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文献综述
国内外学者对马克思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理论的研究已形成丰富谱系。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霍布斯鲍姆在《前资本主义经济形态》中强调，马克思对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揭示了其本质上的“非资本主义”特性[1]。霍布斯鲍姆认为，前资本主义社会向资本主义的过渡具有“断裂性”特征，这一过程并非简单的线性演进，而是伴随着社会结构的根本性重组。他特别指出，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对亚细亚生产方式、古代奴隶制生产和封建制生产的区分，为理解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多样性提供了重要理论工具。法国哲学家阿尔都塞在《读〈资本论〉》中提出了结构因果性的解读视角，认为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稳定性源于其生产方式的封闭性与再生产机制的内在平衡[2]。阿尔都塞强调，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变革往往需要外部因素的强烈冲击，这种解读为我们理解社会形态转变的复杂性提供了新的视角。
在国内学界，陈爱萍(2024)从劳动主客体关系维度切入，分析了《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对前资本主义劳动形式的独特理解[3]。她指出，“劳动与自然的统一”构成了生产力发展的根本制约，这种统一性在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农业和手工业生产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张欣雨(2024)则从劳动正义的视角出发，探讨了前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的非异化状态[4]。他认为，这种劳动形式虽未形成现代意义上的“正义”概念，但体现了某种伦理共同体的特征，为我们理解前资本主义社会的道德观念提供了有益参考。刘秀(2024)基于《手稿》的劳动辩证法分析，探讨了从“个人所有”到“社会的个人所有”的转变过程，这一研究为理解所有制形式的演变提供了重要启示[5]。
然而，现有研究仍存在明显不足：首先，对《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原始文本的系统性引用不足，过多依赖二手文献的转述，导致对马克思原意的理解可能出现偏差；其次，缺乏将理论分析与具体历史材料相结合的自觉意识，导致理论阐释缺乏经验厚度，难以展现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具体面貌；最后，对“使用价值”向“交换价值”转变的内在机制分析不够深入，未能充分揭示这一转变的社会动力基础，特别是忽视了生产力发展的决定性作用。
基于上述研究现状，本文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基于《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原始文本，结合具体历史经验，系统把握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本质特征及其向资本主义过渡的内在机制？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通过回归马克思原始文本，结合具体历史材料，深入阐释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特征，并揭示其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变的辩证过程与内在动力。同时，本文还将探讨马克思这一理论成果在当代全球化背景下的现实意义，为理解现代社会变迁提供理论支撑。
2. 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特征
(一) 低下的生产能力及自然经济的主导作用
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深刻指出：“在原始共同体中，生产的目的不是为了交换价值，而是为了使用价值……交换只是偶然的、局部的现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99页)这一论断精准把握了前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本质特征。以中世纪欧洲庄园经济为例，农民的生产活动严格以家庭为单位组织，生产首先满足自身消费需求，仅有少量剩余产品用于地方市场交换或作为地租上缴。这种以使用价值为核心的生产方式，严重限制了社会分工的深化和统一市场的形成。马克思进一步分析道：“在这种状态下，每个家庭几乎生产自家所需的一切物品，工具、衣服、生活用品等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101页)这种自给自足的生产模式，使得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发展长期处于停滞状态。
