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翻译理论与技巧课程作为翻译专业的核心课程，对于培养学生的翻译能力起着关键作用。何刚强的《翻译理论与技巧》以其系统的理论阐述和丰富的实践案例，成为众多高校翻译教学的重要教材，其内容涵盖多种翻译理论与实用技巧。将该课程与思政融合，不仅有助于学生在掌握专业知识的基础上树立正确价值观和职业操守、提升综合素养以适应新时代需求，从翻译学核心理论视角看，更能为译者主体性理论注入新的内涵。
译者主体性理论强调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能动性、创造性与选择性，传统研究多聚焦于译者在语言转换、文化阐释中的技术层面作用，却忽视了译者作为“社会人”的价值取向、道德立场对翻译实践的深层影响。课程思政的融入，恰好能填补这一空白——通过思政教育塑造译者的文化自信、伦理意识与社会责任感，使译者的主体性不再局限于“语言操作者”的单一维度，拓展为“兼具专业能力与价值判断的文化传播者”维度，这正是本研究将论证提升至学理层面的核心切入点。
然而，传统翻译教学往往侧重专业技能培养，忽视思想政治教育融入；同时，现有译者主体性研究也存在价值维度缺失的问题。课程思政理念的提出，为翻译教学改革与翻译理论发展提供了双重契机，强调将思想政治教育元素有机融入专业课程，实现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的统一。深入研究该课程与思政的融合，不仅对培养具有正确价值观、国际视野和社会责任感的翻译人才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更能丰富译者主体性理论体系，推动翻译学理论的创新发展。
2. 翻译理论与技巧课程思政融合的研究现状(含国内外文献系统梳理与对话)
2.1. 国内研究现状与对话
近年来，国内学者围绕翻译课程与思政融合展开广泛研究，取得诸多成果，但仍存在明显不足。程维[1]探讨翻译专业课程思政建设需处理的多重关系，介绍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实践经验，其研究聚焦教学环节的关系协调，却未关联翻译学核心理论，未能从学理层面解释“思政融入为何必要”，仅停留在“怎么做”的实践描述，未触及译者主体性等理论的深层关联。
党争胜[2]提出通过培训教师、改编教材落实翻译专业硕士“立德树人”任务，强调教师与教材的关键作用，但未探讨思政元素对译者能力培养的理论支撑，忽视了思政素养与译者主体性中“伦理判断”“文化立场”等维度的内在联系，未能将实践举措与理论发展相结合。
秦和[3]阐述翻译专业课程思政的认识理念、实践路径与发展展望，构建系统理论框架，但在理论深度上存在欠缺，未引入译者主体性等核心理论作为学理基础，导致“为何融合”的论证缺乏翻译学理论支撑，难以与翻译学科自身的理论发展形成互动。
此外，代利正[4]提出大学英语翻译教学需结合传统文化育人功能，树立正确政治立场与译者职业道德；杨金才[5]强调通过语言学习和翻译实践培养学生文化自信。这些研究虽关注思政与翻译教学的结合，但均未将思政融入与译者主体性理论结合，未能从翻译学理论内核层面论证融合的必要性，且未系统梳理国外相关研究，存在视野局限。
2.2. 国外研究现状与对话
国外关于翻译教学、跨文化教育与高等教育价值引领的研究，呈现出“分领域深耕但缺乏整合”的特点。在翻译教学领域，国外学者如Baker [6]聚焦译者的文化中介角色，强调译者在跨文化交流中的能动性，其研究触及译者主体性的文化维度，却未涉及译者的道德伦理与价值取向，忽视了高等教育中价值引领对译者培养的作用，与国内课程思政理念存在“理论盲区”。
在跨文化教育领域，Hofstede [7]从文化维度理论出发，探讨跨文化交际中的文化差异适应问题，强调文化尊重与包容，但未结合翻译教学实践，更未提及思政层面的价值引领对跨文化翻译的支撑作用，未能将文化教育与译者的价值塑造相结合。
在高等教育价值引领领域，Nussbaum [8]提出“人文教育应培养具有全球视野与道德责任感的公民”，其理念与国内课程思政的“立德树人”目标相通，但未具体落实到翻译专业教育中，未能探讨价值引领如何通过翻译教学转化为译者的专业素养，与翻译学理论的结合存在断层。
