清代五个阶段，概述了每一个阶段西域翻译活动的历史背景、民族间的语言文化交流等情况。可见，虽然民族翻译群体在中国古代国家治理层面和维系民族关系方面起到了核心作用，但是关于他们的历史书写却湮没在浩如烟海的史料中，仅有的记载也较粗略，因而对翻译历史活动的挖掘有助于深化学界对这个长期以来被边缘化的重要群体的认知和了解。另外，对翻译群体历史的探讨有助于中国政治治理史、民族关系史和语言文化史的协同发展，能够从语言和翻译事业的角度，较为详细地说明中国语言文化历史由各族人民共同创造这一历史事实。
2. 翻译群体的历史发展
语言文字是人类沟通交往和传递情感的重要工具，而持不同语言的人进行交流沟通时，则需要借助翻译作为中介手段。中国是个多民族融合的国家，长期以来各地区、各民族之间互动频繁，这些具有不同文化传统、使用不同语言的人们互相接触时，首先就存在沟通方面的障碍，于是相应产生了众多的翻译人员及翻译活动。在中国古代历史发展进程中，翻译群体始终伴随着国家治理与多民族交流的演进。从先秦的象胥、舌人，到汉唐时期的译长，再到宋元明时期逐步制度化和专业化的翻译队伍，以及最终清代成熟的翻译体系，翻译群体的职能已远超单纯的语言功能，逐渐成为各朝代处理地区事务以及调和民族关系的重要角色。
2.1. 萌芽与起源
从古至今，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能认识到语言翻译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价值。中国古代翻译人员的萌发可以追溯至先秦时期，周代典籍中已出现“象胥”、“舌人”、“译”等不同称谓的翻译官职。“中国、夷、蛮、戎、狄……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译”[4]。中原王朝在处理与周边地区交往的事务时，设有专门的翻译官，以解决语言和文化习俗差异带来的沟通问题。具体职能方面，“象胥主译其言，译其言然后言语可谕，言语可谕然后辞命可协也”[5]，翻译人员的职责在于将周王的旨意准确传达给各族，承担着维系礼仪秩序和彰显王朝权威的重要责任。然而，早期的翻译工作在功能和能力方面都相当有限。当时的大多数翻译者仅依靠简单的口头交流，虽然他们能够传达大致含义，但难以深入理解语言文字复杂的文化内涵。总之，先秦时期还未形成正式的翻译体系，但已经孕育出翻译者的雏形。
2.2. 确立与发展
汉武帝时始通西域，自丝绸之路开通后，中原王朝与周边地区的交往日益频繁，语言沟通方面的问题也逐渐显现。为了保证使节往来、军事行动及经济贸易的顺利进行，通晓多种语言，并能够进行翻译和文化调解的翻译群体应运而生。在西汉初期，随着张骞两次出使西域，汉王朝对西域的认识逐渐深入，随之而来的便是官方政治交涉和贸易活动对翻译人才的需求。汉朝使者往来西域诸国，必须依靠翻译进行语言的转译，以确保政治言辞准确传达，随着丝绸、马匹和香料等商品的区域流通，翻译人员也活跃于商队之中，帮助不同民族商人沟通价格和货物等。可以说，这些翻译在汉代已成为连接中原与西域的重要桥梁，他们的存在保证了丝绸之路早期运行的畅通，正因为有了他们的翻译和文化调解，中原与西域之间的政治盟约、经济互通与文化交流才能持续开展，为后世丝绸之路的繁荣奠定了基础。汉朝时期的翻译设置已经向批量化方向发展，例如在五十余西域国中，自译长至侯王“皆佩汉印绶，凡三百七十六人”[6]，据学者统计整理，译长在西域二十四个国家中普遍设立，在且末、精绝、于阗、疏勒、乌垒、鄯善、姑墨、温宿、尉犁、焉耆、莎车和龟兹等地各设一至四人不等[7]。他们专门负责翻译事务，这比之前临时性的翻译更具制度化和官方化，组成了一个颇具规模的翻译队伍。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时局影响，史籍中对翻译活动的记载较为稀少，但这并不意味着翻译群体的消失。相反，在多民族交往与政权频繁更替的背景下，他们更能在政权交涉、军事战争和贸易层面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同时，这一时期佛教影响逐渐广泛，西域僧人和居士到内地广泛传播文化，从事传教和译经活动逐渐增多，所以官方公文翻译、典籍翻译和文学艺术作品的翻译较为多见。
