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咨询督导中受督导者依恋的影响研究

A Study on the Impact of Supervisee Attachment in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Supervision

摘要: 督导是临床心理咨询中保障来访者福祉与促进咨询师专业发展的关键机制。受督导者的依恋风格作为重要的个体变量，深刻影响督导关系、过程与结果，并延伸至咨询过程及咨询师自身的专业成长。本文系统梳理了受督导者依恋的影响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在督导层面，受督导者依恋风格显著影响督导关系、督导工作同盟、被督导者的自我暴露行为及督导结果；在咨询层面，其影响涉及咨询工作同盟、咨询关系与专业行为、共情能力与反移情觉察、咨询效能及会谈深度；在咨询师个人层面，则关联其职业发展水平、幸福感与心理韧性。展望未来，研究建议应立足中国文化背景，考察权威取向等文化因素对受督导者依恋的独特塑造作用，开发本土化的有效测量工具，深化对其作用机制的探索，并发展针对性督导干预策略，以削弱不安全依恋的潜在负面影响，最终提升临床督导与咨询服务的质量，推动心理健康服务行业的专业化发展。

Abstract: Clinical supervision serves as a critical mechanism in safeguarding client welfare and fostering the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f counselors. The supervisee’s attachment style, as a significant individual variable, exerts a profound influence on the supervisory relationship, process, and outcomes, with effects extending to the counseling process and the counselor’s own professional growth. This article systematically reviews the impact of supervisee attachment, which manifests primarily across three dimensions: at the supervisory level, it significantly affects the supervisory relationship, the supervisory working alliance, the supervisee’s self-disclosure behaviors, and supervisory outcomes; at the counseling level, its impact involves the counseling working alliance, the therapeutic relationship and professional conduct, empathy and countertransference awareness, counseling efficacy, and session depth; at the individual counselor level, it is linked to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well-being, and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Future research should be grounded in the Chinese cultural context to investigate the unique shaping influence of cultural factors such as authority orientation on supervisee attachment, develop localized and valid measurement tools, deepen the exploration of its underlying mechanisms, and formulate targeted supervisory intervention strategies. These efforts aim to mitigate the potential negative effects of insecure attachment, thereby ultimately enhancing the quality of clinical supervision and counseling services and advancing the professionalization of the mental health services industry.

1. 引言

临床心理咨询中的督导是保障来访者福祉、促进咨询师专业发展的核心机制(Borders et al., 2014)，其核心作用在于提升受督导者的专业胜任力。然而，督导本质上是一个复杂的关系过程。为理解其中的动态关系，依恋理论提供了一个有力的理论视角(Watkins et al., 2015)。在督导关系中，受督导者具有双重专业角色：既是接受专业指导的被督导者，也是面向来访者的咨询师。这种双重角色决定了其依恋模式会同时影响督导和咨询。作为被督导者，个体将其内在的依恋模式带入督导关系，影响督导的过程(Cook & Welfare, 2018; Volk, 2023)与结果(Hurless, 2021)。作为咨询师，个体的依恋会影响后续的心理咨询效果(Kivlighan & Marmarosh, 2018)与本人的专业成长(Rogers et al., 2019)。目前，受督导者依恋研究已形成明晰的演进脉络。早期研究主要将依恋理论作为理论视角，用以审视督导关系中的互动模式，例如发现不安全型依恋的受督导者更易在督导中呈现出与之相应的不安全行为反应(Bennett, 2008)。随后，该领域逐渐转向以量化研究为主导，学者们开发出适用于督导情境的专用量表(Menefee et al., 2014)，并系统探讨了受督导者依恋风格与自我表露(Cook & Welfare, 2018)、督导满意度(Marmarosh et al., 2013)等变量间的关联。近期研究进一步深入至作用机制的探索，例如证实自我表露在依恋风格与督导满意度间起中介作用(Oh & Lee, 2020)。同时，文化因素逐渐受到重视，学者开始关注受督导者依恋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影响差异(Son et al., 2022)。然而，在干预研究方面，针对受督导者依恋的实证性策略仍处于初步阶段。虽有研究提出可采用人际过程回忆(IPR)等反思技术以缓解不安全依恋的潜在影响(Huang, 2024)，但该领域仍缺乏系统、有效的干预方案，亟待未来研究予以充实。

2. 受督导者依恋定义与类型

依恋理论由Bowlby (1960)提出，最初被定义为儿童与主要照料者之间形成的一种持久的情感联结。这种早期形成的行为模式具有长期稳定性，会对个体成年后的人际关系产生深远影响(Negrini, 2018)。Bowlby (2008)进一步指出，依恋模式不仅作用于个体的一般人际互动，也会显著影响其在专业心理咨询关系中的表现与体验。

