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迅速发展，全球市场正在加快向数字经济方向转型。数字经济在人们的生产生活各方面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促进各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以及社会进步。数字经济时代的到来，为农村电商繁荣发展带来新的契机[1]。作为数字经济的重要载体，农村电商对促进农户增收、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2]。同时，农村电商还能够激活乡村产业发展的韧性、活力、潜力，为推动数字乡村建设提供重要动力[3]。然而，随着农村电商经济的快速发展，其背后所带来的生态问题也日益凸显。《2025年数字乡村发展工作要点》明确指出要深化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农村生态环境保护监管效能[4]。严重的生态问题不仅制约着农村电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更威胁着乡村人居生态环境安全。现有研究多聚焦于农村电商的经济赋能效应，少有对农村电商经济的生态困境的探讨。因此，深入研究农村电商经济发展中的生态困境及其突破路径具有重要意义。
2. 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概述
2.1. 人与自然关系的辩证统一
马克思主义深刻揭示了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关系。自然作为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根本前提，不仅孕育了人类本身，也为人类提供了一切物质实践的基础。人作为自然存在物，既是自然的一部分，又通过实践活动与自然持续进行着动态的物质变换。这种物质变换主要指的是人与自然之间的一种交换，人类从自然界获取一定的自然资源并返还给自然界一定的废弃物，这种物质变换以劳动为中介[5]。劳动，作为人类特有的实践活动，其本质正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在此过程中，人类以自身活动为中介，有目的地调整和控制着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循环与能量流动：一方面将自然物质转化为满足生存与发展所需的生活资料，另一方面也将自身的自然力(体力和智力)消耗并反馈于这一系统。这种物质变换使得人类社会与自然生态系统结成了一个持续互动、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因此，人类改造自然的实践活动，必须建立在尊重自然客观规律的基础之上。自然规律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性，它既为人类实践提供了可能，也为其设定了界限。正因为如此，人类的能动性并非体现为对自然的任意支配，而是体现在对自然规律的认识与运用之上。只有在遵循规律的前提下，人才能有效地实现自身目的，以确保这种物质变换关系的协调、稳定与可持续，避免自然界对人类社会带来反噬。
2.2. 资本主义的生态批判
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生态批判，始终立足于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矛盾——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其核心在于，资本主义无限追求利润增殖和扩张的根本逻辑，与有限的自然生态系统之间存在无法调和的根本性矛盾。为了获得更多的利润，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将自然视为可免费掠夺的“资源库”和可无限容纳废弃物的“垃圾场”，这粗暴地撕裂了人与自然之间正常的物质变换过程。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肆无忌惮地发展，忽视自然的承受能力和自然恢复力，大肆掠夺矿产资源，过度开发土地资源，滥砍滥伐森林资源，污染大量水资源，使得土地肥力减低，森林资源退化，矿产资源枯竭等“新陈代谢断裂”[6]。马克思主义进而指出，生态危机并非技术或管理问题，而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产物，只有打破资本逻辑的统治、建立以人的全面发展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目标的社会制度，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生态困境，实现人与自然关系的真正和解。
