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及文献综述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就是要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推进乡村数字化发展[1]。由此可见，农村数字化人才是推动“三农”现代化发展、实现乡村振兴的关键。我们党向来高度重视人才的作用，认为：“人才是事业发展最宝贵的财富，人才资源是党执政兴国的根本性资源。”[2] 2024年初，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中，也明确提出了要“壮大乡村人才队伍”[3]，进一步强调了人才培养对乡村振兴的重要意义，为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擘画了路线图。这一背景下，中国农村面临着数字化转型的机遇和挑战，数字化人才在农村发展中的必要性和作用日益凸显。
学术界对数字化人才及人才队伍建设研究日益深入，主要集中于数字化人才在推动乡村全面振兴中的核心作用及其培养、激励等策略研究。首先，数字化人才在新时代实现乡村振兴中发挥着支撑作用。魏钦认为，通过新农人的引领，可以促进数字基础设施的完善，构建数字网络，极大地推动数字中国的建设[4]。曹剑华等人指出，数字人才作为推动乡村产业数字化、治理智能化、服务现代化的重要力量，其战略地位日益凸显[5]。黄朝椿认为数字化人才培养具有示范带动效应，是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为乡村振兴注入创新动力和活力[6]。其次，数字化人才的培养是数字化人才队伍建设的关键核心。袁野认为，在加强人才培养机制方面，应建立多层次、多渠道的农业数字化人才培养体系[7]。于立杰等人提出，要重构人才培养模式，优化培养目标和培养规格，并构建基于数字化能力进阶培养的能力指标体系和教学体系[8]。顾陈指出，要聚焦培育内容，保证时效性和先进性。邀请行业专家参与农村数字人才培养方案与课程标准制订，适应农业及相关产业发展的需要[9]。最后，数字化人才的激励是数字化人才队伍建设的重要保障。潘珣指出，要建设多元化的人才评价体系，同时数字技术可以辅助设计更加客观的职业评价系统，通过数据化的绩效评估、技能认证、职业晋升体系等手段，提升数字化人才的职业激励性与认可感[10]。张泽栩认为，要积极探索建立乡村数字化人才选树机制，丰富寻找“十大数字乡村先锋人物”“百名数字新农人”等系列活动，通过各类媒体宣传通道定期推介先进典型，进一步提高乡村数字化人才社会认可度和身份自豪感[11]。
总的来说，现有学界在数字化人才及队伍建设研究，主要聚焦于数字化人才在新时代实现乡村振兴过程的积极作用，阐释了数字化人才培养、激励的具体措施。然而，针对如何以马克思人才理论为理论指引，促进乡村数字化人才队伍建设，学界的研究尚显不足。理论上的成熟是政治上成熟的基础，政治上的坚定源于理论上的清醒。基于此，本文旨在以马克思主义人才理论为指引，厘清数字化人才队伍建设过程中遇到的现实挑战，提出针对性的优化路径，以期为激活数字乡村建设、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发展提供坚实的理论依据和实践参考，进一步激发数字化人才在乡村振兴中的积极性和创造力。
2. 马克思主义人才理论
马克思、恩格斯立足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立场，以现实个体为其研究的逻辑起点，以人类解放与个体自由全面发展为终极指向，建构起了一个科学的、完整的、系统的人才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深刻阐释了人才发展的本质规律与科学内涵，为推进农村数字化人才队伍建设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
2.1. 人才的本质理论
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理论，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人的本质并非抽象的存在，而是具体且现实的，因此马克思反对脱离人的现实性与具体性去考察人的本质。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指出，“人是自然存在物”，是“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12], p. 209)。这句话鲜明地阐释了人的自然性，揭示了无论人的存在有多么复杂，都是自然生态中的一种生命存在，与动植物一样，人受着自然界的制约，是受动的存在物，是他们在自然环境中表现出来的一种存在的方式，同样也是也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一种基础；另一方面，人的本质是由社会关系决定的。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中提出了其论断，“费尔巴哈把宗教的本质归结于人的本质。但是人的本质不是单个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2], p. 501)。即人的社会性，顾名思义，它是指人类是作为社会发展的一种产物而存在，是作为人存在的一种表现形式。人才是人民群众中的精英部分和先进代表，归根结底属于人的范畴，因此，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相关论述，提供了科学的思维方法来更好地理解与把握数字化人才的本质。
