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教育政策涉及教育改革的顶层设计与底层跟进，几乎所有教育实践的推行都需要教育政策的助力[1]。教育政策研究因其强烈的应用导向日益受到学界关注，而这一领域具有高度复杂性，其不仅涉及多重教育主体与多维教育问题，更与多元的价值立场和利益诉求紧密交织。为进一步增强教育政策研究的针对性与实效性，需要在宏观视角把握当前教育政策研究的热点与趋势，明确研究重点与方向。而目前对教育政策研究的可视化分析较为缺乏，现有教育政策分析集中在各细分教育领域，整体教育政策的研究热点与学术脉络尚未得到充分彰显与系统梳理。鉴于此，本研究运用CiteSpace工具对新时代以来CNKI收录的教育政策领域的核心期刊论文进行知识图谱分析，并结合实际情况揭示该研究领域的热点议题，展望未来发展方向，以期为教育政策理论体系构建与实践创新发展助力。
2. 数据来源与方法
2.1. 数据来源
为了数据更具代表性，本研究将CNKI数据库中“北大核心”及“CSSCI”来源期刊的研究性论文为数据来源，以“教育政策”为关键词进行篇名检索，时间范围设定在2012年11月到2024年12月之间，共检索出1562条结果。对结果进行逐篇阅读，筛选去除会议综述、无作者文章以及不符合研究主题的文献，最终确定了1121篇有效文献作为数据源。
2.2. 研究方法
本研究运用CiteSpace工具，采用科学计量学的研究方法开展研究。该工具发展已较为成熟，该方法也被广泛应用于分析某一研究领域的数量特征、研究演化及未来趋势等[2]。基于此，本研究将1121篇有效文献导入到CiteSpace (6.3.R1版本)中，将时间设置为2012至2024年，时间切片为1，综合运用共现、聚类以及突现等功能模块生成可视化知识图谱并结合实际对教育政策研究的热点与趋势展开系统剖析。
3. 研究结果与分析
3.1. 研究基本状况
3.1.1. 年度发文情况
分析文献年度发文情况可以有效反映该研究领域的关注程度与演变历程。为更好呈现年度发文量整体情况，未将2012年两个月数据加入统计，结果如图1所示。图1表明新时代以来教育政策研究领域的年度发文量呈波动变化态势，2013年至2022年均在88篇及以上，近两年发文量有所下降，但基本处于高位稳定期，这一定程度上得益于教育政策的研究队伍持续扩大，除国家层面的研究机构外，这一时期地方政府也与高校联合设立了研究机构，如2015年华东师范大学与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联合承建了国家教育宏观政策研究院，且随着该领域理论成果的日益累积与多样化，教育政策的元问题研究也持续推进。其中202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出台，叠加疫情催生的“停课不停学”等应急教育实践，引发了学界对相关教育政策的高度关注，教育政策研究发文量在2020年达到峰值106篇。
Figure 1. Annual publication trend chart of educational policy research field
图1. 教育政策研究领域的年度发文量趋势图
3.1.2. 核心作者分布及合作情况
通过分析作者合作网络图谱，可清晰展现该领域核心作者群体的构成及学者间交流合作的紧密程度。运行CiteSpace生成作者合作网络图谱(图2)。结合分析结果，根据文献计量学家德里克·普赖斯提出的核心作者计算公式[3] M = 0.749 (Nmax)1/2可得M ≈ 4，即在教育政策研究领域，发文量 ≥ 4篇的作者，可界定为该领域的核心作者。故核心作者有13位，分别为祁占勇(28篇)、曲铁华(16篇)、徐艳国(7篇)、姚佳胜(7篇)、刘佳(5篇)、邓旭(5篇)、王海平(4篇)、潘海生(4篇)、王培峰(4篇)、王佳昕(4篇)、胡伶(4篇)、崔志钰(4篇)、李阳(4篇)。普赖斯定律指出，在某研究主题下，核心作者的发文总量应占该领域全部发文量的50%。而本领域核心作者总发文量为96篇，仅占8.56%，可见教育政策研究尚未形成显著性与专业化的核心作者群。同时，图2中作者间的合作网格密度仅为0.0037，表示该领域学者间的合作程度较为薄弱，多数研究者的研究模式以单线合作或独立研究为主，尚未形成紧密协作的研究格局。
Figure 2. Author and collaboration network map of educational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ions
图2. 教育政策研究机构作者及合作网络图谱
3.1.3. 机构分布及合作情况
