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动词“打”是汉语中义项最丰富的泛义动词之一，曹先擢(1996)认为“打”的词义具有概括性[1]。符淮青(2004)结合各类辞书对“打”搭配成分进行了考察[2]。卢艳艳(2011、2012)对“动词‘打’ + N”中“打”的义项及“N”的语义范畴进行了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动词“‘打’ + N”语义网络[3] [4]。郑红莲(2018)基于认知语言学理论，探讨了“打 + N”动宾结构的主观性本质[5]。尽管已有的相关研究数量众多，但鲜有针对昆明方言“‘打’ + N”式复合词的语义系统、认知逻辑进行深入剖析。我们拟从昆明方言“‘打’ + N”式复合词的分布规律出发，重点讨论昆明方言“‘打’ + N”式复合词的聚合规律、组合规律以及认知机制，以期丰富“‘打’ + N”式复合词的研究。
2. 语料来源与研究方法
2.1. 语料来源
本文语料主要通过文献语料、田野调查的途径获取，共筛选有效语例128个。
2.1.1. 田野调查
对昆明市四个主城区20~70岁以昆明方言为母语的人，职业涵盖农民、教师等进行半结构化访谈，记录日常口语中的“‘打’ + N”结构表达。
2.1.2. 文献语料
张华文等(2014)搜集整理“打”字相关词条[6]。在此基础上，根据以下四个原则筛选语料。第一，结构形式：只收录“打”后直接接名词性成分的结构，如“打雨”、“打麻将”，排除“打闹”等后接动词性的组合；第二，方言特异性：优先选择昆明方言中特有或使用频率高于普通话的表达，如“打场”；第三，排除标准：排除音译词、专有名词和俗语。第四，形近词只取其一，计数为一。
2.2. 研究方法
2.2.1. 计量分析
统计“打”的义项分布和名词宾语的语义范畴频率。
2.2.2. 语义分析法
基于“语义场理论”与“义素分析法”，拆解“打”的核心义素，如“[+物理动作]”、“[+言语干预]”、“[+抽象谋划]”，划分语义范畴并分析范畴间的关联。
2.2.3. 认知语法分析法
结合“概念隐喻理论”，解析“打”的义项扩展路径。
3. 昆明方言“‘打’ + N”的分布规律
根据“打”的义项强度及宾语N的语义属性，可将昆明方言“‘打’ + N”复合词划分为5大语义类，各类别的核心特征、典型语例及占比见表1。
Table 1. Classification of the semantic categories of “‘打’ + N”
表1. “‘打’ + N”语义范畴分类
“打”的
语义范畴 |
“打”的
义项类别 |
“打”的义项 |
N的语义属性 |
典型例词 |
数量 |
占比 |
物理动作类 |
表具体物理
动作 |
击打/制作/获取/去除/采取 |
动作对象/工具 |
打凉粉、打厂、打称、打井、
打药、打塘 |
46 |
35.9% |
言语互动类 |
表言语行为 |
干预/说明/回应 |
言语内容/方式 |
打岔、打比方、打嘴仗、打圆场、打白子 |
18 |
14.1% |
社交行为类 |
表社交接触 |
问候/互动/宴请 |
社交对象/场景 |
打官司、打手势、打交道、
打亲家 |
31 |
24.2% |
抽象认知类 |
虚义，
表抽象行为 |
谋划/准备/奠基 |
认知对象 |
打腹稿、打主意 |
20 |
15.6% |
地域文化类 |
与昆明农业生产、多民族文化绑定 |
/ |
与昆明农业/民族文化相关，具有方言特异性 |
打缸、打歌、
打野、打清酱 |
13 |
10.2% |