因此，数字化人才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使其形成与发展必然受到特定历史条件的制约。在不同社会形态或同一社会的不同发展阶段，数字化人才资源的规模、质量与结构本质上是由该时期经济基础和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的。数字化人才实践活动体现了规律遵循与价值导向的辩证统一。通过劳动实践和社会互动构建的社会关系网络，使数字化人才所从事的具有社会性、实践性和历史特征的实践活动成为推动乡村振兴的关键力量。创造性作为数字化人才的本质属性，表现为通过社会实践构建新型社会关系并催生先进生产力。其中，进步性作为数字化人才的基本特质，体现为先进群体在潜能释放和创新成果获取方面的引领作用，这是数字化人才区别于普通社会成员的核心标志。二者共同构成了数字化人才在乡村振兴中的能动性特征：既遵循客观规律推进生产力革新，又以价值导向实现对社会关系的优化重构，最终通过创造性劳动推动乡村振兴。
2.2. 人才的发展理论
马克思关于人的发展理论，经过了长期的思想探索，最终演变为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是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马克思在《手稿》中，最初提出“人的全面发展”。在此文中，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进行系统性解析，深刻揭示了人类在资本逻辑支配下陷入异化状态的内在机理。他立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高度，从“人的需要”、“人的本质力量”、以及“人的存在方式”三个维度，指出了人之所以为人的属性。基于这种对人的结构的立体化阐释，马克思建构起“人的全面发展”这一新的指向。而马克思正式形成“人的全面发展”的新阐释，是在《德意志形态》当中，即“全面地发展自己的一切能力”([13], p. 330)。此后，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进一步指出：在共产主义社会这样的一个联合体中，即自由的联合体，“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4], p. 53)，这为“人的全面发展”思想走向成熟奠定了基础。而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思想的发展成熟，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资本论》的问世。“人的全面发展”这一理论凝练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才培养规律的深层认知，包含对个体成长进阶的系统性设计，同时又涵盖对人生价值实现的战略性指导，创造性地将人的社会属性与实践本质相统一，已经成为了马克思主义人才理论体系的重要理论根基。
而数字化人才的自由发展，本质上是指其发展进程不受外界不合理束缚的制约，能够自主掌控发展方向。作为社会主体的独立个体，数字化人才同样既依存于社会关系，又保有独立的意志与人格，不依附于他人，是具备独立性、自主性和创造性的实践主体。同时，数字化人才作为多维立体的存在，其全面发展必然呈现多维度特征，涵盖需求、能力、个性及社会关系等层面的协同发展。其中，需求是推动其发展的核心动力源泉。由于数字化人才具有自然性和社会性，因此数字化人才的需求具有多样性与层次性，当基本生存需求得到满足后，基于自我实现的内在驱动，会不断衍生更高层次的发展需求。这些需求反作用于数字化人才自身，促使其在需求动力的引导下，充分释放个性中的积极力量，进而以主体性实践推动乡村振兴，社会进步。
2.3. 人才的需求理论
人的本质的自然性和社会性，与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使得马克思和恩格斯将人的需求分为三个层次：生存需求、社会需求和精神需求。这三个层次紧密相连，构成了我们人的需求的核心架构，同样也是数字化人才需求的核心要素。首先是生存需求，马克思说：“人民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切东西。”([12], p. 531)这不仅仅是指政治上的活跃，更基本的，是数字化人才的生理需求。为了生活，数字化人才的身体首先就需要食物、水、住所和衣物，这些是支撑数字化生存的基石。因此，人的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物质生活本身。