2.3. 人与自然和解的制度性指向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人与自然关系的不协调是人与人社会关系的不合理造成的，而反映人与人社会关系的根本是社会制度。所以工业革命以来出现的人和环境之间针锋相对的情况，究其根本是资本主义制度导致的。因此，化解生态危机的最终途径在于打破资本体制，创建合理的社会体制，即共产主义[7]。共产主义社会以生产资料公有制取代私有制，从根本上摒弃资本逐利的生态破坏逻辑，以人的需求与自然永续发展为目标。在此基础上，通过科学规划合理调节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消除资本主义生产的盲目性与浪费性，让资源开发、生产活动遵循生态规律，实现物质循环利用与可持续发展。同时，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将消解异化劳动的影响，使人摆脱为资本劳动的束缚，以主动、自觉的姿态与自然进行良性互动，重新建立对自然的依存与守护关系。唯有如此，才能破解资本主义制度无法克服的生态困境，真正实现生态危机的根本性解决与人与自然的长久和谐。
3. 农村电商经济发展的生态困境及其理论分析
3.1. 以人与自然关系的辩证统一观点，分析生产环节的生态失衡
人依赖自然生存，生产活动是人与自然的物质交换，需遵循自然规律，不可过度掠夺资源。在农村电商流量竞争的发展语境下，部分农户为契合平台 量大速销的运营逻辑，采取过度使用化肥农药、盲目扩张养殖规模等短期行为，违背了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关系，造成了人与自然生态失衡的困境，其问题本质可从两重维度深度解构。
3.1.1. 违背物质交换自然规律
自然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本是一个动态平衡的过程，而追求短期效益的农业生产方式打破了这一规律。以某些蔬菜产区为例，为迎合电商平台对供货速度和产量的要求，农户往往采取“大水大肥”的种植模式。过量施用的化肥远超作物实际需求，不仅无法被充分吸收，反而破坏了土壤团粒结构，导致土壤板结化、盐渍化问题日益突出。相关农业部门的土壤质量报告显示，长期超量使用化肥的农田，其有机质含量显著下降，土壤通透性和保水能力明显减弱[8]。这种高投入、低转化、高残留的生产模式，实质上阻断了自然界的物质循环通道，使土壤从生命体退化为单纯的支撑介质。
3.1.2. 破坏人与自然依存关系
人类作为自然生态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其生产活动本应以生态承载力为边界。然而在某些畜禽养殖区，为满足电商平台的批量订单需求，盲目扩张养殖规模，远超环境容量。大量畜禽粪便未经有效处理直接排放，导致周边水体富营养化，湖水、地下水等受到污染[9]。这类地区的水体氨氮含量普遍超标，水生生态系统严重退化，甚至影响下游居民的饮用水安全。同时，受污染水体用于农田灌溉后，又造成土壤质量下降和农产品安全风险。这种“污染–退化–再污染”的恶性循环，不仅破坏了自然生态系统的自我修复能力，最终也反噬人类自身的健康与发展权益，深刻揭示了人与自然依存关系的断裂。
3.2. 以资本逻辑批判观点，分析物流与包装的污染根源
在农村电商蓬勃发展的当下，物流与包装环节却陷入严重的生态困境，这背后是资本逻辑批判理论的现实映射。现有研究多聚焦于电商资本在“强农户–弱资本”市场结构下的良性互动及其增权赋能的社会影响[10]，却普遍忽视了资本在逐利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生态成本转嫁问题。
3.2.1. 农村电商物流面临高成本与高排放的双重挑战