机构发文量可直观体现研究机构在特定研究领域的学术影响力。同理生成机构合作网络图谱如图3所示。图谱中字体与节点大小与研究成果产出数量呈正相关。图中共有164个节点，51条连线，合作密度为0.0038。具体而言，发文量较高的机构主要为师范类高校。其中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院与东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发文量占据首位，均为30篇，是教育政策研究的主阵地。发文量次之的机构是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发文27篇且新旧发文年份均有涉及。但进一步分析发现，各研究机构间的合作比较缺乏，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院与东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院连线数仅为三条和两条，这表明在当前教育政策研究领域中，各研究机构大多处于独立研究状态，合作范围偏窄，合作力度也较为薄弱。从机构属性上看，主要集中于师范类院校特别是教育学院，为推动该领域研究向纵深发展，研究者有必要积极拓展合作网络，强化跨研究机构间的合作，整合多方资源与智慧，形成强大研究合力。
3.2. 研究热点和趋势分析
3.2.1. 研究热点分析
关键词是文献核心内容的凝练体现，借助关键词共现与聚类图谱能够清晰把握相关研究的核心主题。运用CiteSpace调整绘制出关键词共现图谱如图4所示，关键词聚类图谱如图5所示。二者模块值Q值为0.8281 > 0.3，平均轮廓值S值为0.9388 > 0.7，可认为划分出来的结构清晰、显著，具备高可信度[4]。
图4中“教育政策”的出现频次达到273次，除“教育政策”“政策”等与主题一致的关键词外，近年来还涉及“政策执行”“政策变迁”“政策工具”“文本分析”等研究视角与方法，“高等教育”“职业教育”“劳动教育”“教师教育”等教育政策细分方面以及“价值取向”“教育公平”等研究侧重点，表明了教育政策研究的方向。
Figure 3. Institutions and collaboration network map of educational policy research
图3. 教育政策研究机构及合作网络图谱
Figure 4. Co-occurrence map of keywords in educational policy research
图4. 教育政策研究关键词共现图谱
中介中心性反映了关键词在图谱中的中介特性，一般认为中心性 > 0.1的关键词是热点词汇，且该值越高，对连接不同关键词所发挥的纽带作用越强[5]。根据关键词共现得出22个关键词的中心性 > 0.1，形成了教育政策研究的基本构成要素。筛选出中心性较高的13个关键词进行分析，如表1所示。“教育政策”关键词的频次为273，中心性最强，达到0.44，“政策”“教师教育”“价值取向”等次之。值得注意的是，结合图4和表1发现“高等教育”“劳动教育”与“政策分析”“政策演进”出现频次不高但中心性已 > 0.1，且为近年出现的关键词，代表着教育政策研究领域近年的研究热点。
Table 1. List of keyword frequency and centrality in educational policy research
表1. 教育政策研究关键词频次和中心性一览表
序号 |
关键词 |
中介中心性 |
频次 |
1 |
教育政策 |
0.44 |
273 |
2 |
政策 |
0.41 |
55 |
3 |
教师教育 |
0.37 |
8 |
4 |
价值取向 |
0.33 |
14 |
5 |
全球化 |
0.30 |
4 |
6 |
高等教育 |
0.28 |
7 |
7 |
政策执行 |
0.23 |
36 |
8 |
政策分析 |
0.23 |
9 |
9 |
政策工具 |
0.20 |
43 |
10 |
劳动教育 |
0.20 |
11 |
11 |
政策演进 |
0.20 |
8 |
12 |
文本分析 |
0.19 |
19 |
13 |
制度变迁 |
0.17 |
8 |
关键词聚类图谱能够进一步呈现研究领域的核心内容，直观揭示教育政策领域的研究焦点与核心议题。图5中共形成10个聚类，以教育政策、政策、职业教育位居前三，而政策执行、基础教育、政策演变等次之。结合图4和图5总体而言，该领域围绕教育政策核心主题，主要开展了包括政策的价值取向阐述、政策演变的历史脉络、政策工具的选择与应用、具体政策文本分析等政策制定阶段的理论研究以及政策执行的机制与效果、具体政策领域实施的探索与应用研究。
3.2.2. 前沿趋势分析
突现词是指在特定时间区间内被引量显著增多的某一关键词，是目前知识图谱文本挖掘的重要工具，有助于进一步把握一段时间内的热点研究领域和阶段性特征[6]。图6呈现了教育政策相关研究中16个关键词的突现情况，其突现的强度与重要性呈正相关。
