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十九世纪中期，中国传统社会厚重的封闭之门被迫洞开，近代转型的艰难历程缓缓启动。社会变革之下，教育领域生长出新质成分。经“师夷长技以制夷”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教育近代化以教育内容的更新、新式学堂的创办、留洋学生的派遣为开端蹒跚起步，艰难前行。甲午战败后，先觉者们重新审视中西“体”“用”认识，将“西用”拓展至政治制度与科学层面。至20世纪初期，新文化运动倡导者高举“民主”与“科学”旗帜，对旧思想旧文化展开猛烈抨击，教育领域出现了一场空前的轰轰烈烈的教育改革运动，西方先进教育思想大量引入，并在国内广泛传播，这为凯兴斯泰纳教育思想在中国的引介提供了现实条件。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凯兴斯泰纳教育思想开始传入我国，对我国近代教育改革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凯兴斯泰纳教育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为中外教育交流研究提供了值得深入剖析的个案。然而，目前对凯氏教育思想的研究多集中于其劳作教育思想对我国劳动教育的启示，对于凯氏教育思想如何通过不同传播媒介与知识群体引介至国内，这一历史事实如何折射出当时中国教育界的内在需求与价值取舍等问题并未作出充分回答。鉴于此，本文试图通过梳理凯氏教育思想在我国传播的背景、过程与特征，厘清凯氏思想在中国接受的内在理路，进一步理解近代中西教育思想交流与互动的历史情形。
2. 凯兴斯泰纳教育思想在近代中国传播的背景
2.1. 凯兴斯泰纳教育思想的成熟及其国际影响广泛
凯兴斯泰纳作为德国著名教育家，是劳作学校、公民教育和职业教育的推动者，在教育理论领域和教育实践领域都有突出贡献，在国际上也享有较高声誉。
凯兴斯泰纳一生经历丰富，高等教育学历和10余年中小学教师的实际工作经验，为凯兴斯泰纳日后从事教育行政管理工作、进行教育理论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895年，凯兴斯泰纳被擢升为慕尼黑市教育局长，任职25年中，他主持该市教育行政，对国民学校和补习学校进行了改革，在教育理论研究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担任慕尼黑市教育局长不久，凯兴斯泰纳即遵循德意志帝国的教育宗旨，根据公民教育的目标和劳作教育的原则，着手改革国民学校的工作，其主持创办“劳作学校”和“继续学校”，试图通过这种方式增强学生的职业预备技能，促进自由教育发展，进而促进社会进步，他强调劳作学校和继续学校的根本教育目标是要培养有用的公民。其在慕尼黑主持的教育改革取得较好成效。凯兴斯泰纳在教育理论方面也做出了突出贡献，“他的著述和论文甚为丰富，合计将近三十种。其主要著述为：图画才能的发达(1905)、德国青年的公民教育(1901)、学校组织的根本问题(1907)、公民教育的概念(1910)、劳作学校的概念(1912)、品性的概念及品性的教育(1912)、陶冶过程的根本原理(1917)、教育者的精神与教员养成的问题(1921)、陶冶原则的权威与自由(1924)、陶冶论(1926)、陶冶组织论(1933)等书。”[1]。
凯兴斯泰纳在教育上的创新贡献使慕尼黑成为世界各地教育工作者相继学习和借鉴的“教学圣地”。他收到了在欧洲、俄罗斯和美国演讲的邀请，他的著作被翻译成土耳其语、中文和日语等多国语言。此外，凯兴斯泰纳于1910年应美国国家工业教育促进协会邀请访问了美国，慕尼黑职业教育体系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威斯康星州1911年库利法案和1917年联邦史密斯–休斯法案的典范。在英国、瑞士和日本，凯氏的继续教育概念也对学校改革和立法产生了较为显著的影响。
2.2. 二十世纪初中国教育面临新要求
“1932年曹刍在第12期《中华教育界》上发表了一篇名为《小学教育应教的是些什么知识》的文章，指出当时的小学教育中存在的弊端，并提出了小学教育中应教的知识，其中便包括劳作教育。《教育杂志》也在三十年代后期陆续发表了《劳作教育的实施》《介绍几种劳作教材》《如何增高劳作效率》等文章，其中《低级儿童的劳作生活》还涉及了特殊儿童的劳作教育。这些文章都反映了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劳作教育的实施对中国发展的重要性。当时的普通教育被要求具有生产性、生活性、劳动性，而劳作教育是普通中小学所设科目中最能体现这一特征的科目。此前的小学工用艺术科和中学手工科本身就是一个动手制作的科目，具有技能性和实用性，己经接近于生活性。”[2]可见，劳动教育在中国的实施是势之所趋，而当时囿于对劳动教育认识的局限，故需要较为成熟的先进教育思想支持与推动教育教学改革。