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水平普遍较低，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当时的技术手段、劳动工具的原始性以及自然条件的制约。由于工业化尚未普及，大多数社会仍处于农业和手工业的阶段，生产力在这一阶段的表现形式相对单一，且受限于自然资源和社会组织结构的低效运作。这些生产活动多以家庭为单位进行，手工业与农业是社会经济的基础[1]。农业生产的工具和技术较为简陋，且多依赖人力和畜力，生产过程效率低下，难以支撑大规模的商品生产。
社会中的生产活动大多数是为了自给自足，家庭或部落的生存需求成为生产的主要目的。在这种生产体系中，每个生产单位往往是独立运作的，不同生产单位之间的联系较少，市场交换的程度也有限。生产物品的规模通常较小，社会的分工相对简单且以家庭为基本生产单元展开[2]。由于缺乏大规模的市场交易体系和高效的运输网络，生产活动的封闭性和地域性显得尤为突出，社会经济基本围绕农业生产和手工业进行，这限制了社会经济的发展潜力。
这种低水平的生产力和自然经济的主导作用，使得前资本主义社会在物质生产上存在明显的局限性。由于生产规模的有限性和社会生产关系的单一性，社会的物质财富积累也呈现出低速增长的状态。尽管在某些特定地区，随着技术积累和社会结构逐渐复杂化，可能出现初步的城市化现象，但整体上，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能力和经济规模始终未能突破其基本的局限。这种局限性不仅影响了社会的经济发展，也导致了社会结构的稳定性和固守性，使得生产关系长期保持在相对保守和封闭的状态。
此外，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活动多集中于农业和手工业领域，这些领域的生产效率本身就受到技术水平低、生产工具简陋、劳动力的有限性等因素的制约。例如，农业生产不仅依赖于土地产出，还受制于气候、季节变化等自然因素，这些因素直接决定了农业生产的规模和效率[3]。同时，手工业的生产也局限于原始工具的使用，生产过程中高度依赖人力，劳动强度大而生产效率低，难以推动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因此，自然经济在这一时期占据主导地位，生产者通过直接获取自然资源来满足其基本生存需要，而非通过交换价值实现商品流通。
随着社会生产活动逐渐转向交换价值的生产方式，生产力水平才得以在更高层次上发展。尽管如此，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限制了这种转变的速度，导致了社会发展上层建筑的缓慢演化。因此，生产力的低下和自然经济的主导作用是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也决定了这一社会形态的静态性和封闭性，给社会进步带来了明显的滞后性。
(二) 劳动与自然条件的天然统一性及其影响
马克思精辟地指出：“在农业共同体中，劳动者与土地之间存在着一种直接的、自然的统一……劳动过程与自然过程尚未分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107页)这种“天然统一性”在古埃及的尼罗河农业文明中体现得尤为明显。每年的尼罗河泛滥周期直接决定了农业的播种、生长和收获，农民的生产活动完全受制于自然节律。正如马克思所描述的：“在这里，劳动主体与劳动条件的统一是如此直接，以至于劳动主体几乎就是自然条件的延伸。”(《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108页)这种对自然的高度依赖，导致生产工具长期停滞在简单水平，技术积累极其缓慢，从而塑造了高度稳定而封闭的社会结构。在中国古代农业社会中，“靠天吃饭”的生产方式同样体现了劳动与自然的这种直接统一，这既限制了生产力的发展，也造就了独特的社会治理模式和文化心理结构。
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劳动与自然条件之间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劳动活动往往是在特定的自然条件下进行的。这一关系的紧密性决定了劳动的生产方式和社会生产力的水平，也影响了社会结构的形成[4]。在农业社会中，土地是最基本的生产资料，而生产活动的规模和效率直接受到自然环境的影响。土地的肥沃程度、气候条件、自然灾害等因素，都决定了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生产活动的结果。由于生产力的低下，劳动者对自然资源的控制能力非常有限，这导致了劳动过程的直接性和局限性。
马克思在其《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详细讨论了劳动主体与劳动客体之间的关系。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这种关系表现为一种天然的统一性。劳动者在进行生产活动时，无法完全掌控生产过程中的所有因素，特别是与自然环境的互动。生产过程并非单纯依赖于劳动者的技术和工具，而是受自然条件的深刻制约[5]。生产的最终成果更多地依赖于自然环境的条件，比如土壤的肥沃、气候的适应性、季节的变化等因素。这种天然的统一性使得生产力的发展受到极大制约，劳动者只能在有限的自然条件下进行生产。
农业社会特别突出这种天然统一性的特点。在依赖农业和畜牧业为主的社会中，劳动者的生产活动往往是与自然界的变化紧密相连的。以农业为例，耕种与气候的配合、土地的肥沃程度密切相关；而畜牧业则需要依赖草原的覆盖、气候的温和等因素。劳动者在这一过程中，并未完全掌控生产所需的自然资源，而是与自然环境之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6]。这一特点不仅限制了生产力的提升，也使得社会的经济活动无法跨越某一技术和规模的瓶颈，导致了前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低发展水平。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逐步发展，尤其是工具的进步和农业技术的改良，劳动与自然条件的天然统一性逐渐被打破。然而，这一过程并非一蹴而就。在前资本主义社会阶段，尽管技术手段已有一定进步，但劳动与自然条件的统一性仍是制约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7]。劳动者在自然条件中的生存状态，使得社会生产关系和阶级结构也受到自然环境的影响，社会的生产活动始终处于某种程度的局限性中。