从物流层面来看，农村地区地广人稀、村落布局分散，物流网点难以密集铺设，导致物流企业面临高昂的配送成本。从物流配送网络看，当前多数物流网点仅延伸至乡镇层级，村级配送体系尚未健全，导致“最后一公里”配送存在时效差、成本高的问题。据相关研究统计，农村地区单件快递配送成本较城市高2~3倍，且配送周期普遍延长1~2天，货物破损率在8%~10% [11]。在产业资本逐利本性的驱动下，为应对上述结构性成本压力，物流企业普遍采取分散配送、多次中转的运营策略。这种模式虽在短期内减少了单趟配送的人力、物力投入，但却极大增加了运输里程与能耗排放。多次中转过程中，货物需反复装卸、停留等待，不仅延长了运输时间，还使得车辆在途时间增加，燃油消耗与尾气排放显著上升。同时，由于难以形成规模效应，单位物流成本始终居高不下，而企业为维持利润，又进一步压缩环保投入，如老旧运输车辆得不到及时更新，汽车尾气排放不达标，致使物流环节成为碳排放与能源浪费的重灾区。这一过程揭示出产业资本在追求个体利润过程中，往往将环境成本外部化，陷入“降本–增排”的恶性循环。
3.2.2. 资本逐利致包装污染
包装环节同样深受资本逻辑的负面影响，尤其是平台资本的运营规则与风险偏好直接加剧了生态压力。电商平台为降低售后风险与维护商业信誉，往往过度强调商品的运输安全与外观完整，而将生态成本置于次要地位。为防止商品在运输途中受损、避免消费者因商品外观瑕疵而退货，平台和商家大量使用一次性包装材料，如层层包裹的泡沫箱、缠绕数圈的胶带。泡沫箱难以降解，在自然环境中留存时间极长，占用大量土地资源。胶带多为塑料材质，不仅回收利用难度大，焚烧处理还会产生有害气体，污染大气环境。此外，部分商家为追求产品档次感，吸引消费者眼球，采用过度豪华包装，进一步加剧包装废弃物的产生。在平台资本所主导的视觉竞争逻辑下，包装设计与选材全然以商业利益为导向，将包装废弃物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抛诸脑后，把生态成本转嫁给社会与自然，导致包装环节成为资源浪费与环境污染的重要源头。总体而言，农村电商物流与包装环节的生态困境，本质上是资本逐利逻辑将短期商业利益凌驾于生态可持续发展之上的结果。这警示我们，即便在市场驱动下形成了看似更平等的“强农户–弱资本”关系[10]，若缺乏对资本外部性行为的有效规制，其逐利本性仍会在生态等公共领域凸显，导致“争利”的恶果，亟待从资本运行机制层面加以矫正与规范。
3.3. 以人与自然和解的制度性指向观点，分析集体协作与系统性治理缺失
农村电商生态困境的长期固化，恰是对共产主义集体协作与系统性治理缺失的现实印证。
3.3.1. 集体协作缺失
在包装废弃物处理领域，垃圾回收体系的碎片化与失效化问题突出。分散的农户与小型网点缺乏统一回收渠道，大量泡沫箱、塑料胶带等废弃物随意堆放于田间地头或村道两侧，既占用土地资源，又通过雨水冲刷污染土壤与水体。这种乱象的根源在于资本逻辑主导下，生态治理被视为“非盈利成本”而遭排斥，缺乏公有制框架下的集体协作机制统筹回收、分拣与资源化利用，导致个体无力承担回收成本，最终陷入“污染–丢弃–再污染”的恶性循环。
3.3.2. 系统性治理缺失
农民生态意识薄弱与被动处境更凸显系统性治理缺失的危害。在资本主导的生产流通链条中，农户作为分散的市场主体，既缺乏集体组织的赋能支撑，又受限于信息不对称与数字素养短板，只能被动接受过度包装才好卖、低成本物流更划算的资本规则。农户在电商实践中虽能获得增收，但其行为模式极易被平台规则和消费偏好所形塑，在包装等环节缺乏议价能力和环保选择空间，呈现出明显的结构性被动。这种个体对资本逻辑的无力对抗，本质是脱离了集体协作的生态治理失效。
4. 农村电商经济发展生态困境的突破路径
4.1. 优化生产标准，完善溯源体系
以人与自然辩证统一为理论核心，生态种植/养殖 + 电商模式的优化需从生产标准优化与溯源体系完善两方面发力，推动生产环节回归人与自然的合理物质循环。在生产标准层面，需打破流量导向下的非理性生产惯性，将自然生态规律转化为生产过程的规范标准。种植领域需考虑土壤有机质含量与养分循环速率，明确化肥施用上限。同时强制纳入秸秆还田、绿肥种植、生物防治等技术，保障土壤物质循环的稳定。养殖领域需依据环境承载力核定规模，通过微生物发酵、沼气工程等技术实现粪污资源化，让养殖废弃物回归自然循环链条，避免破坏生态系统物质平衡。在溯源体系层面，电商平台需构建覆盖全流程的物质交换过程透明机制，突破传统溯源局限，重点采集种植环节的农药用量、灌溉类型、土壤生态指标，以及养殖环节的饲料成分、粪污处理工艺与环境监测数据，并通过可视化界面将专业数据转化为公众可理解的内容。借助市场与社会双重监督，倒逼生产主体规范物质交换行为，从源头修复人与自然的生态依存关系，实现生产活动与自然规律的协同统一。