《中华教育界》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集中发表多篇国家主义与公民教育相关文章，如《新国家主义与国民教育的改造》《国家主义与平民教育问题》《国家主义与中国小学宗旨问题》《国家主义与中国小学课程问题》《国家主义与中学公民教学问题》《公民教育问题》《自由论坛：如何使国家主义的教育普及与深入》等。这些文章反映了在剧烈的社会动荡与变革之下，培育具有国家意识的新民是当务之急。
《教育杂志》1924年第6期发表了一篇名为《教育评坛：教师之人格问题》的文章，指出当时教师人格问题突出，此后相继发表《中国中小学教师问题研究(续第二期) (附表)》《教育评坛：教师的自救》等文章。面对教育领域发生的诸多变革，教师如何因时、因势而变，不断塑强自身能力与专业素养成为一大难题，凯兴斯泰纳对于教学本质、教师品格的独特认识对解决这一难题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2.3. 留学生教育翻译活动蓬勃发展
在开设外语科目、派遣留学的教育背景下，教育翻译活动随之兴起。起初，翻译活动主要以“中西合作”的形式进行，外国人在翻译活动中占据更多的主动权和话语权。随着“教育救国”理念的广泛传播与深入人心，国人对于新知识的渴求愈发强烈，对于教育领域学术翻译的认识更为深刻，并渴望掌握更多主动权，而非受制于人。于是，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自主创刊，自主翻译，试图将学术传播与发展的主导权把握在国人自己手中，而留学教育的兴起恰恰培育了一批具备教育翻译能力的人才，逐渐形成了一个独立自主、专业化的留学生翻译群体。
起初，我国以日本作为主要学习对象，引入的诸多教育相关著作也多由日本学者转译。留日学生通过日本这一“中转站”，把西方教育史上形成的多种流派、多家学说大量地译介进来，为国人了解西方教育发展的历史与现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参照系。这种方式虽快速有效，但从长远来看，转引西方优秀的学术成果显然不利于中国教育的长足发展，不利于国人对西方教育的真正理解和选择吸收。“五四”运动后，中国教育以更加开放和包容的心态，取精用弘以谋求教育进一步发展。他们开始关注世界各发达国家教育的最新发展趋势，明辨择善，教育改革的参照重心由日本转向欧美，尤其是美国。教育翻译的对象也由日本转而倾向欧美，教育翻译进入直接从欧美引进的历程。
此外，二十世纪初期，《教育世界》《教育杂志》《中华教育界》《新教育》等各大教育刊物蓬勃发展，纵观国内教育现状，放眼世界教育发展趋势，反思并总结国内教育问题，积极引入西方教育制度、教育思想、教科书、教学方法等，指导教育实践，在极大程度上推动了中国近代教育的改革与发展。
3. 凯兴斯泰纳教育思想在近代中国传播的过程
3.1. 传播概貌
3.1.1. 教育期刊
“在交通不便、信息相对闭塞的近代中国，众多教育期刊作为推动教育近代化的强有力工具。它们以讨论教育问题、传播西方教育理论与方法、指导教育实践为己任，积极参与并推动了中国教育改革的进程。”[3]近代教育期刊是我们研究中国近代教育变革与发展的宝贵资料。在对凯兴斯泰纳教育思想的传播中，《教育杂志》作为办刊时间久且办刊质量较高的期刊，尤其发挥了重要作用。据统计，《教育杂志》刊行了8篇凯氏教育思想相关文章，《中华教育界》刊行3篇，《进修半月刊》刊行2篇，《江西教育》《青岛教育》《江苏教育》《江西教育行政旬刊》等各刊行一篇(见表1)。
Table 1. The statistical table of the articles on Kerschensteiner’s educational thoughts in the modern education journals
表1. 近代教育期刊有关凯氏教育思想的文章统计表
期刊名称 |
数量 |
文章标题 |
作者 |
《教育杂志》 |
8 |
《世界教育新潮：最近英德美三国之教育方法》1927年第19卷第4期 |
舒新城 |
《文化教育学的理论与方法(附表)》1929年第21卷第4期 |
蒋径三 |
《劳动教育学者凯善斯泰拉的思想》1930年第22卷第1期 |
蒋径三 |
《世界教育新潮：最近各国教育之趋势》(附表) 1930年第22卷第3期 |
杨东蒪 |
《劳动主义教育的思潮》(续) 1930年第22卷第9期 |
张安国 |
《世界教育新潮：最近德国的劳动教育学说与劳动学校组织》1931年第23卷第2期 |
金荣轩 |
《世界教育新潮：德意志新教育之哲学》1931年第23卷第2期 |
Alexander, T.