2.3. 既有研究不足与本研究学术贡献
综合国内外研究可见，既有研究存在三方面显著不足：一是国内研究多停留在翻译课程思政的实践层面，未与翻译学核心理论(如译者主体性)结合，缺乏学理支撑；二是国外研究虽关注译者主体性、跨文化教育与价值引领，但各领域相互割裂，未形成“翻译教学–跨文化教育–价值引领”的整合研究，更未涉及“思政融入”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理念；三是国内外研究均未探讨思政元素融入对翻译学理论(尤其是译者主体性理论)的丰富作用，未能实现“教学实践–理论创新”的双向互动。
基于此，本研究的学术贡献主要体现在三方面：
理论层面：首次将课程思政探讨与译者主体性理论深度结合，提出“思政素养是译者主体性的核心构成要素”，丰富译者主体性理论的内涵，填补该理论在价值维度的研究空白，推动翻译学理论的创新发展。
研究视野层面：系统整合国内外翻译教学、跨文化教育与高等教育价值引领研究，打破国内外研究的壁垒与领域割裂，构建“思政融入–译者培养–理论发展”的整合研究框架，拓宽翻译课程思政研究的学术视野。
实践层面：在学理支撑下提出更具针对性的融合策略，避免传统实践策略的盲目性，为翻译课程思政建设提供“理论–实践”一体化的指导方案，同时为国外翻译教育提供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经验参考。
3. 何刚强《翻译理论与技巧》课程中的思政元素挖掘(结合译者主体性理论)
3.1. 文化自信与文化传播——译者主体性的文化立场维度拓展
何刚强《翻译理论与技巧》[9]教材包含大量中国文化相关翻译内容，从古典文学到传统习俗，为培养学生文化自信和文化传播意识提供丰富素材。从译者主体性理论视角看，文化自信并非单纯的情感认同，而是译者在跨文化翻译中确立文化立场、发挥主体性的前提。
传统译者主体性研究强调译者对源语文化与目标语文化的“中介作用”，却未明确译者应具备的文化立场——是被动中立，还是主动传播本民族文化？课程思政中“文化自信”的融入，恰好回答这一问题：译者应树立“以我为主、双向交流”的文化立场，在翻译中主动传递中国文化的精髓，这正是对译者主体性文化维度的重要拓展。
如翻译“二十四节气”相关内容时，教师可引导学生深入了解其科学性与独特性——“二十四节气”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不仅指导农业生产，更影响生活方式与文化传统。教师让学生思考如何精准传达文化内涵，使国外受众理解中国文化，例如“立春”翻译为“Beginning of Spring”时，适当添加注释介绍其标志春天开始及相关传统活动。这一过程中，学生并非被动进行语言转换，而是主动作为中国文化的“传播者”，其主体性从“语言转换者”升级为“文化阐释者”，而文化自信正是驱动这一升级的核心动力。刘正光和岳曼曼[10]、查明建[11]强调通过翻译教学培养学生文化自信和文化传播能力是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途径，本研究进一步指出，这一培养过程本质上是译者主体性文化立场的塑造过程，文化自信使译者的主体性更具方向性与使命感，丰富了译者主体性理论的文化内涵。
3.2. 翻译伦理与职业道德——译者主体性的伦理判断维度补充
翻译伦理和职业道德是翻译工作者的必备准则，何刚强《翻译理论与技巧》教材虽未专门设章论述，但在翻译实践案例和理论讲解中均有体现。从译者主体性理论看，传统研究多关注译者的“创造性”，却忽视了“创造性”的边界——译者的能动性是否应受伦理约束？课程思政中“翻译伦理”的融入，恰好补充了译者主体性的伦理判断维度，明确译者主体性的发挥必须以伦理为底线。
