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在全球化和互联互通的当今世界，重大突发事件以其不可预测性、紧急突发性、后果严重性以及影响广泛性成为影响社会稳定和人类幸福的关键因素。随着大数据信息化时代的到来，民众对于幸福感的追求逐渐从现实生活转移到网络社区。特别是在重大突发事件背景下，网络成为获取信息的重要渠道，是情感表达的重要场所，人们对其依赖性大大增强，试图从中得到幸福感补偿。然而，重大突发事件发生后，冗杂纷繁的信息充斥着各大网络平台，各种情感倾诉和观点涌现在网络社区，可能会导致民众幸福感受到影响。这种现象不仅会引起民众对自身幸福感的怀疑和担忧，还会使得整个社会幸福程度和稳定水平有所下降。为解决这类问题，本文主要研究重大突发事件发生后，网络社区中的民众幸福感会受到怎样的影响及其受到影响的因素，分析民众幸福感在网络空间中发生变化的原因，针对显著影响因素探索提升人民幸福感的多维途径，提供促进民众幸福感的多元策略。
2. 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一) 关于民众幸福感与网络社区的研究
民众幸福感是个体基于对某些期望与实际生活状况对比后形成的主观体验，是在获得物质或精神上的益处后所体验到的满足感和其他积极心理状态，反映了民众对当前生活状况的主观感受和对期望实现的满意度，是民众根据自身特质与周围环境因素相互作用后形成的整体情感体验。在特定时期内，个体根据自身设定的标准对其生活质量进行的整体性评价，这一评价包括对生活满意度和情感体验两个主要组成部分(黄辰鑫，唐建倦，王锦福，2025)。情感体验涵盖了正面情绪和负面情绪两个方面，是对生活质量的主观情绪反应(郭敏娜，桑青松，2023)。网络社区(Online Community)是指人们能够通过互联网跨越地理界限，围绕共同的兴趣、目标或活动进行互动和交流的虚拟空间。网络社区可以存在于各种在线平台，包括社交媒体、论坛、博客等，其特点主要有互动性、跨时空性和资源共享性。目前，不少研究从虚拟网络层面提出影响民众幸福感的因素。学者余林星认为相比于能够增强民众幸福感的传统媒介，网络媒体为主的新媒介则通过侵蚀社会信任以降低民众幸福感(余林星，2022)。学者常恩予、张敏、席广亮和胡语宸则认为积极的社会网络，包括本文涉及的线上互动领域，对个人的自我评价和世界观有显著影响，能够通过提升自我价值感和意义感来增强个体的幸福感(常恩予，张敏，席广亮，胡语宸，2024)。学者任洪杰、李辉尚、胡晨沛和冯祎宇认为互联网的使用对老年人幸福感(属于本文民众幸福感的一类)水平的提高呈显著正相关(任洪杰，李辉尚，胡晨沛，冯祎宇，2024)。
目前，学术界多数从虚拟网络相关的角度分析影响民众幸福感的因素，鲜有研究从网络社区视角将民众幸福感和重大突发事件相联系，进而关注民众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在网络社区视角下对民众幸福感影响因素的研究中，主要分为外部因素、内部因素以及内部更高层次因素三大类。面临重大突发事件时，身处网络社区的民众可能会受到外部信息支持和情感支持，经历心理状态的显著波动，主要包括网络归属感、安全感甚至是成就感的变化，这种波动和变化会导致民众幸福感因焦虑和压力的增加而显著降低。
(二) 理论与研究假设
1) 社会支持理论与网络社会支持
社会支持理论强调了社会关系对个体的支持和帮助，社会支持可以被视为个体在面对挑战时所依赖的外部援助和资源网络，包括正式的社会支持系统，如政府、慈善组织等社会正式组织给予的支持；非正式的社会支持系统，来自亲友、邻里、同事等人际互助网络的支持(曾粤亮，喻莹，黄芷琪，朱明怡，2024)。社会支持(Social support)可以被理解为一种社会行为，一种双方互动的过程，其中一方提供资源(可能是物质的、情感的或信息的)，而另一方接受这些资源，双方都认为这种互动能够增进接受者的福利和幸福感。它涉及使用各种物质和精神手段，对那些处于不利地位或需要帮助的群体提供无偿援助(刘晓昀，姬琳雪，2024)，本文中所指的群体是网络社区视角下面对重大突发事件来袭的普通民众。一般指除了个人自身之外，来自社会其他方面的各种形式的支持，这种支持伴随着弱势群体的存在而产生。
