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物体系是鲍德里亚消费社会理论中的关键议题，也是他展开意识形态批判的核心内容。物体系的形成，从思想史的角度看，受到了以拉康“大他者”为代表的思想的影响，沿着主体消解的逻辑，展现了作为符号的物的操纵下主体的结构化历程。消费社会中建构起的物体系，以其特有的意义价值，代替人成为诱导人做出价值选择、进行消费行为的真正的主体。通过对物体系功能及其转变的阐述，和对日常生活中各种典型事例的深刻剖析，鲍德里亚揭示出现实的异化和物体系的意识形态性，指出物体系以及它背后的资本正在以难以察觉的形式将人们引入超真实的世界，以此吸纳真实世界带来的焦虑，填充人们借以自我确证的欲望，在不断地制造欲望、满足欲望的过程中，物体系的意识形态价值发挥得淋漓尽致，资本也始终握有不会被挑战的权威。
Abstract: The system of objects is a central theme in Jean Baudrillard’s theory of consumer society and a core element of his ideological critiqu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llectual history, the formation of the system of objects was influenced by ideas such as Lacan’s “Big Other”. Following the logic of the dissolution of the subject, it reveals how individuals become structured under the manipulation of objects as signs. In consumer society, the system of objects—endowed with its own signification and value—usurps the role of human agents, becoming the true subject that guides value judgments and consumption behaviors. Through an analysis of the functions and transformations of the system of objects, as well as incisive examinations of typical everyday phenomena, Baudrillard exposes the reality of alienation and the ideological nature of this system. He argues that the system of objects, backed by capital, imperceptibly leads people into a hyperreal world, thereby absorbing anxieties originating from the real world and filling desires through which individuals seek self-validation. In the continual cycle of producing and satisfying desires, the ideological function of the system of objects is fully realized, allowing capital to maintain an unchallenged authority.
1. 引言
关于物的探讨始终是鲍德里亚思想中的重要主题。面对20世纪中后期呈现出来的新的社会形势和社会秩序，鲍德里亚认为“在我们的周围，存在着一种由不断增长的物、服务和物质财富所构成的惊人的消费和丰盛现象”([1] p. 1)，资本主义社会已经由以生产为主导的社会转变成为了以消费为主导的社会，即资本主义社会已经发展成为消费社会，而物体系正在其中发挥着支配性作用，人们消费旨在追求商品的象征价值而不再是使用价值。这一社会模式将物的主体性不断放大，符号化的物逐渐代替传统哲学中的主体，在消费社会的建构中占据核心地位，物体系的形成过程，也正是主体的消解过程。