译者的主体性并非无限制的自由，而是在伦理框架内的能动选择。在翻译商务合同或法律文件时，每一条款都具有重要法律和经济意义，例如翻译国际货物买卖合同中的付款条款“The buyer shall pay the purchase price within 30 days after the receipt of the goods.”时，“30 days”和“after the receipt of the goods”等关键信息必须准确翻译，不可有丝毫差错。若翻译错误，可能导致付款时间和条件误解，影响商业活动开展，甚至引发法律纠纷。这要求学生明白准确翻译的重要性，不可随意篡改或歪曲原文意思——这正是译者在伦理约束下发挥主体性的体现：译者需主动选择“忠实原文”的翻译策略，而非追求无边界的“创造性”，伦理意识成为译者主体性的“校准器”。覃军[12]指出培养学生翻译伦理和职业道德有助于维护翻译行业秩序，保障翻译质量和信誉。本研究进一步从译者主体性理论视角阐释，翻译伦理并非对译者主体性的限制，而是对其的完善——缺乏伦理判断的主体性是片面的、危险的，只有具备伦理素养，译者的主体性才能在正确轨道上发挥作用，这一观点补充了译者主体性理论在伦理维度的研究空白。
3.3. 批判性思维与创新能力培养——译者主体性的能动创新维度深化
翻译过程并非简单语言转换，需学生具备批判性思维，对原文深入分析、理解和再创作。何刚强《翻译理论与技巧》教材提供丰富翻译实例和多元理论观点，为培养学生批判性思维和创新能力提供良好平台。从译者主体性理论看，批判性思维与创新能力是译者主体性的核心表现，但传统研究对“如何通过教育培养这一能力”探讨不足，课程思政中“批判性思维培养”的融入，恰好深化了译者主体性的能动创新维度，提出具体的培养路径。
译者的主体性不仅体现为“能创新”，更体现为“会创新”——即在批判性思维指导下，基于文本语境和文化背景进行合理创新。教师可引导学生对不同翻译方法和策略进行比较思考，例如翻译“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时，存在两种翻译版本：“West Lake may be compared to Lady of the West, Whether she is richly adorned or plainly dressed.”和“Rough or smooth, West Lake is always alluring, like Xi Shi in all her beauty.”。教师让学生分析两种版本优劣，思考其在传达原文意境和情感方面的差异——这一过程中，学生需主动运用批判性思维，对比不同版本的选词、句式和文化传达效果，其主体性不再是“被动接受翻译方法”，而是“主动评价和选择翻译策略”，批判性思维成为译者主体性的“驱动力”。
同时，教师鼓励学生在遵循翻译原则基础上，根据具体语境创新翻译。面对具有时代特色或文化内涵丰富的文本时，传统翻译方法可能无法准确传达原文精髓，此时学生需发挥创新能力，探索新的翻译思路和表达方式。朱巧莲[13]和张明芳[14]认为培养学生批判性思维和创新能力能提高学生翻译水平，增强其在翻译领域的竞争力。本研究进一步从译者主体性理论视角指出，这一培养过程本质上是译者能动创新能力的塑造过程，批判性思维使译者的主体性更具理性与深度，深化了译者主体性理论的能动创新内涵，并为该理论的实践落地提供了“思政融入”的具体路径。
4. 翻译理论与技巧课程与思政融合的实践策略(基于译者主体性理论支撑)
4.1. 优化课程教学目标——明确译者主体性的思政素养培养导向
将思政目标有机融入课程教学大纲是实现融合的重要基础，从译者主体性理论出发，教学目标的优化需明确“思政素养是译者主体性的核心构成要素”，在传授翻译知识和培养翻译技能的同时，注重学生思政素养的塑造，为译者主体性的全面发展奠定基础。
具体而言，教学目标中应明确提出培养学生的文化自信(支撑译者主体性的文化立场)、翻译职业道德(支撑译者主体性的伦理判断)和批判性思维能力(支撑译者主体性的能动创新)等思政目标。例如，在“文化类文本翻译”单元的教学目标中，不仅要求学生掌握文化负载词的翻译技巧，还需明确“培养学生对中国文化的认同与传播意识，使学生能在翻译中主动传递中国文化内涵，树立‘以我为主’的文化立场”——这一目标直接指向译者主体性的文化维度培养，使教学目标不再局限于专业技能，更涵盖译者主体性的价值层面。