Parker, B. 林仲达 |
《凯尔兴舒泰依南之劳作教育观》1934年第24卷第4期 |
雨苍 |
《中华教育界》 |
3 |
《劳作教育的理论和实施》1932年第20卷第3期 |
杨效春 |
《克欣斯泰奈的教育学说》1932年第19卷第10期 |
钱歌川 |
《劳动主义教育之地位及劳动学校之组织》1934年第22卷第1期 |
吴自强 |
《江西教育》 |
1 |
《论着：凯欣司泰奈的劳作教育思想》1935年第7期 |
李允谔 |
《青岛教育》 |
1 |
《劳作教育家凯欣司太纳的基本思想》1935年第3卷第5期 |
王馨一 |
《江苏教育》 |
1 |
《劳作教育的理论和实施》 |
仓硕 |
《进修半月刊》 |
2 |
《近代教育名人生活史》(九续) 1932年第1卷第10期 |
金学俨 |
《各国劳作教育的纵横考察》1933年第2卷第17期 |
金荣轩 范振鹏 |
《江西教育行政旬刊》 |
1 |
《论着：与地方教育人士谈谈劳作教育之理论与实际》1932年第2卷第7期 |
张安国 |
3.1.2. 教育著作
著作的编译也是凯氏教育思想在我国传播的重要方式。1926年，由余志远编译的《教育家的精神》在商务印书馆出版，全面呈现了凯兴斯泰纳教师教育思想。1935年，刘钧编译的《工作学校要义》由商务印书馆发行，介绍了凯兴斯泰纳的劳作教育思想。1936年，李化方的《欧美劳作教育思想史》从文化主义的角度对凯氏劳作教育思想作了介绍。
3.2. 传播内容
3.2.1. 劳作教育思想
1927年，舒新城在《教育杂志》“世界教育新潮”栏目发表的《最近英德美三国之教育方法》一文中提及凯兴斯泰纳关于自动的实验学习的倡导，该文介绍了二十世纪以来英德美三国的最新教育方法，其中提到德国的教育改革及开办勤劳学校潮流，进而简练地概括了凯兴斯泰纳的教育思想，“凯氏以为自动的实验学习其价值远在被动的命令学习之上，而个人的努力在学习方法中尤为重要，故教学应使自己处理他当前的事务，自求处理的方法，自己努力从错误中寻求真理。在他看来，自动教育好似游泳，必须学者亲入水中学习方有效果。所以，他说：学校改革之最有价值者是在将学校由个人欲望发展的地方改变为社会服务的机关，由单纯培养知识的地方改变为多方的人文机关，由善求知识的地方改变为善用知识的机关。换言之，他以为动作的勤劳在学习历程中有最高的价值。”[4]从文字中可以窥见凯氏劳作教育思想和公民教育思想的内容。1930年，蒋径三在《劳动教育学者凯善斯泰拉的思想》一文中较为系统、全面地详细介绍了凯氏劳动教育思想。同年，杨东蒪发表《世界教育新潮：最近各国教育之趋势》一文，第三部分“最近德国的教育”率先介绍了德国诸如劳动学校、生产学校等新形式学校及其产生背后的理论学派，进而提及凯兴斯泰纳实行的学校改革，简单介绍了凯氏劳动学校运行的机理。1931年，金荣轩在《教育杂志》发表的《世界教育新潮：最近德国的劳动教育学说与劳动学校组织》介绍了凯氏劳动教育思想的目的，“因为近时所提倡的劳动教育是着眼于社会，以养成劳动的社会人为目标；即于共同团体中厉行共同活动的劳动；可说以团体活动发展个人的劳动，又由各个人的共同劳动促进团体的发展，亦即社会的发展。主倡这说最力的，是德国凯兴斯泰奈。”[5]可以看出，凯氏劳动教育思想与公民教育思想相辅相成，凯氏所倡导的劳动教育的精神是着重于国家思想的。Alexander，T. Parker，B.和林仲达的《世界教育新潮：德意志新教育之哲学》从思想基础的角度探讨了凯氏劳作教育思想的内涵与要旨。1934年，雨苍的《凯尔兴舒泰依南之劳作教育观》一文不仅详细介绍了凯氏劳作教育思想，更将其与高第希的教育思想比较分析，突出特色。《中华教育界》也在三十年代先后发表了《劳作教育的理论和实施》《克欣斯泰奈的教育学说》《劳动主义教育之地位及劳动学校之组织》等文章，详细论述了凯兴斯泰纳劳作教育思想的发端、价值、实施范围和具体做法等。《江西教育》《青岛教育》《江苏教育》等期刊也曾刊载相关文章，详细介绍凯氏的劳作教育思想。