隋唐是中国历史上社会发展的繁盛时期，繁荣与开放是这一时期的社会特征。随着大一统王朝的建立，地区和民族间的交往联系比魏晋南北朝时期更加频繁。在这一背景下，翻译者的重要性大有提升，不仅在日常外交和商贸活动中不可或缺，而且在官方重大礼仪和事务中也有突出表现。唐德宗设宴招待回鹘公主的过程就有译者的参与，“引回鹘公主入银台门，长公主三人候诸内，译史传导，拜必答，揖与进。帝御秘殿，长公主先入侍，回鹘公主入拜。谒已，内司宾导至长公主所，又译史传问，乃与俱入”[8]，借助译者传达问候与礼节，王朝礼仪得以准确无误地完成。此外，隋唐时期随着丝绸之路的全面畅通，大量使节、商人和工匠开始络绎不绝地进入长安、洛阳等中原城市。在这个过程中，翻译人员是重要的沟通桥梁，如果没有通晓民族语言的翻译者，各方之间的贸易难以顺利进行。隋唐时期翻译地位的显著提升，源于中原与其他民族之间日益密切的接触和联系。随着帝国的扩张和民族交往的繁荣，语言翻译不再只是辅助功能，而成为政治治理、外交活动和文化交流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2.3. 制度与专业化
宋辽金时期，北方地区多民族并存，这种复杂的民族和地域结构使得翻译成为维护政权运行及促进政权交涉的重要环节。“译者，今北方谓之通事，南蕃海舶谓之唐舶，西方蛮猺谓之蒲义，皆译者之名也”[9]。翻译初由契丹设置，以熟习汉俗、精通汉语之人担任，金、元广泛设置，掌诸民族及外国语言之通译[10]。多民族政权并立的背景下，朝廷在处理朝贡、商贸及军事事务时，仍需要翻译群体作为必不可少的中介。史料记载宋代在接待民族使臣时，翻译人员发挥了核心的语言传译作用，“契丹国使入聘见辞仪……前一日，习仪于驿。见日，皇帝御崇德殿……至国信大使传国主问圣体、通事传译，舍人当御前鞠躬传奏讫，揖起北使”[11]。当契丹使者向皇帝传达问候时，双方语言不通，翻译人员就负责在其中转译，供皇帝和官员们理解。另外，宋辽金时期的翻译设置更为细化，既有口译者，也有笔译者。辽朝在州以上官署中设置译史负责文字翻译，同时设立通事负责口译，二者形成分工协作的格局。金朝更是对翻译的数量和分布作出精细安排，据史载金朝“省译史十四人，左右各七人。女直译史同。通事八人，左右各四人。高丽、夏国、回纥译史四人，左右各二人。诸部通事六人”[12]，朝廷根据不同民族和不同地域的需要，配备了相应的翻译人员。宋辽金时期翻译机构的制度发展，反映出多民族政权为解决语言交流和文化差异问题所采取的应对措施。在长期的工作事务中，翻译人员不仅传递语言和文字信息，还承担起调解政权关系与解释不同民族文化的工作。他们在无形中促进了不同族群之间的理解和融合，为元朝更广泛的多语言治理和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奠定了基础。
元朝作为一个以蒙古为统治核心的多民族帝国，其疆域空前辽阔，境内蒙古、汉、畏兀儿、契丹和女真等多民族并存。在这片广袤的疆域上，语言差异给政令推行和社会治理带来较大困难。“通事、译史。司翻译蒙古、回回、汉等语文之事，各衙署多有设置。大抵通事为口译，译史为笔译……通事之设，本为蒙古、色目官员语言不通，俾之传达”[13]，反映政权运行对翻译人才的制度性需求。