分析上表内容发现，物理动作类主要体现“打”的本义范畴。此类是“打 + N”的基础语义范畴，“打”保留“用手或器具进行物理操作”的本义，核心义素为“[+物理动作]”、“[+具体接触]”，N多为可感知的物理实体，且与昆明的生产生活场景深度关联。如“打井”指挖掘水井以获取生活用水，因昆明多山地、地表水分布不均。言语互动类，从“物理”到“言语”的语义延伸；此类中“打”的义项从“物理动作”扩展至“言语行为”，核心义素为“[+言语干预]”、“[+信息互动]”，其语义延伸依赖“物理域→言语域”的概念隐喻，即将“物理上对物体的‘干预’”隐喻为“言语上对信息的‘干预’”；如“打嘴仗”指“双方用言语争吵”，隐喻路径为“物理上‘用拳头打斗’→言语上‘用话语争执’”，是昆明方言口语中的高频词，如“他俩为了点小事打嘴仗，没必要”。社交行为类体现的是“接触”隐喻下的社交语义。此类“打”的核心义素为“[+社交接触]”，语义延伸基于“物理接触→社交接触”的概念隐喻，即将“身体上的接触”隐喻为“社交上的互动”，部分词项还通过“动作→事件”的转喻强化语义。如“打嘴仗”指“与他人进行社交互动”，隐喻路径为“物理上‘用工具与物体接触’→社交上‘与人接触互动’”，如“我和他打交道多年，他很靠谱”。抽象认知类体现的是“制作”隐喻下的认知语义。此类是“打”义项最抽象的范畴，核心义素为“[+抽象谋划]”、“[+认知准备]”，语义延伸依赖“物理制作→认知制作”的跨域隐喻，即将“物理上‘制作具体物品’”隐喻为“认知上‘构建抽象概念’”。如“打腹稿”指“在心中预先构思文章或发言内容”，隐喻路径为“物理上‘用笔墨写草稿’→认知上‘在心中构建内容框架’”，昆明方言中常说“先打个腹稿再发言，免得说错”；地域文化类是昆明方言的特异性范畴。此类是昆明方言“打 + N”最具特色的部分，N多为昆明农业生产或多民族文化中的特有符号，“打”的义项与地域场景深度绑定，无普通话直接对应表达。如“打场”指“水稻、小麦收割后，在晒谷场用农具(如连枷)击打作物脱粒并翻晒”，是昆明农村的传统农事活动，“场”既指“晒谷场”，也指“打场”，如“秋收时节，家家户户都在打场”。
4. 昆明方言“‘打’ + N”复合词语义的聚合规律与组合规律
聚合规律本质是“‘打’ + N”词项在语义系统中的“类聚关系”，需结合义素分析法与语义场理论；组合规律的本质是“打”与N的“搭配限制规则”，需结合配价理论与语义角色理论。聚合规律与组合规律的分析均以128个有效语例为数据基础。
4.1. 昆明方言“‘打’ + N”复合词的聚合规律
特里尔(1931)提出的“语义场理论”认为，词汇在语义系统中形成相互关联的“场域”，同一语义场内的词项共享核心语义特征，且语义边界具有相对性[7]。“打”的义项扩展围绕着“核心义素”形成层级化聚合，可通过“义素矩阵”清晰呈现。矩阵横向为“语义范畴”，纵向为“核心义素”，打“√”表示该范畴包含此义素，打“△”表示义素弱化，打“×”表示无此义素，具体分析见表2。
Table 2. Analysis of the meanings of the character “打”
表2. “打”的义项分析
核心义素\语义范畴 |
物理动作类 |
言语互动类 |
社交行为类 |
抽象认知类 |
地域文化类 |
[+物理实体接触] |
√ |
× |
△ (仅动作接触) |
× |
√ (农业/民族动作) |
[+动作目的性] |
√ (制作/获取) |
√ (干预/说明) |
√ (社交维系) |
√ (认知构建) |
√ (文化实践) |
[+地域文化关联] |
△ (农事相关) |
× |
× |
× |
√ |
[+抽象性] |
× |
△ (言语概念) |
△ (社交概念) |
√ |
× |
结合上表分析“打”的义项形成层级化表现为：基础层，即物理动作类，是所有范畴的“义素源头”，保留“[+物理实体接触]”、“[+动作目的性]”核心义素，如“打柴”(接触柴、获取柴)等，此类语例占比35.9% (46/128)，是聚合系统的“核心子场”；延伸层，即言语/社交/抽象类，通过“义素剥离–新增”实现聚合，即剥离“[+物理实体接触]”，新增“[+抽象性]”，如抽象认知类“打主意”或“[+言语/社交概念关联]”，如言语类“打岔”；此类语例合计占比53.9% (69/128)，是聚合系统的“扩展子场”；特化层，即地域文化类，它是在基础层“[+物理实体接触]”的基础上，新增“[+地域文化关联]”，如“打场”为接触谷物、农业脱粒场景，此类语例占比10.2% (13/128)，是聚合系统的“特化子场”。
通过语义场分析，可发现“打”字语义的层级关系，如物理动作类“打”谷与言语互动类“打嘴仗”虽分属不同子场，但均共享“[+动作目的性]”义素，体现语义场的关联性。