3.2.2. 公民教育思想
1930年，蒋径三在《教育杂志》上发表的《劳动教育学者凯善斯泰拉的思想》一文在“国家的目的与小学校的任务”和“职业陶冶的任务”两章中阐述了培养国家公民的任务。1931年，金荣轩的《世界教育新潮：最近德国的劳动教育学说与劳动学校组织》指出凯氏的劳动教育思想与公民教育思想存在着“连环关系”，他认为，凯氏劳动教育思想正是出于公民教育的见地才有所发展，对于公民教育作出说明，有助于明了凯氏对于劳作教育的立场，也可借此了解其教育思想的内在逻辑。李允谔在《凯欣司泰奈的劳作教育思想》一文中论述了自己对于凯氏劳作教育思想和公民教育思想关系的认识，并且用较长篇幅详细阐释了凯氏公民教育思想的内涵。金荣轩、范振鹏在《各国劳作教育的纵横考察》中对于凯氏公民教育的缘起、主旨要义进行了简练的概括。张安国在《论着：与地方教育人士谈谈劳作教育之理论与实际》介绍了凯氏公民教育的基础、目的、内容与任务，公民教育能够发展起来的基础包括社会状态的改善、女子教育的促进、个体的自爱心等；其内容包含知识的道德的教育和技能的业务的教育，二者缺一不可；目的即养成有用的公民；任务即“第一，普及教育，使国民都能了解国家的任务。”“第二，尽量发展各个人的能力。”[6]。
3.2.3. 文化教育学
蒋径三的《文化教育学的理论与方法》一文首先介绍了文化教育学的发生与内涵：“文化教育学，又名精神科学派的教育学，为德国最近发生的一种教育思潮。他的主要目的在想以文化哲学与精神科学的心理学为根基而建设一种新的教育学。”[7]蒋径三提到，斯普兰格深受洪保尔德的人文主义、迪尔特的精神科学及西南学派的价值哲学的影响，竭力鼓吹精神科学的、文化的、体验的教育思想，而凯兴斯泰纳在绍述斯氏思想这一方面，贡献卓著，他的主张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他学者。在本文结论中，蒋径三对凯兴斯泰纳在文化教育学领域的重要地位予以肯定，并列出其有关于文化教育论的著作，如《教育学者的精神与教员养成问题》《对于教科课程的根本法则及学校组织的结果》《教育化的原理》等。在《劳动教育学者凯善斯泰拉的思想》一文中，蒋径三进一步指出，凯氏的劳动教育学是以文化哲学为基础发展而来的。李化方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欧美劳作教育思想史》一书将凯氏的劳作教育思想归为文化主义的劳作教育思潮，阐释了凯氏文化教育思想的具体内容。
3.2.4. 教师教育思想
蒋径三在《劳动教育学者凯善斯泰拉的思想》一文中特列“教师与其养成”一章对于凯氏的教师教育思想进行了一番论述，探讨了在劳动教育思潮之下师资培养应作何调整。1926年，由余志远翻译，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教育家的精神》论述了凯兴斯泰纳关于教育家的意义、教育行为的本质以及教育家应具备的特征等方面的深刻认识。凯兴斯泰纳认为，普通意义上的教育家，即无论是出于有意还是无意，对于同人类的精神生活，生有促进一种较高尚生活的影响的人；第二种教育家的意义在于他们的学说能够把对象“教育”的本质认识到何种地步，凯兴斯泰纳将这两种教育家分别视为教育的教员和教育学的教员。第三种教育家即民众教育家，凯兴斯泰纳形容他们是“教育的实行家”，“这种人本他的特别天赋，除却将他的生命贡献于教育行为以外，别的一切都不会”。凯兴斯泰纳还详细阐述了教育家应具备的四大特征：第一，纯粹的倾向与那种永远出于愿意，永远不至涸竭的乐趣；第二，本一定的方向，实行这种倾心的技能(这种技能，随后虽然可由，而且必由若干的方法发展起来，但也是教育家的一种原有的，生来的天赋)；第三，运用观察的技能审慎注意未成年的人，未成熟的人格；第四，确定感化受育者发展的意向[8]。余志远在序言中表示，读完此书，他从中获得一些很有益的智识，从前，他以为凡于学校毕业的学生皆可做低一级的教员，凡教员皆可被称为教育家，而凯兴斯泰纳在本书中的系统论述使他重新认识“教育家”。不能不说，《教育家的精神》一书在中国的译介，不仅为教师自身发展提供参考，更为当时培育教师提供了重要指导。