通过明确这些思政目标，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有了清晰的理论指引(以译者主体性理论为支撑)，能够有针对性地设计教学活动和教学内容；学生也能清楚了解学习的要求和意义，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到课程学习和思政教育的融合过程中。秦和[3]和覃军[12]强调明确的思政教学目标是课程思政建设的重要指引，本研究进一步指出，基于译者主体性理论的思政教学目标，能实现“专业技能培养–思政素养塑造–译者主体性发展”的三位一体，使教学目标更具学理支撑和实践针对性。
4.2. 丰富教学内容——选取支撑译者主体性发展的思政素材
选取具有思政内涵的翻译素材是丰富教学内容、实现融合的关键环节，从译者主体性理论出发，教学素材的选取需围绕“支撑译者主体性的文化立场、伦理判断、能动创新”三个维度展开，使素材不仅具有思政内涵，更能直接服务于译者主体性的培养。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作品蕴含丰富的哲学思想、道德观念和人文精神，选取这类素材进行翻译教学，既能让学生提高翻译能力，深入领悟中华文化精髓，又能培养学生的文化自信，塑造译者主体性的文化立场。例如，翻译《论语》中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时，学生需思考如何用恰当的英文表达这一普世价值的道德准则，同时体会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他人尊重和关爱的思想内涵——这一过程中，学生不仅练习了道德类文本的翻译技巧，更在文化层面树立了“传播中国优秀道德理念”的立场，其译者主体性的文化维度得到强化。
结合时事热点选取翻译素材，如中国在抗击疫情过程中的经验分享文本、“一带一路”倡议相关文本等，能让学生在翻译实践中了解国家发展战略，增强社会责任感，塑造译者主体性的伦理判断。例如，翻译“一带一路”倡议中的“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时，学生需准确理解这一原则的内涵和国际意义，在翻译中避免出现政治偏差。这一过程中，学生不仅练习了政治类文本的翻译技巧，更在伦理层面树立了“准确传达国家立场”的责任感，其译者主体性的伦理维度得到提升。杨金才[5]、周亚莉和周继霞[15]认为丰富的思政素材能为翻译教学注入新的活力，本研究进一步从译者主体性理论视角指出，支撑译者主体性发展的思政素材，能使教学内容与翻译学理论深度结合，避免思政素材与专业教学“两张皮”，实现“素材选取–思政融入–译者主体性培养”的有机统一。
4.3. 创新教学方法——通过教学互动激活译者主体性
采用案例教学法和项目式学习等创新教学方法，是实现融合的有效途径，从译者主体性理论出发，这些教学方法的核心目标是“激活译者主体性”，使学生在教学互动中主动发挥能动性、创造性和选择性，实现思政素养与专业能力的同步提升。
案例教学法通过分析具有思政意义的翻译案例，引导学生思考和讨论其中的思政元素和翻译策略，激活译者主体性的能动创新维度。在课堂上，组织学生对有争议的翻译案例进行讨论，例如翻译中国特色词汇“小康社会”时，存在“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 “a well-off society”等不同版本。教师引导学生从思政角度(文化传播、政治导向)和专业角度(词汇准确性、目标语接受度)分析这些翻译的合理性——这一过程中，学生不再是被动接受教师的讲解，而是主动运用批判性思维进行分析和判断，其译者主体性的能动创新维度得到激活，同时也深化了对“如何在翻译中平衡政治立场与语言表达”的理解，实现思政素养与专业能力的融合提升。朱巧莲[13]和张明芳[14]指出案例教学法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学生的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本研究进一步强调，基于译者主体性激活的案例教学法，能使教学互动更具理论导向，避免讨论的随意性。