这种天然的统一性限制了社会对劳动分工的深度发展。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的分工程度较低，生产活动通常局限于家庭或部落的日常生存需求。由于生产力水平的制约，劳动者与自然条件之间的统一性使得社会分工的复杂化成为不可能。劳动者的社会地位和职业划分通常比较简单，且没有形成类似资本主义社会那样的复杂产业结构和劳动分工模式[8]。这种分工的简单性，使得社会结构较为固定，社会流动性差，阶级之间的差异主要体现在经济和政治权力的集中上，而非劳动分工的多样性。
随着生产力的逐步提高，劳动者与自然条件之间的关系逐渐发生变化，劳动过程中的自然因素和社会分工也出现了新的发展。然而，在前资本主义社会，由于劳动与自然的天然统一性，这种转变往往是缓慢且受限的。生产力的提升成为了社会形态变化的重要推动力，社会关系的演变和阶级的分化，也在这一过程中得到了体现。
3. 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
(一) 以使用价值为核心的生产活动
马克思在《手稿》中明确区分了不同社会形态的生产目的：“在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生产方式中，生产的目的是使用价值，而不是交换价值。”(《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105页)这一特征在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传统农民家庭的生产活动严格围绕自给自足展开，手工业生产大多作为家庭副业存在，市场交换仅限于盐、铁等少数无法自产的必需品。马克思强调：“使用价值的生产在这里是直接目的，而不是价值增殖的手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106页)这种以使用价值为核心的生产方式，决定了社会关系的封闭性和稳定性，也解释了前资本主义社会长期停滞的内在原因。
在前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活动的主要目的是满足使用价值，而非交换价值。社会中大多数生产活动是围绕家庭和集体的生存需求展开的，商品交换的形式较为简单，市场的功能也相对有限[9]。生产者并不为了获取最大利润而进行生产，而是为满足日常生存和生活需要进行劳作。
在这种社会形态中，生产关系的核心并非以交换价值为主导，而是聚焦于使用价值的生产。这一特点反映了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活动依赖于较为封闭的自给自足模式，市场交易并未成为主导的社会经济活动形式[10]。生产者的行为并不受到市场供需的直接影响，更多的是依据家庭或集体的需求进行资源配置和生产活动。
这种生产关系的模式，决定了社会中资源配置的封闭性和分散性。虽然在一些特定的历史时期，前资本主义社会中也会出现一定程度的市场交换，但总体而言，生产关系的主要特征是基于使用价值而非交换价值，这限制了生产活动的扩展性和社会分工的深化。
(二) 基于血缘和政治依赖的社会结构
马克思深刻揭示了前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本质：“在封建制度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是通过物(商品)来中介，而是通过人身依附关系来中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112页)欧洲中世纪的封臣制度完美诠释了这一特征。领主与农民之间的关系建立在土地授予与人身忠诚的双重纽带之上，而非现代意义上的市场契约关系。这种关系具有鲜明的等级性和地域限制，严重制约了社会流动性和经济活动的空间扩展。在中国传统的宗法制度下，血缘关系与政治权力紧密结合，形成了“家国同构”的社会治理模式。如马克思所言：“在这里，人身的依赖关系构成社会的基础，这种关系一开始就排除了自由契约的可能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114页)
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常常基于血缘和政治依赖，这一社会结构具有显著的等级性和封闭性。在这种社会中，经济活动并非完全以市场为导向，而是与社会成员之间的亲属关系、宗族关系或政治关系紧密相连。在封建社会中，贵族、地主和农民之间的关系往往是建立在血缘、契约或依赖关系上的，而在部落社会中，这种关系通常更加直接和明显。
生产关系的这种特点，导致了前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和社会分工相对简单，且缺乏有效的社会流动性。生产活动的组织往往依赖于传统的宗法体系或封建主的控制，生产力的发展并未显著促进社会关系的解放或经济的全面扩展。这种基于血缘和政治依赖的生产关系，深刻影响了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活动，使其主要受制于传统和政治力量，而非市场机制。
4. 前资本主义与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对比