本研究所指的社会支持是重大突发事件下处于网络社区中的民众所接收到的不同来源、多种渠道的复杂信息以及面对危机的焦虑共情心理。从外部因素来看，网络社会支持中的信息支持和情感支持对民众幸福感产生相关影响。信息支持来源于社会支持，学者科布(Cobb)指出，社会支持实际上是一种信息交流的过程，通过传递积极的信息和正面的情感反馈，帮助人们感受到社会的关切和支持，从而减轻他们的心理负担和紧张焦虑；学者阿德尔曼(Adelman)提出，社会支持涉及信息接收者和提供者双方通过互动沟通，帮助个体减少对自身情况的不确定性，从而提升他们对生活环境的掌控感和自我效能感(陈娟，孙琪，2024)。然而，当民众处于复杂的网络环境中，信息支持能否实现积极传递，或是接收来自多种源头的信息，如冗杂纷繁的、不确定性的、非官方发布的等会对民众自身的幸福感带来一定变化。除了信息支持，同属外部因素的情感支持也在某种程度上对民众幸福感造成一定影响，同样源自社会支持中的情感支持是指在人际交往过程中，个体通过表达关心、理解和接纳，向他人提供的一种精神层面的关爱和帮助。通常表现为对他人情绪状态的倾听、关注、共鸣、鼓励和理解等形式，旨在帮助个体处理负面情绪、减轻生活压力和孤独感，增强其自我效能感与内心安全感。
网络社会支持是指在网络社交互动中，人们从社会网络中得到的他人给予的精神及物质援助，与他人进行沟通、信息共享以及情感交流(陈晓光，彭傲，2024)，属于外部需求。根据功能的不同，网络社会支持通常分为三种类型：信息支持、情感支持、工具支持(李思悦，雷思涵，佘成雨，魏润南，2023)。本文主要研究网络信息支持和网络情感支持，由于重大突发事件的发生，信息支持倾向于接收过多的外部信息如建议、反馈和意见，情感支持偏向于负面情感共鸣、关切同情泛滥。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假设1：网络社区视角下重大突发事件中民众幸福感是否得到增强，与民众的网络社会支持有关；网络社会支持越多，民众幸福感增强的可能性越小。
假设1a：网络社区视角下重大突发事件中民众幸福感是否得到增强，与民众的网络信息支持有关；网络信息支持越多，民众幸福感增强的可能性越小。
假设1b：网络社区视角下重大突发事件中民众幸福感是否得到增强，与民众的网络情感支持有关；网络情感支持越强，民众幸福感增强的可能性越小。
2) 人际需要理论与网络心理需求
人际需要理论是由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威廉·舒茨(William Schutz)在1958年提出的，该理论认为在人际互动过程中，个体有三种基本的人际需要：包容需要、支配需要和情感需要(樊鑫鑫，罗雁飞，2022)。包容需要(Inclusion Need)是指个体希望与人接触、交往、隶属于某个群体，并与他人建立并维持一种满意的相互关系的需求。这种需求体现了个体对于社交和归属感的追求。支配需要(Control Need)是指个体控制他人或被他人控制的需求，这涉及权力和权威，是个体在权力关系上与他人建立或维持满意人际关系的一种需求。情感需要(Affection Need)是指个体爱别人或被别人爱的需求，是个体在情感上与他人建立和维持亲密关系的需求。
网络是现实世界的延伸，网络社区视角下研究民众的网络心理需求仍需人际需要理论作为理论支撑。网络心理需求是指个体在网络环境中所表现出的心理需求，属于内部需求。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安全感既是生理需求也是心理需求，归属感是相比于安全感的高层次心理需求。本文主要研究网络视角下安全感和归属感的心理需求，人际需要理论中的包容需要和情感需要为本研究奠定理论基础。安全感是个体在不同情境下认知、情感、行为、态度和目标形成的核心因素，它对个体适应环境、应对挑战、压力和不利刺激具有重要的内在支持作用(梁丽，杨伊生，2024)。基于人际需要理论，本文中安全感特指人们处于重大突发事件中往往处于焦虑、担忧和恐慌等不良情感中，从而产生对安全感的过度渴求。归属感是社会融合的心理维度，是个体对于自己所在的群体或环境所持有的一种深层次的认同和连接感(塔娜，孙翊豪，2024)，本文研究网络社区视角下的归属感体现在民众的网络情感依赖与归属。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假设2：网络社区视角下重大突发事件中民众幸福感是否得到增强，与民众的网络心理需求有关；网络心理需求不同，民众幸福感增强的可能性也会不同。
假设2a：网络社区视角下重大突发事件中民众幸福感是否得到增强，与民众的网络归属感有关；网络归属感越强，民众幸福感增强的可能性越大。
假设2b：网络社区视角下重大突发事件中民众幸福感是否得到增强，与民众的网络安全感有关；网络安全感越强，民众幸福感增强的可能性越小。
3) 网络社区理论与网络成就感