项目式学习让学生分组完成翻译项目，在项目实践中培养团队协作精神和职业道德，激活译者主体性的伦理判断和文化立场维度。例如，安排学生以小组形式翻译中国地方文化宣传资料，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学生需分工合作(收集资料、翻译、校对)，共同解决翻译中遇到的文化传达、语言表达等问题——这一过程中，学生不仅提高了翻译技能和团队协作能力，更在实践中主动传播地方文化，其译者主体性的文化立场得到强化；同时，在团队合作中需遵守“认真负责、相互尊重”的职业道德，其译者主体性的伦理判断得到培养。张明芳[14]的研究表明项目式学习能让学生在实践中更好地掌握专业知识和技能，本研究进一步指出，基于译者主体性激活的项目式学习，能使实践教学更具针对性，实现“实践操作–思政素养–译者主体性”的同步发展。
4.4. 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提升教师引导译者主体性发展的能力
教师作为课程思政的实施者，其思政素养、专业能力以及对译者主体性理论的理解，直接影响课程思政的效果和译者主体性培养的质量。因此，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核心是提升教师“引导译者主体性发展”的能力，使教师不仅能融入思政元素，更能基于译者主体性理论进行教学设计和指导。
学校应组织教师参加“思政素养 + 译者主体性理论”的复合型培训，提高教师的思想政治水平、课程思政教学能力以及对翻译学核心理论的理解。可以邀请思政专家和翻译理论专家共同开展讲座，思政专家深入解读课程思政的内涵和意义，翻译理论专家讲解译者主体性理论的核心内容及与课程思政的结合点，例如通过具体的翻译教学案例，讲解如何在翻译理论讲解、翻译技巧训练和翻译实践指导中，围绕“文化立场、伦理判断、能动创新”三个维度引导学生发展译者主体性，让教师明确课程思政的切入点和学理支撑。祝朝伟[16]和覃军[12]强调教师培训是提升教师课程思政能力的重要途径，本研究进一步提出“复合型培训”的理念，弥补传统培训中“专业理论缺失”的不足。
鼓励教师开展“课程思政与译者主体性培养”相关的教学研究，探索适合本课程的思政教学模式和方法。教师通过教学研究，反思在教学中如何更好地引导学生发展译者主体性，例如研究“不同翻译教学方法对学生译者主体性伦理维度的影响”“思政素材选取与译者主体性文化维度培养的关联性”等问题，总结出最有效的教学策略。这不仅能提高课程思政教学质量，还能为课程思政建设和译者主体性理论的实践落地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经验。秦和[3]和覃军[12]认为教师的教学研究能推动课程思政建设，本研究进一步指出，聚焦“译者主体性培养”的教学研究，能实现“教学实践–理论研究–学科发展”的良性循环，提升教师的学术研究能力和教学实践水平。
学校还可以建立“课程思政与译者主体性研究”教学团队，组织教师进行集体备课和教学研讨，分享课程思政教学经验和译者主体性培养的教学案例，共同挖掘课程中的思政元素与译者主体性培养的结合点，设计出更具针对性和实效性的教学活动。
5. 翻译理论与技巧课程与思政融合面临的挑战及应对措施
5.1. 面临的挑战
部分教师对课程思政的认识存在偏差，且缺乏对译者主体性理论的理解。在他们看来，翻译理论与技巧课程的核心任务仅仅是传授专业知识和技能，忽视思政教育的重要价值；同时，由于不了解译者主体性理论，无法认识到思政融入对译者主体性发展的重要意义，导致在实际教学过程中，思政元素难以有效融入专业教学内容，更无法基于理论进行教学设计。有些教师甚至将思政教育视为额外负担，缺乏主动将思政元素融入教学的积极性和自觉性。
部分教师在教学实践中，既缺乏将思政教育与专业教学有机结合的能力，也缺乏引导学生发展译者主体性的意识。尽管意识到思政教育的重要性，但由于缺乏相应的方法和技巧，不知道如何在讲解翻译理论、训练翻译技巧以及指导翻译实践的过程中，自然流畅地融入思政元素；同时，由于对译者主体性理论不熟悉，无法在教学中围绕“文化立场、伦理判断、能动创新”引导学生发挥主体性，使得思政教育与专业教学相互脱节，译者主体性培养也流于形式，无法真正发挥课程思政的育人功能和理论指导作用。