在中央机构层面，为了保障中央与地方之间沟通顺畅并确保多民族国家的有效统治，元朝在中央与地方行政机构中普遍设置了翻译：“枢密院译史一十四人，通事三人[14] (p. 2156)；太常礼仪院通事、知印、译史各二人[14] (p. 2218)；储正院译史四人，回回掾史二人，通事、知印各二人[14] (p. 2244)；大都留守司回回令史一人，通事一人[14] (p. 2277)；行中书省回回令史、通事、知印、宣使，各省设员有差[14] (p. 2305)”。这一制度化的编制显示，翻译活动已经成为元代政治运作不可或缺的环节。翻译群体作为重要的常设官员被纳入国家官僚体系，这反映了他们在国家治理中的战略地位。元朝时期翻译的官职设置，既体现了国家的多民族治理战略，也是地区之间频繁发生民族交流的必然结果。由于元朝复杂的民族构成和语言多样性，翻译制度不仅确保了行政秩序的稳定，还促进了经济和文化交流。事实上元代翻译的繁盛，可以看作元朝民族交流、政治整合和文化交融的缩影。
明朝时期，翻译群体已经发展得非常完备，翻译者的职能得到了进一步完善和强化。永乐五年(1407)设立的“四夷馆”标志着明代官方翻译机构的制度化与专业化，其下设立“蒙古、女真、西蕃、西天、回回、百夷、高昌、缅甸八馆，置译字生、通事，通事初隶通政使司，通译语言文字”[15]，后来逐渐扩展为十馆，负责处理不同民族、不同语言的翻译事务。四夷馆的组成人员包括提督官、属官、译字官、通事、教师和译字生。在这之中，翻译群体作为语言和文化的中介既承担着语言翻译的职责，也是国家处理民族关系的参与者。而四夷馆的运作机制确保了翻译人员在制度层面的稳定产生和持续发展，经过长期培训和严格考核，大多数译字生毕业后都留馆担任教师或通事。这样不仅确保了优秀翻译人才的储备，又使翻译人员在处理各项事务时具备较高的专业能力与政治可靠性。
2.4. 成熟与体系化
清代翻译正是在这一长期历史积淀的基础上得以延续和发展，在国家治理中展现出更加完整和成熟的形式。尤其是清朝对民族地区有了更加稳固的统治，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翻译实践活动。语言差异不仅影响政治指令的传达和民政管理的实施，还涉及边疆军事防务、民族关系交涉与经济贸易，因而翻译在清朝国家治理体系中具有较高的制度性地位。清朝在继承元明翻译官制的基础上，对翻译机构进行了完善与扩充，以应对日益复杂的边疆民族事务。“会同四译馆”是清代翻译制度的核心机构，其设立直接继承并发展了明代的“四夷馆”。这一翻译机构在清代人员设置和构成的变迁过程非常复杂：
“会同四译馆，提督馆事兼鸿胪寺少卿一人，礼部郎中内选补。掌治宾客，谕言语。汉大使一人，正九品。正教、序班汉二人，朝鲜通事官八人……顺治元年，会同四译分设二馆。会同馆隶礼部，以主客司主事满、汉各一人提督之。四译馆隶翰林院，以太常寺汉少卿一人提督之。分设回回、缅甸、百夷、西番、高昌、西天、八百、暹罗八馆，以译远方朝贡文字……乾隆十三年，省四译馆入礼部，更名会同四译馆。改八馆为二，曰西域，曰八夷，以礼部郎中兼鸿胪寺少卿一人摄之。光绪二十九年省”[16] (pp. 3283-3284)。
清代翻译机构的沿革反映了朝廷对翻译事务的制度化管理。顺治元年(1644)，设立会同馆与四译馆这两个机构，会同馆隶属于礼部，四译馆由翰林院管理，下设八个分馆，负责翻译朝贡国家的文书。乾隆年间经历多次改革，人员编制上也不断调整。乾隆十三年(1748)，四译馆并入礼部并改称为“会同四译馆”，原来的八个分馆合并为西域馆和八夷馆两个机构。这一演变过程标志着清朝翻译机构从分散转向集中管理，旨在提高翻译的效率和权威性。会同四译馆承袭了前代以来的译官制度，但如今翻译官员的职能得到了整合，实际上兼任了两类职务，既负责语言翻译又承担外交及边疆事务的统筹管理，包括参与贡使接待、礼仪执行及贸易监管等。他们的存在确保了清廷边疆治理体制的运作，使国家能够在多语言和多文化环境中保持沟通的顺畅与权力的有效施展。其中，朝贡是中央王朝展现国家威仪与藩部忠诚的重要环节和制度化仪式，翻译群体则是朝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山海诸国朝贡礼。