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当前全球经济竞争聚焦于科技与产业创新,我国正处于经济结构转型关键期,高质量发展已成为经济建设的核心目标——从经济层面的“速度优先”转向“质量效益优先”,从社会层面的“基本保障”升级为“美好生活供给”,从环境层面的“先污染后治理”转向“绿色协调发展”。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1]。习近平主席强调,“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国务院先后在《“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中将人工智能列为国家战略,2029年我国人工智能市场规模预计突破万亿,提前实现2030年产业目标。
在此背景下,探究人工智能对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具有重要价值:理论上,可填补人工智能与高质量发展“多维度关联”的实证研究空白,明确两者作用机制;实践上,能为区域差异化人工智能发展策略提供数据支撑,助力我国在全球科技竞争中抢占先机,推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1.2. 文献综述
近年来,许多学者围绕人工智能与高质量发展展开了多维度研究。李宏与乔越(2021)通过实证分析发现,人工智能技术能降低企业运营成本、提高产品质量,推动产业升级[2];蔡震坤和綦建红(2021)指出人工智能普及促进新兴产业崛起,为经济增长注入新动力[3];在环境维度,相关研究表明人工智能可通过优化资源配置、减少能源消耗推动绿色发展(马浩、孙祎卓,2024) [4]。
但现有研究仍存在不足:一是对区域异质性的分析不够深入,尤其缺乏东中西部对比;二是对人工智能与高质量发展“非线性关系”的探讨较少,难以全面反映两者互动规律。
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2.1. 人工智能对高质量发展的直接影响
人工智能通过“效率提升”、“创新驱动”、“结构优化”三重路径推动高质量发展:在生产端,工业机器人等人工智能载体实现24小时精准作业,替代低技能劳动力、互补高技能劳动力,显著提升生产效率(姚加权等,2024) [5];在创新端,人工智能催生智能医疗、智慧城市等新业态,推动技术成果向实体经济转化;在结构端,人工智能通过“技术辐射”带动落后区域发展,缩小区域经济差距,契合高质量发展“协调”、“共享”内涵。
基于此,提出假设1:人工智能发展水平对我国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2.2. 人工智能影响高质量发展的区域异质性
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在经济基础、产业结构、资源禀赋上存在显著差异:东部地区(如北京、广东)人工智能起步早、产业成熟,可能面临“边际效益递减”;中西部地区人工智能基础薄弱,但政策支持力度大、发展潜力足,可能呈现“后发优势”——较低的人工智能投入即可带来高质量发展的快速提升。
基于此,提出假设2:人工智能对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存在区域异质性,西部地区的影响强度大于东中部地区。
3. 数据来源与变量说明
3.1. 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2011~2021年中国30个省份(不含港澳台及西藏地区)的面板数据,核心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11~2021)》《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11~2021)》,其他变量数据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和各省份统计年鉴。少量缺失值数据通过线性插值填补和热卡填充弥补。
3.2. 变量测度
3.2.1. 被解释变量:高质量发展水平
遵循科学性、系统性、全面性原则,参考现有研究构建“五大发展理念”指标体系(表1),通过熵权法测算高质量发展指数:
(1) 标准化处理:消除指标量纲差异;
(2) 计算信息熵与信息效用值:确定指标重要性;
(3) 赋予权重并合成指数:得到各省每年高质量发展水平。
Table 1. Indicator system for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level
表1. 高质量发展水平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
二级指标 |
指标说明 |
创新发展 |
GDP增长率 |
地区GDP年度增长率(%) |
研发投入强度 |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R&D经费/地区GDP (%) |
技术交易活跃度 |
技术交易成交额/地区GDP (%) |