在成人依恋研究中，Fraley和Waller (1998)提出了一个二维度模型，将依恋风格划分为依恋焦虑与依恋回避两个核心维度。依恋焦虑反映了个体在关系中对于被拒绝或抛弃的担忧，以及对亲密感的强烈渴望；而依恋回避则表现为对亲密关系的不适感、情感疏离倾向以及过度自我依赖(徐梦飞等，2017)。为整合不同研究范式，Mikulincer等(Mikulincer, Shaver, & Pereg, 2003)提出将传统的依恋类别转化为维度，分别为安全型(低焦虑、低回避)、焦虑型(高焦虑、低回避)、回避–退缩型(低焦虑、高回避)以及回避–恐惧型(高焦虑、高回避)。

3. 受督导者依恋的测量

受督导者的依恋风格是影响临床督导过程与效果的关键变量，通常需借助标准化量表进行测量。目前应用较为广泛的工具包括Brennan等(1998)编制的亲密关系体验量表(ECR)。该量表包含36个项目，虽最初用于评估恋爱关系中的成人依恋，但已被多项研究借用以测量受督导者的依恋模式(如Armoutliev, 2013; Marmarosh et al., 2013; Wierda, 2016)。值得注意的是，由于ECR并非针对督导关系设计，其直接应用的效度存在疑问，因此有研究将其作为开发督导专用依恋量表的基础(Gunn & Pistole, 2012; Menefee et al., 2014)。另一常用工具是Fraley等(2011)编制的简版亲密关系体验–关系结构问卷(ECR-RS)，共9个项目，也被尝试用于相关研究(Fredricks, 2018; Wrape et al., 2017)。然而，ECR-RS主要评估个体与父母、伴侣、朋友等对象的依恋关系，其条目并未专门针对督导情境进行设计与验证，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在督导研究中的适用性。在测量受督导者依恋风格的研究中，除通用量表外，亦有部分研究采用修订版成人依恋量表(AAS-R; Collins, 1996)。该量表共18个项目，虽在若干研究中被用于评估受督导者的依恋特征(Rogers et al., 2019, 2020; Hudson, 2022)，但其编制初衷为测量一般成人亲密关系或伴侣关系中的依恋模式，因此在督导这一专业关系背景下的适用性仍待进一步验证。

目前，专门针对督导关系所开发的依恋测量工具主要包括督导经历量表(ESS; Gunn & Pistole, 2012)与受督导者依恋策略量表(SASS; Menefee et al., 2014)。ESS共36个项目，基于Brennan等(1998)的亲密关系体验量表(ECR)发展而来，包含依恋焦虑与依恋回避两个维度，已在多项研究中被广泛使用(Hurless, 2021; Cook & Welfare, 2018; McKibben et al., 2019)。该量表通过因子分析提取出两个因子，累计方差解释率为40.76%，其中焦虑维度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9，回避维度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91，显示出良好的信度(Gunn & Pistole, 2012)。SASS则包含22个项目，同样涵盖焦虑与回避两个维度，近年来在受督导者依恋及其跨文化研究中得到较多应用(Shin et al., 2016; Son et al., 2022; Nanna, 2019; Park & Jin, 2021)。该量表在编制过程中基于成人依恋理论框架，经过多步骤项目开发，初设100个项目，并邀请12名专家对项目可读性、表达清晰度、作答方式等方面进行评审，最终保留36个项目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分析结果显示，量表提取的两个因子共可解释55.85%的总方差，总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75，回避与焦虑分量表分别为0.94和0.88 (Menefee et al., 2014)。此外，研究者以工作同盟问卷–受督导者版(WAI; Horvath & Greenberg, 1989)作为效标进行效度检验，结果显示SASS与WAI存在显著相关，表明其具有良好的效标效度。

从测量范围针对性、方差解释率、信效度指标及题目数量等方面综合比较，SASS在测量受督导者依恋方面显示出更高的适用性与心理测量学优势。

4. 受督导者依恋的影响

4.1. 受督导者依恋对督导的影响

受督导者具有双重身份，既是被督导者也是咨询师，当作为接受专业指导的被督导者时，个体的依恋风格对督导过程具有重要影响，主要体现在督导关系、督导工作同盟及被督导者自我暴露程度等方面。此外，该因素也会对督导结果变量(如督导满意度)产生作用。