凡诸国以时修贡，遣陪臣来朝……会同四译馆卿率贡使至礼部……通事、序班各二人，引贡使等升阶跪……届日帝御殿，礼部尚书引贡使入，通事随行，至丹墀西行礼毕，升自西阶，通事复从之。及殿门外跪，帝慰问，尚书承传，通事转谕，贡使对辞，通事译言，尚书代奏。毕，退。如示优异，则丹墀行礼毕，即引入殿右门，立右翼大臣末，通事立少后”[16] (p. 2675)。在这套繁复的朝贡礼仪中，翻译群体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他们已不仅是语言翻译的辅助工具，更被制度化地纳入朝贡礼仪的具体执行中。由于王公和使臣来自不同民族和地区，语言文化与满汉不通，对清代朝廷的典章制度也不熟悉，翻译人员在贡使与皇帝和官员之间担任唯一的语言中介。奏表、谢恩、答辞等环节都需要经过他们的转译，才能被礼部官员传达给皇帝，没有翻译则沟通无法进行。其次，朝贡仪式环节非常复杂，涉及三跪九叩、入殿出殿、赐茶赐坐等多个程序，翻译人员帮助各族王公和使臣准确理解和遵循朝仪，保障朝贡顺利进行，避免失礼或僭越。由此可见，翻译人员在朝贡外交体系中不仅是单一的语言沟通工具，更是政治与文化秩序的执行者，已深刻融入清代朝仪体系之中。随着清末新政各机构的新式改革，光绪二十九年(1903)，会同四译馆最终被裁撤。
纵观翻译群体的发展脉络，可见他们源于中国古代多民族交往的客观需要。在先秦时期，象胥和舌人等翻译官职的设立，表明统治者已认识到存在语言不通的问题，以设置翻译人员来加以解决。虽然早期翻译水平能力有限，但他们的存在奠定了翻译机构后续发展的基础。其次，随着中原王朝疆域的扩展和边疆治理的深化，翻译群体逐渐走向制度化。在这一阶段，翻译已不再是临时和辅助性的角色，承担维护朝贡秩序和沟通商贸往来等多重任务，形成相对稳定的来源与职能分工。最后，翻译群体逐渐演化成熟，他们被编入正式的翻译机构和官僚体系中，成为王朝推行边疆治理、维系朝贡体系、处理外交事务的关键，充分彰显其在中华多民族共同体形成过程中的深远价值。
3. 翻译群体的重要贡献
在历史长河中，古今中外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都离不开与周边族群的接触与互动，这种交流不仅对文明的延续和发展至关重要，也是不同民族相互依存和共同进步的必然结果。语言翻译作为突破地域界限、促进民族间交流的基本工具，往往成为推动这种互动的核心要素。中国自古就是民族聚居之地，诸多民族共同生活在这片广阔的土地上，形成复杂的社会结构和文化格局。在这样一个多民族并存的国家，语言翻译发挥着尤为突出的作用。各朝代延续并发展了对翻译群体的重视，使之不仅成为中央和地方之间的重要纽带，而且成为促进多元文化相互理解和认同的重要媒介。可以说，翻译群体在中国民族共同体形成的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促进了不同民族群体之间的交流与融合。
首先，翻译群体在消除语言障碍、促进政策沟通理解方面功不可没。在国家治理的过程中，政治沟通对于维护中央权力和地区稳定至关重要。翻译人员接收并传达中央政府和地方大臣的政令和文书，承担着解释朝廷意志的任务，促进了民族群众对政策的理解和接受。与此同时，翻译们也向中央反映地方民族群众的社会情况，促进中央与地方的双向交流。这种互动有力地破除了因语言与民族差异产生的隔阂，增强了民众对中央政权的认同。翻译群体又能够调节民族关系，无论是促进日常商贸活动，还是解决案件纠纷，翻译始终处于民族沟通的前沿。他们确保多方之间的信息交流，避免了语言障碍造成的误解和矛盾，维护地方社会的和谐。