4.2. 构建奖优罚劣的精准政策调控体系，完善物流配送网络布局
该生态困境的根源在于资本运行机制将环境成本转嫁给社会。因此，矫正之道在于通过强有力的制度干预，重塑激励与约束机制，引导甚至替代纯粹的资本逐利逻辑，将生态效益优先原则嵌入农村电商的运行核心。具体而言，可从以下两个层面协同推进。
一是构建奖优罚劣的精准政策调控体系。政府应运用财税杠杆，直接干预资本的成本与收益核算，使其外部生态成本内部化。一方面，对积极采用环保包装、共享仓储模式以降低物流里程与排放的电商企业，给予补贴、税收减免或绿色信贷支持；另一方面，探索开征“生态税”，对使用不可降解包装材料、因低效运输造成高碳排放的企业进行经济惩罚。这套组合拳旨在通过改变市场信号，迫使资本从竭泽而渔转向绿色发展。
二是完善物流配送网络布局。根据农村地区的地理分布和农产品的销售特点，合理规划物流配送网络。在县城建立物流配送中心，作为农产品的集中仓储和分拣中心；在乡镇设立物流配送站，负责周边村庄的货物配送；在村庄设置物流服务点，方便农民收发货物[12]。为从根本上破解“最后一公里”配送成本高昂、时效迟缓及由此引发的环境负效应，此三级网络的构建绝不能仅是节点的简单铺设，而必须配套以集约化、绿色化的运营模式。县级中心与乡镇配送站推行共同配送，整合多方物流资源，统一集中、分拣货物，减少车辆无效行驶里程，降低成本和油耗。依托县级数据处理能力，用智能算法优化配送路线，淘汰高排放车辆，推广新能源物流车减少排放。村级服务点兼农产品集货功能，汇聚零散农产品规模化运输，改变小批量、多批次的高碳模式，最终实现物流成本与碳排放双降，推动农村物流可持续发展。
4.3. 构建政府–集体–农户–消费者四元主体协同治理体系
为从根本上破解农村电商的生态困境，必须超越单一的资本逻辑，构建一个以政府–集体–农户–消费者四元主体协同共治的治理系统。该体系旨在将生态保护从外部成本转化为内生责任，引导各方从被动承受污染转向主动参与治理。
首先，强化政府与集体的基础性角色，构建治理骨架。政府应发挥主导作用，不仅要通过立法和税收等硬性约束，例如对非环保包装征税、对绿色物流补贴等，更需将生态知识模块系统性地纳入农村电商技能培训体系。此举旨在提升农户作为市场主体的生态认知与责任感，使其理解过度包装的长期危害，掌握绿色包装与发货技能，从源头上减少废弃物产生。村集体需发挥自身优势，牵头建立村社包装废弃物分类回收点，并统一对接专业的废弃物回收利用机构。此举能够将分散的污染问题集中化、规模化处理，变废为宝，同时为村集体创造新的收益来源，形成保护即收益的正向激励。
其次，激活农户与消费者的微观主体力量，形成治理闭环。农户在获得培训和集体支持后，其角色应从单纯的规则接受者转变为积极的生态实践者。他们可以主动采用简约包装，并在销售页面展示其环保努力，将绿色转化为新的产品竞争力。电商平台则需通过设计引导消费者践行绿色消费观念。例如，设立绿色订单选项，为选择集中配送、接受简易包装的消费者提供积分奖励或小额折扣。平台通过设置绿色订单选项，并对选择集中配送、接受简易包装的消费者给予积分奖励，可有效引导消费者行为，汇聚末端环保力量，将消费者的环保意愿转化为实际的市场需求，反向激励上游的农户和平台践行绿色实践。
最终，这一协同体系的核心在于重塑价值逻辑。它通过制度设计、组织创新和市场激励，将孤立个体整合为生态共同体，使环保行为变得经济可行、操作方便且社会光荣，从而逐步瓦解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径依赖，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乡村电商探索出一条切实可行的路径。
5. 结束语
农村电商经济在发展中面临着诸多生态困境。生产环节因农户契合电商量大速销逻辑，过度使用化肥农药、盲目扩张养殖规模，打破了人与自然物质交换规律；物流与包装环节受资本逐利驱动，分散配送增加能耗、过度包装产生废弃物，将生态成本外部化；长期困境则源于集体协作缺失，包装回收体系失灵、农户被动接受资本规则。对此，我们可通过优化生产标准与完善溯源体系两方面，推动生产环节回归人与自然的合理物质循环；通过奖优罚劣政策调控与物流网络优化矫正资本逻辑；通过构建政府–集体–农户–消费者四元协同体系，以政府立法培训、集体回收赋能、农户实践转型、消费者绿色选择，重塑生态治理格局，推动农村电商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