网络社区理论(Virtual Community Theory)由霍华德·瑞恩高德提出，指的是群体聚集在网络空间中，以某种共同的取向为桥梁进行讨论，形成“社会性群集”。网络社区理论的研究探讨的是人们在网络空间中如何形成社区、进行互动以及这些互动如何影响个体和集体的行为。这一理论有利于人们在网络空间中建立和维持社区关系，以及这些关系如何影响个体的行为和社会结构。
关于社区心理学领域涉及的幸福感和网络社区感两个重要因素(Kim, Wang, & Kim, 2023)，为民众通过网络社区平台提高生活质量和幸福水平提供理论依据。在网络社区中，个体通过互动和参与可以获得归属感和成就感。网络成就感是指个体在网络环境中通过参与各种在线活动所获得的成就感，属于更高层次的内部需求。自我决定理论指出，人们的行为动机源自于内在的驱动力，并且这种动机受到基本心理需求是否得到满足的影响(袁立新，区小明，王少杰，2025)。网络成就感包括但不限于网络环境中目标和任务的达成，在线学习提升知识和技能，网络空间中自我价值的实现，与他人竞争的胜利等。基于网络社区理论，本文所指的网络成就感多体现在对于网络社交认可的过度渴望，如享受多数量的点赞或评论，依赖网络平台表达自我观点获得关注以及现实生活受挫逃避现实的暂时满足。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假设3：网络社区视角下重大突发事件中民众幸福感是否得到增强，与民众的网络成就感有关；网络成就感越强，民众幸福感增强的可能性越小。
3. 数据、变量和模型
(一) 数据
本研究源于某次重大突发事件的影响，采用简单随机抽样方法，抽取全国12个省(市)所属辖区，在被抽中的社区或村委会充分考虑人口结构(性别、户籍性质、文化程度、政治面貌等差异)，所用的数据来源于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重大突发事件中心理疏导及媒介引导机制研究”研究项目。此次调查采用共发放问卷4310份问卷，剔除填写不完整、重复填写及明显与事实不符的问卷，收回有效问卷4059份，有效问卷的比率94.2%。
(二) 变量
本研究关注的是网络社区视角下影响重大突发事件中民众幸福感的因素，我们将研究对象分为两种情况，即重大突发事件中直接利益受损民众和非直接利益受损民众。因此，本研究包括两个因变量，分别是“直接利益受损民众的幸福感”和“非直接利益受损时民众的幸福感”。自变量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网络社会支持、网络心理需求以及网络成就感。控制变量主要包括性别、年龄、文化程度、收入、户口性质和政治面貌。
(三) 统计模型
本研究采用多元逻辑斯蒂回归(multinomial logistic regression)分析法，对变量进行非线性转换。其自变量是定类变量，并有着多于三个的类别，可通过计算比例发生比建立统计模型，即多元逻辑斯蒂回归模型。该模型可以分析因变量在不同类别的自变量作用下各自发生转变的概率。在控制其它自变量的情况下，我们专门考察某一特定自变量在因变量的变化中所起的作用，从而检验本文提出的研究假设。多元逻辑斯蒂回归模型中的发生比率(odds ratio)，即expβ，表明当自变量取值增加一个单位时，样本中属于该实验组的发生比率是属于参照组的发生比率的expβ倍。
4. 结果分析
(一) 重大突发事件中直接利益受损民众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分析
依照上一节中对因变量、自变量和控制变量的界定，为了检验本文所提出的假设，在多元逻辑斯蒂回归模型中，依次引入自变量，从而分别讨论各种自变量对因变量之一——重大突发事件中直接利益受损民众的幸福感有何种影响。
Table 1. 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of happiness among people with direct benefit loss
表1. 直接利益受损民众幸福感的多元逻辑斯蒂回归模型
因变量组一(一般幸福) |
模型1 |
模型2 |
模型3 |
模型4 |
B |
expβ |
B |
expβ |
B |
expβ |
B |
expβ |
控制
变量 |
性别(0：女) |
−0.526 |
−0.591 |
−0.601 |
0.548 |
−0.903 |
0.405 |
−0.757 |
0.469 |
年龄 |
1.168 |
3.217 |
0.835 |
2.305 |
0.786 |
2.194 |
0.664 |
1.942 |
文化程度 |
−0.355 |
−0.701 |
−0.529 |
0.589 |
−0.325 |
0.723 |
−0.270 |
0.763 |
收入 |
−0.488 |