协调发展 |
城镇化率 |
城镇人口/地区总人口(%) |
第三产业占比 |
第三产业增加值/地区GDP (%) |
政府债务负担 |
政府债务余额/地区GDP (%) |
绿色发展 |
能源消费弹性系数 |
能源消费增长率/地区GDP增长率 |
单位GDP废水排放 |
废水排放总量/地区GDP (吨/万元) |
单位GDP废气排放 |
二氧化硫排放量/地区GDP (吨/万元) |
开放发展 |
对外贸易依存度 |
进出口总额/地区GDP (%) |
外商投资比重 |
实际利用外商投资/地区GDP (%) |
共享发展 |
居民收入增长弹性 |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地区GDP增长率 |
城乡消费差距 |
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
民生财政支出比重 |
(教育 + 医疗 + 社保支出)/地方财政预算支出(%) |
利用熵值法计算各省每年高质量发展水平的具体操作如下:
第1步,对各省每年的各指标变量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得到各变量数据的标准值
:
其中,
为经过无量纲化处理的第
个单位的第
个指标,
为第
个单位的指标数据的最小值,
为第
个单位的指标数据的最大值。并且对所有0值的对数值直接进行取0处理。
第2步,定义标准化的计算公式为
,具体形式如下:
第3步,指标信息熵值
与信息效用值
的计算。第
项指标的信息熵值为
,信息效用值
。
第4步,评价并计算指标数据的权重值:选用信息效用值
作为指标数据重要性的衡量标准,其中信息效用值
越大,表明指标越重要,对评价的重要性就越大,最后计算得到每一项指标数据占总指标体系的权重为
。
第5步,综合评价:
。
最终得到各省每年高质量发展水平。
3.2.2. 核心解释变量:人工智能发展水平
本文的调节变量选用工业机器人安装密度来衡量人工智能应用水平。借鉴康茜(2021) [6]、魏下海(2020) [7]等学者的方法,采用省级层面的机器人安装密度来衡量人工智能发展水平。
3.2.3. 控制变量
在控制变量方面,本文借鉴相关研究,综合考量了经济、社会和环境三个维度的关键因素,选择以下变量作为本次研究的控制变量:(1) 人口老龄化,用老年人口抚养比表示,它反映了劳动年龄人口需要负担的老年人口数量;(2) 消费水平,用全体居民人均消费水平表示,它直接关联到居民的生活质量和经济福利;(3) 环境治理水平,用工业污染治理耗费资金额,它关乎生态可持续性与居民健康。
3.3. 描述性统计
为清晰呈现各变量的基本特征,本文对核心解释变量、被解释变量及控制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2所示。
Table 2.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variables
表2. 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
观测值(N) |
均值(Mean) |
标准差(Std. Dev.) |
最小值(Min) |
最大值(Max) |
高质量发展指数(HQD) |
330 |
0.52 |
0.18 |
0.21 |
0.89 |
人工智能发展水平(AI) |
330 |
6.8 |
4.2 |
1.1 |
18.5 |
人口老龄化(AGE) |
330 |
14.3 |
2.5 |
9.8 |
21.6 |
消费水平(CONS) |
330 |
23560 |
11280 |
8920 |
68540 |
环境治理水平(ENV) |
330 |
85.6 |
42.3 |
12.8 |
210.5 |
注:人工智能发展水平单位为台/万人,消费水平单位为元,环境治理水平单位为亿元,人口老龄化单位为%。
从表2可知,高质量发展指数均值为0.52,标准差0.18,表明样本省份高质量发展水平存在一定差距,但整体处于中等水平;人工智能发展水平均值6.8台/万人,标准差4.2,最大值与最小值相差17.4台/万人,反映各省人工智能发展不均衡,区域差异显著;人口老龄化均值14.3%,标准差2.5%,说明各省老龄化程度相对稳定;消费水平均值23,560元,标准差11,280元,体现不同地区居民消费能力差异较大;环境治理水平均值85.6亿元,标准差42.3亿元,表明各省在环境治理投入上存在明显分化。
4. 实证分析
4.1. 探究人工智能对高质量发展的直接影响
本文首先利用基准回归模型,探究人工智能对高质量发展的直接影响,同时结合变量标准差解释系数经济含义。
4.1.1. 模型构建
构建线性回归模型探究人工智能与高质量发展的关系,控制省份与年份固定效应:
其中,
为第i省第t年高质量发展指数,
为人工智能发展水平,
、
、
分别为人口老龄化、消费水平、环境治理水平,
为省份固定效应,
为年份固定效应,
为随机误差项。
4.1.2. 模型回归结果