目前，课程思政评价体系尚不完善，缺乏一套科学合理、全面有效的评价指标和方法，尤其缺乏对“译者主体性发展”的评价维度。现有的评价方式往往侧重于学生的专业知识掌握程度和翻译技能水平，对学生在思政方面的学习成果和素养提升关注不足；同时，未将学生译者主体性的发展(如文化自信的树立、伦理意识的增强、批判性思维的提升)纳入评价体系，导致难以准确评估课程思政的教学效果和译者主体性培养的质量，无法及时发现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也无法为教学改进提供有力的反馈和依据。
5.2. 应对措施
针对教师对课程思政认识不足和对译者主体性理论缺乏理解的问题，学校应加大“思政 + 理论”双维度培训力度。通过组织专题讲座、开展学术研讨会等多种形式，一方面帮助教师深入理解课程思政的内涵、目标和要求，邀请思政专家详细解读国家关于课程思政的政策文件，分析课程思政在人才培养中的重要意义，分享成功的课程思政教学案例；另一方面，邀请翻译理论专家系统讲解译者主体性理论，阐释思政元素融入与译者主体性发展的内在联系，使教师充分认识到课程思政不仅是一种教育理念，更是培养全面发展译者、推动翻译学理论实践的必然要求，从而增强教师开展课程思政和引导译者主体性发展的自觉性和主动性。
为提升教师将思政元素融入专业教学的能力和引导学生发展译者主体性的意识，学校可以组织开展“理论结合实践”的教学实践交流活动。定期组织教师观摩优秀的“课程思政与译者主体性培养”教学案例，安排教师到课程思政建设成效显著且注重翻译理论应用的院校进行学习交流，实地了解他们在课程设计(围绕译者主体性维度)、教学方法运用(激活译者主体性)、思政元素挖掘(支撑译者主体性)等方面的先进经验；同时，在学校内部开展“课程思政与译者主体性培养”教学比赛，鼓励教师积极参与，要求教师在教学设计中体现译者主体性理论的应用，通过比赛促进教师之间的相互学习和交流，不断探索创新课程思政教学方法，提高教学水平和理论应用能力。
建立健全“涵盖译者主体性发展”的课程思政评价体系是确保课程思政教学质量和译者主体性培养效果的关键。制定科学合理的评价指标时，应综合考虑学生的知识掌握、能力提升、价值观念形成以及译者主体性发展等多个方面。除了传统的考试成绩、作业完成情况等评价指标外，还应增加以下评价内容：学生在课堂讨论中的思政表现(如对中国文化的认同程度、对翻译伦理的认知)、翻译实践中的价值取向(如是否准确传达国家立场、是否尊重文化差异)、对思政相关问题的思考和分析能力(体现批判性思维，支撑译者主体性能动创新)，以及学生译者主体性各维度的发展情况(文化立场的坚定性、伦理判断的准确性、能动创新的合理性)。采用多元化的评价方式，如课堂表现评价、作业评价、项目评价、学生自评与互评、教师评价等相结合，全面、客观、准确地评估课程思政的教学效果和译者主体性培养质量，为教学改进提供可靠依据。
6. 翻译理论与技巧课程与思政融合的重要意义(学理与实践双重维度)
6.1.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实践维度)与丰富译者主体性理论(学理维度)的统一
课程思政作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举措，在教育教学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翻译理论与技巧课程中融入思政教育，能够为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提供有力引导，当学生深入分析和翻译各类文本时，这一过程便成为培养家国情怀、文化自信和社会责任感的生动实践。
以翻译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作品为例，古诗词是中华文化宝库中的璀璨明珠。在翻译古诗词的过程中，学生需要深入理解诗词中蕴含的丰富意象、深邃哲学思想和独特审美情趣。比如，翻译李白的《静夜思》时，“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短短两句诗，不仅描绘出一幅静谧的月夜画面，更寄托了诗人对故乡的深深思念之情。教师给出60个英译版本让学生尝试赏析，学生在这一过程中，通过对诗句的剖析，能深刻体会到中国古典文学的独特魅力，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这种文化的熏陶能够增强学生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进而激发他们传承和弘扬中华文化的使命感。正如教育部[17]在相关文件中强调的，文化传承与创新是教育的重要使命之一，杨金才[5]也指出，通过语言学习和翻译实践，培养学生的文化自信是外语教育的重要目标。