−0.614 |
−0.419 |
0.658 |
−0.581 |
0.559 |
−0.492 |
0.612 |
户口性质 |
0.456 |
1.577 |
0.519 |
1.680 |
0.488 |
1.629 |
0.512 |
1.669 |
政治面貌(0：非党员) |
0.449 |
1.566 |
0.111 |
1.117 |
0.088 |
1.092 |
0.104 |
1.110 |
网络
社会支持 |
信息支持 |
|
|
−1.561 |
0.210 |
−1.974+ |
0.139 |
−2.100+ |
0.122 |
情感支持 |
|
|
−0.950 |
0.387 |
−1.280 |
0.278 |
−1.474 |
0.229 |
网络
心理需求 |
归属感 |
|
|
|
|
1.623 |
5.068 |
1.551 |
4.717 |
安全感 |
|
|
|
|
−0.696 |
0.499 |
−0.627 |
0.534 |
网络成就感 |
|
|
|
|
|
|
0.711 |
2.036 |
因变量组二(比较幸福) |
|
|
|
|
|
|
|
|
控制
变量 |
性别(0：女) |
−0.041 |
0.960 |
−0.090 |
0.914 |
−0.405 |
0.667 |
−0.275 |
0.760 |
年龄 |
1.488 |
4.427 |
1.168 |
3.215 |
1.125 |
3.080 |
1.033 |
2.810 |
文化程度 |
1.234 |
3.435 |
1.163 |
3.198 |
1.408 |
4.087 |
1.446 |
4.248 |
收入 |
−0.363 |
0.696 |
−0.263 |
0.769 |
−0.475 |
0.622 |
−0.400 |
0.671 |
户口性质 |
0.408 |
1.503 |
0.452 |
1.571 |
0.412 |
1.509 |
0.441 |
1.555 |
政治面貌(0：非党员) |
0.253 |
1.288 |
−0.102 |
0.903 |
−0.100 |
0.905 |
−0.075 |
0.928 |
网络
社会支持 |
信息支持 |
|
|
−0.706 |
0.494 |
−1.321 |
0.267 |
−1.399 |
0.247 |
情感支持 |
|
|
−1.217 |
0.296 |
−1.704 |
0.182 |
−1.824 |
0.161 |
网络
心理需求 |
归属感 |
|
|
|
|
2.169+ |
8.754 |
2.110 |
8.250 |
安全感 |
|
|
|
|
−0.814 |
0.443 |
−0.740 |
0.477 |
网络成就感 |
|
|
|
|
|
|
0.355 |
1.425 |
调整后
的R2 |
Cox and Snell |
0.175 |
0.212 |
0.235 |
0.238 |
Nagelkerke |
0.220 |
0.268 |
0.297 |
0.300 |
McFadden |
0.122 |
0.152 |
0.171 |
0.173 |
有效样本数 |
112 |
112 |
112 |
112 |
注：参照组为没有感到幸福的民众；+p < 0.1，*p < 0.05，**p < 0.01，***p < 0.001。
在本研究中，因变量是被调查者是否会感到幸福。该变量包含三个层次：没有感到幸福的民众、一般幸福的民众和比较幸福的民众。其中，没有感到幸福的民众是本研究中多元逻辑斯蒂回归模型的参照组。模型1只包括控制变量。从表1可以看出，性别、年龄、文化程度、收入、户口性质和政治面貌均对直接利益受损民众的幸福感没有影响。模型2中，我们在控制变量的基础上加入了网络社会支持变量，包括网络信息支持和网络情感支持。从表1可以看出，网络信息支持和网络情感支持对实验组民众的幸福感没有造成显著影响。模型3中，进一步加入了网络心理需求变量，包括网络归属感和网络安全感。从表1可以看出，基于模型2，网络信息支持和直接利益受损民众幸福感呈负向相关关系。在控制其他变量时，网络信息支持每增加一个单位，在“一般幸福”者中的发生比率是“没有感到幸福”者的0.139 (倍) (因变量组一：expβ = 0.139，p < 0.1)；这表明，网络信息支持越多，直接利益受损民众的幸福感越低。网络归属感和“比较幸福”的直接利益受损民众呈正向相关关系，每增加一个单位，在“比较幸福”者中的发生比率是“没有感到幸福”者的8.754 (倍) (因变量组二：expβ = 8.754，p < 0.1)。这表明，网络归属感越强，直接利益受损民众的幸福感越强。网络安全感对直接利益受损民众的幸福感没有显著影响。模型4在模型3的基础上加入了网络成就感变量。根据表1分析可知，基于模型3，网络信息支持和直接利益受损民众幸福感呈负向相关关系。在控制其他变量时，网络信息支持每增加一个单位，在“一般幸福”者中的发生比率是“没有感到幸福”者的0.122 (倍) (因变量组一：expβ = 0.122，p < 0.1)；这表明，网络信息支持越多，直接利益受损民众的幸福感越低。网络成就感对直接利益受损民众的幸福感没有显著相关影响。