一旦数字化人才的基本生存需求得到满足，其就开始寻求更深层次的满足——社会需求。“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求本身、满足需求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求而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求。”([15], p. 54)这包括与他人的交往、参与社会活动、以及对劳动和金钱的需求。就如马克思所说：“物质生活的生存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14], p. 597)这其实就是数字化人才的社会性，简而言之，人不仅是独立的个体，更是社会关系网中的节点。
当物质生活趋于富足，数字化人才便会转向更高层次的精神追求——开始探寻幸福与快乐的本质，此时对精神文化的需求便应运而生。这种需求不仅是为了获得情感愉悦，更指向自我价值的实现与精神境界的升华，达成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因此，数字化人才的一切实践活动，除了满足生存需求与社会需求，更需要实现高级精神层面的自我充盈。倘若在满足前两者需求后停滞不前，放弃对精神境界的追求，人便可能陷入庸俗化的泥沼，导致道德滑坡与人性退化——此时的人非但无法向更高层次发展，反而会因精神空虚而走向萎缩。
虽然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价值实现的需求是激发人们不断前行的深层次的动力，同时，价值实现的需求使得人们通过激发自身的潜能给社会带来正向的积极的影响。但是，他也认为个人需求与特定历史阶段的社会发展水平紧密相连，其需求会随着社会的进步而动态演变——这意味着，个人需求始终无法脱离具体历史条件的制约，必然受到时代物质基础、文化形态与生产方式的多重影响。因此，基于历史发展脉络分析，改革开放初期，受生存与社会需求驱动，大量数字化人才不得不远离故土，前往大城市寻求发展机遇。而在新时代背景下，随着经济社会的持续进步，数字化人才的基础性需求已得到较大程度满足。从长远视角考量，农村地区正逐步成为人才实现自我价值的重要场域，为其提供了施展才华的广阔空间。这一转变既体现了需求层次的递进性，也反映了城乡发展格局的深刻调整。
3. 农村数字化人才队伍建设的现实挑战
党的二十大报告将数字化转型置于国家战略全局的核心位置，我国逐渐朝着数字化社会转型，报告提出，“到2035年‘数字化发展水平进入世界前列’，实现‘数字中国建设体系化布局更加科学完备，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各领域数字化发展更加协调充分’”[16]。习近平总书记也指出：“古往今来，人才都是富国之本、兴邦大计。”[17]农村数字化人才的缺失是阻碍农村数字化发展的重要因素。基于马克思人才理论，分析可得目前农村数字化人才队伍建设存在以下问题：
3.1. 数字化人才有限，结构存在失衡
我国农村数字化长期面临农村“空心化”难题。《数字经济就业影响研究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数字化人才缺口近1100万，这一问题在农村地区表现得更为突出——互联网、大数据、区块链、智能发展等领域数字化人才的匮乏，成为乡村数字治理的明显短板。
各种文献资料显示，杰出的数字化人才对基本环境的要求，就是要更高、更快、更方便地享有优质的公共社会保障服务资源。正如习近平总书记的人才理论中所说：“人类历史上，科技和人才总是向发展势头好、文明程度高、创新最活跃的地方集聚。”[18]马克思也说过：“人民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切东西。”([12], p. 531)当前农村地区发展前景不好、工资收入低，资金待遇不好、晋升机遇少、社会认同不高、基础设施差，日常生活不便，将会使一些数字化人才并不会留在农村发展，从而影响到农村数字化人才队伍的建设。
其一，在人员结构方面，当前乡村干部群体呈现明显的老龄化特征。这一现状致使许多干部在面对电脑操作及互联网办公时存在较大困难，信息传递仍主要依赖传统手段，不仅效率低下，而且时效性严重不足；其二，在硬件设备与人员配置方面，囿于经济发展水平以及人口结构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乡村地区家庭电脑普及率普遍偏低。当地居民以老年人为主，且老弱病幼群体占比较高，在此情况下，既拥有电脑设备又掌握办公技能的人员数量极少，极大地阻碍了乡村数字化工作的推进；其三，从年轻群体的使用情况分析，虽然乡村中年轻一代具备一定的电脑操作能力，但他们使用电脑的场景大多局限于娱乐、社交及信息浏览等方面，难以将这些技能有效转化为推动乡村数字化发展的实际力量，无法充分发挥其在乡村数字化建设中的作用。