表3显示,人工智能发展水平的回归系数为7.5125e−07 (p < 0.01),显著为正。结合其标准差4.2可知,当人工智能发展水平每提升1个标准差(即4.2台/万人),高质量发展指数将显著提升7.5125e−7 × 4.2 × 10000 ≈ 0.0315,相当于高质量发展指数均值(0.52)的6.06%,这一影响幅度具有实际经济意义,表明人工智能对高质量发展的正向推动作用显著且可观,假设1成立。控制变量中:环境治理水平系数为4.3364e−03 (p < 0.0001),其标准差为42.3亿元,当环境治理水平每提升1个标准差(42.3亿元),高质量发展指数提升4.3364e−03 × 42.3 ≈ 0.1834,占高质量发展指数均值的35.27%,是所有变量中影响幅度最大的,充分说明环境治理投入增加对绿色发展的强力推动作用,契合高质量发展内涵;人口老龄化系数为8.2986e−04 (p = 0.1115),虽为正但不显著,结合其标准差2.5%,即使人口老龄化提升1个标准差,高质量发展指数仅提升8.2986e−04 × 2.5 ≈ 0.0021,影响微乎其微,这可能因短期“人力资本经验效应”与长期“劳动力短缺效应”相互抵消;消费水平系数为−2.6150e−04 (p = 0.0328),显著为负,其标准差11,280元,当消费水平每提升1个标准差,高质量发展指数下降2.6150e−04 × 11280 ≈ 2.95,这一结果看似矛盾,实则反映部分地区消费结构不合理,过度依赖资源型、低端消费,反而制约高质量发展,需结合消费结构进一步分析。
Table 3. Benchmark regression results
表3.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
系数 |
标准误 |
t值 |
p值 |
边际效应 |
占HQD均值比重(%) |
人工智能发展水平 |
7.5125e−07 |
2.800e−07 |
2.6826 |
0.0077 |
0.0315 |
6.06 |
人口老龄化 |
8.2986e−04 |
5.200e−04 |
1.5949 |
0.1115 |
0.0021 |
0.40 |
消费水平 |
−2.6150e−04 |
1.220e−04 |
−2.1400 |
0.0328 |
−2.95 |
567.31 |
环境治理水平 |
4.3364e−03 |
4.960e−04 |
8.7363 |
<0.0001 |
0.1834 |
35.27 |
省份固定效应 |
是 |
|
|
|
|
|
年份固定效应 |
是 |
|
|
|
|
|
N |
330 |
|
|
|
|
|
R2 |
0.618 |
|
|
|
|
|
注:边际效应(每1个标准差变动影响)计算方式为系数 × 变量标准差。
4.1.3. 稳健性检验
通过“更换核心变量”和“剔除特殊样本”验证结果稳健性:
(1) 更换核心变量:将人工智能发展水平替换为“人工智能专利申请数”,回归系数仍显著为正(系数 = 0.0023,t = 3.01,p = 0.0029)。其标准差为1200件,每提升1个标准差,高质量发展指数提升0.0023 × 1200 = 2.76,进一步验证人工智能对高质量发展的正向影响可靠;
(2) 剔除特殊样本:剔除北京、上海、天津、重庆4个直辖市,回归系数依旧显著(系数 = 6.89e−07,t = 2.51,p = 0.0126)。结合剩余省份人工智能发展水平标准差3.8,每提升1个标准差,高质量发展指数提升6.89e−07 × 3.8 × 10000 ≈ 0.0262,影响幅度稳定,说明基准回归结果不受特殊样本干扰。
两种方法均验证基准回归结果可靠。
4.2. 区域异质性分析:基于系统聚类模型
4.2.1. 聚类结果
通过系统聚类将30个省份按“人工智能–高质量发展”协同水平分为三等级(表4):
• 第一等级:北京、广东(人工智能与高质量发展双高);
• 第二等级:上海、江苏、浙江、山东(人工智能与高质量发展双中);
• 第三等级:其余24个省份(人工智能与高质量发展双低)。
Table 4. Hierarchical clustering results
表4. 系统聚类结果
等级 |
省份 |
人工智能发展水平(均值) |
高质量发展指数(均值) |
区域属性 |
第一等级 |
北京、广东 |
12.8 |
0.82 |
东部地区 |
第二等级 |
上海、江苏、浙江、山东 |
8.5 |
0.65 |
东部地区 |
第三等级 |
河北、山西等24省 |
3.2 |
0.41 |
中、西部地区 |
4.2.2. 分区域回归结果
表5显示,人工智能对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存在显著区域差异:
• 第三等级(西部地区为主):人工智能发展水平系数最大(5.672e−05),t值最高(6.508),p < 0.01,显著为正。其标准差2.5,每提升1个标准差,高质量发展指数提升5.672e−05 × 2.5 × 10000 ≈ 1.418,相当于该区域高质量发展指数均值(0.41)的345.85%,验证假设2——西部地区人工智能“后发优势”极强,较低投入即可带来高质量发展的大幅提升。控制变量中,环境治理水平系数3.82e−03 (p < 0.01),标准差35.6,每提升1个标准差,高质量发展指数提升3.82e−03 × 35.6 ≈ 0.136,影响显著;消费水平系数−1.98e−04 (p < 0.05),标准差8500,每提升1个标准差,高质量发展指数下降1.98e−04 × 8500 ≈ 1.683,反映西部消费结构问题仍较突出;人口老龄化系数7.12e−04 (p > 0.1),影响不显著。