(二) 重大突发事件中非直接利益受损民众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分析
模型5只包括控制变量。从表2可以看出，文化程度对“比较幸福”的非直接利益受损民众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文化程度越高，“比较幸福”的非直接利益受损民众幸福感越强(因变量组二：expβ = 2.043，p < 0.01)。收入对“比较幸福”的非直接利益受损民众产生显著正向影响，收入越高，“比较幸福”的非直接利益受损民众幸福感越强(因变量组二：expβ = 1.392，p < 0.01)。政治面貌对“比较幸福”的非直接利益受损民众呈正向相关关系，相对于非党员用户，“比较幸福”的党员幸福感更强。(因变量组二：expβ = 1.458，p < 0.1)。
模型6中，在控制变量的基础上加入了网络社会支持变量，包括网络信息支持和网络情感支持。从表2可以看出，网络信息支持和网络情感支持对非直接利益受损民众幸福感呈负向相关关系。在控制其他变量时，网络信息支持每增加一个单位，在“一般幸福”者中的发生比率是“没感到幸福”者的0.154 (倍) (因变量组一：expβ = 0.154，p < 0.001)；而在“比较幸福”者中的发生比率是“没感到幸福”者的0.045 (倍) (因变量组二：expβ = 0.045，p < 0.001)；网络情感支持每增加一个单位，在“一般幸福”者中的发生比率是“没感到幸福”者的0.466 (倍) (因变量组一：expβ = 0.466，p < 0.001)；而在“比较幸福”者中的发生比率是“没感到幸福”者的0.341 (倍) (因变量组二：expβ = 0.341，p < 0.001)；这表明，网络信息支持和网络情感支持越多，非直接利益受损民众幸福感越低。
模型7中，进一步加入了网络心理需求变量，包括网络归属感和网络安全感。从表2中可以发现，网络归属感对非直接利益受损民众幸福感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在控制其他变量时，网络归属感每增加一个单位，在“一般幸福”中的发生比率是“没感到幸福”者的1.959 (倍) (因变量组一：expβ = 1.959，p < 0.01)；而在“比较幸福”者中的发生比率是“没感到幸福”者的3.268 (倍) (因变量组二：expβ = 3.268，p < 0.001)；说明网络归属感越强，非直接利益受损民众幸福感越强。此外，网络安全感对非直接利益受损民众幸福感产生显著负向影响。在控制其他变量时，网络安全感每增加一个单位，在“一般幸福”中的发生比率是“没感到幸福”者的0.307 (倍) (因变量组一：expβ = 0.307，p < 0.001)；而在“比较幸福”者中的发生比率是“没感到幸福”者的0.250 (倍) (因变量组二：expβ = 0.250，p < 0.001)；说明网络安全感越强，非直接利益受损民众幸福感越低。
模型8在模型7的基础上加入了网络成就感变量。根据表2分析可知，网络成就感对非直接利益受损民众幸福感产生负向显著影响，在控制其他变量时，网络成就感每增加一个单位，在“一般幸福”中的发生比率是“没感到幸福”者的0.579 (倍) (因变量组一：expβ = 0.579，p < 0.05)；而在“比较幸福”者中的发生比率是“没感到幸福”者的0.462 (倍) (因变量组二：expβ=0.462，p < 0.05)；说明网络成就感越强，非直接利益受损民众幸福感越低。
Table 2. 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of happiness of people with indirect benefit loss
表2. 非直接利益受损民众幸福感的多元逻辑斯蒂回归模型
因变量组一(一般幸福) |
模型5 |
模型6 |
模型7 |
模型8 |
B |
expβ |
B |
expβ |
B |
expβ |
B |
expβ |
控制
变量 |