(一) 生产目的的转变：从使用价值到交换价值
马克思精准把握了这一历史性转变：“只有当产品作为交换价值被生产出来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真正开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120页) 16世纪英国的“圈地运动”成为这一转变的典型例证。大量耕地被转为牧场，羊毛生产不再是为了本地消费，而是作为商品出口到欧洲大陆，农业生产的目的发生了根本性转变。马克思进一步阐释道：“使用价值的生产让位于交换价值的生产，这是生产方式的一场革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121页)这一转变不仅改变了生产的目的，更重塑了整个社会的运行逻辑和价值观念。
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的主要目的是满足使用价值，而非交换价值。社会中的生产活动往往以家庭或部落为单位进行，目的在于满足基本的生存需求。这种生产模式通常与市场交易无关，生产的产品主要用于自身消费。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提到，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活动是围绕着使用价值的生产展开的，即生产出的商品主要是为了直接满足生活需要，而非为了交换。
与此不同，资本主义社会则建立在交换价值的基础上。在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中，生产活动的核心目的是通过商品交换获得利润。这一转变反映了生产方式的根本变化，生产不再局限于自给自足，而是为了满足市场需求。商品生产从家庭经济和部落经济中独立出来，发展成为以市场为导向的生产模式，商品交换成为经济运作的核心。交换价值的出现意味着商品生产不再仅仅关乎满足生产者的个人需求，而是面向更广泛的社会市场，生产者通过交换获得货币，进一步推动了资本的积累和社会的分化。
马克思在手稿中指出，随着生产力的提升，劳动过程逐渐脱离了自然经济的束缚，进入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的目的不仅是满足直接的使用需求，更重要的是通过交换创造财富。这种转变对社会结构和经济形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随着交换价值成为主要的生产驱动力，社会逐渐分化为资本家与雇佣劳动者两个主要阶级，生产关系也发生了根本变化。资本主义的扩展带来了商品化的普遍化，生产不再局限于满足本地或家庭的需求，而是依赖于全球市场的运作。
(二) 社会关系的变化：从人对人的依赖到物对人的依赖
马克思深刻揭示了这一转变的哲学意涵：“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被物与物的关系所掩盖……货币成为社会关系的普遍代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135页)随着商品经济的深入发展，传统农民逐渐脱离土地束缚，成为形式上“自由”的劳动者。他们的生存不再依赖于领主的庇护，而是取决于工资收入和市场价格波动。社会关系的本质从直接的“人身依附”转变为间接的“物的依赖”，即通过商品、货币和资本等物化形式来中介。马克思精辟地指出：“这种物的依赖关系本身具有双重性：一方面它使人从人身依附中解放出来，另一方面又使人陷入新的、更普遍的依赖之中。”(《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137页)
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社会关系以血缘、政治依赖和直接的人际关系为基础。劳动者与地主、贵族等社会上层群体之间的关系通常受到传统和宗族关系的支配。这种依赖关系是直接的、个人化的，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构成了社会组织的基本模式。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社会的生产活动大多是局限于本地和小范围内的交换，社会结构也因此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和封闭性。
然而，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社会关系逐渐发生了本质的变化。从前资本主义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社会关系的核心由人对人的依赖转变为物对人的依赖。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核心特点就是商品交换关系的普遍化，商品不仅是满足物质需求的工具，更成为人类社会关系的主要纽带。在这一过程中，人不再仅仅依赖其他人的直接帮助或协作，而是依赖于物品的流通和交换过程。这种“物对人的依赖”标志着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核心特征——物化的劳动与商品化的社会。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通过商品交换进行调节，而非通过传统的血缘和政治联系。经济活动的主体不再是个体之间直接的互动，而是通过市场、货币、合同等中介形式进行。这种物化的社会关系不仅使得人们的日常活动被市场机制所主导，也导致了社会结构的进一步分化。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中，人与人之间的直接依赖关系逐渐被间接的市场交换关系所替代，人与人之间的社会纽带被物品和货币所取代，进一步加深了社会的非个性化与异化。