3.2. 培养缺乏针对性，忽视数字化人才培养
数字化人才培养是农村数字化人才队伍建设的重要根基。虽然目前存在多种渠道将引进人才进入农村，如选调生制度、大学生村官制度等，但是没有形成完善的培养制度，培养也缺乏针对性，与数字化人才培养相关的政策较少，导致农村数字化人才队伍建设缓慢。
具体表现为：第一，培养缺乏明确目标，没有制定数字化人才专业性的培训课程内容和方式；第二，由于资金和时间等限制，导致一些培训成为走过场；第三，年轻力量不足，部分人年纪较大，学习新技术的能力有限，培训效果不符合预期；第四，培训短期内经济效益不明显，参加培训的人员越来越少。“数字化人才培养周期较长，培训内容更新迟缓，高素质人才的培养效率与数字经济快速演进的形势不相称。”[19]农村数字化人才培养机制不完善必然会导致培训针对性不强，从而忽视数字化人才的培养，导致目前乡村数字人才的总体水平不高的现状。
3.3. 激励缺乏全面性，忽视精神激励
激励方式主要有三种：一是物质激励，即发放一定数额的金钱补贴；二是精神激励，即通过新闻媒体、公众号等方式予以宣传鼓励；三是政治激励，即体制内职务职级的晋升。精神激励是一种人才激励方式，是直接影响激励效果的因素，但在农村数字化人才队伍建设过程中很容易被忽视。如马克思曾指出，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在于人具有超越本能的精神追求：人类不仅为生存而活，更致力于追寻生命的深层意义与价值。
然而目前的激励措施主要是物质激励为主，即一次性发放金钱补贴。但是并没有通过网络、电视、宣传栏及其他宣传途径，对优秀农村数字化人才进行宣传表彰，宣传学习他们的典型事迹，这就等同于忽视了精神激励的重要作用，忽视了充分发挥优秀数字化人才以点带面的辐射效应，导致数字化人才队伍的流动性较大，从而难以形成稳定强大的队伍。激励措施存在激励不连续，间隔期过长、激励只“奖”不“罚”，只“评”不“宣”、激励内容不符合人才实际需求、只注重物质激励，忽视精神激励等缺陷。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激励机制的不完善，无法满足数字化人才的真实诉求，从而出现了人才激励措施不全面，激励作用小的问题，没有产生其应有的效果。
4. 加强农村数字化人才队伍建设的对策建议
农村数字化人才队伍建设是一个内容广泛、目标众多、周期漫长的工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需要以马克思主义人才理论为指导，不断地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因地制宜地探索有效的人才队伍实施路径，找到解决当前存在问题的合理对策，实现农村现代化发展，助力乡村振兴。
4.1. 构建数字化人才发展服务平台，优化社会环境
在《提纲》里，马克思对法国唯物主义的“环境决定论”展开深刻剖析与有力抨击，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出发，阐述了人与环境之间的双向互动联系。马克思指出，人才的成长并非孤立进行，而是依托于特定的时空环境。在某个具体时空背景下的社会环境，是人才成长不可或缺的前提，并且在相当程度上，预先设定了人才所需具备的素质条件。
因此，加强农村数字化人才队伍建设，一是要优化资源配置与精准对接供需，构建数字化人才服务平台。通过整合大数据与信息技术，可搭建涵盖人才信息管理、技能测评、职业规划与资源共享的综合性服务载体，其核心功能模块包括：动态更新的乡村产业人才信息档案库，系统收录人才专业技能、职业履历与实践经验等核心数据；需求动态捕捉与匹配系统，依托数据分析技术实时识别产业人才需求变化，实现人才与企业、项目的双向精准对接；数字化技能测评体系，引入科学评估模型帮助人才明晰能力短板并生成个性化发展建议；职业适配推荐机制，结合人才特质与产业需求提供岗位方向指引，有效提升供需对接效率。二是要增强人才吸引力与提升留存率，优化数字化人才发展环境。在公共服务与基础设施层面，需推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重点提升农村教育、医疗与人居环境质量，同时借助数字化交通服务、远程智能医疗等技术手段改善乡村生活便捷度，强化数字化人才职业归属感；在金融支持层面，需构建多元化金融服务体系，通过创业信贷、风险投资、产业链定制化融资等方式，为乡村数字化人才提供便捷融资渠道，激发农业生产、农产品加工、乡村文旅等领域的创新活力；在政策保障层面，政府与企业需协同推出住房补贴、职业发展津贴等物质支持，同时完善职业晋升通道、薪资激励与职业安全保障等制度性安排。
总之，数字化人才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政府作为社会环境中重要的主体，应当发挥主导作用，秉持“人才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一资源”的观点，消除环境桎梏，为农村数字化人才队伍建设创造条件。
4.2. 完善数字化人才培养监管体系，增强培训效果