性别(0：女) |
0.016 |
1.016 |
−0.140 |
0.869 |
−0.125 |
0.882 |
−0.171 |
0.843 |
年龄 |
−0.012 |
0.988 |
−0.089 |
0.914 |
−0.073 |
0.930 |
−0.066 |
0.936 |
文化程度 |
0.588* |
1.801 |
0.403+ |
1.497 |
0.442+ |
1.555 |
0.417+ |
1.518 |
收入 |
0.004 |
1.004 |
0.024 |
1.024 |
0.049 |
1.050 |
0.046 |
1.047 |
户口性质 |
−0.134 |
0.874 |
−0.145 |
0.865 |
−0.153 |
0.859 |
−0.158 |
0.854 |
政治面貌(0：非党员) |
0.290 |
1.337 |
0.182 |
1.200 |
0.184 |
1.202 |
0.169 |
1.184 |
网络
社会支持 |
信息支持 |
|
|
−1.872*** |
0.154 |
−1.784*** |
0.168 |
−1.679*** |
0.187 |
情感支持 |
|
|
−0.764*** |
0.466 |
−0.507* |
0.603 |
−0.442+ |
0.643 |
网络
心理需求 |
归属感 |
|
|
|
|
0.672** |
1.959 |
0.745** |
2.106 |
安全感 |
|
|
|
|
−1.180*** |
0.307 |
−1.154*** |
0.315 |
网络成就感 |
|
|
|
|
|
|
−0.546* |
0.579 |
因变量组二(比较幸福) |
|
|
|
|
|
|
|
|
控制
变量 |
性别(0：女) |
0.070 |
1.072 |
−0.111 |
0.895 |
−0.082 |
0.921 |
−0.130 |
0.878 |
年龄 |
0.055 |
1.057 |
−0.027 |
0.974 |
0.001 |
1.001 |
0.013 |
1.013 |
文化程度 |
0.714** |
2.043 |
0.535* |
1.708 |
0.592* |
1.808 |
0.564* |
1.757 |
收入 |
0.331** |
1.392 |
0.354** |
1.425 |
0.388** |
1.474 |
0.384** |
1.467 |
户口性质 |
−0.025 |
0.976 |
−0.042 |
0.959 |
−0.057 |
0.944 |
−0.062 |
0.940 |
政治面貌(0：非党员) |
0.377+ |
1.458 |
0.253 |
1.288 |
0.256 |
1.292 |
0.236 |
1.266 |
网络
社会支持 |
信息支持 |
|
|
−3.109*** |
0.045 |
−3.039*** |
0.048 |
−2.893*** |
0.055 |
情感支持 |
|
|
−1.074*** |
0.341 |
−0.929*** |
0.395 |
−0.849** |
0.428 |
网络
心理需求 |
归属感 |
|
|
|
|
1.184*** |
3.268 |
1.261*** |
3.529 |
安全感 |
|
|
|
|
−1.386*** |
0.250 |
−1.352*** |
0.259 |
网络成就感 |
|
|
|
|
|
|
−0.773* |
0.462 |
调整后 的R² |
Cox and Snell |
0.024 |
0.070 |
0.084 |
0.086 |
Nagelkerke |
0.033 |
0.096 |
0.115 |
0.117 |
McFadden |
0.018 |
0.055 |
0.067 |
0.068 |
有效样本数 |
3947 |
3947 |
3947 |
3947 |
注：参照组为没有感到幸福的民众；+p < 0.1，*p < 0.05，**p < 0.01，***p < 0.001。
5. 结论与建议
本研究把重大突发事件中的民众区分为直接利益受损民众和非直接利益受损民众这两大类。在此基础上，我们进一步探讨了网络社区视角下重大突发事件中影响民众幸福感的因素，基本结论包括下面几个方面：