同时，昆明方言“‘打’ + N”语料对语义场理论的补充体现以下两个方面。第一，语义场存在“地域特异性边界”。传统语义场理论多基于共同语，默认语义场边界具有普遍性。但昆明方言“地域文化类”子场的存在表明，语义场边界受地域文化影响具有特异性。如“打歌”、“打场”等词项仅存在于昆明方言“打”字语义场中，其语义无法被普通话“打”字语义场覆盖，说明语义场的构建需结合地域语境调整边界范围。第二，语义场表现出“动态渐变特征”。特里尔认为语义场具有相对稳定性，但昆明方言“打 + N”的义素分析显示，不同子场间存在“义素渐变”。如，社交行为类的“[+物理实体接触]”义素为“△”(弱化)，抽象认知类为“×”(无)，体现语义场从“具体”到“抽象”的动态渐变，在一定程度上补充了语义场理论中“静态边界”的不足。
4.2. 昆明方言“‘打’ + N”复合词的组合规律
“打”作为泛义动词，其配价要求N必须满足“物理可及性”或“概念可及性”，二者缺一不可，具体维度及验证见表3、表4。
“物理可及”指N是“可感知、可通过动作干预的物理实体”，需同时满足两个子条件，缺一则组合不成立。
Table 3. Physical accessibility analysis of “‘打’ + N”
表3. “‘打’ + N”物理可及分析
子条件 |
成立案例(满足条件) |
排除案例(不满足条件) |
排除原因分析 |
实体性(可感知) |
打柴(木质实体)、
打铁(金属实体) |
打空气(无固定实体)、
打影子(非实体) |
N无物理实体，无法通过“打”动作干预 |
可操作性(可动作干预) |
打井(可挖掘)、
打谷(可脱粒) |
打月亮(不可干预)、
打石头(不可改变形态) |
N无法通过“打”实现预期动作目的(打月亮无效果，打石头无法改变其用途) |
数据验证：满足“物理可及”的N共46个，均为物理动作类 + 地域文化类中的物理实体N，占总语例的35.9%，且均为昆明方言日常高频搭配。
“概念可及”指N是“可通过认知关联、可构建的抽象概念”，同样需满足两个子条件，缺一则组合不成立。
Table 4. Concept accessibility analysis of “‘打’ + N”
表4. “‘打’ + N”概念可及分析
子条件 |
成立案例(满足条件) |
排除案例(不满足条件) |
排除原因分析 |
关联性(与“打”动作有认知关联) |
打主意(“打”关联
“谋划”)、打腹稿
(“打”关联“构思”) |
打虚无(无认知关联)、
打混乱(关联模糊) |
N与“打”的动作无明确认知映射(如“打虚无”无法关联任何抽象行为) |
构建性(可通过“打”
构建概念) |
打基础(构建“基础”)、
打计算(构建“计算方案”) |
打存在(不可构建)、
打事实(不可改变) |
N是既定概念，无法通过“打”动作构建或改变(如“事实”无法“打”出来) |
数据验证：满足“概念可及”的N共59个(言语互动类18个 + 社交行为类31个 + 抽象认知类10个)，占总语例的46.1%，且抽象认知类的“打计算”、“打腹稿”等搭配，仅在昆明方言中高频使用。
基于语料分析，N在“‘打’ + N”中可承担六大语义角色，各角色的定义、适配范畴、语例数量及占比见表5。
Table 5. Semantic role analysis of “N” in “‘打’ + N”
表5.“‘打’ + N”中“N”的语义角色分析
语义角色 |
角色定义 |
适配语义范畴 |
典型语例 |
语例数量 |
占比 |
动作对象 |
N是“打”直接作用的实体/概念 |
全范畴 |
打柴(柴是对象)、
打主意(主意是对象) |
98 |
76.6% |
动作工具 |
N是“打”时使用
的器具 |
物理动作类、
地域文化类 |
打连枷(连枷是工具)、打锤子(锤子是工具) |
8 |
6.2% |
动作场景 |
N是“打”发生的场所/事件背景 |
地域文化类、
社交类 |
打场(场是场景)、
打跳(跳是场景) |
10 |
7.8% |
动作目的 |
N是“打”的最终目标(获取/实现的事物) |
物理动作类、
社交类 |
打酒(酒是目的)、
打人情(人情是目的) |
7 |
5.5% |
动作方式 |
N是“打”的动作样式 |
言语互动类 |
打比方(比方是方式)、打圆场(圆场是方式) |
3 |
2.3% |
动作结果 |
N是“打”产生的