《物体系》作为鲍德里亚正式发表的第一部著作，从结构来看，分别选择从功能之物、非功能之物和意识形态之物三个层面展开对“物”的分析和批判。其中，意识形态体系部分是对现实的人与社会的异化的反思，以批判的立场将精神分析与符号学结合起来，深刻影响并体现在鲍德里亚之后的批判理论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关键性地位。具体来看，鲍德里亚是在对消费社会和物体系的同构中，展开了对资本主义新型意识形态体系的揭示与批判。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现代性问题日渐凸显，无意义带来的焦虑甚嚣尘上，为使人们的欲望得到不断的满足，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不再选择建立意义体系这一较为复杂的方式，而是选择构建物体系，在物与物的关系中，设置欲望对象，对抗空无与焦虑。物体系由此成为沟通资本与欲望关系的桥梁，在意识形态的不断建构中，以资本的新的统治形式，填充人的欲望，筑起资本主义社会内部自我消化、自我融洽的复杂体系，将原本尖锐的社会矛盾和生存困境转化为可以调和的意识形态问题，物体系之下，是意义的荒诞与资本的狂欢。
2. 主体的消解：从“大他者”到作为符号的物
主体作为近代以来西方哲学的核心概念，对其的研究经历了从积极强调主体地位和作用到批判性反思主体性问题的发展过程。鲍德里亚对物的关注以及对主体的反思，受到了当时法国哲学思潮的影响，又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整体的发展为理论背景。面对主体问题，马克思首先将主体从理性审思拉回到现实的社会关系中，其后又站在资本逻辑批判的立场上，对主体进行反思，这一反思的理论历程，可以追溯至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商品拜物教”的阐释。马克思指出：“商品形式的奥秘不过在于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2]因此，这种拜物教的性质，实际上是来源于“生产商品的劳动所特有的社会性质”，也就是说，是由特定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决定的，在此意义上，“对社会体系中的物的崇拜，说到底是对这一社会结构本身的崇拜，这时拜物教的‘物’不再是具体的存在物，而是一种抽象的、看不见的社会关系”[3]。由此可知，在马克思写作《资本论》的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阶段，主体已经呈现出被社会统合的非主体性。到了资本主义垄断发展阶段，自动化、机械化对人的控制发展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卢卡奇提出物化理论，强调需要坚持主客体统一的总体性，坚持无产阶级主体的批判立场，克服物化意识。其后，法兰克福学派在继承的基础上，不断试图以社会批判重新确立主体地位，均体现了社会现实中存在的主体困境。
这一理论传统发展至拉康，他在反思、总结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的基础上，提出颠覆性的“大他者”思想。一方面，拉康有效提取了弗洛伊德思想中的“本能”(或译作“驱力”)概念。弗洛伊德在《本能及其变化》一文中指出，本能转化包含三个阶段：以别人为对象、以自己为对象和新主体的出现，并分别为这三个阶段冠以三种“语态”：施动的、反身的和受动的。拉康对本能进行了着重地发展性诠释，认为在本能的第三个阶段，有所谓新主体的出现是因为，此时主体让自己处于被看的状态下，主动地使自己成为被看的对象。“这个主体——它其实是他者——得以出现，是因为驱力能够显示它的循环路线。只有随着主体在他者的层面出现，才有驱力功能的实现”[4]，主体受到来自外物的他者、“对象a”的凝视，在视界结构中，主体所见仅只是大他者使其可见之物，真实被屏蔽在想象的陷阱背后。另一方面，拉康对无意识进行了创造性的发展，在拉康看来，弗洛伊德所说的无意识，实际上是精神分析话语的产物，所以，原本被认为是属于主体自身的无意识，实际上变成了他人的话语[5]，成了外在的社会结构的建构，这一结构即为大他者，而主体则又一次沦为大他者的被操纵者，主体性的思想也相应地沦为大他者意志的投射。