在网络社会支持层面，只有网络信息支持对直接利益受损民众和非直接利益受损民众的幸福感均产生显著影响。一方面，获得网络信息支持越多的民众，将会对重大突发事件下的社会持有更多的关注，接触更多的信息渠道，造成信息过载现象的发生。这可能在风险社会中产生更多的担忧和焦虑感，冗杂纷繁的网络信息充斥着民众，从而导致网络社区中的民众幸福感因网络信息支持增多而降低。另一方面，从网络行为视角来看，网络信息支持也可能通过网络成瘾、网络暴力及网络侵害等行为来影响民众幸福感。例如，心理社会幸福感可以直接预测网络受害和网络犯罪行为(Badrakh, Larkin, Betts, & Buglass, 2023)，产生问题性网络社交并引发不良后果，导致网络社区中的民众幸福感的逐步降低。假设1a成立。然而，网络情感支持变量只对“一般幸福”和“比较幸福”的非直接利益受损民众的幸福感产生显著影响，但是对于直接利益受损民众来说，网络情感支持的影响并不显著。原因可以归结为非直接利益受损民众在网络社区中易产生因重大突发事件带来的负面情感共鸣，接受过多的关切同情，造成网络社交情感泛滥。通过从网络中寻求情感需要而产生过度依赖，从而降低民众幸福感。但是在重大突发事件中受到直接利益受损的民众，这类群体更专注于解决现实问题，对网络世界的虚拟互动不敏感。其幸福感与网络情感支持无关，假设1b成立。过往有研究表明，过度使用网络会造成社会交流、心理状况甚至是情感方面的现实障碍和困难(Olenik Shemesh, Heiman, & Wright, 2023)。重大突发事件发生期间，很多民众有很长一段时间会陷入过度依赖网络的网络状态，形成病态性网络使用，从而导致过度依恋网络上的情感支持。例如，过分关注朋友圈、微博、小红书及抖音短视频等社交平台上的点赞量、评论数甚至是关注度，民众在享受网络社区带给他们现实中无法得到的情感支持和心理补偿的同时，却也于无形中连接了过度依附网络情感需求的链条。一旦没有得到心理所预期的情感需要，就会产生焦躁不安、忐忑难安及忧心忡忡等负面情绪，从而造成身处网络社区中的民众幸福感逐渐降低。
在网络心理需求变量层面，网络归属感对“比较幸福”的直接利益受损民众和非直接利益受损民众的幸福感均产生显著影响。无论是直接利益受损民众还是非直接利益受损民众获得更多的网络归属感，即表现为在网络社区中的良好互动得到温暖和理解共情，能激发民众的网络归属感和信任感，以此来增强民众幸福感，降低负面情绪的出现频率，假设2a成立。过去的研究显示，网络互动行为在形成归属感方面扮演着关键角色，这种归属感来自于与不同关系层次的人交流，包括亲近的人、认识的人以及完全陌生的人。研究发现，在这些互动中，与陌生人的交流产生的归属感对于提升相互依赖幸福感有着正向影响(Ni, Dong, & Ueichi, 2023)。而相较于直接利益受损民众，网络归属感对非直接利益受损民众幸福感产生的影响更为显著，且显著性更高。对于“一般幸福”的直接利益受损民众来说，是否在网络社区中获得网络归属感对其幸福感影响并不显著。在既得直接利益受损的情况下，这类民众更可能将目光投向现实生活，采取现实补偿机制解决具体的实际问题，尽可能多地将利益损失最小化。然而，网络安全感只对“一般幸福”和“比较幸福”的非直接利益受损民众的幸福感产生显著影响，但是对于直接利益受损民众来说，网络安全感的影响并不显著。对于直接利益受损民众而言，其幸福感主要由现实层面的损失和援助决定，他们更愿意从现实问题得到解决而非网络中获得安全感。而非直接利益受损民众由于重大突发事件往往会引发民众的不安全感和不良情绪，使其极度渴望获得稳定和保护，对安全感的需求变得异常强烈，尤其在现实中得不到足够的安全感回应时，便会将网络作为寻求安全感的依托。有研究指出，获得社会支持是安全感形成的重要预测因素(Trombini, Jiang, & Kinias, 2024)。作为网络社会支持的积极因素，网络安全感可以通过网络社会支持的中介作用，增加社会交往活动和拓展交往范围，接受社会情感、物质及信息援助和支持。然而，当处于网络社区的民众获得过多的支持援助，可能会出现信息过载、隐私泄露、情感泛滥及情绪不稳定等现象，产生对安全感的过度追求，导致自我效能感降低，从而使民众幸福感不升反降造成负面影响，假设2b成立。此外，网络安全感还可以通过社会支持中的负面情绪支持影响民众幸福感。此前有研究认为，深入掌握个体的负面情绪状态是衡量幸福感的重要指标(Lennarz et al., 2018)。也有研究指出，当个体认为重大突发事件的挑战性增加时，可能会导致其感知到的积极影响降低而消极影响增多(Haehner, Pfeifer, Fassbender, & Luhmann, 2023)。因此，处于重大突发事件下的民众所追求的网络安全感过高，造成负面情绪不断累积，经由来自不同信息源的传播扩散，从而降低民众幸福感。