最终产物 |
物理动作类、
地域文化类 |
打粑粑(粑粑是结果)、打铁器(铁器是结果) |
2 |
1.6% |
通过分析可发现动作对象占绝对主导，76.6%的语例中N是动作对象，说明“‘打’ + N”的核心组合关系是“动作–对象”，如“打牙祭”；工具角色的方言特异性，“打连枷”等工具角色搭配，仅在昆明农村方言中使用；场景角色的地域绑定，“打场”的N均为昆明特有的场景符号，其中“场”特指“晒谷场”，其他方言无此角色适配；结果角色的产出性，仅有“打粑粑”，因“打”的泛义性，多数情况下“打”不直接产出N，故结果角色占比最低。
地域文化类“‘打’ + N”的组合，N需同时具备“昆明农业文化属性”或“昆明多民族文化属性”，缺一则无法形成方言特有搭配，具体属性及验证见表6、表7。
首先，昆明多山地、水稻种植为主，N需与“山地农事活动”直接相关。
Table 6. Correlation analysis between N and “mountain agricultural activities”
表6. N与“山地农事活动”的相关性分析
关联维度 |
语例 |
地域适配性分析 |
普通话对比(无此搭配) |
农事工具 |
打连枷、打犁头 |
连枷是昆明山地脱粒工具，
犁头是山地耕作工具 |
普通话多作“用连枷打”、
“修犁头” |
农事场所 |
打场、打晒坝 |
场/晒坝是昆明农村晒谷的专用场地 |
普通话多作“晒谷场”、“晒粮食” |
农事产物 |
打谷子、打草垛 |
谷子是昆明主粮，草垛是山地饲料储存形式 |
普通话多作“收谷子”、“堆草垛” |
其次，昆明周边彝族、白族聚居，N需与“民族节庆、传统习俗”直接相关。
少数“‘打’ + N”组合看似违反上述规律，如“打牙祭”的N“牙祭”无物理/概念可及性，实则遵循“凝固度优先”原则，即此类组合因历史使用习惯已高度凝固，语义不再依赖N的字面义，而是整体指代“改善伙食”。但此类例外仅占4.7% (6/128)，且均为社交行为类，不影响整体组合规律的有效性。
Table 7. Correlation analysis between N and “national cultural attributes”
表7. N与“民族文化属性”的相关性分析
关联维度 |
语例 |
地域适配性分析 |
普通话对比(无此搭配) |
民族歌谣 |
打跳 |
少数民族“打跳”是火把节核心活动，
手拉手节律动作 |
普通话需译为
“跳民族集体舞” |
民族美食 |
打粑粑、打蘸水 |
粑粑是彝族节庆食品，
蘸水是白族饮食调味方式 |
普通话多作“做粑粑”、“调蘸水” |
民族仪式 |
打卦 |
彝族“打卦”是祈福仪式，
用木片占卜吉凶 |
普通话多作“占卜”、“算卦” |
通过分析发现昆明方言“‘打’ + N”语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补充完善配价理论，具体表现如下。第一，在方言研究中配价限制需增加“地域适配条件”，拓展了配价理论的适用范围。传统配价理论未考虑地域文化对配价的影响，但昆明方言地域文化类“‘打’ + N”的配价限制需额外满足“地域文化适配”，N需与昆明农业工具或民族习俗相关。第二，配价强度存在“梯度差异”。配价理论默认配价限制具有“满足/不满足”的二元属性，但昆明方言“‘打’ + N”复合词中，物理动作类N的配价强度最高，抽象认知类N的配价强度较低。
5. 昆明方言“‘打’ + N”复合词的认知机制
“打”的义项从“物理动作”扩展至“抽象行为”，核心依赖概念隐喻与概念转喻两种认知机制，且昆明的地域文化语境进一步强化了部分义项的独特性，形成“认知机制 + 地域语境”的双重驱动模式。
5.1. 概念隐喻
Lakoff和Johnson (1980)的“概念隐喻理论”提出，人类通过“源域→目标域”的跨域映射理解抽象概念，且映射具有系统性[8]。昆明方言“打”的义项扩展主要依赖三条隐喻路径，均以“物理动作域”为源域，验证了概念隐喻的普遍性，具体分析见表8。
Table 8. Metaphorical analysis of the concept of “‘打’ + N” in Kunming dialect
表8. 昆明方言“‘打’ + N”概念隐喻分析