4.1.1. 督导关系

依恋作为人际关系的核心维度，与督导关系密切相关。当被督导者在督导过程中被激发出不安全的依恋模式时，往往会对与督导师的关系产生负面感知(Hurless, 2021)。尽管督导在形式上强调协作，但其结构本质上存在等级性，被督导者通常处于权力较低、经验相对不足的位置，因而更容易受到督导师的影响(Mammen, 2020; Rogers et al., 2019)。在此过程中，被督导者常需接受督导师的评估，这种被评价的情境可能激活其依恋系统，进而对督导关系造成干扰(McKibben & Webber, 2017; Volk, 2023)。

不同依恋类型对督导关系的影响存在差异。回避型依恋的被督导者更可能在督导中表现出与依恋相关的不安全反应(Bennett, 2008)，这类个体倾向于保持独立、减少依赖，因而较少主动向督导师寻求支持，从而影响督导关系的建立与发展。此外，研究还发现，被督导者的依恋回避水平与他们督导评价的反移情行为呈正相关(Mohr et al., 2005)，进一步说明依恋风格可通过互动行为间接影响督导关系质量。

4.1.2. 督导工作同盟

在督导过程中，被督导者的依恋风格是预测工作联盟感知质量的重要变量(Wrape et al., 2017)。研究表明，具有较高恐惧依恋水平的被督导者，其督导工作联盟质量往往较弱(Marmarosh et al., 2013)，这一发现进一步支持了被督导者依恋风格对督导工作同盟具有显著影响的观点(Bernard & Goodyear, 2009; Gunn & Pistole, 2012)。此外，当接收到建设性反馈或批评时，对督导师表现出焦虑依恋的被督导者更容易产生消极反应，从而可能引发工作联盟的破裂(McKibben & Webber, 2017)。McKibben等(2023)的最新研究也进一步强调了依恋风格对整体督导联盟质量的持续影响。

4.1.3. 被督导者不暴露

研究表明，被督导者在督导关系中的依恋特征与其督导不暴露行为存在显著关联。Gunn和Pistole (2012)发现，被督导者对督导师的依恋风格能够有效预测其在督导过程中的自我暴露程度。后续研究进一步支持这一结论，指出当被督导者对督导师表现出较高水平的依恋焦虑或依恋回避时，其不暴露行为显著增加(Cook & Welfare, 2018; Mehr et al., 2015)。Gibson等(2019)也验证了被督导者对督导师的依恋模式可作为预测其不暴露行为的重要变量。近期，McKibben等(2023)的研究再次强调了依恋风格在影响被督导者暴露行为中的关键作用。

4.1.4. 督导结果

被督导者的依恋风格同样对督导结果变量具有重要影响，其中与督导满意度的关系尤为密切(Bennett, 2008; Marmarosh et al., 2013)。研究发现，当被督导者具有不安全的依恋风格时，其对督导过程的满意度往往较低(Hurless, 2021)。此外，依恋焦虑在反馈接受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依恋焦虑水平越高的被督导者，越倾向于较少利用督导反馈，并对纠正性反馈表现出更强烈的负面情绪反应(Pan, 2024)。

4.2. 受督导者依恋对咨询的影响

当受督导者作为咨询师时，个体依恋风格也会影响咨询师与来访者的专业实践，对治疗关系建立、咨询进程、共情及最终效果等产生系统性影响。

4.2.1. 咨询工作同盟

咨询师的一般依恋风格与咨询工作同盟的质量密切相关(Petrowski et al., 2013)。不安全的依恋模式会削弱咨询师对来访者的共情能力(Rubino et al., 2000)，并阻碍治疗进展(Fuertes, Moore, & Ganley, 2019)。来访者所感知到的咨询师依恋特征也会影响工作同盟的建立：高依恋焦虑或高依恋回避的咨询师可能被来访者感知为对关系缺乏信任或保持情感疏离，从而影响矫正性情感体验的形成(吴梦阳，朱虹，吴冉，2018)。具体而言，高回避型咨询师往往难以与来访者建立情感联结，对咨询中的亲密感存在适应困难；而高焦虑型咨询师则可能难以维持恰当的专业边界，过度寻求与来访者的融合，并因自身情绪调节困难而影响对来访者的有效回应(徐梦飞等，2017)。相比之下，具有安全依恋(低焦虑、低回避)的咨询师更易建立高质量的工作同盟(Black et al., 2005; Sauer et al., 2003)。近期研究进一步指出，治疗师的依恋风格显著影响其向来访者提供安全基础的能力(Carvalho et al., 2024)。