拉康思想和相关的法国理论中，传统哲学中的主体逐渐成为商品化的被动受害者，成为社会系统和社会结构的操控对象。鲍德里亚受到诸上思想的影响，加以继承和发展，独创性地从作为符号的“物”入手，立足生活中与人们密切相关的物以及物与物的关系，展开对现实社会的异化的分析和批判，指出了物与符号合谋所带来的象征性对于现代消费社会的影响，“他从人们对‘物’的消费行为中，不仅仅看到了物对人的异化，更看到了物的消费中实际蕴藏的‘符号’的消费及其所导致的异化”[6]，揭示了以符号化的物为主导的消费社会的秘密，为主体的消解赋予物体系的阐释方式。在物的主体性高扬的背后，真正的主体被包装成为消费社会的意识形态，同与之相对应的客体一起，沉沦于社会秩序之中。
3. 现实的异化：消费社会中的物体系
考察鲍德里亚的观点可以发现，“消费社会”和“物体系”是两个密切相关、共同出现的概念。鲍德里亚明确指出，不同于传统社会，生产决定着消费，不同于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将消费表述为生产的一个环节，在消费社会中，“‘消费’控制着整个生活的境地”([1] p. 6)，人们永远处在追求消费的路途中，消费成为先行者，成为一种系统性的、主动的活动模式，不会受到他物的限制和决定，反而影响着生产和积累的进程，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领域。与此同时，消费社会内部又由物体系掌握着主导权与支配权，人们在消费中所欲求和实际购得的物，也转换成为了作为符号的物，成为了让消费者确证自我主体性的象征性存在。
在《物体系》中，鲍德里亚主要围绕物的功能性及其转换展开讨论。首先，从客观的角度论证了物体系的功能性变迁。以室内陈设结构和气氛结构为例，通过传统环境和现代形式的对比，指出家具、陈设、气氛在功能性方面的变化，“物(L’objet)，这个卑微且乐意接纳命令的配角，像是一个心理上的奴隶或亲信随从，在传统的日常生活中它们被如此地体验，在直到今日的各种西方艺术中，也是如此地被描绘，这样的在彼之物(cet objet-la)在过去是一个全面性秩序的反映，与一个定义明确的布景和透视法概念，以及有关实体(substance)和形式(forme)的思考相关”[7]，而现代性的设计与布置，则是通过“造型上的断裂性、通过内外形式界限的解消，和与之俱来的有关本体表象间的一整套复杂辩证关系的消除”([7] p. 29)，在冲破原有框架束缚的意义上，容纳进人们对于自由意志和个人欲望的追求，搭建起物在客观性上的新品质。这里，物的功能性仍然较为鲜明地表现为实用性，但同时，物的抽象符号意义已然呼之欲出。其次，从主观性角度论述了边缘物的非功能性意义。以收藏品为例，鲍德里亚从物的实用性转向非实用性领域，指出“所有的物品都有两个功能：或是为人所实际运用，或是为人所拥有。前者所隶属的场域，是主体对外在世界所进行的实践性整体化(totalisation pratique)，后者则隶属于主体在世界之外，对主体自身所进行的一项抽象性的整体化(totalisation abstraite)。”([7] p. 93)人们对收藏的热衷，并非来自对被收藏物实际效用的需要，而是源于对精神层面获得感、荣誉感的追求，即对于物所拥有的抽象符号价值和象征意义的追求，是否收藏也不再关乎物自身的性质，而只关乎人的欲求。相应地，物的实用性和自然价值被逐渐淡忘，成为承载欲望的意义容器，“通过非功能物，人建构起了一个私人的领域，在这个领域当中，他获得了主体性以及超越死亡的手段，但却往往是以幻觉的形式”[8]。再者，以新奇的小发明和机器人为主要内容，论述了物的元功能及功能失调体系。指出人们在追求高科技的自动化的过程，正是将物导向一个极为危险的抽象化、神秘化程序的过程，当自动化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在技术完美的物品这个层次上，物人间的勾连被摧毁了，但它却为另一种象征体系所取代，此一象征体系不再属于初级功能，而是属于上层建筑功能：人投射在自动化物品身上的，不再是人的手势、能量、需要和身体形象，而是人意识上的自主性、人的操控力、人的个体性、人的人格意念。”([7] p. 124)也就是说，物逐渐成为拟人化的社会存在，不断迎合人的想法，成为人的蓬勃欲望和狂热追求的助长者，甚至成为最终控制人的观念和欲求的社会主体。人们追求最求个体化的需要和消费，物体系越是无所拘束地发展成为个性化的消费社会的主导者。
经过上述三个部分的论述，鲍德里亚的关注点从功能性系统、非功能性系统转到元功能及功能失调体系，揭示出物在消费社会中从实用性，逐渐转向抽象性的符号价值。在这一过程中，物体系的意识形态性也愈发明晰，对物的非功能性价值的追求与迷恋不断成为新的意识形态，深刻影响着每一个人。与此同时，与使用价值的抽象化和非实体化不同，作为符号的物仍然具有鲜明地交换价值，“物远不仅是一种使用的东西，它具有一种符号的社会价值，正是这种符号的交换价值才是更为根本的”[9]，在消费过程中，物的符号价值获得充分的交换，将符号承载的意义带给支付得起的人，或者说，能够在追求物质享受的基础上更进一步追求超现实的精神满足的人，这一交换过程，随之带来的是社会阶层、地位的划分，由物体系引发的新的社会秩序也不断被建构起来。可以说，物是通过自身“意识性”的显现，不断地自我实现自己的意识形态性，以主动的姿态，成为满足人们欲求的符号价值体系的支配者。