从学理维度看，这一过程并非单纯的思政教育，更是译者主体性理论的丰富过程。学生在翻译古诗词时树立的文化自信，转化为译者主体性的文化立场；对诗词内涵的深入理解和翻译策略的选择，体现了译者主体性的能动创新；对中华文化的尊重和传播意识，强化了译者主体性的伦理判断。可以说，课程思政的融入，使译者主体性理论从“抽象的理论概念”转化为“具体的实践能力”，填补了该理论在价值维度和实践路径上的空白，实现了“立德树人”实践目标与“理论创新”学理目标的统一。
6.2. 满足翻译行业发展需求(实践维度)与完善翻译教育理论(学理维度)的统一
随着我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翻译行业在对外交流、文化传播等领域扮演着愈发重要的角色。如今，翻译工作者面临的任务不再仅仅是语言的转换，更需要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翻译工作者不仅要有扎实的语言技能和熟练的翻译技巧，还应具备良好的思想政治素养。代利正[4]指出课程思政下的大学英语翻译教学需要突破纯理论或纯技巧的翻译教学本身，科学合理地结合传统文化的育人功能，以树立正确的政治立场和译者职业道德，培养中国情怀。
在全球化的浪潮下，国际形势错综复杂，国家之间的交流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领域。翻译工作者在处理各类文本时，需要深刻理解国际形势和国家发展战略。例如，在翻译与“一带一路”倡议相关的文本时，翻译者需要准确把握这一倡议的内涵、目标和重要意义，才能将其中的信息精准传达给国外受众。只有这样，才能在翻译工作中避免出现政治错误和价值偏差，更好地服务于国家的对外交流和文化传播事业。陈法春[18]在研究中指出，具备思想政治素养的翻译人才能够更好地适应翻译行业的发展需求，为国家的国际形象塑造和文化软实力提升贡献力量。
从学理维度看，课程思政与翻译课程的融合，推动了翻译教育理论的完善。传统翻译教育理论侧重于“专业技能培养”，忽视了“价值塑造”在翻译人才培养中的作用，导致翻译教育与行业需求脱节。课程思政的融入，将“价值塑造”纳入翻译教育理论体系，构建了“专业技能–思政素养–行业需求”的联动机制，使翻译教育理论更具现实针对性和实践指导性。同时，将译者主体性理论引入翻译教育，使翻译教育理论与翻译学核心理论形成互动，避免了教育理论与学科理论的割裂，实现了“满足行业需求”实践目标与“完善教育理论”学理目标的统一。
6.3. 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实践维度)与推动翻译学学科建设(学理维度)的统一
翻译理论与技巧课程与思政的融合，对于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具有显著作用。思政教育在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团队协作能力和沟通能力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在翻译实践中，学生经常会接触到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文本，这些文本蕴含着多样的文化观念和价值取向，学生在处理这些文本时，需要学会尊重文化差异，包容多元文化，这一过程有助于提升他们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同时，团队翻译项目为学生提供了锻炼团队协作能力的平台，在团队翻译项目中，学生需要相互协作，根据各自的优势进行分工，共同解决翻译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在这个过程中，学生不仅能够提高自己的翻译技能，还能培养团队合作精神和责任感。张宝钧[19]、周亚莉和周继霞[15]的研究表明，通过课程与思政的融合，学生在跨文化交际能力、团队协作能力等方面都能得到显著提升，为他们未来的职业发展和个人成长奠定坚实基础。