4.2.2. 咨询关系与专业行为

咨询师的依恋风格亦会影响咨询关系的质量及其专业行为。研究表明，咨询师的不安全依恋风格与较低的咨询关系评分及咨询进展缓慢相关(Fuertes et al., 2019; Levy & Johnson, 2019)。此外，咨询师的依恋焦虑可预测其在咨询中被来访者性吸引的经历(李驰，刘静远，李焰，2022)，且曾有受虐经历的咨询师更易出现此类吸引(赵静波等，2010)。对督导师依恋焦虑水平高的咨询师，更可能出现专业边界侵犯行为，如与来访发生性关系等(Nanna, 2019)。新手咨询师的依恋焦虑既可能促使他们更努力地修复关系破裂，但也与关系破裂中更高的紧张度相关(Marmarosh et al., 2015)。

4.2.3. 共情能力与反移情觉察

咨询师的依恋风格对咨询师的共情能力具有显著影响。研究发现，咨询师的依恋焦虑与观察者评定的共情水平呈负相关(Rubino et al., 2000)。国内研究进一步表明，依恋回避通过情绪体验的完全中介作用负向影响共情能力，即依恋回避程度越高，情绪体验越抑制，共情能力也越差；而依恋焦虑对共情能力的影响则存在双重路径：一方面通过阻碍情绪体验产生间接抑制，另一方面则表现出直接的正向预测作用(刘伟等，2014)。这一结果与前期关于情绪调节在依恋与共情关系中起中介作用的结论相一致(Wei et al., 2011; 刘新春等，2013)。

在反移情觉察方面，安全型依恋(低焦虑、低回避)的咨询师通常能更准确地识别自身的反移情反应，并避免因自动化表达而损害咨询关系(Mikulincer & Shaver, 2007)。

4.2.4. 咨询效能与会谈深度

咨询师的依恋模式对咨询自我效能感、会谈深度及最终咨询效果均具有影响。研究发现，在督导中表现出高恐惧依恋的受督导者，其咨询自我效能感往往较低(Marmarosh et al., 2013)。从咨询效果来看，咨询师原有的依恋模式会显著影响治疗过程和结果(Diener & Monroe, 2011; Marmarosh et al., 2014)，这一结论在近期研究中再次得到确认(Carvalho et al., 2024)。在会谈深度方面，Dozier等(1994)通过成人依恋访谈(AAI)发现，高回避型咨询师主导的会谈深度较浅，而高焦虑型咨询师则倾向于进行更深层次的会谈。

4.3. 受督导者依恋对咨询师的影响

咨询师的依恋风格不仅影响督导与咨询过程，也会显著作用于咨询师的个人成长方面，具体体现在职业发展、幸福感以及心理韧性等多个方面。

咨询师的依恋风格会显著影响自身的职业发展水平(Bennett, 2008; Foster et al., 2007; Rogers et al., 2019)。Foster等(2007)发现，不安全依恋的咨询师在自我报告的职业发展指标上得分较低。其中，焦虑依恋的咨询师可能会对自己的专业技能和能力更高要求，更多的自我批评，而回避型依恋的咨询师可能会缩小或否认自身发展困难，并且极少寻求督导师的帮助与反馈(Deal et al., 2011)。当然，督导师如果能给咨询师建立一个安全基地，让咨询师感到安全，能有更多的自主探索，这些可能会促进咨询师的临床技能的发展(Pistole & Watkins, 1995)。咨询师的依恋也会给督导关系带来重大挑战，导致咨询师在反馈过程中倍感焦虑，对于一些问题不愿意自我肯定。这可能会对职业发展产生负面影响(Hiebler-Ragger et al., 2021)。反之，咨询师焦虑在督导中被激活，可能使咨询师在接受反馈时产生较高焦虑，自我肯定降低，进而对其专业成长形成阻碍(Hiebler-Ragger et al., 2021)。此外，依恋模式也与咨询师的幸福感与心理韧性有关(Kivlighan & Marmarosh, 2018; Mikulincer & Shaver, 2003)。

5. 研究展望与建议

5.1. 开发受督导者依恋的本土化测量工具

受督导者的依恋风格对督导、咨询及咨询师发展均具有重要影响。为提升督导与咨询质量，有必要系统评估受督导者的依恋特征。然而，国内现有研究多集中于咨询师的一般依恋特质，并普遍采用修订自亲密关系背景的测量工具(如ECR) (刘伟等，2014；李驰等，2022)，尚缺乏针对督导关系背景的本土化依恋量表。SASS作为少数专为督导设计的依恋量表之一，具有良好的信效度，已在多项跨文化研究中得到应用(Park & Jin, 2021; Son, 2019; Son et al., 2022)，并在韩国文化背景下完成信效度检验(Shin et al., 2016)。然而，由于中西方在心理咨询师的培养体系、执业环境及文化观念上存在显著差异，SASS是否适用于中国受督导者群体仍需进一步检验，未来有必要开展该量表在中国文化背景下的修订与验证工作。