4. 意识形态批判：欲望的满足与意义的荒芜
鲍德里亚对物体系的意识形态性的论述，以其自身所建构的话语体系为基础，包含着话语体系的内容，而物体系自身的话语体系又主要以广告的形式表现出来。鲍德里亚将广告界定为针对物品的论述同时也是作为物品的论述，作为物体系话语的强势表达，广告不但使自己成为消费对象，还使得广告介绍的对象不断获得符号价值，成为公众共同认可且愿意去追求的物，“产品的‘展示论证’事实上不会说服任何人：它的功用是使购买行为合理化，而购买行为本身无论如何，不是先行便是溢出于理性的动机之外”([7] p. 181)，广告的“倡导”作用，潜移默化的将人们的欲望与追求个人价值的想法引导出来，同时将真正作为主体的物隐匿在依照广告进行消费的大众行为背后，赋予人们被动的主动性，看似自由的选择，实际都只是在物的话语体系的裹挟下做出的已经确定了的选择。
以物的功能性系统、非功能性系统转到元功能及功能失调体系为前提，以物的话语体系为基础，物体系的意识形态性成为消费社会的必然。除了以新的社会秩序确立起人们对于等级、社会分层的潜在认同，物体系的意识形态性还突出地体现在，它为生活在消费社会的人们构筑起了一个虚假的“关怀世界”。这一被打造的世界，呈现出如下特点：其一，人们的追求从事实转向幻觉。在关怀的世界中，实际需要与不需要、有使用价值或没有、效用的高低、质量的好坏都不再是对商品的重要考察范畴，人们向往的只是消费过程带来的满足感与关怀感，“我们并不是被其主题、词语、形象所‘异化’，我们也不是在‘相信神话’，我们是被它的关怀所攻陷，它向我们说话，给我们东西看，照顾着我们”([7] p. 185)，使人沉沦于虚幻的世界中，陶醉于认为自己已经获得的成就感中；其二，人的虚假主体性需要通过物体系来实现。物体系通过对氛围、空间的设计，吸收人们欲望的投射，对人们现实生活中的矛盾进行虚假的解决，以自身极具关怀的伪善，收编人的主体性意识和行为选择，使得主体性只有按照物体系所引诱的路径才能获得自以为是的确立，而这一路径正是追求幻想的消费；其三，实现着对人们欲望的填充，且将一直处在“不断实现中”的状态。在物体系的背后，是现实中的人的欲望关系和意义关系，面对对于无意义的恐惧，人陷入焦虑与对欲望的无限欲求中，物体系则成为吸收时间和死亡焦虑的日常神话逻辑，以物与物的关系代替人与人的关系，在释放人的压抑与焦虑的同时，不断填充新生的欲望，让人们追求一个不断再生的现在，以不断循环的方式体验存在，以操纵符号的方式超越存在。如此，物体系的意识形态性虽然能够被人们感知到，但会一直处在被人们需要、渴望的状态，这一虚假意识形态不断提供幻象框架，也就将人不断规训到已然建立好的社会秩序中，冲破现有社会形态的革命力量由此被消解。
物体系的存在，以及物体系的意识形态性，究其根源，来自资本主义社会，是资本操控人和社会、维护自身合法性地位的新形式。不同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观点，认为本我因存在压抑而承载着革命的张力，在当下，社会权力即资本，利用已然设计好的物体系，架空“自我”，使得本我通过物体系直接与超我连接，直接为现实的问题提供幻想的解决。由此，资本借助物体系建构起一个超真实的世界，带给人们比真实世界更加令人“确信”的真实，而原本真实的世界则被逐渐瓦解、藏匿，真实世界中应该存在的矛盾和斗争也一起被悄无声息地消解掉了。就像鲍德里亚在《仿真与拟像》中谈及符号与现实世界的关系及其演变时所说的，起初符号只是现实的显现，但会在发展中逐渐演变为对现实的颠倒和遮蔽，更进一步，与现实完全脱离关系，成为自身的“纯粹拟像”，成为超现实的存在。在这一资本的新权力形式下，鲍德里亚还强调了电子媒介对当下社会的重要影响，在周遭透明的电子屏幕的包裹下，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呈现出一种“透明性的恶”，将诱惑的原则引向主体的欲望，通过填充欲望使人们获得意义的充盈。物则隐藏在其背后，看着人们逃避开空无得真实，沉溺于超真实的世界之中自得其乐、无法自拔，“恶”大行其道的背后，是主体的消亡与意义的荒芜，而资本也通过操控物体系这一中介，彻底摆脱了革命性反抗，成为无从质疑的合理性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