人是多维立体的存在，是作为“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和“社会关系的总和”而存在的，其现实性也是多种多样的，正如马克思所说：“正像人的本质规定和活动是多种多样的一样，人的现实性也是多种多样的。”[20]由于人的多维性，人的发展自然也是自由全面多维度的，而数字化人才是一种高端复合人才，其发展和培育更是一个综合性工程，必须根据农村数字化人才供求实际，改革创新数字化人才培育机制。
一是构建适配乡村场景的数字化培养体系。面向乡村数字化转型对本土劳动者的技能诉求，培养体系需兼顾传统农业经验与新兴数字技术的融合，形成多层级、全覆盖的内容架构。在核心技能模块上，需涵盖农业物联网操作、农产品电商运营、农业大数据分析、智能农机使用等领域，既满足智慧农业生产场景需求，也适配数字治理等服务场景；在能力拓展模块上，需融入农业经营管理、农产品市场推广、乡村产业链协同等内容，助力人才从“技术操作者”向“资源整合者”转型。同时，依托在线学习平台搭建乡村数字技能课程资源库，开发轻量化学习模块与可视化教学内容，支持本土劳动者利用碎片化时间自主学习，打破地理与时间限制；针对不同学历、年龄群体设计差异化培养路径，如为老年劳动者提供“智能设备基础操作和农业场景应用”的入门课程，为青年群体开设“数字技术创新应用和创业实践”的进阶课程，确保各类人才均能在乡村数字化产业链中找到适配定位，契合马克思主义人才理论中“人的发展需求与社会需求动态适配”的核心逻辑。
二是创新“线上 + 线下”融合的培养方式。线上层面，依托互联网平台打造乡村数字人才专属学习空间，开发涵盖现代农业数字技术、农产品网络营销、智能设备维护等主题的课程体系，嵌入案例解析、在线答疑、模拟操作等互动环节，支持学习者按自身进度弹性学习，尤其为偏远地区人才提供均等化学习机会，破解地理限制导致的培养覆盖难题。线下层面，聚焦实践能力培育，结合实景任务，开展实操教学，帮助人才理解数字技术原理与农业场景的适配逻辑，实现“学练用”闭环。这种线上学理论、线下练技能的模式，既遵循马克思主义“实践是认识的来源”的认识论，也有效解决乡村人才“理论脱节实践”的培养痛点。
三是建立科学、公平、合理的监管机制。通过人工智能与大数据分析技术手段，强化对培训成效的科学测评与动态反馈，形成覆盖培养前、中、后期的监管闭环，即培养前实施能力画像建模与需求精准识别，培养中采用实时反馈与动态调适策略，培养后阶段构建多维评价指标与效果验证模型。通过这种智能化监管范式，持续优化培训课程设计、内容架构及实施流程，切实提升培训工作的实际效能与产出质量，为培养优化提供数据支撑与决策依据，确保培训活动能够精准对接需求，达成预期目标。
4.3. 强化数字化人才精神激励机制，发挥宣传作用
人的需求作为人的实践发展的内驱力，如马克思所言：“任何人如果不同时为了自己的某种需要和为了这种需要的器官而做事，他就什么也不能做……”([13], p. 286)同时，人的需求呈现出显著的层次性和进阶性特征，当个体的生存需求得到满足后，基于自我实现与个体发展的诉求，会衍生出更高层次的需求。这不仅反映了个体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差异化追求，同时也构成了推动个体持续发展与社会进步的重要动力。这种需求驱动发展的逻辑，贯穿于人类个体成长以及社会演进的全过程，成为理解人类行为与社会现象的关键维度。而激励是对人们的需求的满足，是促进和改变他们行为的有效手段，一个人的具体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所接受的满足的水平和程度。
其一，深化价值观引导机制建设。通过强化使命意识和责任担当教育，增强数字化人才的身份认同和集体归属感，促使将个人发展诉求与农村社会发展目标形成有机统一，以个人能力提升切实赋能农村发展进程。其二，构建多维传播体系。借助互联网、电视、广播等多元媒体平台构建传播矩阵，开展系统性宣传活动，深化社会对数字化人才价值的认知，重点阐释其在提升农村数字化发展水平、推动乡村振兴的积极作用，增进公众对数字化人才的理解和认同。其三，强化榜样示范效应。积极组织开展乡村杰出人才评选，挖掘优秀人才在农村数字化建设中的实践经验与突出贡献，依托多媒体平台与线下宣传载体对评选成果及典型事迹进行深度传播，以榜样力量激发人才创新活力。在此基础上，着力营造尊重人才、激励创造的社会氛围，形成“重视人才、凝聚人才、服务人才”的价值导向，吸引更多优质人才投身农村数字化建设事业。
这都体现了马克思关于人的需求理论的内容，即通过人才的重视坦示对人才内在价值的肯定和外在成就的认可，这属于精神激励，满足的是人才的高层次需求。因此要注重精神激励，满足数字化人才的高层次需求，最大限度地发挥他们的潜力和作用。
5. 结语
实现乡村振兴，推动农村数字化发展，数字化人才是基础。面对当前农村在数字化人才队伍建设方面存在的结构失衡、培训针对性不强、人才激励措施不全面的问题，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人才理论为指导，构建服务发展平台，完善培养监管体系，强化精神激励机制，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推动农村数字化发展提供高规模、优质量、多元化的数字化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