在网络成就感变量层面，网络成就感即在网络社交环境中过度寻求认可和希望获得更多关注，只对“一般幸福”和“比较幸福”的非直接利益受损民众幸福感产生显著影响，而对于直接利益受损民众来说，网络成就感的影响并不显著。对于非直接利益受损民众而言，网络成就感可以被视为现实生活中不满的一种补偿，依靠在线互动来获得社交上的满足感。表现为追求在社交媒体上的点赞和评论获得大量的正面反馈和更多的社交认同，依赖网络空间传播个人想法来吸引他人的注意和赞赏，以及现实生活中遇到困难挫折时借助网络平台寻求暂时逃避和心理安慰。过往有研究表明，社交网络放大和激发了民众对成就的需求与追求。社交网络的互动和反馈机制促使人们更加渴望获得成就，这种渴望可能表现为追求更多的点赞、评论、分享或其他形式的社交认可。这说明网络成就感可以通过网络社区中的社交过程，产生与他人进行比较的社交心理。社交比较通常是把双刃剑，当这种比较产生负面影响时民众幸福感会随之降低。相反，直接利益受损民众认为网络中寻求成就感于事无补，这类群体更渴望找到破解之法使现实困境得以扭转，直接利益受损程度降到最低更具现实成就感。
在个体变量层面，只有文化程度变量对“一般幸福”和“比较幸福”的非直接利益受损民众幸福感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在重大突发事件发生期间，文化程度较高的非直接利益受损民众幸福感显著增强。主要原因是这类人群拥有更多的知识储备、更深的思想内涵以及情绪自控能力，希望通过自己应对突发状况的冷静心态和实用办法来帮助他人，同时他们也更注重方法的可行性和有效性，通过这种方式来维护家人和朋友的安全与幸福。收入变量是对“比较幸福”的非直接利益受损民众幸福感产生显著正向影响。相对于较低收入群体而言，较高收入群体拥有较为坚实的物质基础以应对重大突发事件的袭来，倾向于解决突发问题而非选择抱怨。事实上，这类人群会在突发事件这种看似风险社会的产物中，运用自身智慧和社会经验于危机中寻找时机，认为互联网的作用在此阶段被逐渐放大，从中寻觅商机，利用已有本金进一步增加其物质财富，因此自身幸福感不降反增。此外，政治面貌变量会对“比较幸福”的非直接利益受损民众幸福感产生影响。相对于非党员群体来说，党员群体拥有更强的社会责任感和奉献精神，倾向于在危难中帮助他人来彰显党员群体的初心和使命，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由此可见，党员群体的幸福感在实现自身的社会价值和自我价值中不断增强。性别变量、年龄变量及户口性质变量对直接利益受损民众和非直接利益受损民众幸福感不产生影响。
从实践意义来看，本研究成果能够为政策制定者提供有价值的参考，有利于理解和解决实际问题，从而制定出更有效和针对性的政策措施。网络信息支持，这表明政府应注重信息发布的及时性和准确性，加强对不良言论和行为的监管。政府和社会组织应当增强对积极的正面信息的宣传推广，采取相应措施降低消极的负面信息对公众的影响。网络情感支持对非直接利益受损民众的幸福感产生显著影响，在网络信息支持基础上，提示社交平台应仔细甄别网络信息的来源，确保信息的可信度和可靠性，抑制虚假信息和消极言论，肃清网络空间不良风气；及时给出正面反馈和有效回应，帮助民众在重大突发事件中保持积极良好的心态。警醒处于网络社区的民众提高自我保护意识和自我思考的独立意识，增强自身的互联网素养和心理素质。同时，处理好感性和理性的关系，理性看待重大突发事件带来的影响并采取冷静心态处理压力，感性上向内提供情绪价值，善于情绪自控和情感自理。如此，可达到减少民众在重大突发事件中的担忧和焦虑感的效果。处于网络社区中的民众幸福感的影响因素是多方面的，既包括直接的影响，也包括通过其他变量的间接影响。除了本文提到自变量外，还需要考虑到个体的个性特征、心理状态及身体健康，还有宗教信仰等因素。因此，为了有效提高民众幸福感，需要采取综合性的多元策略，多维度综合考虑经济安全、文化价值观、社会公平和治理、政策方针、教育资源、个人特质及其健康和心理的影响。
本研究还存在以下不足，一是各个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中，可能会受到个体特性、心理状况、身体素质及文化理念等潜变量的影响；二是本研究作为横向研究，样本选取具有随机性，横断面数据无法推断因果、可能存在遗漏、变量偏误等问题。三是未考虑到宗教观念的影响，有研究认为，宗教信徒在重大突发事件发生期间表示祈祷可以帮助其缓解压力，得到精神上的慰藉。而一部分无宗教信仰又缺乏情绪自控者，易产生负面情绪和消极心理，从而无法以积极心态感知自身幸福感。望未来研究能够填补现有的研究空白，结合纵向研究，从更多的维度继续探讨重大突发事件中影响民众幸福感的因素，提出具有针对性的对策措施，以减轻民众在重大突发事件中对自身幸福感的缺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