其次，翻译群体是中华文化的传播者。随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深化，中原与地方各民族政治交往、贸易往来和民间交际不断增多，翻译人员在进行沟通交涉的过程中不仅传递语言，还在潜移默化中传播了观念与文化。他们将中原的政治制度、习俗文化等带到民族地区，同时也把各民族的文化知识传递到内地社会，使中原与边地在互动中逐渐认识并了解彼此。正是在这种长期交往中，中国逐渐形成了多元文化并存的格局，为民族融合积累了深厚的文化基础。可以说，翻译群体在推动文化共生与民族交融的过程中起到了无形而深远的作用。
总而言之，翻译群体不仅仅是语言的翻译者，更是沟通政令、调解矛盾、促进交流、增进认同的重要力量。他们通过语言这一独特工具，在民族关系的发展中发挥了无法替代的作用。翻译群体的存在，使国家意志与地方社会之间形成了联系，也使多民族在交往中逐渐产生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共同体意识。翻译活动在长期实践中所推动的沟通与交流，最终汇聚为各民族对国家政权认可的增强，并在文化与心理层面上形成对大一统国家的认同。
4. 结语
法国著名翻译家翻译理论家安托瓦纳·贝尔曼曾说：“翻译史的构成是现代翻译理论的头等任务，对自身的反思，就是自身的确立”[17]。历史是连接以往、当今与未来的桥梁，翻译历史的研究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回顾翻译群体在中国历史中的发展过程，可以看到语言文字在国家建设与治理过程中的重要作用。翻译群体的产生与运用无疑是政府与各民族进行有效沟通的必要条件，而翻译的出现也反映出民族和地区之间语言文字不统一的现实，这种状况历来被中央政权视为边疆治理中的重要阻碍。由此又可发现翻译的存在具有某种悖论：边地的沟通交流离不开翻译，只有借助他们的转译和传达，政府与民众以及不同民族之间的交往才能顺利展开；然而，随着国家开始尝试推行边疆同内地语言、文字的一体化，这又在事实上逐渐削弱翻译存在的环境与根本。而统一的语言不仅能够增强国家凝聚力，还有助于形成共同的文化认知与价值认同。推广学校教育、鼓励民族群众学习通用语言文字，是实现国家民族深度融合的重要基础。从民族国家发展的历史趋势来看，有意识地推动语言的融合，也是国家整合与长治久安的客观要求。
进入新时代，国家大力推广普通话，进一步发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重要作用，为我国各民族的协同发展提供了动力，有力维护了国家统一与民族团结。随着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加深，共同语言的使用已成为各族群众的普遍需求。在这种背景下，民族语言和翻译群体并未消亡，《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百三十九条规定：各民族公民都有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的权利，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对于不通晓当地通用的语言文字的诉讼参与人，应当为他们翻译。但是，随着通用语言文字的普及与教育水平的整体提升，传统意义上的翻译群体正经历着角色的发展与转型。语言障碍的逐步消解使得翻译群体不再仅仅承担基础的沟通功能，他们的社会存在与职能分工也逐渐向多元化方向发展。由于国家治理进程的推进、科技创新的进步以及教育和文化软实力建设的不断深化，社会倾向于对更加专业化和高水平化翻译者的需要，这些领域的翻译者承担的不仅是语言层面的工作，更是民族交流融合、思想体系建设与文化精神传播的中介，成为推动历史文化与民族交往的重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