5.2. 探究中国文化对受督导者依恋的影响

中国文化中的社会取向特征之一为权威取向，表现为对权威的崇拜与依赖，个体往往认为权威无所不能、永不犯错，进而在面对权威时会惊慌失措，以及无条件服从、讨好，寻求权威的认可和奖励(杨国枢，2004)。在督导关系中，督导师作为权威角色，可能引发受督导者特定的情感反应与行为模式(周蜜等，2015)。这种文化心理机制可能强化受督导者对督导师的依恋需求，表现为寻求认可、依赖决策或过度迎合。未来研究应关注中国文化背景下权威关系对受督导者依恋风格的影响，从而更全面地理解中国咨询师的依恋表现，拓展依恋理论在督导情境中的文化适应性。

5.3. 深化受督导者依恋的作用机制研究

现有研究表明，受督导者的依恋风格通过多种机制产生影响。国外研究发现，受督导者的自我暴露在依恋风格与督导满意度之间起中介作用，其中回避与拒绝维度分别呈现部分与完全中介效应(Oh & Lee, 2020)；安全型依恋则能促进其在督导中的自我暴露，且这一过程受到督导工作同盟的调节(Gunn & Pistole, 2012)。然而，现有研究仍局限于少数变量，尚未系统拓展至更广泛的因素，因而对受督导者依恋作用机制的探讨仍不够深入。相比之下，国内在此领域的研究更为薄弱。尽管有研究初步揭示情绪体验在依恋回避与共情间的完全中介作用，情绪体验能抑制依恋焦虑对共情的影响(刘伟等，2014)，但国内多数研究仍集中于咨询师的一般依恋特质，未能深入考察其在特定督导关系中的具体影响路径。受督导者依恋对督导、咨询关系(李驰等，2022)以及督导与咨询效果(Carvalho et al., 2024; Pan, 2024)均具有重要影响，为保障来访者福祉，未来应加强对受督导者依恋作用机制的探讨，明确其在督导与咨询过程中的中介或调节路径。通过机制研究，可提升受督导者与督导师对依恋动态的觉察能力，进而探索如何削弱不安全依恋的负面影响，提升临床工作的有效性。

5.4. 发展基于依恋视角的督导干预策略

为降低受督导者不安全依恋对督导与咨询过程的干扰，有必要开发针对性的督导方法与干预策略。近期研究表明，人际过程回忆(IPR)作为一种督导技术，可帮助受督导者识别咨询中的关键事件与隐藏信息，增强自我反思与反移情觉察能力，并缓解焦虑依恋相关反应，然而人际过程回忆的效果也极容易受到权利动态和文化背景的影响(Huang, 2024)，所以未来可在临床督导中系统引入并检验此类督导方法，由于中国文化背景中权威取向(杨国枢，2004)，会增加督导师的权威感，从而导致干预策略效果降低。Rogers等(2019)的研究指出，受督导者的依恋焦虑水平越高，其在督导情境中越容易表现出认知扭曲，进而降低其对正向反馈的接受度。为缓解依恋模式对督导过程的不利影响，有必要增强受督导者对其自身依恋特征的觉察，并结合认知聚焦的督导干预策略，运用相应认知技术来修正督导中出现的认知偏差。因此，督导者应致力于提升受督导者对自身依恋模式的意识水平及其改变的动机，同时也需要营造一个安全、非评判的督导氛围，为受督导者提供充分的觉察与调整空间。目前，国内关于受督导者依恋模式的研究尚不充分，导致督导双方往往忽视依恋因素在督导过程中的潜在影响，相关干预措施的实际应用也较为有限。因此，在未来的督导实践中，应有意识地提升督导双方对依恋模式的普遍认知，并着力开发与中国文化情境相适配的本土化干预技术，旨在提升受督导者的自我觉察与减少依恋对自我的影响，同时增强督导师对受督导者依恋敏感性，从而促进咨询师的专业成长与咨询效果的提升。

基金项目

2024年度四川省心理学会年度科研规划项目成果(SCSXLXH202403028)；西南交通大学四川省心理健康教育重点研究基地2025年度项目“民航飞行员心理压力对不安全行为的影响与机制研究”(XLJKJY2527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