随着国家教育治理能力现代化与重大教育改革的深入推进，教育政策研究的学术议题呈现出与国家战略高度同步的演进特征。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指出大力促进教育公平，2013年“教育公平”“政策环境”关键词突现，后续研究范围与方法双重拓展。党的十九大提出“办好继续教育，加快建设学习型社会”，终身教育的理念不断被吸收与推广，“社区教育”相关政策也得到进一步关注。2018年的“改革开放”为最强突现词，其强度高达5.62，正逢改革开放40周年，推动学界回溯教育政策的历史演进脉络，政策文本量化研究的方法得到高度应用。202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印发则推动了“劳动教育”政策相关变迁分析、政策工具分析等方面的研究热潮。
Figure 5. Cluster map of keywords in educational policy research
图5. 教育政策研究关键词聚类图谱
Figure 6. Emergent words of keywords in educational policy research
图6. 教育政策研究关键词突现词
“政策变迁”“政策工具”关键词的持续突现，反映出学界对政策科学性、系统性的研究诉求。整体演进趋势呈现出从政策理念与价值阐释向整体历史脉络分析转变，从宏观整体性政策论述向具体教育领域和特定问题聚焦的特征，推动着教育政策研究不断深化。
4. 研究结论与展望
4.1. 研究结论
本研究借助CiteSpace软件对新时代以来CNKI收录的1121篇教育政策研究的相关核心期刊论文展开知识图谱分析，结合相关文献、政策变化等实际情况，形成如下研究结论：
从研究整体来看，我国教育政策研究领域取得了显著成效，2013至2024年年均发文量达到92篇，研究成果逐渐丰富，核心作者对该领域的研究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部分研究机构尤其是师范类院校是教育政策领域的研究主阵地。但尚未形成显著性与专业化的核心作者群，学者之间交流合作较为薄弱，发文机构分布不均，跨研究机构合作不足，仍有较大探索空间。
从研究热点与趋势上看，教育政策研究领域研究内容与热点主要包括政策的价值取向阐述、政策演变的历史脉络、政策工具的选择与应用、具体政策文本分析等政策制定阶段的理论研究以及政策执行的机制与效果、具体政策领域实施的探索与应用研究，其始终紧跟时代步伐，与国家政策导向保持同频共振，展现了其鲜明的时代特征。整体演进趋势呈现出从政策理念与价值阐释向整体历史脉络分析转变，从宏观整体性政策论述向具体教育领域和特定问题聚焦的趋势。但现有研究对教育政策的具体实施、监督评价等缺乏深度剖析，研究方法以定性为主，定量研究和定性定量相结合的研究较少，内容分析与宏观研究较多，过程分析与微观研究较少，亟待进一步深入与创新。
4.2. 研究展望
新时代以来教育政策研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为进一步深化教育政策研究，更好服务教育事业发展，未来相关研究可从以下几方面拓展：
一是构建协同网络，强化学术共同体建设。当前教育政策研究领域存在机构分布不均、学者合作薄弱的问题，制约了整体研究水平的提升。未来应积极构建跨机构、跨学科的协同研究网络，推动形成稳定的核心作者群。具体而言，可通过设立联合研究基金、组建跨校研究团队、定期举办专题学术论坛等方式，促进师范院校与其他高校、科研机构及政策部门间的深度合作。以及依托国家级重大研究项目，整合优质学术资源，搭建数据共享与交流平台，助力该领域从分散探索到形成结构合理、联系紧密的学术共同体。
二是创新研究方法，推动多元方法融合应用。针对当前研究中定性为主与定量不足以及欠缺综合运用的方法局限，亟需推动研究方法的系统创新与多元融合。未来应突破单一研究方法与视角，积极探索多元方法研究路径。在深化政策文本分析、理论阐释等质性研究的同时，大力引入实证调查、统计分析、大数据挖掘等量化方法，实现对政策现象的多维度测量。同时积极采纳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等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与工具开展教育政策研究，推动形成定性定量相互支撑、宏观微观相互印证的研究格局，进一步提升研究的科学性与解释力。
三是加强微观研究，坚持理论研究与实践关切相统一。当前教育政策研究较多倾向于一般理论的宏观分析，对政策系统、政策过程的微观实践研究关注不足，为了更好地理解和回应微观层面的教育需求及其挑战，教育政策研究亟须重视微观视角[7]。未来既需要从宏观理论的层面进行整体把握政策导向，也需在具体的研究中凸显教育政策微观视角研究的基础性和具体性以及着力构建贯通政策制定–执行–评估全环节与多层级实践场域的动态分析框架，推动政策理论与教育实践相互呼应，形成良性循环，从而助力教育事业的持续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