4. 凯兴斯泰纳教育思想在近代中国传播的特征
4.1. 传播内容集中于凯兴斯泰纳的劳作教育思想
首先，从期刊的数据统计及凯氏相关译著的数量来看，劳作教育思想所占的比重最大。其次，从各个期刊所刊登的文章内容来看，关于劳作教育思想的介绍更为系统和全面，如蒋径三《劳动教育学者凯善斯泰拉的思想》、雨苍《凯尔兴舒泰依南之劳作教育观》、张安国《劳动主义教育的思潮》(续)、钱歌川《克欣斯泰奈的教育学说》、李允谔《论着：凯欣司泰奈的劳作教育思想》等都对凯兴斯泰纳的劳作教育思想做了涵盖其思想理论基础、主要内容、目的等全面的分析。
4.2. 引介学习与辩证批判相结合
在当时，出于我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需要，凯氏教育思想的引入和传播具有重要意义。金学俨认为“我国欲铲除文雅教育之积弊，非研究凯氏之教育学说不为功。”“吾爱凯氏之为人，吾更愿凯氏之学说得推行于我国，刻苦勤劳，去萎靡奢侈之积习，实地操作，求生产效率之增加，所谓解决民生教育问题，贯彻科学救国主张，均有赖乎是。”在充分肯定凯氏教育思想学习价值的基础上，研究者们亦进行了辩证的批判。《生产劳作教育的理论》一文批判凯氏所倡导的劳作学校只适用于旧式的劳动方式，而不合于现代的工业制度及机器工业，且对凯氏的陶冶一说持怀疑态度。
4.3. 传播方式兼及间接研究与直接翻译
凯兴斯泰纳教育思想的传播主要借助于期刊杂志与著作出版。期刊杂志所刊登的文章多出于学者个人对于凯氏教育思想的认识，这些认识或源于对凯氏学术著作的直接阅读与学习，或由学者借鉴学习他国学者研究成果所得。随着凯氏相关著作的翻译和出版，如刘钧《工作学校要义》和余志远《教育家精神》的出版，凯兴斯泰纳的劳作教育思想、教师教育思想得以系统地、全方位地传入我国。这两本译著的出版，为学者研究凯氏教育思想提供了更为直接的途径。
5. 凯兴斯泰纳教育思想在近代中国传播的反思
5.1. 充分理解思想实质，夯实传播基础
在对凯兴斯泰纳教育思想的翻译中，其劳作教育思想中“劳作”二字被译作“劳动”“工作”“勤劳”等其他不同术语，这种现象不仅反映了当时翻译的规范化问题，更深层地反映出知识界对凯兴斯泰纳思想体系中核心概念的把握存在偏差。这提示我们，在引介国外教育理论时，应深入追溯其原始语境和文化土壤，在切实体会、充分理解教育思想实质的基础之上，进一步梳理核心概念的语义流变，系统考察译词背后所隐含的文化认知与价值取向，避免因术语误读而导致思想认识偏差，审慎用词，为深入对话奠定坚实基础。
5.2. 关切中国教育现实，达成传播旨归
凯氏教育思想虽在理论层面被广泛引介，但在实践层面却未能形成体系化的本土教育模式。这一现象体现了外来教育理论在传播过程中面临的转化困境，即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脱节。这一历史经验启示我们，当代中外教育交流应当超越理论移植，在深入把握本国教育传统与当代需求的基础上，实现教育理论的创造性转化，使之真正服务于中国教育发展的实际需要。
凯兴斯泰纳教育思想在华的传播历程，为我们提供了审视中外教育交流的宝贵历史视角。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我们既要以开放包容的心态吸收先进教育思想与理念，也要积极推动中国教育智慧的国际传播，促进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与互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