社会关系的这一变化对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者不再依赖于领主或家庭中的血缘关系，而是通过出卖劳动力与资本家进行商品交换。资本家通过控制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交换，掌握了社会财富的主要来源，形成了以资本积累为核心的经济模式。劳动者则通过市场交换将劳动力转化为工资，社会不再依据人际关系和传统习惯运作，而是通过资本和市场关系推动社会进步。这一转变显著改变了社会结构和经济体系的运作方式，促使资本主义逐步取代传统的社会形态。
5. 结语
马克思的社会发展阶段理论强调，社会历史的发展是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推动的。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详细阐述了前资本主义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揭示了这一过程中的生产方式变革及其对社会结构的深远影响。马克思认为，历史发展并非线性推进，而是通过各个社会形态之间的辩证转化而实现的。在这一过程中，生产力的提高推动了生产关系的变革，从而促进了社会形态的变化。
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社会的每一个发展阶段都有其特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主要是农业与手工业，而上层建筑则依赖于传统的血缘、政治和宗族关系。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商品交换的普及，资本主义社会逐渐取代了这种传统社会形态，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取而代之。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生是历史的必然，是前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无法继续发展的结果。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与封建社会的传统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推动了这一社会形态的演变。
在现代社会中，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不断变化仍然是推动社会进步的主要力量。全球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扩张，不仅重塑了各国的经济格局，也改变了全球社会的政治与文化面貌。在这一过程中，生产力的提高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深化相互作用，推动了全球资本流动、市场扩张及其对社会结构的影响。因此，马克思关于社会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分析，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当前全球化背景下的社会变革与经济体系的演变。
马克思对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和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分析，提供了理解现代社会变迁的深刻洞见。在当代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背景下，马克思的分析帮助我们理解经济全球化如何影响国家间的生产关系和社会结构，特别是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扩张的过程中，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遗产如何在现代社会中持续发挥作用。
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使得全球经济体系和社会结构的变化具有深远的影响。马克思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关系、交换价值与使用价值的辩证分析，提供了一种理解当代社会变迁的理论框架。资本主义不仅影响了全球各国的经济发展方式，还深刻影响了社会政治结构与文化模式。从资本的全球流动到技术革新，马克思的理论为我们提供了理解这些变迁背后的深层动力的视角。资本主义的扩张与资本积累的逻辑，依然主导着全球社会的生产方式和社会结构的变迁。
在现代社会中，尽管技术进步和市场机制发展加速，但生产关系中的不平等和阶级差距仍然是社会问题的核心。马克思的分析有助于我们认识到，社会结构的变化不仅仅是经济领域的现象，更是文化、政治等各个层面的综合体现。马克思的理论在解释当代社会变迁时，强调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指出社会进步的动力来自于这些矛盾的不断演变和冲突。
马克思的理论不仅为我们提供了社会变迁的理解框架，也为我们提供了应对当代社会问题的思路。随着全球资本主义的扩张，社会的不平等问题依然存在，马克思关于生产力发展与社会结构演变的分析，依然为我们提供了深入理解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重要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