从学理维度看，学生全面发展的过程，也是翻译学学科建设得到推动的过程。一方面，学生在融合课程中形成的“专业能力与思政素养兼备”的培养成果，为翻译学学科提供了新的人才培养模式，丰富了翻译学的应用研究领域；另一方面，课程融合过程中对译者主体性理论的探讨和实践，为翻译学理论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素材，推动了翻译学理论体系的完善。此外，融合课程中对国内外翻译教学、跨文化教育与价值引领研究的整合，拓宽了翻译学的研究视野，促进了翻译学与教育学、伦理学等相关学科的交叉融合，实现了“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实践目标与“推动学科建设”学理目标的统一。
7. 结论
翻译理论与技巧课程与思政的融合具有深远的意义和价值，既体现在实践层面，也体现在学理层面。从实践层面看，这种融合有助于落实立德树人的目标，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文化自信和社会责任感；能够为翻译行业输送既具备扎实专业技能，又拥有良好思想政治素养的翻译人才，使他们在国际交流和文化传播中更好地发挥作用；能够有效提升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团队协作能力、跨文化交际能力等综合素质，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从学理层面看，融合的核心价值在于丰富翻译学核心理论——译者主体性理论，通过思政元素融入，为译者主体性理论补充文化立场、伦理判断、能动创新三个关键维度，填补该理论在价值维度和实践路径上的空白；同时，推动翻译教育理论的完善和翻译学学科建设的发展，构建“教学实践–理论创新–学科发展”的良性循环。
通过深入挖掘何刚强《翻译理论与技巧》课程中的思政元素(结合译者主体性理论的文化、伦理、创新维度)，并采取优化教学目标(明确译者主体性的思政素养培养导向)、丰富教学内容(选取支撑译者主体性发展的思政素材)、创新教学方法(通过教学互动激活译者主体性)和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提升教师引导译者主体性发展的能力)等一系列实践策略，可以逐步实现两者的深度融合。尽管在融合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面临一些挑战，诸如部分教师认识不足与理论欠缺、融合能力与引导意识欠缺以及评价体系不完善等问题，但通过加强“思政 + 理论”双维度培训、开展“理论结合实践”的教学交流活动和建立“涵盖译者主体性发展”的评价体系等针对性的应对措施，能够有效克服这些困难。
展望未来，应持续加强对翻译理论与技巧课程思政融合的研究和实践探索。一方面，不断挖掘新的思政元素，结合时代发展和行业需求，拓展译者主体性理论的新维度(如数字时代译者的伦理责任、人工智能背景下译者的创新能力等)；另一方面，创新教学方法和评价方式，例如利用信息技术开展“线上 + 线下”的混合式教学，探索“过程性评价 + 终结性评价 + 译者主体性评价”的多元评价体系，进一步完善课程思政体系。通过不懈努力，为培养更多具有专业素养和思政品格的翻译人才奠定坚实基础，推动我国翻译教育事业蓬勃发展，为国家的对外交流与文化传播事业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持，助力我国在国际舞台上更好地展现文化魅力，提升文化软实力；同时，为翻译学理论的创新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经验，推动翻译学学科在全球范围内的交流与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