隐喻路径 |
源域(物理动作域) |
目标域 |
映射路径 |
典型例词 |
物理动作→言语行为 |
击打→打断 |
言语域 |
物理打断物体→言语打断对话 |
打岔 |
物理动作→社交行为 |
接触→互动 |
社交域 |
物理接触→社交接触 |
打交道 |
物理动作→抽象认知 |
制作→构思 |
认知域 |
物理制作物品→认知制作想法 |
打腹稿 |
以“物理动作→抽象认知”路径为例，“打基础”的映射逻辑为：源域为物理打地基，即用砖石、水泥构建建筑的底层结构，为建筑提供支撑→目标域，即认知打基础，用知识、技能构建学习/工作的底层能力，为后续发展提供支撑，二者共享“[+底层构建]”、“[+支撑功能]”的核心特征，使抽象的“认知准备”通过具体的“物理制作”被理解。
昆明方言“‘打’ + N”语料对概念隐喻理论的修正与补充体现在三方面：第一，隐喻路径具有“地域强化效应”。传统概念隐喻理论认为隐喻路径具有普遍性，但昆明方言中“物理→农事”的隐喻路径，如“打场”，因昆明山地农业文化的高频使用，成为优先于其他路径的“地域优先隐喻”。这表明隐喻路径的优先级受地域文化影响，需在理论中补充“地域语境权重”变量。第二，隐喻与转喻具有“协同作用”。Lakoff & Johnson (1980)未明确隐喻与转喻的互动关系，但昆明方言“打场”的语义扩展同时依赖隐喻与转喻，先通过“物理动作→农事事件”的隐喻，将“击打”映射为“农事操作”，再通过“动作→事件”的转喻，用“击打脱粒”代指“秋收脱粒翻晒”事件。这说明复杂语义扩展需“隐喻与转喻协同”，修正了单一隐喻路径的理论认知。第三，抽象隐喻体现“方言特异性映射”。普通话中“打”的抽象隐喻多与“工具”、“数字”相关，如“打电话”、“打卡”，而昆明方言“打计算”、“打主意”等抽象认知类表达，其隐喻路径为“物理制作→认知构建”，且“计算”、“主意”等N的语义仅在昆明方言中与“打”适配。这表明抽象隐喻的映射具有方言特异性，需结合方言语义系统调整映射模型。
5.2. 概念转喻
Croft (2001)提到概念转喻依赖“认知邻近性”，通过“用邻近的语义成分代指整体语义”实现义项延伸[9]。昆明方言“‘打’ + N”中，转喻主要体现为“动作→事件”、“动作→结果”两种关联。
5.2.1. 动作→事件
用核心动作代指整体事件，“打”作为事件中的核心动作，代指包含该动作的整个事件。例如“打场”中的“打”，意为击打脱粒，是“秋收脱粒翻晒”事件的核心动作，用“打”代指整个“在晒谷场脱粒翻晒”事件。
5.2.2. 动作→结果
用动作代指动作产生的结果，“打”作为产生结果的关键动作，代指该动作最终形成的结果。例如“打粑粑”中的“打”意为用木槌击打糯米团，是“制作糯米粑粑”的关键动作，最终结果是“形成软糯的粑粑”，故用“打粑粑”代指“制作糯米粑粑”。
5.2.3. 地域文化的认知强化作用
昆明的农业生产传统与多民族文化，为“打”的义项扩展提供了独特的认知语境，强化了部分隐喻或转喻路径的特异性：
农业文化强化物理动作类隐喻，昆明多山地农业，“打场”等与农事相关的“‘打’ + N”词项，因高频使用而成为“物理动作类”的核心成员，且“打”的“[+农事操作]”义素被强化，形成“农事动作→物理动作”的局部隐喻优先性。
多民族文化强化地域文化类转喻，彝族“打跳”、白族“打粑粑”等与民族习俗相关的“‘打’ + N”词项，因“动作与民族事件”的强邻近性，使“动作→事件”的转喻路径更稳固，且成为昆明方言的标志性表达。
综上所述，在语义层面，昆明方言“‘打’ + N”复合词可划分为“物理动作类”、“言语互动类”、“社交行为类”、“抽象认知类”、“地域文化类”五大范畴，其中物理动作类与社交行为类占比最高，地域文化类凸显方言特异性；其聚合规律体现为“语义场层级聚合”，同一语义范畴内的“‘打’ + N”词项共享“打”的核心义素，不同范畴间通过义素渐变形成连续统；其组合规律表现为“打”与N的语义选择限制，即N需具备“可及性”，且地域文化类N多与昆明农业生产、多民族生活场景绑定；认知机制上，“打”的义项扩展以概念隐喻与概念转喻为核心，且地域文化语境强化了部分义项的独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