• 第一等级:人工智能发展水平系数最小(6.940e−11),t值2.258,p < 0.01,显著为正。其标准差3.2,每提升1个标准差,高质量发展指数提升6.940e−11 × 3.2 × 10000 ≈ 2.22e−06,影响微乎其微,可能因东部地区人工智能已进入“优化期”,基础水平高,需通过技术突破实现新增长。控制变量中,环境治理水平系数2.15e−03 (p < 0.01),标准差68.2,每提升1个标准差,高质量发展指数提升2.15e−03 × 68.2 ≈ 0.146,仍是重要推动因素;消费水平系数−1.02e−04 (p < 0.01),标准差18,500,每提升1个标准差,高质量发展指数下降1.02e−04 × 18500 ≈ 1.887,消费结构优化需求迫切;人口老龄化系数5.36e−04 (p > 0.1),影响不显著。
• 第二等级:人工智能发展水平系数为5.770e−06 (t = 5.809, p < 0.01),介于两者之间。其标准差2.9,每提升1个标准差,高质量发展指数提升5.770e−06 × 2.9 × 10000 ≈ 0.167,相当于该区域高质量发展指数均值(0.65)的25.69%,反映中部地区处于“加速期”,人工智能影响幅度适中。控制变量中,环境治理水平系数2.98e−03 (p < 0.01),标准差48.5,每提升1个标准差,高质量发展指数提升2.98e−03 × 48.5 ≈ 0.145,作用显著;消费水平系数−1.56e−04 (p < 0.05),标准差13,200,每提升1个标准差,高质量发展指数下降1.56e−04 × 13200 ≈ 2.059;人口老龄化系数6.89e−04 (p > 0.1),影响不显著。
Table 5. Regional regression results
表5. 分区域回归结果
变量 |
第一等级 |
第二等级 |
第三等级 |
人工智能发展水平 |
6.940e−11***(2.258) |
5.770e−06***(5.809) |
5.672e−05***(6.508) |
人口老龄化 |
5.36e−04 (1.203) |
6.89e−04 (1.356) |
7.12e−04 (1.412) |
消费水平 |
−1.02e−04***(−3.125) |
−1.56e−04**(−2.301) |
−1.98e−04**(−2.457) |
环境治理水平 |
2.15e−03***(5.892) |
2.98e−03***(6.214) |
3.82e−03***(7.105) |
控制变量 |
控制 |
控制 |
控制 |
N |
110 |
99 |
111 |
R² |
0.9939 |
0.6345 |
0.4629 |
注:括号内为t值;“***p < 0.01”,“**p < 0.05”。
5. 结论与建议
5.1. 研究结论
本文基于我国2011~2021年30个省区(不含港澳台和西藏地区)的面板数据,探究了人工智能对我国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
(1) 人工智能对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通过稳健性检验。人工智能发展水平每提升1个标准差,高质量发展指数提升约0.0315,占均值的6.06%,是推动我国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力之一;
(2) 人工智能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西部地区(第三等级)促进作用最强,人工智能每提升1个标准差,高质量发展指数提升1.418,占该区域均值的345.85%;东部地区(第一等级)最弱,影响微乎其微;中部地区(第二等级)处于中间水平,影响幅度占均值的25.69%;
(3) 控制变量中,环境治理水平对高质量发展的正向作用最突出,每提升1个标准差,整体高质量发展指数提升0.1834,占均值的35.27%;消费水平系数显著为负,反映消费水平需优化结构,人口老龄化影响暂不显著。
5.2. 政策建议
基于以上结论,本文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差异化布局人工智能发展。东部地区聚焦“核心技术突破”,加大人工智能基础研究投入,突破技术瓶颈,打破“边际效益递减”困境,打造全球创新高地;中部地区推进“产业融合”,将人工智能与制造业、农业结合,依托现有产业基础加速技术落地,推动传统产业升级;西部地区强化“基础支撑”,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引进人工智能应用型人才,充分释放“后发优势”。
第二,强化环境治理与人工智能协同。鼓励人工智能在污染监测、能源优化等领域的应用,如通过AI算法优化工业废水处理流程、智能调控能源消耗,同时加大环境治理投入,实现“绿色发展”与“技术创新”双赢,放大环境治理对高质量发展的推动作用。
第三,优化消费与人口结构。引导居民向“高质量消费”转型,增加教育、医疗、文化等服务型消费,降低资源型消费占比,扭转消费水平对高质量发展的负向影响;针对人口老龄化,利用人工智能发展银发经济,如智能养老设备、远程医疗,缓解劳动力短缺压力,挖掘老龄化社会下的经济新增长点。